菜价大涨后，我逐渐明白世界仍有8亿人处于饥饿中的根源！

搬家后终于能自己做饭吃了，想着自己买菜可能比外面便宜些。可到了菜市场就傻眼了：西蓝花8块、小青菜5块，就连白菜这种在农村收获季节只要几毛钱的蔬菜，竟然也要三块五毛钱。

于是，我仅买了半个菜花、一个青椒、一颗很小的白菜，但也花了15元之多。　　

对于我这种不经常买菜的人来说，着实吓了一跳。这自己做饭，莫非也不比买着吃划算多少？打开手机搜索才得知，最近菜价涨的离谱。

回到家做好饭，打开电视机继续看《功勋》，最后一个系列刚好在讲袁隆平。

我低头看看桌上的饭菜，许多杂七杂八的念头涌了上来。　　

改开之后，为了发展市场经济，给资本的工业化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全国吹响了“分田单干”的号角，农民重回到小农生产的经济模式，农村逐渐凋敝。

2000年，李昌平向中央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后，农村问题逐渐被中央所重视，近十多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与农村、农业相关的内容。如今，“乡村振兴”的标语更是随处可见。

然而，作为一个平原农村的土生土长农村娃，我直观的感觉依然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农业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或主动或被动的放弃。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召唤下，诸多以“爱心企业家”、“乡贤“自称的能人们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拿下了大片农业土地的使用权。而在许多资本不愿光顾的偏远山区，大片耕地处于撂荒的状态。

在大众的认知里，农业似乎也从来不是一个体面的行业。

当我打听我的学生们未来报考方向的时候，他们给我的答案五花八门：文学、经济、医学、政法、航空航天等等，却没有人表露出想报考与农业相关专业的意愿。

我认识的几个大学专业与农业相关的朋友，大部分也是调剂的，或者是因为分数原因而迫不得已的选择。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温饱不愁的90后、00后来说，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好像并不是一个放在心上的问题。吃不饱已经成为一种只能在老人嘴里听到的过去式。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根据联合国调查，全世界有十分之一的人处在饥饿状态和营养不良中。这意味着有将近8亿人口，每天都在为下一顿饭吃什么发愁。　　

《饥饿》的作者卡帕罗斯在书中写道：“最极端的贫困，是那种夺走了你的想象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勇气的贫困。短暂的饥饿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生理感受，长期的饥饿是一种困顿低迷生存状态，一种无法反抗的宿命： 饥饿意味着——你生病了，你感到虚弱、嗜睡、失去工作的兴趣，却依然要挣扎着寻找口粮。”

这世界上，有几亿人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状态。

中国的十多亿人口是从什么时候吃饱饭的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A）提出过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三个标准：

1.粮食自给率达到95%以上。

2.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以上。

3.粮食储备达到本年度销售量的18%。

其实，直到在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才全部完成了这三个目标。也就是说，所有中国人真正吃饱、吃好也不过最近30年的事情。　　

对此，我们要感谢化肥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感谢70年代初的“四三方案”对化肥技术的引进；要感谢毛时代修建的无数的宏大的水利工程；还要感谢以毛时代的袁隆平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工作者对于农业技术的改进。

正是有了种、水、肥的改善，才有了改开后八九十年代粮食产量的提高。这些技术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

值得的注意的是，当我们拍着胸脯说我们可以吃饱饭的时候，当我们庆幸技术的提高增加了我们的粮食产量的时候，有这么一些数据却展示了一幅怪异的场景——一个数亿人的饥饿与数亿人的极度奢侈并存的世界。

FAO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每年浪费100公斤食品。世界上最富有的二十个国家居民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为2.2亿吨，相当于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总产量。　　

“一切人丢弃一些人需要的东西，一些人缺乏另一些人过剩的东西。”在卡帕罗斯的笔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巨大的垃圾山上，上千人为找到被丢弃的香肠、薯条、狗粮、罐头你推我搡。

对于粮食不足造成的饥饿，FAO在2018年月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将“气候变化”和“战乱”对农业生产的强干扰列为最主要原因。　　

但事实上，根据报告，目前世界粮食产量足够喂饱100亿人，而全球人口只有76亿。这可能听起来很可笑：虽然我们有数亿人处于饥饿中，但是我们的食物生产其实是过剩的。

于是笔者和《饥饿》的作者一样，产生了这样一个猜想和疑问——饥饿（粮食短缺）？从本质来讲，是一个农业技术问题（产量问题）？还是一个现代制度问题？

《饥饿》的作者和一些学者们认为，人类其实是有能力解决饥饿问题的，但关键在于现有的体系不支持我们去解决它。

卡帕罗斯则认为饥饿的原因之一是：食物的金融化——目前食物系统的目的是盈利，而非把人喂饱。在这个系统里，食物被剥夺了“为人类进食所用”的本质，而变成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考夫曼在《食品泡沫：华尔街是如何让数百万人陷入饥饿然后脱身的》里面也提到：“食品更加商业化了，变成了一种投资，和石油、金银或者其他有指数的商品一样。投资越多，食物就会越贵，那些付不起钱的人只能挨饿。”

这组数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2003年，用于食品商品的投资额是130亿美元，2008年则是3170亿美元，增长了25倍。

芝加哥交易所小麦的交易量是世界小麦年产量的50倍，世界上的每一粒小麦都在这里被反复交易了50次。粮食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本应有很低的市场弹性，但事实上，2008年一吨小麦的价格是2005年的三倍。

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粮食生产的主动权逐渐被发达国家把持；粮食涌向资本密集的地方，而非按需达到穷人的手里。贸易的逐利性和粮食价格的虚高扰乱了人们获取食物的权利。

购买力有限的人买不起口粮了，小农户也因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而被迫承担巨大的生产风险。

看一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历史 ，在未进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前，虽然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低下，也常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但也不至于使亿万人限于粮食危机中。

对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用它先进的技术消除非洲大陆上的贫困与饥饿，反而维持甚至加剧了它。

因此，卡帕罗斯认为，饥饿不是一个农业技术问题——饥饿是一个权力和政治的问题。“饥饿”在某些大国手里甚至可以成为操纵他国政治的工具（2008年“阿拉伯之春”的背景正是本国面包价格上涨了五倍）。　　

粮食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决定的政治与权力的不平衡导致的。单单靠技术和产量的提高，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饥饿 。

我们的科学家们非常注重技术的提高，但是问题可能不在农业技术这里。　　

如今，媒体大力宣传：袁隆平院士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世界梦”。如果全世界的水稻田都改为杂交水稻，可以生产多出四到五亿人需要的口粮。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出来的粮食，怎么到达饥饿者手里？饥饿地区怎么在现有世界秩序下获得生产与交换的权利？　　

有人可能笑，说：“自己国家的问题还没解决，就操心非洲，“都怪袁隆平把你喂的太饱了。”但是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后半句话总让我意难平，“世界人们大团结万岁”！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不应该丢吧。

回到餐桌上，看着盘中餐，我还是很难体会“粒粒皆辛苦”。但看着电视剧《功勋》里的一幕幕，我还是很感慨：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们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农业的现代化，在艰苦的环境里勒紧裤腰奋斗，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曾经设想的现代化实现了么？

我伸出头看一看楼下，看着宽阔的马路、钢筋、水泥、霓虹灯，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化了么？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