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对孟山都 | 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盘点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写作的《盘点那些转基因作物》系列文章的第一章，第二章Bt抗虫作物篇和第三章黄金大米篇早几年已经完成，好评如潮。可这第一章抗草甘膦作物篇断断续续写了两年，一方面由于近年有关草甘膦的情势跌宕起伏千变万化，另一方面笔者也忙于写作其它系列反转基因文章、介绍国内外反转新动向，所以一直未能将此章写完，这样拖下去，恐怕永无完成之日。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连续开庭审理了两起美国民众诉孟山都农达致癌官司，陪审团都裁定农达草甘膦导致原告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癌。特别是今年2月底开始的这第二起在加州联邦地区法院进行的诉讼，更是应孟山都提出的动议，特地将诉讼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专门从科学上论证农达草甘膦是否致癌。控辩双方都派出强大的科学家阵容，各自列举科学研究证据进行质证，庭审完成后，陪审团又经过五天讨论，最后一致采信原告方科学证据，裁定草甘膦是导致原告患癌的实质原因。通过这一裁决，至少可以这样说：在加州联邦法庭上，科学大论战的结果，证明草甘膦致癌的科学占了上风。随后庭审进入第二阶段，质证了孟山都的责任以及赔偿问题，就在昨天(编者注：2019年3月27日)，第二阶段审理结束，陪审团裁定孟山都需赔偿原告八千零五十万美元。而去年8月在加州州法院结束的第一起诉讼，孟山都则被历史性地裁决赔偿原告两亿八千九百万美元，后又被调降为七千八百万美元。

这两起诉讼分别是在州内法院和联邦法院进行的第一起诉讼，具有风向标的指导意义，未来还有过万的类似诉讼等待审理。一时之间，草甘膦被推上风口浪尖。所以笔者决定应个景，将盘点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篇已经写好的部分逐步分节发出来，这样也给自己一个压力，迫使自己尽快完成后面的段落，不使这一系列文章成为烂尾楼。

转载编辑丨岑风

后台编辑丨海娄

转基因作物自问世以来一直争议不断。世界上第一个获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食物作物是西红柿(商品名Flavr Savr)，于1994年在美国上市，它并没有转入外源基因，而是转入了内源性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基因的反义基因，可以产生反义RNA，从而抑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的表达，这属于RNA干扰技术[5]。经过这样改造后的西红柿成熟缓慢，不易软化，货架寿命延长;而一般的西红柿，为便于运输和让其能在货架上待得久，都是在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就采摘下来，然后再用人工手段催熟。

可实际上该转基因西红柿获准上市暴露了FDA安全评估体系的严重缺失，因为法律诉讼而被强制曝光的大量FDA内部文件显示，FDA在尚未彻底弄清28天喂养研究中食用某个Flavr Savr品系西红柿的试验组大鼠胃出血和死亡率高发的原因的情况下，就批准了这个由Calgene公司开发的第一个转基因食物作物供人类食用，并且不需要标识、警示和上市后监控。值得庆幸的是，该西红柿味道不行(讽刺的是Flavr Savr的本意是美味的)，还是会变软，因此极不受欢迎。在孟山都于1997年收购Calgene时，该西红柿被从市场上彻底淘汰[2]。

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批准并实际进行了转基因西红柿的商业化种植，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市场上都没有合法的转基因西红柿存在。而中国在上世纪末曾经批准过3种缓熟耐储存和1种抗病毒转基因西红柿的的种植[3]，但是耐储存西红柿在生产上没被消费者接受，故未实现商业化种植[4]。到2004年许可到期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再获得延期，所以目前中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5]，若有任何转基因西红柿及其它转基因作物都属于违法滥种。

转基因作物发展到如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主要有两类：抗除草剂作物和Bt抗虫作物，或者兼具这两种特点的性状迭加作物。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ISAAA，这是一个由美国农业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孟山都、拜尔等资助成立的特别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农业转基因技术的机构)于2018年公布的全球2017年转基因种植情况简报，这两类转基因作物及迭加性状作物占据了全世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的99%以上[6]，其中的抗除草剂作物绝大多数都是抗草甘膦的，而其它种类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别看挺转者口口声声转基因作物有多种多样的应用，比如抗病毒、抗旱、抗盐碱、增加多种营养成分等等，并经常以此来吹嘘转基因作物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但其实这都是些忽悠人的幌子。实际上转基因作物超过99%的都是Bt抗虫和抗除草剂的。本文将详细盘点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弊端[7]。

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

草甘膦是一种内吸传导型广谱除草剂(即uptake and translocation)[7]，号称“见绿杀”，不管是作物还是杂草，只要被喷上，都会被杀死。很多市场上销售的配方除草剂都是以草甘膦作为主要活性成分的，例如孟山都的旗舰产品农达除草剂（商品名Roundup）。

草甘膦能抑制植物自身的一种酶(EPSPS酶)的活性，而这种酶是植物内合成芳香环氨基酸色氨酸、苯丙氨酸和酪氨酸所必须的。一旦EPSPS酶受到抑制，植物便不能合成这几种氨基酸，因而影响到植物内部蛋白质的合成、以及次级代谢产物如叶酸盐、泛醌和萘醌的生成，从而导致植物死亡。

植物主要通过叶片吸收草甘膦，也通过根部吸收少量，然后转运到根部和叶子的生长点，在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数小时后，植物便停止生长，而数天后，叶片开始变黄，最终死亡。这也意味着草甘膦只对生长着的植物有杀灭作用，但并不会阻碍种子的发芽。

只有植物和微生物中存在EPSPS酶，在哺乳动物中则不存在表达EPSPS酶的基因，也就不会存在草甘膦抑制EPSPS酶的过程，所以草甘膦被工业界认为对人畜无害[8]。

而自然界中有些微生物体内的EPSPS酶天生对草甘膦有抵抗力，不会受到草甘膦的抑制，转基因科学家便利用这个特性，反复试验之后，开发出了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即向作物中转入一个来自农杆菌CP4菌株的基因，该基因所表达的大量EPSPS酶，不会被草甘膦抑制，以此取代作物本身的EPSPS酶的作用，这样相应的几种芳香环氨基酸都可以被正常合成，该作物就能保持生长而不被草甘膦杀死。

世界上第一个抗草甘膦作物---大豆，由孟山都科学家开发成功，1996年该大豆成为第一个获准商业化种植的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目前抗草甘膦作物还应用于玉米、加拿大油菜、苜蓿、甜菜和棉花[9]。

后来又开发出另一种类型的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即向作物中引入外源基因，该基因所表达的酶能够代谢草甘膦，这样经喷洒并被吸收的草甘膦，就会被作物中的这种酶代谢掉，不再能抑制作物自身EPSPS酶的功能了[7]。

本来草甘膦除草剂都是在发苗前使用的(pre-emergent application)，发苗后再对着作物使用草甘膦的话，会把作物也杀死。而上述两种类型的抗草甘膦作物的出现使得发苗后应用(post-emergent application)这种新的草甘膦使用方式成为可能[7]。

试想一下，对着生长中的农田无差别喷洒草甘膦除草剂，那些杂草因为没有抵抗能力而被杀死，而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则能够存活下来，这样农民就可以从繁重的除草劳动中解脱出来，节约了大量人力成本。然而，这一切的负面结果就是作物、土壤和环境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草甘膦残留，特别是草甘膦是内吸传导型的，配方除草剂中加入的其它助剂更是要确保草甘膦渗透入作物和杂草内部，以提高除草效率，因此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中的草甘膦残留几乎都存在于作物内部，无法洗脱、难以降解。

草甘膦安全吗？

前文提到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出现，导致草甘膦除草剂在作物发苗后的应用成为可能，也因此在转基因作物内部存在大量草甘膦残留。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草甘膦安全吗?转基因及农药公司告诉我们的是，草甘膦是一种安全除草剂，不会给人畜带来危害。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先来了解一下草甘膦的历史。草甘膦最初是由瑞士公司Cilag的化学家Henry Martin于1950年合成的，但这项工作从未发表。1964年，美国的Stauffer化学公司将它作为金属螯合剂申请了专利，用于对商用锅炉和管道的清理或除垢，因为它能与钙、镁、锰、铜和锌离子螯合。要知道，这些金属离子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一旦被草甘膦螯合，它们将不再能发挥正常生理作用[10]。

到1970年，孟山都的科学家John Franz又独立发明了草甘膦，并于1974年将其作为除草剂申请了专利。孟山都还宣称草甘膦通过阻断莽草酸代谢途径来杀死植物，而因为哺乳动物不存在这个代谢途径，所以草甘膦对人畜没有影响。所谓莽草酸代谢途径是指细菌、真菌、藻类、某些寄生性原生虫和植物体内合成叶酸盐和芳香环氨基酸的代谢途径[11]。

草甘膦的第三个专利也是孟山都的，2003年，孟山都将草甘膦作为寄生虫防控类型的抗菌剂或抗生素而申请并获得了专利，对，你没看错，是抗生素，它被用来治疗细菌感染，并用作多种疾病(如疟疾)的寄生虫控制[12]。想象一下，自然界中喷洒了那么多草甘膦抗生素。

无论工业界如何宣传草甘膦的安全性，独立科学家对草甘膦的研究一再显示草甘膦具有多种毒性，包括致癌性、遗传毒性、内分泌干扰、以及对环境和非标靶生物的危害等等[13]。

而在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草甘膦划归为2A级致癌物并具有遗传毒性[14]。

IARC定期召开会议，研讨并发布致癌物分类，它将致癌物分成如下几类[15]：1类，对人类致癌;2A类，对人类很可能致癌;2B类，对人类可能致癌;3类，对人类的致癌性无法分类;4类，对人类很可能不致癌。

2015年3月3日至10日，来自11个国家的17位独立科学家在法国里昂举办了讨论会[16]，分析了科学文献中现有的、经过同行评议而公开发表的、有关于草甘膦的流行病学研究、动物试验和体外实验研究结果，并得出结论认为草甘膦“对人类很可能致癌”(2A类)，即有确凿证据证明对动物致癌，有有限证据证明对人类致癌。IARC发布的报告中还提到美国环保署(EPA)在1985年曾经根据孟山都自己的小鼠肿瘤研究结果，将草甘膦划分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而在1991年，在孟山都的影响下，EPA经过重新评估，将结论改为草甘膦对人类不会致癌。可即便如此，EPA科学顾问小组还是注意到经过重新评估的结果，若使用IARC推荐的两种统计检测方法，仍然显示出很大的异常，因此有两位EPA自己的科学家拒绝签名认可环保署的报告[17]。

IARC对草甘膦的评估中，就采纳了美国环保署报告中发现的这重大异常，同时也采用了一些新研究发现，得出了草甘膦对人类很可能致癌的结论。IARC报告还指出草甘膦会损伤人类DNA和染色体，即具有遗传毒性。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附近喷洒草甘膦配方除草剂之后，社区居民的血液中染色体受损的标志物微核(micronuclei)的含量显著增加[18]。关于世界各评估机构围绕草甘膦的角力以及草甘膦的危害，后文还将深入讨论。

注释：

[1] 编者注由于原文篇幅较长，本文《盘点那些转基因作物之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篇(上)》仅推送原文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内容，为大家梳理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现状及草甘膦的安全性问题。在后续两次推送中，我们将分别转载原文第三和第四篇文章，主要论述草甘膦除草剂与转基因作物的关系及其可能引发的危害。

[2] 详见原文作者翻译的文章《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西红柿的故事》：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31225044133553&mod=zwenzhang

[3] 参见：

http://www.moa.gov.cn/ztzl/zjyqwgz/kpxc/201304/t20130427_3446851.htm

[4] 参见：

http://news.ifeng.com/a/20160413/48443553_0.shtml

[5] 参见：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3/c_128890695.htm

[6] 参见：

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briefs/53/infographic/default.asp

[7] 编者注：事实上，原作者在本文中还提及了其他类型转基因作物。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介绍抗草甘膦作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文作者对其他类型转基因作物的介绍：

转基因Bt抗虫作物

(https://www.weibo.com/1886394372/EkZ0SBnJ8)、转基因黄金大米

(https://www.weibo.com/1886394372/DFHW5jT6c)、应用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技术的新型基因修饰技术作物(原作者正在计划写作中)。

[8]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yphosate

[9] 参见：

http://gmofreeusa.org/research/glyphosate/glyphosate-overview/

[10]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yphosate

http://gmofreeusa.org/research/glyphosate/glyphosate-overview/

[11] 参见：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hikimate_pathway

[12] 参见：

http://gmofreeusa.org/research/glyphosate/glyphosate-overview/

[13] 参见：

http://gmofreeusa.org/research/glyphosate/glyphosate-studies/

[14] 见著名《柳叶刀·肿瘤学》杂志

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onc/article/PIIS1470-2045(15)70134-8/abstract

和 IARC报告

https://www.iarc.fr/wp-content/uploads/2018/07/MonographVolume112-1.pdf

[15] 参见：

http://monographs.iarc.fr/ENG/Classification/index.php

[16] 参见：

https://www.iarc.fr/en/media-centre/iarcnews/2016/glyphosate_IARC2016.php

[17] 参见：

http://www.gmwatch.org/en/news/latest-news/17667-of-mice-monsanto-and-a-mysterious-tumour

[18] 参见：

https://www.iarc.fr/wp-content/uploads/2018/07/MonographVolume112-1.pdf

参考文献：

[1] Benbrook, C. M. (2012). Impacts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on pesticide use in the US--the first sixteen years.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4(1), 24. Retrieved

from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track/pdf/10.1186/2190-4715-24-24

[2] Benbrook, C. M. (2016). Trends in glyphosate herb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ly.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8(3), 1-15. 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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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øhn, T., Cuhra, M., Traavik, T., Sanden, M., Fagan, J., & Primicerio, R. (2014). Compositional differences in soybeans on the market: Glyphosate accumulates in Roundup Ready GM soybeans. Food Chemistry, 153, 207-215. 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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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ilbert, N. (2013). Case studies: A hard look at GM crops. Nature News, 497(7447), 24-26. 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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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rieger, E. K., Allen, E., Gilbertson, L. A., Roberts, J. K., Hiatt, W., & Sanders, R. A. (2008). The Flavr Savr tomato, an early example of RNAi technology. HortScience, 43(3), 962-964. 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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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andrigan, P. J., & Benbrook, C. (2015). GMOs, Herbicides, and Public Health.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3(8), 693-695. doi:10.1056/NEJMp1505660. 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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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zekacs, A., & Darvas, B. (2012). Forty years with glyphosate. In N. H. Mohammed (Ed.), Herbicides-properties, synthesis and control of weeds: IntechOp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techopen.com/books/herbicides-properties-synthesis-and-control-of-weeds

文章来源：Jrry86新浪博客。本文根据原作者Jrry86写作的《盘点那些转基因作物之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篇》系列文章(共四篇)汇编而成，对原文略有修改。其中该系列第一篇(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7018040102yta4.html)发布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第二篇(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58028458653653)发布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

原标题：《盘点那些转基因作物之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