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阳和平：左圈对于民主计划经济的误解还有多少？

原编者按 Editorial Notes

回顾历史，思想的演进往往伴随着阵痛与撕裂。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废墟上，试图在历史的暗角里重新点燃那枚社会主义的火种时，往往会惊觉自己早已被锁死在两种陈旧的治理术陷阱之中：一边是新自由主义市场那看似自由、实则通过资本逻辑对“诸众”进行无孔不入剥削的隐蔽支配;另一边，则是旧的教条主义者们所眷恋的、冷冰冰的官僚指令性计划。而今天编辑部所带来的这篇文章，绝非一场简单的左翼内部学术口角，而是一次试图同时挣脱这两种支配性权力、呼唤劳动者真正自治的壮丽理论突围。

作为受罗宾·汉内尔(Robin Hahnel)影响的学者，春田(Springfield)有力的指出：阳和平老师的批评，恰恰暴露了传统左翼在面对“权力如何运作”这一根本问题时的理论盲区。他对阳和平对参与式计划经济批评的答复，极其精准地击中了旧式中央计划经济神话的阴暗面：他指出，其失败的核心并不单纯是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其体制内生了无法消除的委托-代理问题。如若我们借用当代共和主义者所持有的“自由作为免于支配(Freedom as Non-domination)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旧的计划经济体系。我们不难发现，中央计划局试图引诱生产单位暴露信息并下达指令的过程，彻底暴露了上级对下级的武断命令关系。这种机制设计在客观规律上不可避免地滑向“一长制”，并必然催生出一个垄断管理权的新官僚资产阶级。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工人阶级只是被支配的客体，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必然沦为空谈。

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旧的中央计划系统与其配套的治理体系，犹如一台庞大的生命政治机器，深刻地规训并扭曲着劳动者的主体性。文本敏锐地引述了汉内尔模型中的定理，揭示了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会通过内生的偏好演变机制，向试图进行自我管理的劳动者“收取”隐性的高昂费用。这正是福柯意义上最极致的治理术——权力不需要流血的镇压，它只需要通过制度的摩擦力，就能在工人群体中制造出一种“滚雪球式的冷漠”。工人们在被规划好的指标中逐渐麻木，对自我管理的劳动活动价值产生低估，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意识在这种规训下终究只能是黄粱美梦。

面对这种异化，出路究竟何在?作者明确指出，参与型计划经济绝不是向南斯拉夫式市场社会主义的妥协，而是一场呼唤劳动者自下而上重夺生命权能的激进自治实践。在这个网络化的分布式计划模型中，没有任何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权者”来发号施令。相反，各个地方的工人委员会与消费者社区通过自主决策，直接汇聚成汹涌的社会生产与消费提案。中央协调局不再是发号施令的利维坦，而仅仅是一个加总供需、迭代计划价格的计算枢纽。这正是打破旧世界机器的微观政治学：劳动者不再是被遮蔽在信息黑箱底层的盲从者，价格机制成为了汇总社会全局利益的透明媒介，使得委员会在追求局部效用的同时自然兼顾全局，从根本上杜绝了谎报能力的动机，根治了委托代理的顽疾。

阳和平指责这种模式因为未曾将“无产阶级专政”挂在嘴边，是未经深入研究便草草发言的直观体现。而在这篇文章中，深刻地回应道，在参与型经济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默会前提”。真正的专政，不是依靠暴力机器在社会之上维持一个特权官僚层，而是通过彻底改变生产与消费的微观物理学来实现的——通过分布式计划管理国家与企业，通过废除作为资本积累血液的货币、代之以用后即销的消费积分，彻底铲除私有制与资本增殖的土壤。只有当这套剥夺了任何阶级剥削可能性的自治网络铺展开来时，自由社会主义才算真正降临。

对阳和平老师批评参与型计划经济的一个回应

An respond toFred Engst's Critique on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前言Introduction

阳和平老师在2025年11月7日的b站视频《阳和平：沾点儿管理权丢了全局观，参与型经济无助于工人解放》中批评了罗宾·汉内尔(Robin Hahnel)与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的“参与型计划经济”(Participartory Planned Ecomoy)方案。然而，我作为研习各种新型计划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学生，对于阳和平老师在该视频中的望文生义式的观点不太赞同。接下来，我会一一列举阳和平老师在该视频中的提到的观点(既包括视频一开始他念的问题中涉及到的观点，以及阳和平老师本人的观点)，并说明我为什么不认同它们。

01

“中苏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够民主。”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Planned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s the Inadequacy of Democracy"

先明确一点，参与型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确实认为中苏计划经济缺乏民主。具体而言，旧有计划经济模式所缺乏的，是将苏维埃（委员会）制度实装化的、让亿万劳动者真正广泛参与和主导从基层工厂管理到宏观国家治理的工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民主(而不是一些稻草人攻击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民主”、“代议制民主”)。但是，我们很难说参与型计划经济认为中苏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实际上，参与型经济认为，中苏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中苏追求的是中央计划经济。

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存在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无法消除的委托-代理问题。

中央计划经济通过内生偏好的演变机制损害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接下来，我试图简明扼要的阐述上列的三个原因。

1.1. 中苏追求的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想模式。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想模式是：有一个无所不知的中央计划局，起初，全部的生产资料都集中于它，并且它知道全部地方生产单位的可行生产技术集合以及每一种产品的社会价值(注意社会价值在这里并不一定等同于劳动价值)。然后，中央计划局在现有的技术限制和可得资源的限制下最大化产品产出的总社会价值，并根据这个最大化问题的解去分给各个地方生产单位分配相应的生产资料，命令各地方单位应当用何种技术去生产。并最终将产品分配给消费者以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没有人认为中苏是完美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但是，如果我的观察没错，在许多为中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辩护的人的心目中，确实是以上述的理想模式当作参考对象。这些辩护者总是用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声称，中苏用了种种措施来试图逼近上述中央计划经 济的理想模式。对此，我不否认。我实际上赞同这一点。至少在各自的某一或某几个时期内，中苏两国都试图建设并完善各自不完美的中央计划经济，以逼近完美形态的中央计划经济。例如，苏联曾经让全国计划经济委员会统一制定全国产量指标，中国的国家计委曾经也给一些地方企业下达过经济指标。两国也都制定过一些惩罚地方企业瞒报产出的措施。

但真实历史图景往往要比上文的速写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在中苏两国内，除了有试图完善中央计划经济的力量，主张削弱乃至废除中央计划经济的声音以及作为其支撑的社会力量也同样存在。但是，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接下来采纳两个个贴近主流观点的、争议较少的时间段：即至少我们可以说，苏联在1930年后至斯大林逝世是中央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1953-1978年期间是中央计划经济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两国内的主流态度是建设中央计划经济，并追求中央计划经济的完美模式。(中国 1958–1960 的“大跃进”时的资源配置逻辑其实已经在一些关键品类脱离常规“指令型中央计划”。但大体上仍然在假设中央计划经济。)

从现在开始，我们规定，本文所谓的“中苏计划经济时期”，指的是上述被采纳的“中苏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其中苏联为1930-1953;中国为1953-1976)。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可以说明为什么这种建设遇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后来为什么加强了那些主张 削弱乃至废除中央计划经济的力量。

1.2. 中央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

在现实的中央计划经济中，中央并非天生无所不知，它需要知道地方的生产技术(生产能力)才能制定合理的生产指标。但是，地方生产单位总是有谎报自己的生产能力(通常是低报)以获得更多生产资料的激励。因为这样一来，地方生产单位的管理者有更大概率使自己“表现良好”，从而获得奖励(例如表扬或者奖金)。这一点与地方管理者的身份无关——无论他是干部、技术人员或者是基层工人。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和生产效率损失问题，即使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在原则上也是要力图解决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要求我们尽可能以最佳的方式使用生产资料来满足大众的需要。然而，中央计划经济始终面临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和生产效率损失问题。对于这一点，中央计划的支持者常见的态度有两种：

我们可以制定惩罚措施来阻止地方企业瞒报，或者畅通地方企业内部成员向中央举报的机制，或者培养地方人员的社会主义意识来解决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大企业也有这种委托-代理问题，这不是中央计划特有的。

对于第一种态度，我想说的是，试图制定惩罚措施来阻止地方企业瞒报，畅通地方企业内部成员向中央举报的机制，确实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常用的手段。然而这样一来，中央计划经济下必然存在这种中央与地方间的“猫鼠游戏”。在历史上的中苏计划经济时期也是如此。例如，苏联当局就曾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打击各单位误导中央计划人员的企图。当然，有的中央计划经济支持者可能认为这不是中央与地方间的猫鼠游戏，而是中央与地方间的“来回互动”——这种说法避免暗示中央与地方间的等级制度，并将这个过程描绘为地方工人在中央计划局的领导下广泛参与计划的制定过程。但是，汉内尔指出：

“但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中央计划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在所有 “上上下下”的互动中，中央计划局正在试图引诱生产单位提供信息，以便中央计划局计算出一个计划，让生产单位执行。此外，这种来来回回的交流并不像人们有时假设的那样，只是中央计划局提出简单的问题，生产单位诚实地回答。这是一场利益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的战略博弈，最后中央计划局留给各个生产单位的唯一 “管理”，就是 “管理”他们用分配给他们的投入完成中央计划局分配给他们的生产指标。换句话说，中央计划局在玩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试图诱使生产单位暴露自己的能力之后，中央计划局与生产单位之间的真实关系就暴露无遗— —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命令关系。”

接下来，中央很快就会发现，与一个一长制下的地方经理玩“猫鼠游戏”，要比一个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委员会玩“猫鼠游戏”更容易。因为委员会的人数更多，设计相应的惩罚与举报机制更加复杂。这解释了为什么苏联和中国后来都滑向了一长制管理以及更远的方向，而更广泛的基层经济民主终究是昙花一现——这个现象其实有着深刻的机制设计和博弈论原理，这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机制本质导致的。中央计划机制本质上倾向于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很少从机制设计和博弈论角度回顾中苏计划经济。阳和平老师说：“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不利于实现苏联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它就不这么做了。”(大意如此)如果我们可以只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那就好了。可是实际上，正是中央计划下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这种统治阶级就是会倾向于出现。这是客观规律。忽视这种客观规律而试图再次进行中央计划，就还会遇到这个问题，还会倾向于生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那么培养地方人员的社会主义认识，让他们意识到瞒报可耻呢?这当然也是一个方法。但是，除了最天真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觉得单凭这一招就可以根除委托-代理问题。因此，这一招必然要和上述的惩罚与举报措施相结合，从而再次进入到猫鼠游戏中。

对于第二种态度，我们不否认大资本主义企业也有委托-代理问题。然而，这种态度回避了委托-代理问题对大资本主义企业和中央计划各自的伤害程度。在历史上，大资本主义企业深受委托-代理问题的困扰，通常结局是破产，并且资产阶级国家可能会出手相助(所谓“大到不能倒”)。中央计划深受委托-代理问题的困扰，通常结局是中央计划和相应的国家体制被整体废除。由于委托-代理问题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委托-代理问题对于中央计划而言更加危险乃至致命。

总结一下：中央计划下对委托-代理问题的处理终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与中央计划相反，我们将看到，参与型计划经济通过一种新型的机制设计，在保证计划是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的同时，根除了委托-代理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1.3. 中央计划经济通过内生偏好的演变机制损害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这个论点的论证比较有技术性，在此不详细展开。有意者可查阅汉内尔和阿尔伯特(1990)的第9章。他们在一个人们具有内生偏好的动态模型中证明了以下定理：

定理9.1：与其他活动相比，中央计划经济会向求职者个人“收取”高于社会最优水平的自我管理工作活动费用，从而导致自我管理工作少于社会最优水平。

定理9.2：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自我管理的劳动活动不仅会在某个初始时间点出现报酬偏低和供应不足的情况，而且偏离最优状态的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或者说“滚雪球”。伴随着滚雪球式的非最佳分配的，将是一种“滚雪球式”的冷漠，这种冷漠由“扭曲的”人类特征组成，低估了自我管理的劳动活动的价值。

这两个定理说明，在某种社会经济心理学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不利于培养工人的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虽然在短期内，这种主人翁意识确实有可能会出现并且看似“主流”，但是从长期看，这种意识终究在中央计划下是昙花一现。

02

“参与型计划经济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

The Participatory Planned Economy does not emphasize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在汉内尔的《民主经济计划（2021）》一书里，确实未曾明确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内尔和参与型计划经济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重要，甚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汉内尔之所以未提“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字眼，恰恰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参与型经济得以实现的一个默会前提，一个默认已经满足的前提。在这样的一个默会前提下，汉内尔和参与型计划经济方案转而去研究另外一些问题，例如如何组织生产。这就好比化学家讨论化合物的制备时，不会时刻明确提及元素周期表，因为元素周期表被自动默认地假设为是正确的，上面的元素都是存在的。只有关注元素的名称、电子数、同位素的化学家，才会时刻明确提到“元素周期表”这一字眼。因此，一些人在政论文章中多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汉内尔却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研究这个“大学科”下，各自的“二级学科”研究分工不同。

实际上，虽然汉内尔没明确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字眼，参与型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中确处处暗含着无产阶级专政。就好像化学家谈论化合物的制备时，处处暗示着元素周期表的正确。例如，在参与型计划经济里，有一整套方案来确保毛主席所说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通过分布式年度计划、投资计划、教育计划的制定过程(原书第7-9章))。还有，参与型经济也希望通过工人管理各种事务的办法(诸如原书第5章的成立工人委员会及其联合会、同事互评、工作平衡)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实现社会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还有，废除货币(在消费环节实行用后即销的消费积分)与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原书第5章)，从而打击并废除资本和私有制，这些都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所以，不能说参与型经济在实际上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

03

“参与型计划经济就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的一种变种）”

The Participatory Planned Economy is ( a variant of ) Yugoslavia's Workers self-managment?

参与型经济的全称是“参与型计划经济”，所以，它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除非我们非要刻板印象地认为计划经济只能是中央计划经济)。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是公认的市场经济(其联邦计划委员会不涉及中央指令计划)，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两者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参与型计划经济将计划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将市场视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在前者中，我们没有市场;在后者中，市场处处存在。所以，参与型计划经济根本不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

那么，能否主张参与型经济是后者的一个变种呢?从理论渊源上看，参与型经济的直接先驱是兰格-阿罗-赫维茨((Lange-Arrow-Hurwicz)的最优计划制定算法。而这个算法和南斯拉夫经济模式在理论上并不属于同一分支，因为前者中中央计划局要为全社会发布统一计划价格，并且所有人都要无条件接受这个价格，而南斯拉夫模式则不是。另一方面看，两者至少在口头上都强调“经济参与”、“参与型民主”。这可以构成参与型经济是南斯拉夫经济的一个变种的理由吗?我认为不能。这最多说两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但这些共同之处掩盖不了两者的重大分歧。如果在这个重大分歧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是硬要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变种，那么“变种”这个词将失去它的意义。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人和猪的基因序列有共同之处，却没有任何人会说“人是猪的变种”，或者“猪是人的变种”。对于持有这种奇思妙想的人，其他人不免会怀疑他是不是猪了。

04

“参与型经济中工人不会重视全局利益”

In a Participatory Economy,Workers will disregard the Overall Interests and Social wealfare

恰恰相反，参与型经济的机制设计使得所有地方生产单位乃至地方消费者社区都重视全局利益。我们以年度计划的制定来说明这一点。粗略地说，在年度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有四个步骤：

中央协调局(不叫中央计划局，以避免与中央计划经济混淆)发布各种产品的初始计划价格。

各个地方生产单位的工人委员会，通过各自开会，提出初始生产计划。各个地方消费者社区的消费者委员会，通过各自开会，提出初始消费计划。(各自开会的机制设计避免了超大型会议的出现，确保了计划是分布式制定的。)

中央协调局加总各个生产计划与消费计划，计算每种产品的总供给量和总需求量。

如果每种产品的超额需求量没有超过一个阈值，那么批准全部的消费计划和生产计划。并根据生产计划分配生产资料。否则，对于有过多超额需求的产品，我们上调其计划价格，对于有过多超额供给的产品，我们下调它的计划价格。并重复步骤1-3。

汉内尔和阿尔伯特证明了，在这种计划的制定过程结束后，每种产品的价格会反应它的社会价值——作为投入品时，它反映生产的社会成本;作为产出品时，它反映消费的社会收益。所以，价格机制汇总了社会利益信息，使得工人委员会只需要观察计划价格，就可以判断自己的生产计划是否满足全局利益——实际上，只有生产计划的社会总收益大于社会总成本时，中央协调局才会批准他们的生产计划。所以，在参与型经济中，工人根本不可能做到忽视全局利益，从而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这种设计也杜绝了工人委员会谎报生产能力，因为低报自己的生产能力只会让自己看起来没有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其生产计划被批准的可能性。委托-代理问题被根治。

另外，我们必须再做两个澄清。第一，虽然我们在年度计划的制定中用到了价格机制，这种价格只是计划价格，只是一串指示数字。每个委员会只是在电脑屏幕面前查看它们，整个过程不涉及到货币的流转。当各个被批准的计划被执行后，每个工人收到的物质奖励是用完即销的消费积分，不是货币。所以各个工人委员会无法将消费积分当作货币那样储蓄起来，更不要说进行资本增殖了。第二，在参与型经济里，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分配为主，按需分配为辅，并逐渐过渡到全面的按需分配。各个工人委员会在制定分配细则时，必须遵守这个分配原则，否则就是非法。因此，工人也不是“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

05

总结 Summary

综上所述，参与型经济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型分布式计划经济，而不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或其变种)。它在理论上根治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委托-代理问题，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并且给予了工人和消费者注重全局利益的正向激励。阳和平老师的批评，来自于对参与型计划经济的望文生义式的误读。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Albert, Michael, and Robin Hahnel. Quiet Revolution in Welfare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Hahnel, Robin. Democratic Economic Plann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稿件来自Spiring Field（春田）编者按由NLS编辑部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