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性

——来自中国的启示及对西方的反思

〔意〕弗朗西斯科·马林乔 作

李凯旋 译

［摘 要］全世界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应急管理体系，可分为两种模式：将人民健康置于首位的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和追求私人利润而枉顾民众健康的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中国模式的成功令世界瞩目，同时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一直表示对领导全球事务已经失去兴趣的美国，主导了新一轮反华活动。在意大利，当公共舆论表达出可以在大西洋联盟之外与中国建立联盟关系时，一个由大资本及受其操控的媒体和右翼政党代表组成的反华党迅速组建。当前，反华议题的破坏性应得到各国主要智库和政要的密切关注。

［关键词］新冠病毒 社会主义 中国模式 资本主义 私人利润

弗朗切斯科·马林乔，1979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中意“一带一路”促进会会长，并担任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央视的外籍评论员。是意大利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创始成员之一，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者的访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访谈》(2017年)，意大利文版《新时代的中国》(2019年)的主编之一

【正文】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的世界，将与此前大为不同。尽管这未必意味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彻底重构，但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表现来看，已然是山雨欲来。那么，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究竟给西方带来了什么启示，而这又对世界舆论产生了什么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将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转变成针对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争端。

第一阶段，当确诊病例几乎都是在中国内地被发现时，西方世界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活动。在武汉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纽约时报》、路透社及其他包括欧洲大陆的大媒体，先是众口一词指责北京行动迟滞，然后批评隔离和限制措施侵犯了个体自由。这些欧美媒体没有表达出任何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没发挥出团结纽带作用，却向大众宣传了另一种由攻击性的陈词滥调和种族主义偏见混合而成的病毒，且感染性极强。它使得被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及其海外社群都备受歧视和攻击。“中国病毒”成为社交媒体的推文话题，主流媒体的“真正的亚洲病夫”标志着对中国偏见升级。

第二阶段，在中国之外发现了确诊病例。西方主流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人及中国共产党在病毒传播的责任上。尽管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公开并共享了新冠病毒的信息，并向欧盟多国提供了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媒体对中国态度瞬息万变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一、疫情期间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普救主义特性

一个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取决于三个方面：基础医疗设施的流动性、科学认知水平和人口健康水平。这三方面的水平越高，系统性应急响应能力就越强。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平等的总体水平。一些研究表明，只有减少不平等才能提高利用公共资源并促进集体利益的能力。反之，则会削弱国家机构的能力，扭曲公共资源分配，优化特定的私人利益。诚然，在过去40年的蓬勃发展中，中国也出现了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现象。但正如在此次事件中，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中国的政治决策者独立于私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需求，且私营企业也被吸收和引导进入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中。

尽管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全民免费医疗体系，总体福利支出水平仍低于西欧国家，但中国政府对此次疫情的系统性应对非常有高度且很高效。国家的干预使医疗基础设施得以改善，科学预防知识得以广泛传播，从而为迅速控制病毒传播并降低死亡率奠定了基础。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私营部门(包括在医疗领域)的作用逐步提高，但未影响国家加大科研和医疗经费投入的能力。中国医疗投入的增加缓和了过去医疗服务中的不平等现象。

疫情在美国爆发后，据悉每人每次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费用达三千多美元。而在中国，民众可以依靠国家的福利体系。截至5月底，中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624亿元人民币，达200多亿欧元。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在疫情“震中”以外控制并减少感染人数的同时，在“震中”武汉则投入更多的资源建立新医院，增加床位——16家由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改造而来的“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2万余名患者，10多天落成的“两山”医院收治了5000多名患者。同时，中国还动员了全国各地4万多名白衣天使驰援湖北。

可见，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路径，提供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提供的普救主义医疗服务。

二、两种模式的对比

在与新冠病毒斗争的过程中，全世界采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模式：通过隔离来遏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的中国模式——整个亚洲几乎都采用;以“群体免疫”为标志的西方模式——即通过控制病毒的传播速度来允许病毒传播。这两种模式是经济和生产领域的两种对立路径的产物。第一种模式将挽救生命确定为优先目标。因此，尽管对经济产生影响，暂时停止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仍被认为可接受的。第二种模式将数十万人的死亡视为自然现象，其目的是允许私人经济活动“自然”进行以继续产生利息和利润。

美英两国显然是采取“群体免疫”的国家。将这两国政治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只有中国的模式将人置于政治倡议的中心。在2020年2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要统筹做好人员调配，尽量把精兵强将集中起来、把重症病人集中起来，统一进行救治，努力降低病死率”。然而，几周后，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作出警告，美国总统仍否认存在问题，英国前任和现任首相甚至强调不应遏止病毒的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政府，将与病毒作斗争及民众的需要置于不容商量的优先地位，并为此动员了整个国家的资源。中国采取的长时间隔离管制措施，不仅对隔离病毒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还建立了一个良性的社会氛围——推动民众采取负责任的行为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交接触和流行病的传播。就这一点而言，资本主义国家毫无可比性。在南欧国家(像意大利)，由于独立且能够操控政治的财团所施加的压力，以及欧洲国家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很难坚决采取暂停经济生产的路线。

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隔离管制措施对欧美和中国民众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工资水平翻了一番，社会保障建设水平大幅提高，每千人的病床数量为4.34张，明显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2.9张，也高于美国的2.7张和英国的2.5张。这是中国将疫情所致损失降至最低的重要能力。相反，过去十年，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遭遇了严厉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被大幅削减。这是欧美新冠肺炎病死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欧美地区失业人口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难以维持生计的困境。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停工停产的同时为工人提供收入支持。例如，延后支付按揭与信用卡还款时间、为工厂提供补贴以保障工资的发放、为隔离中的群众提供食物和药品的快递服务。

中国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有强大且组织严密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广泛扎根于社区和工作场所之中——这确保党能够时刻关注并及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然而，在西方主流叙事中，中国共产党即便尚未濒临崩溃，也是一个步履维艰且官僚化的政党。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应急管理遭遇了政治权力的失调——美国各州抗疫中出台的五花八门社交隔离政策就是最好例证。这不仅导致民众对病毒的真实危险性认识不足，而且致使政策极度碎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保证了全国能够采取统一行动抗击新冠病毒，保护人民。

三、西方的应对和意大利的情况

2020年4月底，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居世界第一位，白宫却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北京实施经济金融报复。与此同时，全世界都目睹了纽约因新冠病人大量死亡而出现的令人震惊的万人冢。我们一度认为这是在世界贫困落后地区才会出现的悲剧。特朗普及其合作者不断敦促情报人员寻找有关中国责任的证据，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已排除这一可能。《华盛顿邮报》预测，这些做法将激起白宫所期望的新一轮中美竞争。特朗普还意欲通过剥夺或限制中国主权豁免权，以便成功地向中国索赔。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在考虑新的贸易战：特朗普及其一些合作者甚至讨论了在未来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实施1万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向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国家如意大利提供医疗援助。西方媒体却借机引发争论，暗示援助背后隐藏着北京(还有莫斯科和哈瓦那)利用欧盟的先天分歧，在北约核心国扩大影响力的企图。但媒体只字未提的是，欧盟早已被始于2007年的经济危机深深地分裂和动摇了。2015年以来的移民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表明欧盟成员国无法实现政策上的团结。致使欧盟分裂和边缘化以及损伤南欧国家经济的，不是中国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而是德国、奥地利和荷兰所坚持的紧缩政策，以及阻止欧央行扩大公共支出并拒绝“欧洲共同债务”的强硬立场。欧盟由于创始条约中的初始规则和成员国之间权力的不平衡而陷入危机。对于一些成员国来说，与中国合作意味着将免于被欧盟机制所强化的债务负担压垮。

欧美反华舆论运动的目的是打造一个“同仇敌忾”的国际舆论氛围。这场运动的敌人不是新冠病毒，却是最先发现它的社会主义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治理的有效性，是有目共睹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和经济动员，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粘合剂。今天针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大型反共产主义联盟，其主要敌人是中国及其他一些未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美国还企图阻止盟友赋予中国以政治合法性，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况。最近几周，意大利遭遇了强大的大西洋联盟压力，一些政府官员如外交部长迪·玛约，被指责对北京过分仁慈。中国在意大利民众中受欢迎度的迅速提升以及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华表现，使得有人认为意大利已成为中国在西方提升软实力的典型案例。

同时借新冠肺炎疫情之名向中国索赔的国际运动正在意大利生根。具有一定影响的标志性案例发生在意大利北部，某滑雪胜地的豪华酒店向当地法院起诉中国卫生部，要求赔偿损失。最先得到中国医疗援助的伦巴第大区，在右翼联盟党的鼓动下要求北京赔偿200亿欧元。在2019年意大利政府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时，该党曾参与联合执政。而今其党首声称欧洲应该“向中国索赔，大家都将都知道病毒来自何处”。某位意见领袖在全国性报纸《晚邮报》上做出如下评论：西方国家在要求中国澄清新冠肺炎疫情真相上达成了一致，多年来这是第一次……但意大利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欣喜若狂地（付费）接收了中国的逾50万只口罩的国家。

为什么会发生上述情况?因为意大利正在实施一项资本主义重组计划，以阻止因疫情而激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带来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构。意大利是大西洋阵营与中国关系之间的楔子，尤其在“一带一路”和5G问题上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被观察对象。意大利的资本主义重组计划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是加强内部压迫，压缩工人阶级的权利;另一个是在外部阻止意大利政府给予中国应得的政治合法性。大西洋阵营和欧盟对此的路线是清晰的：允许建立经济和商业关系，但禁止给予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政治平等性。按照欧盟在2019年3月发布的对华战略新文件，中欧是制度性竞争对手。

那么，意大利进行了怎样的资本主义结构重组?首先，改变了意大利企业家联合会的路线并更换了领导层;其次，改变最大出版集团——杰迪集团的所有权结构，以极为暴力的方式撤掉了旗下所有报刊(包括《共和国报》、《新闻报》等全国性大报和数十家地方性报纸)的总监，以明显亲大西洋者取而代之。这些动向表明，意大利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华”党——私有经济、媒体和政治领域的代表实现了横向联合，意图阻止本国舆论转向亲华。近期的民意调查和情绪分析为反华派敲响了警钟。

在中国(3月13日)和俄罗斯(3月20日)的援助到达意大利后，对谷歌搜索索引以及社交和数字媒体的引文分析发现，民众对中俄的兴趣远大于对声称援意的美国和欧盟。根据意大利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本国民众关于“中国援助”的情绪分析报告，3月1日至3月31日，与“中国援助”有关的词汇引用频次超过9.77万次。其中，积极情绪为27％，超过消极情绪的19.8％。变化趋势清楚地表明，中国援助即刻得到积极评价并被接受(3月13日至15日到达峰值)。最后，对高频词的语义分析表明大量示例中的消极情绪，主要与意大利国内政治辩论以及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有关，仅部分是针对中国的指控。

慕尼黑安全会议以及巴伐利亚军事和外交官大会，也表明意大利对华持开放态度。假设美国分别与中俄发生冲突，意大利的百位受访者中支持中俄的比例在欧洲国家中最高。更值得关注的是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报道的SWG人口统计学研究所开展的两次抽样调查。2020年3月25日至27日期间首次调查的核心问题是，哪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是意大利的友邦，哪些是敌对国。中俄位列友好国家前两位，第三位是美国。而德、法、英位列敌对国的前三甲，美国排第四。换言之，反对援助意大利的国家，都被视为敌对国。4月1日至3日，第二次调查的核心问题是，意大利应重点与欧盟外的哪个国家发展盟友关系。受访者中的36%选择了中国，30%选择了美国。通过政治阵营归属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右翼选民对美国的兴趣更大——达51%，民主党选民的45%支持中国，五星运动党对华态度最开放，支持者达53%。

这些数字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长以及大西洋俱乐部会拉响反华警报，并推动特朗普政府自任反华国际联盟首领。无疑，西方舆论导向的迅速变化表明，近年来西方、西方的社会制度及其同盟的吸引力都已陷入危机。

作者：弗朗西斯科·马林乔，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意大利新丝路促进会会长

译者：李凯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