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台湾主体性：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张钧凯老师纪念台湾知名保钓人士王晓波先生的文章《民族主义与台湾主体性：“匪谍之子”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和吴启讷老师所撰的回应《评张钧凯〈民族主义与台湾主体性：“匪谍之子”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本文及其回应系《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21年4月第118期“左异声响：内在台湾的中国思想史”专题中的第一组，该专题刊载两岸青年学者关于台湾现实与未来的讨论，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重新介入台湾日殖以来的历史，尝试把台湾从长期以来殖民主义知识生产的迷障中解放出来，将台湾的过去与将来视作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其后保马将陆续推出余下数组系列文章，敬请期待。

张老师在文中指出，七十年代台大保钓运动及其后发生的“民族主义论战”，是理解王晓波先生台湾史研究的“原点”；其学术论著绝大部分的焦点都摆在日本殖民时期，特别是台湾的抗日运动史、知识分子反殖民的路线、台湾新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不同史观背后是对“台湾人民主体性”的不同认知，对于王晓波先生而言，对祖国的热爱和后冷战时代对台湾主体性的坚持是难以分割的两面一体，他用一生的学问与思想践行了这两点的统一。吴老师则在回应文章中谈到，王晓波先生于近代台湾历史中发掘出一条“民族化”、“人民化”的潜流，对台湾当下盛行殖民史观进行批判，以对抗单一的西方现代化视角。张钧凯老师对王晓波先生的学术脉络进行总括性的把握，联系其个人生命经验，呈现一整段被遗忘的台湾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史，而这也正是王晓波老师台湾史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

感谢张钧凯老师、吴启讷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2020年1月台社论坛「内在台湾的中国思想史」形成雏形，1 本文所要讨论的前台大哲学系教授王晓波（1943-2020），则在7月30日离世。过去在党外民主运动与王晓波并肩作战的台大哲学系事件「难友」陈鼓应，曾以「三个王晓波」来总结王晓波一生的实践：法家研究学者、台湾史与台湾问题专家，以及统派大老（宋洪兵 2020）。沿着这三条脉络所画出来的王晓波轮廓，当中关于其台湾史研究的部分，尽管是争议最大、批评最多，却也是最能体现其思想关怀的切入点。　　

王晓波（1943年1月16日-2020年7月30日），台湾知名统派人士、学者，台湾地区最早的一批"老保钓"，1970年10月在《中华杂志》撰写"保卫钓鱼台"文章，当时催生了各种保钓团体的应运而生。

在当下两岸态势及由此形塑出来的社会氛围，谈论王晓波其人其事，在台湾都有着令人不安的一种焦虑。然而，过去王晓波在主持《海峡评论》时，常常指派一些评论的写作任务，有时候可能是并未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新闻报导，而他总说一句：「留做历史存证」。这场论坛所能发挥的作用，或许也将是一份「历史纪录」。

一、从反课纲运动谈起

2018年12月王晓波突发中风，急送台大医院手术。在此之前，台湾社会多数对王晓波的印象，应是停留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过后、2015年随即发生以高中生为主体的「反课纲微调运动」。当时运动参与者首要「讨伐」的对象，即当时被批评为「红鬼」之一的微调小组召集人王晓波（陈伃轩等 2015年6月5日）。在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参与学生与王晓波之间的一次「对话」，被做成对照图在网络广为流传，也被当成是由哲学系教授、非台湾史专业主导历史课纲微调的「罪证」之一：

王品蓁（时为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发言人）：「如果说这件事〔指课纲微调〕传到国外去，被日本政府知道了，他们会不会愤怒？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因为毕竟当初是签约，台湾才变成他们的。我并没有说日本在统治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政府，只是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他们是有一个法律条文存在。我想对大家来讲，这是比较公平的事实。」（东森新闻 2015年8月4日：0”59-1”24）

王晓波：「所以我们对于历史台湾史课纲的描述，我们能够站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立场吗？这样子的论述，不仅仅违反台湾人民的主体性，而且也违反联合国的普世价值。」（东森新闻 2015年8月4日：0”37-0”58）

当时的争论不只于此，例如反课纲学生林致宇主张的「如何证明慰安妇全部都是被迫的？」、「慰安妇一定是被迫的吗？」等等（翁嫆琄2015年7月31日）。回过头来看六年前的这场运动，过程中展现出来一种「非我族类」的排他式论述与认知，至今仍在弥漫：抗日＝反日≠台湾（参见三立新闻政治中心 2015年7月31日）；国民党＝中国＝统派≠台湾。台湾知识界和社会舆论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重新评价，长时间被镶嵌进「统独」和「反国民党」的论述之中，从而使得史观矛盾非但未获得对话和化解，反而在这场由国民党马英九政府主导的课纲调整之中全面爆发出来。

面对类似的质疑，王晓波通常以三个方式响应：一是主张自己有不少台湾史的著作和论文，也在大学开设台湾史课程；二是《中华民国宪法》；三是「台湾人民主体性」。此处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早在课纲微调之前，2010年王晓波参与了2012年施行的「101课纲」修订工作，主要包括「加入日据时代台湾同胞参与祖国大陆抗日的内容」等部分（张方远 2013：IV）。当时在野的民进党将这份新课纲斥为「统派史观」、「教育的ECFA」，而王晓波希望找人在《海峡评论》写文章响应，批评「皇民史观的反扑」，直接给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台湾人民史观」，而无「统独史观」〉（孙水波 2010）。

无论是「台湾人民主体性」或是「台湾人民史观」，一直是王晓波对于台湾史的关键词。那么需要追问的是，该要如何理解「台湾人民主体性」？以及奠基在此的「史观」？值得思考的是，当王晓波被贴上「统派学者」的标签之后，基本上就是被打为「台湾」的对立面，甚至是「通匪」、「卖台」的象征，当然不被认为能够代表「台湾主体性」。而王晓波又是以什么样的思想底色，将「台湾人民主体性」做为矛与盾？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回答王晓波何以「争议」，且「争议」何以为「争议」。

二、王晓波台湾史研究的原点

要回答以上的问题，时光必须拉回到1970年代。王晓波私下曾说过：「保钓运动就是王晓波的历史」，这句话基本说明1970年代保钓运动在其生命史中的意义和影响。如同他在保钓运动25周年时所出版的一本文集《尚未完成的历史》（1996），书名既反映了他对保钓运动的看法，也体现了他对于自己未竟之业的认定。

当年那一场台湾战后难得复苏的运动，促使许多学生在民族、政治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但随之而来面临的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正当性的危机，外在有国际处境的压缩、海外钓运学生的「向左转」，内有自由民主的诉求、左翼思想的复兴，同构为反对国民党的「党外」的多元面貌。挑动了以反共意识形态为基底的台湾意识从中国意识之中剥离出来，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党内在的革新保台运动。

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当属钓运后期王晓波亲身经历的台大「民族主义论战」。这场1972年至1973年发生的论战，尽管双方均以「中国人」自称，但根本的差异在于双方是否认同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民族主义的抵抗，形成了究竟要「先反共后爱国」还是「先爱国后反共」的尖锐争论。在交锋的过程中，「同胞」与「中国」的内涵便出现了转化：一方以「自由地区」为优先，将受中共统治的大陆民众视为对台湾人的压迫者；另一方则认为「大陆地区」与「自由地区」应一视同仁，受中共统治的大陆民众和台湾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被压迫者（张钧凯 2012：232-245）。

这场「反共」／「爱国」之争形塑出来的两个阵营，做为当时主张民族主义一方的代表人物，王晓波事后将之认定为「战后台湾校园第一次的统独论战」，他「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反驳反对民族主义的台独分裂论」（2004：3）。关于这场论战到底是不是「统独论战」，其实参与者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张钧凯 2012：240-245），但可以肯定的是，国民党所诉诸的反共意识形态，确实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让台湾人在以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诉求外衣之下，产生了对于中国意识、内涵和认同的动摇与重构，从而在后来走上了一条实为民族主义化的民主化运动（吴启讷 2020）。

王晓波在诸多回忆中都曾经强调，保钓运动和台大民族主义论战，是如何促使他从哲学专业走向台湾史研究的。台大钓运以1973年的「哲学系事件」告终，王晓波（1997a：2-4，2004：5-7）遭到台大解聘，在求职和发表文章上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而处处碰壁；而他所参与原来仅有素朴省籍意识的党外运动，又同时受到国民党极右派（如《疾风》杂志）与台独意识的双重／合力夹击，推使王晓波投入台湾史研究，以回答「台湾是什么」与「台湾何去何从」的自我追问：

哲学系事件发生之后，我跟陈鼓应离开了台大。又因发生了民族主义座谈会的论战，离开台大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台湾是什么？要如何认同台湾？要认同台湾必须要认识台湾，你不认识台湾要如何认同呢？所以我开始研究台湾史，尤其是台湾近现代史。（2010：267-268）

但使得一个不以台湾史为专业的人，却以台湾史为题材，作了几十万字的写作，那应该导因于一九七二年底至一九七三年初的「台大民族主义论战」，那时有一些自称拥有「西方自由民主」的人，又以「台湾人」自居，却曲意为帝国主义张目，而视民族主义为义和团。因此，我决心要在台湾先人的奋斗史中，来寻求台湾历史的方向。（1986a：3-4）

因此，台大保钓运动及其后发生的民族主义论战，可以说是理解王晓波台湾史研究的「原点」。

三、寻回殖民地的「民族正气」

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方向，可以从他长年在台大和世新大学开设的通识课程「台湾人与台湾意识」讲授主题窥知一二：

1.台湾人的渊源及其文化；

2.汉民族与台湾的关系；

3.马关割台与台湾抗日运动；

4.台湾殖民统治的真相；

5.日据台湾社会运动的历史思想背景；

6.林献堂和仕绅阶级的民族意识及政治思想；

7.蒋渭水与市民阶级的运动及思想；

8.台湾共产党及农民运动的抗争精神；

9.辜显荣与御用仕绅的皇民化阶级；

10.日据下台湾文学中的台湾意识；

11.台胞抗日运动及祖国革命；

12.光复初期与二二八、白色恐怖下之思想；

13.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

14.战后台独运动的起源及其理论；

15.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及知识分子之思想。

进一步揆诸王晓波出版的台湾史研究著作，除了着墨于考察台湾汉人文化根源于河洛文化之外（1986a：1-21），绝大部分的焦点都摆在日本殖民时期，特别是台湾的抗日运动史、知识分子反殖民的路线、台湾新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等等。其中，在1980年代中期，王晓波参与推动了林少猫、赖和、王敏川等人的平反运动：林少猫在高雄市议会被指为「土匪」，而原来在光复后入祀忠烈祠的赖和与王敏川，则在1958年被以「台共匪干」为由撤除牌位。在王晓波携手杨逵、胡秋原、陈映真等人的努力下，保卫了抗日烈士的名誉，在1984年替赖和平反、重新入祀忠烈祠；并透过其担任理事长的「台湾史研究会」，2 出版《王敏川选集》，作序〈敢将此心向日月〉（1987）。

在王晓波的台湾反殖民史研究中，特别突出以林献堂为代表的「台湾派」，以及以蒋渭水为代表的「祖国派」两条路线。而此分野事实上是来自于《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记载，指台湾民族运动干部思想言行可分为两派：一是「以为中国之国情不久必可恢复正常而雄飞世界，自然必可光复台湾，是以此际必须保持民族之特性，涵养实力，以待时机」，代表人物有蒋渭水、蔡惠如、王敏川；另一是「坚持台湾为台湾人之台湾，专心图增台湾之利益与幸福。虽然如此，彼辈系因失望于中国纷乱之现状，而不得不抱此思想，他日中国一旦隆盛，则仍然回复与前者同一见解乃系必然之势」，代表人物则有蔡培火、林呈禄、林献堂等人（王乃信等 2006：14）。

王晓波透过两条路线代表人物实际主张的考证，从而认为「『台湾派』和『祖国派』或有『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不同，或有激进与温和之分，但是，站在中国民族主义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则一」，「可见『祖国派』与『台湾派』都是怀抱中华民族主义，以对抗日本的殖民统治」（1999：1-10，2002a）。

在反抗殖民的台湾知识分子光谱之中，王晓波尤为推崇赖和与蒋渭水。当其在课堂上讲到赖和时，特别引用了《水浒传》当中的一首七言绝句：「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以此展现赖和文学作品的精神。对王晓波来说，赖和从日本殖民教育反省到「内心感到谄媚的羞耻」，而「还我本来的面目」，「回到自己同胞的群中，找回了自己，有了『民吾同胞』的觉悟」；认为赖和不只是「台湾新文学之父」和「彰化妈祖」，更是一位「反日民族解放的斗士」，「他的文学是医治被日帝创伤的台湾民众的心灵，和抗议异族统治的残暴，而他的医术则是治疗日帝压迫下的台湾百姓的身体」（1997b：158-179）。

关于蒋渭水，王晓波经常提到其唯二古体诗作的其中一首《叹神州》：「莽莽神州几陆沉，藩篱已削更相侵。强邻蚕食肇黄祸，碧血横流沧海深」，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满，以及对帝国主义践踏下的中国的感叹与不舍之情。蒋渭水所标榜的孙中山信仰，包括他坚持文化协会采总理制，以南京总工会章程为台湾工友联盟的组织章程、1927年蒋渭水主持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会的讲话：「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及仿效孙中山国事遗嘱的遗言：「台湾革命运动业已进入第三期，吾人预期之胜利迫在眉睫，凡我同志必须不屈不挠，极力奋斗，以竟全功。旧同志尤须倍加团结，积极的援助青年同志，巩固吾人精神力量，为同胞解放而努力」，都在其原作于1978年的文章〈民族正气蒋渭水〉体现出来（王晓波 1997b：64-81）。

1998年，在1950年版《蒋渭水遗集》的基础上，王晓波主编的《蒋渭水全集》正式出版（2005年出版增订版），王晓波（2005a）在书前以长篇编序，从民族与阶级不同视角全面解读了蒋渭水的思想与实践。王晓波认为，这套理应由国史馆编辑出版的《蒋渭水全集》，最后却是在其主持的海峡学术出版社完成，乃是「以孤臣孽子之心，为台湾抗日前辈继绝学」（2005b：679），更重要的是「以蒋渭水精神和台湾爱国主义传统的思想重新启迪受台独皇民化欺骗的台湾人民」，这里所针对的对象，即「想把最坚定的中华民族主义的蒋渭水打扮成『台湾民族主义』」的「新皇民化洗脑」（2005b：677，2005c：781-782）。

除此之外，2005年马英九台北市长任内，市府首度公布了新出土的「蒋渭水大众葬」纪录片，内容披露了蒋渭水覆棺的台湾民众党党旗是被日本殖民当局所禁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青下红中白日）旗；同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身兼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2005），发表〈重温先贤典范 再造台湾精神〉一文，并在当时位于中山南路的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墙，挂上蒋渭水等抗日先贤的巨幅相片，背后都能看到王晓波穿梭的身影。这些王晓波笔下的「台湾人」，不只是历史人物，而是在两岸分断后形成的特殊政治与史观格局下，被遗忘和忽视的「民族正气」。

四、愈合台湾的殖民地伤痕

从赖和到蒋渭水，王晓波试图从台湾史研究与推广，重新建构起两岸的历史连结。「重新建构」就意味着此前经历了「丧失」与「断裂」的过程，或许可以理解为王晓波所说的台湾「殖民地伤痕」与台湾人「人格殖民化」。

类似于陈映真曾举「湾生」日本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所言：「曾为被统治者的台湾人方面，在日本天皇及其『一视同仁』的美名下进行同化政策的结果，造成某种潜在（于台湾人心灵中）的祖国丧失与白痴化」（陈映真 2017：394），王晓波则引日本学者西野英礼所说的：「由于日本人的教育，台湾人民的精神负担与被破坏的情形很大，是无可比喻的；企图使台湾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后还要使台湾民众的痛苦再挨几十年？」（王晓波 1985：5；西野英礼1985：279）致使派生出了以美化／肯定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现代化」的「台湾民族论」，以及异于「台湾派」的「台独派」。　　

台北一个纪念陈念真与《人间》杂志的小馆，是王晓波与统派人士聚会的地方

王晓波认为，台湾的「殖民地伤痕」是「近代中国悲剧的产物」，「也必随着这悲剧的结束而结束」（1986b：293-306）。他对于台独分离主义源起的历史考察，也进一步延伸到二二八事件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之中，形成了解读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独到见解：「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1997c：78），从而指出台湾知识分子先是经过据时期民族认同的殖民化扭曲之后，又经过美国对台政策「将台澎与中国大陆隔绝」的扭曲，造成了台湾人「民族认同的异化」，「否认自己的民族出身，而以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政策为拯救自己的救生圈」（1988：31）。

回顾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他曾经总结出一套历史规律：

这四百年来，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是中国势力驱逐了外国势力；马关割台是外国势力驱逐了中国势力；八年抗战台湾光复是中国势力驱逐了外国势力；接着1950年韩战爆发，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两岸分裂至今。从以上的规律，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的发展。如果中国强大，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中国是衰弱，那台湾就离开中国。因此在此历史规律下来考察台湾的前途，我们就得考察中国的前途。（2010：278）

在此借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2008）考察香港历史与政治变迁的方法，他将香港做为中国的中心问题来思考，并将其视为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而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也有着异曲同工的味道。王晓波曾经如此表达他研究台湾史数十年来的心得：

我越认识台湾历史就越认同台湾。台湾，尤其是在日本人统治底下，郭国基说过一句话说，全中国最爱国的两个地方的人，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东北人，因为只有做亡国奴的人，才知道国家的可贵。我越研究台湾史，越觉得台湾原来有这样一部英勇的、不屈服的、可歌可泣的台湾近代史。（2010：268）

王晓波在台湾历史之中看到爱国主义的气节，也就是他所主持的《海峡评论》宗旨的这句话：「继承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而此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归结，则是来自于他将台湾历史的发展，放进了中国近代史的脉络之中，晚清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挫败，特别是甲午战败、马关割台，激起了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开始。早在中国大陆官方将抗日战争定性为14年之前，王晓波即主张「大陆同胞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抗战14年；但台湾同胞从1895年算起，则是抗日50年之久」。两相对照，王晓波（1986a：2）认为，甲午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觉悟并发动民族自救运动，其「原点」所在正是台湾。在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中，找回此「原点」，是他为愈合台湾殖民地伤痕所开出的思想处方。

五、为了战斗的研究

回到台湾主体性的问题，王晓波（2001a：16）从其哲学专业出发，强调意识或思想是一个社会人的主体反映客体，客体的改变，主体所反映的客体亦有不同，因此「台湾意识」是在台湾历史中产生的，也在台湾历史中发展变化。王晓波在一篇评价戴国煇的论文中，剖析戴国煇的「自我认同」时，其实也反映了他从事台湾史研究的自我求索：「自内省出发，首先要问的是『我是谁』？而产生『自我认同』的问题，确立了『我是谁』，才能确立『我』的『主体性』，有『我』的『主体性』，而有属于『我』的意识和思想」（2011：1），而他给出的答案是：「在台湾抗日史中，我不但找到了自己的认同，也更武装了我反帝反殖民的爱国主义」（2002b：5）。

把台湾史放回中国近代史历史的脉络之中，王晓波认为台湾人本也是中国的主人，而台湾问题的产生，来自于帝国主义的介入，近代台湾历史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部分。那么其备受争议的统派立场，也就并不难以理解：完成中国的统一，既是解决日本殖民留在台湾的阴影，亦是解决国际霸权投射在两岸的阴影，「台湾人重新做中国的主人翁」（2010：278）。

在分析戴国煇自我认同的同一篇文章中，王晓波进一步写道：「作为一个社会人，已不是白纸一张的空白主体，人的意识除了生理的主体外，还必有其社会实践所造成的因素」（2011：4）。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不只是要回应台湾和台湾人在历史当中的位置，同时也是折射了王晓波自1970年代投入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现实处境。前文提到的台大民族主义论战，王晓波所面对的论敌，其实更为宏观地来看，正是当时逐渐蔚为主流的西方现代性，包括了自由、民主、工业化等现代化价值，从而将站在这些价值对立面的中国大陆视为威胁「自由地区」（台湾）的敌人。

在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两岸在1949年的分断，可以说是意谓着两条现代化道路的分殊。透过殖民现代性的遗留、国民党政府依附美国生存而全面对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臣服，台湾知识分子逐渐出现了将「传统－现代」、「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对立起来的二分概念——如果不选择「现代」和「自由主义」就必须是被淘汰、被打倒的——再后来如同王晓波（1986a：5-6）所察觉到的，「殖民化－主体化」这组真实矛盾完全被取代、模糊、隐没下去。这既是他在台大民族主义论战及至党外民主运动实际面临的处境，也是吴启讷所言：「国民党与自由派人士、本土民族主义者三方终于找到了最大的共同利益，国民党以进一步台湾本土化，换取自由派人士和本土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来阻绝北京的统一计划，乃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2020：7）的写照，从而让分离主义一跃为台面上的主流。　　

戴国煇著《台湾与台湾人：追求自我认同》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

这个「主流」事实上遮蔽且阻碍了台湾对于历史和思想线索的认识。就像是《返校》电影里「致自由」这条主线，以及近年来一套描绘台湾民主运动的畅销书《百年追求》所诉诸的，是人民对民主的热情与不屈服的意志，最终汇聚成难以逆转的民主潮流（吴乃德 2013：265-274）。我们很难说这样的「经典」论述是错误的，但它却是太过于平面，平面到完全抹除了历史的连续性，也抹除了历史本就由多条线索同构而成的事实。简化到最后，甚至只剩下「台湾不是中国」这六个字的反复诵念与代代传承。

平心而论，如果熟悉且习惯于学院式的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不会认为王晓波所从事的台湾史属于「学术研究」，甚至出现了他在反课纲运动中所遭遇到的质疑：「王晓波算哪门子的台湾史研究？」

但王晓波离世之初，当年和他一起投入台湾史研究会的尹章义教授，在其脸书上回忆到，陈映真曾突出他们这个组织真正要做的事情：「当然是学术包装的战斗团体！」（2020年7月30日）。那么，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确实是在他所投入的党外乃至于反独和民族统一运动中，透过一篇一篇的论辩文章、透过一位一位的抗日／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的忆述文章，所形成的「研究」。

以如此角度来看待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其实更应该直面赵刚在省思1949年之后台湾「国族主义化」进程之中，一个应该被回答、却在1980年代完全被挤压到极边缘地带的提问：「如何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在中国自身的文明与历史条件上， 进行改革事业？」（2015：280-281）。二二八事件之后寄希望于「红色祖国」的白色恐怖受难者，他们的信仰、行动和遭遇，包括王晓波所追索的台湾史面貌，以及他与他的家族在时代下的际遇，能不能算进这个「改革事业」之中？能不能算进台湾的「百年追求」之中？

六、结语

回到本文的副标题——「匪谍之子」。1953年王晓波的母亲章丽曼被国民党政府以叛乱案经宪兵司令部处死刑，父亲王建文则被以明知为匪谍而不检举处有期徒刑七年，此后家破人亡，背负「匪谍儿子」的骂名、「山猪」的侮辱，在底层求生。1973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王晓波遭警总约谈侦讯， 后来又和陈鼓应先后被台大解聘（王晓波2001b）。但他自己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家族的悲剧，也是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我们不怨天也不尤人，我们只恨中国为什么不强大，自己为什么不争气。我们只应抹干眼泪为中国的明天而奋斗，希望我们的悲剧不要在我们的子孙身上重演」（王晓波 2001c：25-26）。王晓波充满战斗性质的台湾史研究，应该能说是他透过自身境遇的反省，为了不让悲剧重演的实践。

王晓波经常讲他与萧道应之间的花瓶故事，萧道应抱了一个破花瓶跟他说：「这个花瓶就好比我们的祖国，破了，要把他黏回去，合在一起」（2003：54）；而他在诸多悼念回忆前辈的文章中，还经常以钟理和这句名言作结：「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看在一般人眼中，多少视为只是「统派」王晓波的立场姿态，要不无感，要不嗤之以鼻。但这两句王晓波的「老调重弹」，大概是他民族主义与台湾主体性「知行合一」的思想线索。

｜注释｜

1.「台社论坛：内在台湾的中国思想史」，2020年8月9日于台北紫藤庐举行，分别以胡秋原、余光中、王晓波、陈映真为讨论对象。

2.「台湾史研究会」成立于1987年3月15日，宗旨系「促进台湾历史研究，普及台湾历史知识，发扬台湾历史文化」，王晓波担任理事长四年，副理事长为尹章义，曾邀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孔立、陈小冲、李祖基、邓孔昭等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共同发表研究论文，并于1988年、1990年、1991年分别出版《台湾史研究会论文集》一至三集。

3.王晓波曾说：「『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是近代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多么卑微而渺不可及的愿望啊！」（2015：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