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男性解放批判导论：女权主义、跨性别者与男性自由

作者：杉田俊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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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以村上春树、松浦理英子、鲁迅、笙野赖子等作家及思想家为题材，将近年发表于各类媒体、围绕女性主义、跨性别议题、男性解放运动等性别相关重要课题的论述汇编成册，推出了个人首部男性学批评专著——《男性解放批评序说：女性主义・跨性别・男性解放运动》(『男性解放批評序説 フェミニズム・トランスジェンダー・メンズリブ』)。

本书细致拆解了“男性问题” 中加害者身份与疏离感相互交织的复杂困境。

本次我们将公开该书的开篇章节。

序章：为了未来的男性解放批判

近年来，我围绕日本式文艺批评与男性问题的关联，以自己的方式逐步推进着思考。在此，我想先从梳理自身的思考轨迹——试着谈谈这些年来慢慢沉淀的想法——开始切入。

约从 2015 年前后起，我便持续围绕男性问题展开论述。例如出版了《不受欢迎的品格：对男性而言 “软弱” 是什么》(『非モテの品格　男にとって「弱さ」とは何か』)《多数派男性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マジョリティ男性にとってまっとうさとは何か』)《男性的困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弱势男性” 论》(『男がつらい!　資本主義社会の「弱者男性」論』)《男性为解放男性而行动》(『男が男を解放するために』)等男性学相关著作。此外，在《宫崎骏论》《长渕刚论》等文化批评作品中，男性问题也始终是核心探讨轴线之一。

在这些著作中，我的论述基本都立足于女性主义与男性学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尽管我自身的学术背景源自学生时代的文艺批评领域，却未曾将男性问题真正作为扎根于日本文艺批评史的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此需先区分：一方是可包含多种方法与文体的“一般批判”，另一方是背负着特定历史特殊性的 “日本文艺批判”，本文中使用的“批判” 均指代后者)。

“批判与男性气质” 这一议题之所以成为时代性追问，其社会背景在于：近年来，在#MeToo运动的浪潮下，文学、艺术、电影、戏剧等诸多艺术领域中，批评家群体的性骚扰及性暴力问题被接连揭发，比如著名文艺批评家渡部直己在早稻田大学的性骚扰事件便是典型案例。

这一现象背后，首先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日本文艺批评的制度与惯例，无论如何审视，始终带有强烈的男性中心色彩(例如，女性长期被限定于“书评人” 而非 “批评家” 的角色分工中)。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追问：近现代日本文艺批判的研究方法、文体风格，以及面对文本的态度本身，是否潜藏着某种男性中心主义 / 父权制的特质?

这种特质或许体现在以下方面：即通过熟读作为外部存在的作品=文本，同时内省式地审视自身，摒除多余的自我意识与主观解读，并坚信唯有如此方能抵达“追求无私之境”(小林秀雄语)。日本文艺批判的主流传统是否如同武士道、茶道一般，是一种特定的“批判之道”?是否蕴含着这样一种意志(其脉络与国学传统一脉相承)：认为唯有在 “无私” 的解读方式中，才蕴藏着伦理层面的 “生存方式”……

然而，恰恰是这条通往“无私” 的 “道路”，或许一直在维系并强化着男性化、男性同性社交的特质。而这一点，理应也与 “为何日本文艺批评家群体始终极度男性化”“为何这一现象被视为理所当然” 等历史 / 谱系学层面的问题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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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2010 年代后半期以后，出现了所谓 “男性学复兴” 的局面。自 1990 年代兴起的日本男性学，一直被认为是一门男性自我反省的学问。例如上野千鹤子将其定义为 “女性主义之后男性的自我审视”“经由女性学视角，通过女性眼中所映照的男性自画像，记录男性自身自我审视的学问”;熊田一雄称其为 “经由女性学而展开的男性自我反省之学”;多贺太则认为它是 “经历过女性学或女性主义冲击后，男性群体所产生的反应而诞生的学术领域”，诸如此类的定义不胜枚举。

正因如此，某种批判性 = 自我反省性一直被视为男性学的核心。然而也正因为这一点，日本男性学遭到了这样的批判：它最终将议题归结为一种追求 “舍弃‘男子气概’、选择‘活出自我’” 的、带有求道色彩的 “男性” 生存方式问题，而轻视了法律、制度、结构层面的根源性议题……

更进一步说，正如近年针对男性学复兴的常见质疑所指出的：这种颂扬“能够反省自身男性特权与暴力性的男性主体” 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反而会成为 “维系并强化‘正确的自由主义共同体’” 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它本质上是在巩固 “我们这些懂得认真内省的人” 所构成的排他性共同体。

这既是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现代升级版(例如“育儿参与型男性”“关怀型男性气质”“混合型男性气质” 等概念)，同时也在加剧男性内部的阶层分化 —— 即 “强势男性” 与 “弱势男性” 的对立。我们不应忘记，近年因性骚扰被揭发的大学教员与批评家中，不乏在日常公开言论中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男性。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仅仅停留在对个人生存方式与态度的自省，只会让法律、制度、结构等宏观层面的问题悬而未决。

换言之，人们所担忧的是文艺批判话语与男性学话语在共享“反省 / 内省男性气质” 这一姿态的同时，反而会进一步强化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即便我们试图从性别理论、酷儿理论、跨性别理论等视角重新审视日本文艺批评，这种共通的局限也可能成为某种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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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水上文女士在文艺杂志《文艺》(2023 年春季号)“批评” 特辑(濑户夏子 + 水上文 责任编辑)中，与濑户女士的对谈《为何此刻推出 “批评” 特辑?》(「なぜ、いま『批評』特集なのか」)里这样说道：“我感觉，以往的文艺批评常常宣扬‘不套用任何偏见与固有模式，徒手空拳地与作品对峙，这才是真正的批评’。但我一直觉得，这种姿态恐怕只有身为男性才能做到吧。”

接着，关于批评表面上的“文体透明性” 实则排除了什么，她进一步阐述：“在批判领域，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对直接表达‘我是这么认为的’，或是显露‘自我主体性’的回避心理。甚至有观点认为，唯有某种不容置喙的断定才称得上批评。(略)我觉得，以往的‘批判’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将本与特定立场、个人情感无法分割的内容，伪装成抽象且具逻辑性的问题来呈现，进而为自身缺乏自省的态度寻找正当性。”

这无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文艺批判中，那种“徒手空拳与作品对峙” 的 “无私” 姿态背后潜藏的排斥性与偏见。不过，关键在于水上女士同时也提到了这样一点：“我其实很喜欢读柄谷行人、加藤典洋、江藤淳等文艺批评家的著作，但他们的读者群体基本上以男性为主。(略)无论望向何处都找不到出口，我曾有过这样窒息般的感受。”

倘若能够设想一个与男性同性社交圈截然不同的读者共同体，那么同时且主动地阅读江藤淳、柄谷行人、加藤典洋等人的批评著作，以及女性主义批评、酷儿批评，理应也是可行的。事实上，水上女士在《“女儿” 的时代 ——〈成熟与丧失〉之后》(「『娘』の時代――『成熟と喪失』その後」，《文艺》2022 年春季号)一文中，跳出 “母子关系” 的传统视角，从 “母女关系” 维度重新解读江藤淳的《成熟与丧失》，并以此为基础评论宇佐见铃的小说，这正是此类难得的实践之一。

顺带一提，从另一种立场来看，或许也存在这样的观点：即某人的批评内容与其性骚扰等社会行为应明确区分(矢野利裕「一元的差別批判への諦め、あるいは批評のはしたなさについて」，《对抗言论》第三号)。例如，若过分将两者绑定，往往容易陷入“他的所作所为不可原谅，但他的文字仍有可取之处” 这类无意义的争论。

但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其批评或作品写得如何，社会层面的不当行为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行为理应作为独立的存在受到评判。从务实角度而言，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主张(若将这一逻辑贯彻到底，或许会得出：应当舍弃批评这类 “粗鄙” 的文化活动，转而投身于实证性有用的学术研究或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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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不应将一个人的批评内容与其社会行为割裂开来，而应在二者的张力关系中进行审视，至少我无法认同将“文” 与 “人” 简单切割的观点。不仅如此，或许更重要的是以下这一点。

通过内在地审视“批评(文)” 与 “男性气质(人)” 的关系，我们恰恰能够提炼、辨析出一种微妙的差异，即那种最终仍会陷入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反省，与那种能够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并从中获得解放的批评性内省，二者究竟有何不同。倘若无法析出这种内省方式的细微差别、这种解读品质的本质差异，我们或许也难以找到一个基准点，去厘清“为何日本文艺批评这一制度始终带有男性中心主义与父权制色彩” 这一谱系学层面的核心问题。

说得极为直白些，原本，在所有以日语(姑且不论其是否为“国语”)撰写、并在日本列岛作为言论 / 商品流通的各类批评中，理应存在着与前文所述的狭义 “日本文艺批判 = 批判之道” 截然不同的、多样且多义的可能性 —— 这些可能性本就真实存在过。

更进一步说，一个极为朴素的事实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批评实践中，还存在着女性主义批评、酷儿批评、跨性别批评等诸多形态，蕴含着无数种可能性。若从这一视角出发，压抑、缩减批评这一绵延不绝的实践所固有的历史多样性，本身或许也可被视为一种暴力。文艺批评式的内省与当事人批评式的内省完全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化学反应——即便这种内省是从顺性别异性恋 “男性” 的立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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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将“重新审视男性气质” 的探索与 “批评” 这一行为相融合、相交织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我们若要对自身存在进行内省，其前提是必须借助某种 “他者性”——唯有当来自他者(包括作品、文本在内)的外部批判性微光照射进来，主体才能实现具有解放意义的内省，真正践行 “阅读” 的本质。

这种借由他者之力“斜射而入” 的内省 / 解读，作为一种自我批判式行为，理应与所谓的 “自我意识”“自我反省” 存在微妙差异。只要仍将 “普遍意义上的‘人’(Man=human)”“作为多数派的‘自我’” 奉为先验前提，无论如何尝试内省与反省，都无法真正感知历史的多元性与语言的丰富样态 —— 我始终如此认为。也正因如此，我暂且将这种 “重新审视男性式批评 / 批评性男性” 的探索，命名为 “男性解放批评(Men's Lib Criticism)”。

所谓通过批评这一“阅读行为” 重新审视自身(或群体)男性气质中的无意识层面，意味着：批评性内省绝非将自我封闭于意识的球体之内，而是在暴露于他者多元力量的过程中，受其推动而向内审视、实现自我解放。只要坚守这一基本原则，批评的姿态就绝不可能仅局限于男性中心主义 / 男性同性社交 / 父权制的封闭领域。

我坚信，即便是像我这样以男性当事人的立场出发，这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批评也依然可行。恰恰相反，唯有在此时，那段看似由男性名字串联而成的日本文艺批评史，才可能呈现出别样的面貌—— 例如，与田中弥生、中岛梓，或是田中美津、森崎和江、竹村和子、冈真理等女性批评家的名字共同交织的文艺批评史，究竟会是怎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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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近年来促使我展开上述种种思考的契机之一，正是前文提及的为《文艺》杂志“批评” 特辑撰写《批评与男性性》(「批評と男性性」)一文(本书收录)。当然，这篇文章是在与责任编辑水上女士等人的张力关系中完成的—— 即便这种张力或许只是我单方面感受到的。

不仅如此，就在撰写《批评与男性性》的同一时期，我还创作了一篇题为《跨性别 / 女性主义 / 男性解放运动》(「トランスジェンダー/フェミニズム/メンズリブ」)的较长论考(本书收录)。当时，跨性别歧视的现实常常被置于“跨性别群体 vs 激进女性主义(TRA 对 TERF)” 的框架下引发争议，我便想试着探讨：在这场争议中，(顺性别异性恋的)“男性” 们究竟身处何处?

尽管我已竭尽全力完成了这篇文章，但在落笔之后，也逐渐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文中曾写道，不应将跨性别者的理论与实践归入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之中。女性主义本身也只是多元立场之一，无法以单一立场覆盖所有交叉性的整体。例如“跨性别女性主义” 并非指女性主义与跨性别理论的统一，而是意味着二者在保持分歧的状态下共同发展的过程。任何理论与实践，其本身都无法直接抵达普遍真理或正义。我们真正需要的，难道不是让多元的不同立场在保留对立与冲突的前提下，相互切磋、彼此成就、共同深化吗……

后来，水上女士通过社交媒体针对我的这一论述提出了疑问：女性主义与跨性别理论的历史密不可分;当我们将某位女性主义者视为独立个体时，其身份中必然蕴含交叉性，或许“女性主义一元论” 才是关键所在?

说实话，即便到现在，我也未能完全理解“女性主义一元论” 的准确含义(希望今后能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缩减甚至矮化了女性主义的历史。例如，若无视或轻视与女性主义的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的关联，酷儿理论、跨性别理论、男性学、种族理论、障碍学等都将无从谈起。这难道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吗?

在当代社会，任何理论与实践若脱离或无视女性主义的认知与实践，都将失去立足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或许具有“普遍性”—— 或者说 “普遍的交叉性”(我开始这样重新思考)。更进一步说，交叉性女性主义中的 “交叉性”，或许并非作为概念的本质(也非概念展开过程中的一元性)，而更像是一种 “历史普遍性”(经验主义的先验性)。我也这样理解。

——这种解读是否正确，我至今仍无定论，希望今后能继续深入探讨。但无论如何，男性学与男性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绝不仅仅是对女性主义的简单回应或反省，而理应自然地置身于与女性主义的普遍交织(交叉、缠绕)之中。我必须以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份历史重量——尽管此刻才意识到这一点，未免有些为时过晚，但我确实已经有了这样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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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恰逢跨性别者五月明与周司明合著的《埋没的世界—— 跨性别二人往复书简》(『埋没した世界――トランスジェンダーふたりの往復書簡』)(2023 年 4 月，明石书店)出版，我获得了与哲学家高井悠斗里对话的机会(「トランスジェンダーと男性学の邂逅」，2023 年 6 月 30 日，东京三鹰 UNITÉ)。

此外，我还曾受邀为《对抗言论》第三号撰稿，并与在韩国结识的赵庆喜先生进行了对话(「日本・韓国の複合差別と対抗運動」，2023 年 7 月 28 日，神保町 Checcori)。这场对话也成为我重新思考日韩男性问题的共性与差异的契机。

就我个人而言，在围绕男性学 / 男性批评的这一系列活动中，还包括了与水上女士的对话(2023 年 10 月 7 日)。

经过上述多次对话，如今的我心中萦绕着一种矛盾的思绪。例如，我此前一直困惑的，正是所谓“批判性男性学的困境”。具体来说：一方面，若不首先以自己身为顺性别异性恋多数派 “男性” 这一事实为前提，便无法充分追问男性特权与性别歧视的结构性问题。

但另一方面，一旦将这种“男性” 作为讨论前提，就会预先排除男同性恋者、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障碍男性、少数族裔男性等群体。这便是核心困境所在。正如(针对将顺性别 “女性” 属性视为政治身份 / 主体性的激进女性主义)交叉性女性主义被提出那样，若(从我自身的立场出发)一味主张 “交叉性男性学”，反而会跳过结构性的不平等，滋生出种种欺骗性。

因此，未来具有解放性与激进性的男性学，必须能为突破这一男性学困境开辟道路……当然，化解这一困境的工作，对于从内部批判并解构文艺批评易于陷入的男性中心主义 / 父权制而言，无疑也是不可或缺的。

通过阅读前文提及的《埋没的世界》，以及与高井女士的对话，我自身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借助顺性别异性恋“男性” 之外的其他男性群体(男同性恋者、跨性别男性、障碍男性、混血男性……)对自身男性气质的肯定作为媒介，一种作为 “他性・他力” 的积极价值，或许也能以间接传递的方式，在顺性别异性恋 “男性 = 我们” 之中被发掘出来(最近读了男同性恋者木津毅先生的《新爸爸：新时代的新大叔》『ニュー・ダッド　あたらしい時代のあたらしいおっさん』，更真切感受到了这种积极可能性)。

也就是说，多数派“男性” 不仅能通过被少数群体的他者批判而获得觉醒 —— 更能通过他者视角对(部分)男性气质的肯定，或是通过 “部分联结”(斯特拉森)，在自身内部发现部分、碎片化的积极价值。这样一种辩证的路径或许是存在的。我对此深感认同。

归根结底，即便是多数派“男性” 的生存状态，也唯有在与其他(诸多)当事者、其他(诸多)男性的生存实践与言论相互交织、彼此交叉的过程中才得以成立…… 这些思考，我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不断内省与对话，正一点点逐步深化。这本身就像是一场男性解放的曲折前行之路 —— 至少我个人是如此期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