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社论：战斗与投降——工人阶级的选择的意义

今年是中俄(苏)建交70周年。纵观苏联历史，从十月革命到击败协约国干涉军、从工业化到粉碎德国法西斯、从战后重建到输出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到最后1991年的红旗落地，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取得的主要的成果和教训中反映出的是苏联的基本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选择的意义，而苏联的经验教训又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的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

我们知道，在苏联的历史中，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为社会解放和自身解放的战斗从未停止过，它不给它的敌人任何的喘息时间以通过打击持续对敌人保持优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不同的年代，由于历史特定条件的变化，苏联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也是有着显著的不同的。

在1905年革命前的年代，它主要是通过同盟罢工的形式发起进攻，避免同沙皇的反动军警发生直接冲突，从而积蓄自己的力量。

在1905年革命到十月革命这段时间内，它通过不间断的革命斗争教育工人，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壮大自己的先锋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力量，并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将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用当时工人的自身的命运向工人说明推翻沙皇制度的绝对必要性，教育工人 使工人成为未来革命斗争中的先进战士。

十月革命后，在以列宁为首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向自己的全体成员发出了战斗警报，动员了自己的最先进和最优秀的力量走上前线，用实际的战斗行动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列宁指出，“……工人对目前发生的事变认识得多么清楚，他们懂得，苏维埃政权不是装饰品，而是自己切身的事业……我希望并且深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它一定会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2]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在联共(布)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在苏联“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期间，苏联工业的发展的平均速度为17%-20%，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达到30%。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国。

同时期苏联与世界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值表(单位：十亿卢布)[3]

 

	1913年	1928年	1929年	1932年	1937年
苏联	11	16.9	21.2	38.8	90.2
资本主义世界	406.5	529.7	559．8	351.5	570.4
美国	159.3	252.7	270.9	145.7	249.8
英国	50.4	46.9	49.7	41.5	61.6
德国	63.9	64.9	65.6	34.9	76.4
法国	27.3	34.5	39.7	26.1	27.4

(资料来源：ИоффеЯ.Основ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задача//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1939,No 3.С.29.)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在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坚强领导下，苏联工人阶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实施了工业向苏联纵深的大转移行动，保证了苏联在战时的工业生产能力，为粉碎德国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段时期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周年纪的活动上，西方各国刻意轻视了苏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这是绝对错误的一种认识。统计资料显示，德国国防军在同苏联武装力量的交战中所遭受到的损失，占德军总数百分比分别为：官兵的73%以上，坦克和强击火炮近75%，飞机75%以上。在苏德战场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损失的官兵、坦克、飞机和火炮占德军官兵和武器装备总数的3/4。[4]

战后，苏联工人阶级又在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实现了重建。到1950年底，工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73%，国民收入比战前提高64%。[5]。

1976年，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6]А.Н.柯西金宣布，1975年的工业总产值相比1970年增长43%，同时，因为苏联工人阶级的杰出劳动所创造出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也开始反哺社会以及工人阶级自己，这里仅指出一个例子。在该次代表大会上，柯西金指出，“在1971-1975年，建造了超过1100万套公寓和独立房屋，面积为5.44亿平方米，为5600万苏联公民免费分配了房屋。”[7]

历史证明，苏联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意义与苏联所取得所有的伟大成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工人阶级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也可以说，苏联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意义在今天的时代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在苏共二十五大结束后的第二年，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1979年，邓小平在访问朝鲜时，对金日成同志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8]

但是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我国工人阶级却在实际上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丧失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并且工人阶级也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自觉与不自觉的瓦解了。

客观上，我国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下降严重。2010年，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我国的劳动报酬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连续22年下降，其降幅高达20个百分点;相反，资本收益却增加了20个百分点。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报酬的比重一般为60%左右。[9]，“20%最富有的人得到了59%以上的国家财富”，而20%最底层的人只得到了3%的国家财富，贫富之比达到1：18，美国则是1：15。[10]这也就是说，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的现象;基尼系数方面，1979年的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而2008年达到了0.491，虽然因为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积极采取了措施，但是仍然下降趋势微小(2012年为0.474)[11];另外，200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私营部门在党章中得到承认，实质上的资本家被允许入党，同时2003年私有财产被纳入了宪法保护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干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平等社会的感情。

这里需要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2016年3月16日，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在该市南镇广场对8个在讨薪中有过不当行为的工人，以涉嫌“妨碍公务罪”，而举行了一场公开宣判大会。这种将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的做法就严重伤害了工人阶级对党的感情和信任。

当然，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因为经济基础的转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了严峻的矛盾而导致的主观因素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社会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步瓦解，拜金主义盛行，个人主义泛滥，因此，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辩证法的矛盾推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人”开始形成，它具有以下特点：

（1）不懂得社会利益的首位，总是将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2）对劳动持新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相比以往的意识：认为劳动是形成和发展个人才干，确立人的尊严和生活的最高目标的唯一手段；

（3）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中持个人主义态度。

当然，工人阶级的主观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转变除了经济制度的转变外，还有社会意识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情况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我们低估了同它们斗争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我国社会里出现了一大部分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空虚的年轻人，它们对社会提出的要求多于它们自己的贡献。而且这部分人也无时无刻不歪曲着我们应该对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和原则的理解，他们把自己的休息时间看成是自己进行反社会活动的可能时间，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存在的不完全的社会平等和不平等的生活水平不是成为他们提高自己的能力和诚实劳动的刺激，而是成为他们不劳而获的动机。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人的表现产生的原因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不能把他们的卑鄙行为归罪于客观条件，更不能推到社会主义原则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观点和作风不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产物，而是对它的歪曲。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在社会消费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要在教育工作中考虑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12]。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中指出，必须自觉的把共产主义热情和经济核算，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把劳动中的物质因素和道德因素结合起来——这才是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原则。

综上所述，目前要扭转工人阶级的这种消极的意识形态有巨大困难，目前的情况的形成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辩证法的矛盾，这使得全面纠正这个情况极为困难。

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在我国的工人阶级处于涣散瘫痪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国没有重蹈苏联的覆辙?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改革开放会导致“红旗落地”么?

我们认为只要党和国家还掌握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核心：国有企业，就能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强有力的调控，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我国的市场经济主要呈现了以下的五种现象：

（1）农村经济没有实行工资制度；

（2）工业经济的产品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主要面向方向是世界市场；

（3）外资企业的大量迁入；

（4）港澳台、新加坡等国资本的进入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5）国有企业所实行的工资化和取消“企业办社会”的福利制度是迫于市场压力。

这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虽然资本主义的资本雄厚，但是还暂时不足以威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得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13]

但是，我们认为，一旦国企改革出现方向性错误，就会让社会主义丧失对资本主义的唯一制衡从而重蹈苏联的覆辙。这点尤为需要注意。

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教导的那样，“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14]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具体事物及其发展都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内在联结和统一。因此，我们认为，党不应该将工作的重点仅仅放在经济发展上，也应该同样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重视。工人阶级是毫无疑问的党的力量的基础，苏联的历史证明，丧失了工人阶级的支持的共产党在面对反对派的夺权时是多么的脆弱无力。

工人阶级是在党的领导下为美好生活斗争，还是像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抛弃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斗争，向资本主义屈膝投降，这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时代变化了，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能变。”[15]

[1]《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网，2019年第7期

[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37页

[3]《Сталинская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че》》,2017年版，第437页

[4]《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7页

[5]《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8页

[6]苏联政府首脑称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7]《XXVсъезд КПСС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第2卷，《политиздат》，1976年版，第9页

[8]《邓小平年谱 19750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373页

[9]《全国总工会最新调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解放日报》，2010年5月17日

[10]Tersa Wright,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6-7

[11]《中国官方首次公布2003年至2012年基尼系数》，21CN新闻网，2013年1月18日

[12]但是，在近日公布的教育部部编教材的义务教育推荐读物中居然出现了：韩寒、罗振宇、于丹、柴静、龙应台等人的书。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了斯大林同志的警告：“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

[13]《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网，2019年第7期

[14]《习近平在辽阳石化公司考察时指出：怀疑、唱衰国企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新华网，2018年9月27日

[15]《习近平这十句话，给咱工人阶级暖心提气》，新华网，2018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