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鲜的奥运背后

原标题《奥运会，大生意和独裁》（2008年8月1日，原中译者：kylepurity）。原译错误较多，本文是校订本+“洁本”，尽量删去与本国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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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鲜的奥运背后

· 译者│kylepurity　校订│伍壹 ·

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不是它所标榜的“国际主义”与“公平竞赛”，而是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两种力量：民族主义式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2001年7月中国刚获授权举办2008年奥运会时， BBC打出“北京胜出是一笔大生意”的标题。奥运会不仅是世界声望最高的体育竞赛，它也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营销帝国之一。奥林匹克标志——五环代表五个大洲——是全球最被认同和几乎最受保护的商标。一个秘密且未经选举产生的小集团——110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控制着奥运会，掌握着庞大的财政资源，享有世界各国政府和商界领袖给予的无尚尊荣。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坚决要求人们尊称他为“阁下”（Your Excellency）。他的妄自尊大使他获得了“指环王”的绰号。

预计北京奥运会光是从电视广播方面就赚得25亿美元。直到包括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期内，这一收益将升至30亿美元。上一次在伦敦举办的1948年奥运会，据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仅同意支付3000美元以直播奥运赛事。而鉴于BBC拮据的财政状况，英国奥委会一直没有兑现支票！

这一切发生在奥运会和其他重大体育赛事成为大生意以前。在1980至2001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的领导下，奥运会开始完成商业化进程。萨马兰奇的激进商业体制下的第一次奥运会是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自此之后，电视转播权价格的飙升可以用官方奥运的座右铭“更快、更强、更高”来形容。北京从电视转播权得到的收入几乎是美国洛杉矶2.87亿美元的10倍。

毫不奇怪，由于这数十亿美元之故，国际奥委会腐败的名声日彰。1999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到来之际，一起重大丑闻令奥林匹克运动大受震撼。据《纽约时报》报导，几项调查——包括美国司法部开展的一项调查——导致10名受贿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被开除。他们收受了贿赂，包括房产，有薪假期，整形外科费用和为他们的子女支付大学学费。丑闻导致盐湖城市长卸职，国际奥委会的老板萨马兰奇则勉强幸免于难。

萨马兰奇离开后很久，腐败和贿选丑闻继续笼罩着奥运。2006年，日本长野市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提供数百万美元“不合理和超标准的招待费”的事件曝光。长野市在申办过程中花费了440万美元以上用于招待国际奥委会委员，相当于每人46500美元。

国际奥委会及其大商业伙伴都是不民主的、精英主义的，并且基本上是腐败的组织。诨名“俱乐部”的国际奥委会不是一个民选团体，而是由现任国际奥委会委员选出新的委员。国际奥委会不容任何异议。远在纳粹政权举办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期，国际奥委会美国代表Ernest Lee Jahncke公开呼吁抵制。这使得他在1935年被开除出国际奥委会。在半世纪后的盐湖城腐败丑闻之前，这次开除是该组织历史上唯一的一例。

“入世”——“加入世界”

2001年7月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予北京，这背后既是实实在的商业算计，也包含地缘政治的考虑。赞助奥运会的企业——包括可口可乐，阿迪达斯，麦当劳——热衷于一个13亿人的潜在大市场所提供的产品销售机会。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游说团和美国公司的支持这一决定，据报，美国公司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基金用于中国申办奥运会，共计4000万美元。

国际奥委会作出这一决定时，正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的最后谈判之际，条件是苛刻的，在开放市场方面的让步，代价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更高。卫报的中国资深记者约翰·贾廷思（John Gittings）评论道：“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取消中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力量之间的最后屏障”。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包含着一个类似的战略目的——把中国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更牢固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中去。

奥运会——跨国公司的战场

全球上层商界领袖们极力追捧。一个头号的，包括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三星和通用电气公司在内的12家巨型跨国公司团队，平均每家支付给国际奥委会7200万美元，从而成为北京奥运会的所谓“一流”赞助者。

对这类公司来说，奥运赞助和广告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正如人民日报评论的，“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竞技场，而且也是一个跨国公司的战场”。美国的柯达公司利用其赞助的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打开了以前由富士垄断的日本胶卷市场。维萨信用卡（Visa）是从1986年以来每一届奥运会的赞助者，这使它得以取代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成为美国主要的信用卡公司。根据奥运规则，每个行业部门只有一家公司可以成为“顶级”赞助商。这解释了为何百事可乐公司一直被摒弃在外——自1928年以来，可口可乐公司参与了每一届奥运会。这个独占的安排延伸到所有奥运设施里的广告和销售上，可口可乐就享有这样的垄断权。维萨信用卡（Visa）在卡尔加里运动会期间的广告活动的内容如下：“在1988年冬季奥运会，他们将以速度，耐力和技巧为荣，但不是美国运通” 。

这一战役转移到了中国境内，它使运动会本身彻底地黯然失色。

一位香港广告业主管说：“全球奥运赞助商有庞大的预算用于中国的市场营销。”他还说：“当火炬接力在中国进行时，火炬经过的每个城市都充满了赞助者的商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策划者安排了奥运史上最长距离——达13.7万公里或地球周长的三倍半——的火炬接力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在成为广告金矿之前，火炬接力在其发端的1936年乃是纳粹的必胜信念的象征。不管怎么说，这个仪式跟国际主义毫不相干，恰恰相反，它展示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和法西斯及独裁政权之间强有力的历史关联的线索。

“在希腊的古代奥运遗址点燃火炬，然后穿越不同的国家，这一理念有着黑暗得多的渊源。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组织者创造了它的现代形式。纳粹领导层精心计划，使它展现出这样的形象：第三帝国是一个现代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的经济上富有活力的国家”。（英国广播公司，2008年4月5日）

除了跨国公司奥运赞助商的大规模销售活动外，还有5000种以上带有北京奥运会标志的产品已被投入市场，包括服装，福娃玩具，钥匙链，甚至纪念筷子。许多这类官方奥运产品是在使用童工或违反其他法律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

每一个“顶级”（奥运合作伙伴）公司在中国都拥有巨大的利益，并期望他们在北京奥运上的投资能通过市场份额的增加而得到回报。可口可乐在中国的软饮料市场占据支配地位，并且是早在1979年时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美国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拥有30,000名员工。中国是它最有利可图的第四大市场。另一家“顶级”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为北京奥运会提供电力和照明系统。它还是NBC Universal公司的股东，该公司在美国拥有独家奥运广播电视权，为此它付出了近9亿美元。2001～06年间，通用电气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四倍。

反工会巨头的联合

另一个长期的“顶级”赞助商阿迪达斯2007年在中国的销售增长了45％，相比之下，它在欧洲的增长只有5％。阿迪达斯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10亿欧元。德国的体育用品公司也从中国得到其产品的大部分合同，但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中国人口的完全不同的部分。在非人道的条件下制造阿迪达斯运动鞋的低薪民工，和被阿迪达斯视为目标市场的、仿佛居住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一个很小的有着品牌意识的中产购物者阶层。

阿迪达斯的全球产品半数以上来自禁止工会的国家。星期日时报（英国）的一篇文章突出地描述了该公司的中国分包商之可怕的劳动条件，该报告谈到阿迪达斯在福州的三个“确立已久的合作伙伴工厂”。工人抱怨强迫加班，以及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2007年，他们每月仅赚取570元（83美元）——几乎只够买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2006年当工人举行一场罢工，他们立即被全部开除。

阿迪达斯不是特例。这些“顶级”奥运赞助商构成了反工会流氓陈列会。电子巨头三星是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范例。该公司在韩国曾因一系列非法行为被处以罚金，包括以敲诈和行贿手段令工会积极份子放弃活动。这个国家最强大的“财阀”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南韩前军事政权的重要支柱。Hyankoreh的社论中说到三星：

“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存在着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世界领袖，它采用着从独裁政权年代里发展起来的原始的反工会策略”。

同样，可口可乐公司曾被指控在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破坏工会的行为。2001年，哥伦比亚工会起诉该公司，因为可口可乐公司“雇佣或以其他方式指示准军事安全部队对工会领导人使用极端的暴力和谋杀，酷刑，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式使工会领导人保持沉默”。可口可乐公司总部所在地亚特兰大获得1996年奥运会主办权，证明它对奥运官员的影响力。这是在美国另一个城市洛杉矶举行奥运会的仅仅十二年后。而另一家顶级奥运赞助商麦当劳，也是典型的破坏工会的公司。2002年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CFTU）组织的一个关于麦当劳用工做法方面的国际研讨会，得出的结论是：

“麦当劳在确定工资、健康和安全的标准上往往使用最低的标准或最低的法定要求，倾向于使用反工会的措施，包括隔离，骚扰和辞退那些身为工会成员或支持者的雇员。”

在中国，麦当劳也置身在一项重大丑闻中心，它被揭发仅付给青年工人低于最低工资40％的薪水。几个省级政府迫于大量的负面宣传，对该快餐巨头进行调查。不过，尽管他们证实麦当劳在几个方面已违犯了中国的劳动法，但拒绝判定它违反最低工资条例之罪。这些奥运赞助商的反工会、反工人阶级倾向，跟国际奥委会支持反动的、反工人阶级目标和政权的悠久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是体育，不是政治”

国际奥委会、赞助商和各国政府宣称奥运会只是体育运动，不是政治，这根本是虚伪和无视奥运会高度政治化的历史。

事实上，大部分奥林匹克竞赛都纠缠着政治性争议：1936年的柏林，1972年的慕尼黑，1968年的墨西哥城，1980年的莫斯科，1984年的洛杉矶；名单很长。奥运会在墨西哥城开幕前几周，学生占领大学要求结束当权的革命制度党的专政。这导致了闻名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决心恢复奥运会开幕“秩序”的军队开枪打死了数百名示威学生。美帝国主义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与墨西哥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无疑，国际奥委会与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密切合作以保证大屠杀不会危及运动会。奥林匹克官员再次念起“体育和政治分开”的护身经文：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手上血迹未干，就和应邀的外国高官负责主持了奥运开幕典礼。而当美国黑人运动员托密·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墨西哥城的金牌领奖台做出闻名的象征着“黑人权利”的举手礼后，他们在国际奥委会主席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命令下被驱逐出运动会。

1968年8月27日，墨西哥城的抗议学生

国际奥委会及其支持者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当他们和独裁者打交道时，他们的借口是奥运会能够有助于推动民主和人权。换言之，他们发出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的声明。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Jacques Rogge）可笑地声称，1988年奥运会帮助把韩国从当时的又一个独裁政府转变成“生气勃勃的民主”。据罗格的说法，“运动会通过传媒公众的存在，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金融时报，2008年4月26日]

事实上，韩国的军事政权迫于1987年6月（汉城奥运会整整一年以前）爆发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浪潮的压力，尽管受到大力镇压，这一浪潮仍持续了三年。

说到为民主权利而斗争，奥运会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警告说，“申办奥运已成为打击言论和集会自由的一个含蓄的借口”。

独裁传统

追溯国际奥委会的起源，它有一个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和支持独裁政权的传统。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是法国贵族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他所想像的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全民体育运动，而是一个几乎完全是为游手好闲的富人和军官阶层创设的体育运动。在皮埃尔·德·顾拜旦之流的贵族眼里，下层阶级是无法掌握“公平竞赛”的概念的。同样，妇女也被视为完全不适合于体育世界——直到二战以后，这种观点几乎没变。甚至在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女运动员和男运动员之比只是1比10。实际上比起四年前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1936年的柏林运动会有更多的美国黑人运动员参赛，因为美国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使得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体育都是白人的专利，这激发了1968年史密斯和卡洛斯的“无声的抗议”。

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是一个“伟大的法国爱国者”，但也是德国纳粹政权坚定的拥护者。1937年逝世时，他把一生的藏书遗赠给了希特勒政府。还有一个不寻常的例证，皮埃尔·德·顾拜旦死后六个月，他在瑞士洛桑的尸体被挖出来，心脏取出运到希腊的奥林匹亚。在那儿它被重新入葬，葬礼由他的老朋友，纳粹官员兼1936年柏林奥运会组织者卡尔·迪姆（Carl Diem）主持。

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的前两年，国际奥委会把193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柏林。不过，他们没有表示遗憾，国际奥委会领导人随后还激烈捍卫纳粹举办奥运会的权利。当新闻披露了对付工会、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即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党人）和犹太人的纳粹恐怖行动，联合抵制柏林运动会的呼声增长起来，尤其是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193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2 ％的美国人支持杯葛奥运会。面对危机，美国奥委员会派出艾佛利·布伦戴奇主席（Avery Brundage）到德国，以评估奥运会是否能遵照“奥林匹克原则”举行。事实上，派遣艾佛利·布伦戴奇就是一个有意识的破坏抵制运动的策略，布伦戴奇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横加指责。在1934年9月访问德国期间，他在三名纳粹党高级领导人在场情况下会见了犹太运动员，其中一位穿戴着整套纳粹党卫军制服并佩带手枪。犹太运动员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在这次会见中不敢发表任何批评纳粹政权的言论。布伦戴奇回到美国并强烈支持柏林奥运会。

艾佛利·布伦戴奇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1952年至1972年。他也是一个希特勒的仰慕者和公开的反犹份子，他把《我的奋斗》（Mein Kampf）引为他的“神圣的启示”。他的朋友，瑞典名列前茅的资本家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Sigfrid Edström），另一个法西斯支持者，从1946年至1952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职。1933年11月，由于抵制问题很剧烈，埃德斯特隆曾写信给布伦戴奇说：“纳粹反对犹太人的影响，你只有生活在德国才能理解。在一些较重要的生意中，犹太人控制着大半，并阻止所有别的人进入……这些犹太人中许多出生身于波兰或俄罗斯，头脑跟西方人完全不同。德国要想保持为一个‘雅利安人’（white）国家的话，改变这些条件是绝对必要的”。[1934年2月8日埃德斯特隆致布伦戴奇的信，瑞典国家档案馆]

柏林奥运会后，当时作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埃德斯特隆参加了纳粹党在纽伦堡的集会并随后宣布：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活动之一，他（希特勒）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人们所知的最强有力并得到强大支持的个人之一。我肯定六千万人愿意为他而死，或者做他所要求的任何事。”

为了表明柏林并无失常，一年后，国际奥委会决定将1940年奥运会举办权授予日本。由于战争，这届奥运会没有举行。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又一次为军国主义的、极端反共的政权作伥，这从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便全然可知，早在1931年它已对中国实施了军事占领。

国际上，工厂主和资本家政客中有一个庞大的阶层看好德国、日本和其它独裁的或法西斯主义的政权，视之为防御“共产主义”蔓延的壁垒。只是当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帝国主义野心与他们自己起冲突，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才会诉诸“反纳粹”的花言巧语直至战争。

二战后，埃德斯特隆和布伦戴奇利用他们的国际奥委会职位设法争取释放被定罪的纳粹战犯。最著名的是，他们为释放俄罗斯监狱里的卡尔·里特尔·冯·哈尔特（Karl Ritter von Halt）而从事活动，此人到战争结束前一直是德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又是希特勒政权中的一个领导人物。作为交易的一部分，1951年冯·哈尔特从监狱里获释，苏联则首次被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接纳。布伦戴奇在他整个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任期内继续捍卫右翼事业。参议员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政治迫害，他是一位热心支持者，并且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朝鲜的停战决定，布伦戴奇声称“对所有在亚洲的白人来说，这是一个可耻的行为”。汤姆·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1968年“无声的抗议”中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呼吁布伦戴奇辞去奥运领导人职务，（他们还要求恢复穆罕默德·阿里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

1980年，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掌舵，此人可谓最有势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形容自己是“百分之百佛朗哥主义者 ” ——关系到西班牙的前法西斯独裁者。国际奥委会发行的萨马兰奇的官方传记对他长期的政治生涯只字不提——他是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议会里的法西斯党议员，接着又任体育部长。正是在这一时期，萨马兰奇同霍斯特·达斯勒（Horst Dassler）发展起紧密联系。霍斯特·达斯勒是阿迪达斯帝国的继承人，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关键的幕后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阿迪达斯鲜明的黑白足球是由西班牙监狱中的囚犯生产的，依照的是在萨马兰奇的帮助下谈判达成的合同。这种强迫使用监狱劳工——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是今天全球化的血汗工厂生产链的一个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