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教改成功，台青「同鮭鱼尽」｜《远望》

知名日本寿司连锁店推出优惠活动，凡姓名中有「鮭鱼」同音同字者，可享全桌免费，数天內全台竟超过三百人改名「鮭鱼」。日本媒体为此惊嘆不已，他们分析「日本不能，台湾能」的原因之一是：「台湾人没有心理障碍」。　　

改名「鮭鱼」事件绝不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新闻，它代表台湾年轻人价值体系的崩溃，心中缺少值得坚持的信念，凡事无可无不可。只要有强势政客祭出看似正确、正义的诉求，或是精明商人推出眼前小利的诱惑，年轻人就毫无抵抗力、毫无分辨能力地支持、跟进。他们就是「台独」建国最需要的好国民，他们的人格特质也是「台独」教改企求的成果。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拒绝外力挑拨追求两岸统一才符合台湾的大义与大利，这些都是顛扑不破的道理与事实。台湾人只要具有基本的歷史认识、基本的道德信念、基本明辨是非的能力，都不可能支持「台独」。「台独」想要横柴入灶，就先得解构台湾人的歷史感、价值观、是非观、判断力，否则毫无成功机会。

推动「台独」，必先解构歷史感与价值观

「台独」政府主导的歷史教科书一再刪减中国史的篇幅，甚至已把中国史小化为东亚史的一部分，学生对于祖先与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支离破碎。即便篇幅一再扩大的台湾歷史，也是基于以地理区域(而非社会)为中心的「台湾岛史」史观，徒让学生增添拒统、反中的分离意识。年轻人对于两岸的歷史连结，既茫然无知也毫无兴趣。歷史意识被解构之后，台湾社会对于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不关心，是非恩怨的判別标准也只局限在亲身所及的短暂经验。所以独派拒绝接受「台湾光復节」，他们不认同二战后期伙同美军轰炸台湾的国军，却认同殖民台湾半世纪的日本，还怀念参与日本皇军对外侵略(包括侵略中国大陆)的经歷。

早年反抗两蒋专制独裁的「党外运动」，其本质原是人民追求善治与公平，但却被有心人扭转成国家认同的抽换与重建。诚如胡佛院士所言，国家认同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当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逐渐鬆动之时，也是台湾社会道德流失之始。为了解构国家认同，「台独」人士偷渡许多似是而非却为祸不浅的观念，诸如以「多元」凌驾「一元」、以「客观」取代「主观」、以「反威权」推翻「权威」与「典范」、以「民主自由」之名衝撞社会秩序。

和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领域，固然可以包容多元的价值与思维，但是攸关群体命运与福祉的国家认同，绝对只能定于一，不可能多元并存而不乱。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与中国认同相抗衡的「台独」，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就死缠烂打，让台湾人误以为认同中国和认同「台独」都属「多元」价值观之一。如果有人坚持统一，就会被抹黑成「主观」意识形态作祟。反之，独派以台湾曾经歷荷、西、日的「多元」统治与文化为由，主张人民应该產生有异于对中国的认同，这种态度与思维被称为「客观」、「多元」。(但在台独执政后，「客观」、「多元」的标准与定义却定于一尊，只准有利于台独的解释。)

反威权本来不该沦为反权威、反典范，不幸的是，当蒋介石铜像被砍头、推倒的同时，台湾社会应有的权威、典范也被砍头、推倒。要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学有专精者的意见必须比村夫村妇受到更大的重视，才能有效解决问题。国家社会想要清明、进步，典范人物的言行与精神是民众效法的对象，大家才知道如何有为有守。但是在反威权、尚民主(其实是民粹)的大潮之下，权威者的高瞻远瞩只获得和他选票一样的权重，典范人物不是被斥为威权，就是被视为过时、落伍。

在「台独」运动者的眼中，博大精深的中华歷史与文化正是让他们最头痛的权威和典范，必欲去之而后快。在指导台湾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选择国家认同、如何面对邪说外力的挑拨引诱时，中华歷史、文化就是最佳指路明灯，而且它的优异性无与伦比。解构、拆解中国的权威与典范，就成为独派唯一能做(也是刻不容缓)的事。于是学校的「多元」教育宁可把有限时间挪去学习纷杂的內容(如东南亚语言文化、本土语言)，也不让学生接触太多中国的歷史与经典。

经过一连串的文化革命之后，台湾年轻人的思维是错乱的，台湾社会不再具有值得坚持的信念与价值观，反倒是相对主义和自我主义大行其道。相对主义认定所有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所以为吃鮭鱼而改名当然心无罣碍。自我主义则把个人的利益、自由，凌驾在群体的权益、稳定之上。多数台湾人似乎以为自己拥有否决统一的权利，殊不知他的「台独」言行已经成为危害两岸群体安全、利益、尊严的炸弹。相对主义加上自我主义，足以导致改名鮭鱼之举被视为纯粹个人选择，改名者显然没想过他的行为必须照顾家族成员的感觉，也没把生养他、为他命名的劬劳父母视为必须敬重的权威。至于姓名代表亲子之间的传承，这更不是「鮭鱼」们可以体会、珍惜的意念。

「台独」教改27年后孕育「鮭鱼」之乱

「鮭鱼」之乱没多久，有人把作家张晓风1975年写的散文〈念你们的名字〉，拿来和改名乱象对照，感嘆今天年轻人对自己姓名的轻忽与不尊重。

1975年任教于阳明医学院的张晓风，在大学联考放榜之后，接获班上学生的名单时有感而发，她的文章写道：「名字是天下父母满怀热望的刻痕，在万千中国文字中，他们所找到的是一两个美丽、最醇厚的字眼，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篇极短、质朴的祈祷!」张晓风从一些学生的名字，看出「儒家传统对仁德的嚮往」;她又从另一些学生的名字，看出「你们的父母曾把你们奉献给苦难的中国」。

在漫长七年医学教育中，张老师只教授八学分的国文，但是她却渴望能教学生「如何做一个人，以及如何做一个中国人。」面对一群未来即將出入急诊室的医师，张老师期许他们是「一饭三吐哺」的周公。至于「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神农氏，更是张晓风期勉医学生人溺己溺的另一典范。

张晓风此文早年曾广被传颂，今天虽然再被提及，但台湾社会已经景物全非，读者对此文的感动与感受必定迥异于当年。

首先，依今日标准，此文多处误踩政治不正确。今天为儿女命名的台湾父母，绝不会把孩子「奉献给苦难的中国」。今天全台湾也找不到几位老师，愿意、胆敢公然表示要教导学生「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张晓风引导学生效法的典范，竟然是儒家、周公、神农，无一是「本土」人物。如此政治不正确的文章，也只有在「台独」未兴的1975年，才可能被传颂。

其次，今天的年轻人大概不懂「一饭三吐哺」的典故，要他们把「外国」的儒家、周公、神农当典范，岂非隔靴搔痒、隔空抓药?

剔除「中国因素」之后，张晓风对医学生的期许仍然令人动容。但是此文政治不正确的那些中国因素，并非可有可无、聊备一格，反而是贯穿全文的基础。换言之，张文是立基于中国认同之下，所衍生出来的价值与信念。如果张晓风不认同中国，她决不会渴望教导学生「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如果张晓风不醉心中国文化，她决不会憧憬八学分的国文课可以教导学生「如何做一个中国人」。认同中国、醉心中国文化者，自然因此產生一些价值观与信念。未曾遭受「台独」教改摧残的年轻人，基于这些正确的价值观与信念，自然对自己会有基本的期许，不至于做出不尊重自己名字和父母的行为。

「鮭鱼」之乱没发生在绝大多数台湾人自认是中国人的1975年，却发生在「台独」教改27年之后的今天，其理至明。

最后，早在「鮭鱼」乱象出现之前，张晓风此文在2010年就已引起注意，因为湖北省武汉市中学生入学考试的语文试题，就选用了这篇文章。当时《中国时报》以〈张晓风文章反攻大陆〉为题，报导过此事。大陆的入学考试以台湾作家的文章命题，代表对岸对张晓风的肯定，这当然是好事，但讽刺的是：带有「中国因素」的这类文章今后只可能进入大陆(不是台湾)的考题。与其说张晓风「反攻」大陆，不如说如今只有大陆「收留」张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