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对于先锋队实践活动的意义

否定之否定规律对于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有巨大意义。在这里我们谈以下三个问题。

(一)对新事物的敏锐感觉是共产党员的高贵质量

既然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那末我们共产党人就要依靠新生的力量，那怕它现时还很弱小;而不要依靠衰朽的力量，那怕它现时还貌似强大。我们共产党人要善于发现新东西的萌芽，扶植它、培养它，使它战胜旧东西而确立起来。我党的领袖都善于及时地发现新事物的萌芽，把它推广。例如列宁发现了义务星期六，这本来是工人群众自发的义务劳动，列宁非常重视，写了《伟大的创举》一文加以鼓励、提倡，给予工人这种首创精神以极高的评价。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当新事物刚刚诞生出来的时候，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有力些，……。我们应当仔细地来研究新事物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殷勤照顾’这些柔弱的幼芽。”[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六三二页。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外文版。]例如毛泽东同志在内战时期就发现了原本为贫农解决畜力缺乏、农具缺乏之困难的变工组、互助组、搭惧，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萌芽，在革命根据地内加以提倡推广，后来总结成了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到全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具体道路。共产党员必须有敏锐的感觉，及时地发现新事物的萌芽，帮助它成长、壮大。不然，它还可能自生自灭了。新事物是一定胜利的，但新事物的萌芽是有可能自生自灭的，如果不对它进行培养、扶植，那新生力量的成长就会经过较长时间和经过本来可以避免的痛苦与曲折的道路。

要有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具有群众观点，重视群众一点一滴的创造;必须反对保守主义，具有发展的观点、重视新生力量的观点，即必须有党性。否则会看不见新生力量，或是对新生力量吹毛求疵。新生的东西，往往在开始时在生活中并不那末突出，对新鲜事物没有敏锐感觉的人就视而不见。

有人觉得好像新事物在什么特别的地方存在着，只有偶然的幸运才能发现它;没有发现新事物就怪运气不佳没有碰着。这是完全错误的，违反辩证法的。辩证法教导我们：生活中总有某些东西衰朽着，某些东西生长着。不过，新东西的萌芽开初不那么突出，威觉迟钝的人不容易发现就是了。在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了，新事物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天天生长。我们生活中天天有新事物出现，为什么有些同志看不见呢?这只能怪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这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这是我国的一个典故。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一个名叫伯乐的人，很会相马;他有一个朋友名叫九方臯，也很会相马。有一次伯乐把九方臯介绍给秦穆公，替穆公寻求好马。九方臯果然找到一匹好马。可是穆公看了这匹马并不出奇，不相信它是好马。伯乐知道这事以后，就告诉穆公说：应该相信，这马虽然貌不惊人，但确实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穆公再叫人牵马来细看，果然是天下最好的马。据说当时伯乐发现了很多被人看作劣马的千里马。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下来，人们就常把具有识别人才的眼力的人比做伯乐，而把人才比做千里马。从此便产生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在”的典故。]没有伯乐的识马眼力，千里马就在眼前也是不晓得的。

新事物刚一出现时，往往不是十全十美的。保守主义者就常常对新鲜事物求全责备，吹毛求疵。

鲁迅先生在《这个与那个》一文的第四节《流产与断种》中写道：“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先生在文章最后对这种人讽刺道：“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鲁迅著：《华盖集》第一三九——一四一页，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是替青年作家辩护、替新生力量辩护，和压迫新生力量的旧势力战斗的。但它对于我们对新东西求全责备的保守主义思想，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我们有的同志有时候对新生力量不是积极扶植，而是百般挑剔，实行压制，这是与共产党员的宝贵质量不兼容的。

(二)批判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反对复古主义。

根据否定是扬弃的原理，我们应该批判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复古主义。无产阶级文化派绝对否定历史上的文化成就，要在空地上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是反动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我们批判胡适、胡风的斗争，也包括着反对他们的民族虚无主义。他们骂倒了古人，抹煞了中国的民族文化成就。胡风更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我们的同志诬蔑成民族复古主义，来宣传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

胡适、胡风的民族虚无主义，正是他们的买办、奴才性格的表现。这是不奇怪的。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可是，这并不是说只有反革命才会否定民族文化遗产。革命同志，有的在某些时候，由于思想方法上的错误而犯否定民族文化遗产的错误，也是可能的。例如近几年来，就有的同志犯了取消中医的错误;其思想方法的主要错误就是形而上学：违背了批判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的原理。

我们的民族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在文学艺术、哲学、医学、数学等等方面，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共产党——工人阶级是合法的继承者。也只有共产党——工人阶级才能真正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如中国的哲学遗产非常丰富，例如春秋时代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佚名的“阴符经”中包含的唯物论辩证法，汉朝王充的唯物主义，……但今天还只有极少数人对古代哲学作个别研究，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没有。例如医学，有悠久的历史，有极丰富的宝贵的东西，但还没有科学的整理，几年来卫生工作的领导上违背了党中央的指示，在医务界形成一种排斥中医，绝对否定中医的风气。由此可见，批判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任务，这需要各方面的科学家进行艰苦的研究，也需要我们进行理论上的战斗，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当然，不能是无批判的接受，在整理研究过程中，要采取批判的态度，不要连糟粕、毒素一起吸收。所以，在批判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过程中，同时要反对民族复古主义。

在生活中也有人主张复古主义。例如在建筑上就有人歪曲经济、适用和在一定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把美观孤立起来，提到第一位;而所谓美观则是复古，提倡盖大“斗蓬”。结果是既不经济，不适用，又不美观。

在接受民族文化遗产上，我们也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民族复古主义。

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写道：“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旧宅子的主人的，而这间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只有烟枪和烟灯……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鲁迅著：《且介亭杂文》第四〇页，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说：对民族文化遗产要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要推陈出新。对于外国古代的文化也是这样。毛主席把这种态度比作人对食物的消化过程。他说：“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〇〇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他又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拿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同上书，第七〇一页。]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批判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的唯一正确方针，这个方针本身就包含了，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民族复古主义。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教导我们：客观过程的上升运动是螺旋型的，有曲折的，而不是直线的;客观过程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前进的运动，但也有向下的分枝，暂时的失败和迂迥前进。因此，共产党人必须考虑到这种客观规律，灵活地制订自己的政策，把革命运动引向胜利，要像好的舵手一样，善于绕过暗礁驶向彼岸。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不了解这个道理，他们认为革命运动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直线上升的，“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九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因此他们在政策上、行动上就要犯冒险主义;当碰壁之后则又往往转为右倾、悲观失望，不相信革命事业一定胜利。

列宁曾经在一九一八年说明俄国革命发展的艰难时写道：“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舍夫斯基说过，历史的事业不是涅夫斯基大街的人行道。如有人‘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仅只在以下的条件下进行：——革命的前进轻松而顺利，一下子就会有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预先就有不致失败的保证，革命的道路是宽广的、畅通的、直线的，而无须乎在争取胜利中遭受沉重的牺牲，无须乎‘坐监牢’或窜过狭隘的、不可通行的、曲折的和危险的崎岖小道，——谁这么想，那他就不是革命者，他就是还没有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究气，他事实上就会经常地堕落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五〇页，转引自罗木林塔尔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第一八一页，作家书屋版。]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针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写道：“不能把革命运动看做一直上升的运动。这是对于革命的一种书本上的非现实的想法。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蒋介石的政变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曲折之一，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为借此可以把一切肮东西从革命中清洗出去，并沿着强大的土地运动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进。”[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二三四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正如斯大林同志所预见的一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以为革命无望了，变成了取消主义者，叛变了革命。而当时有些同志则不承认革命失败，认为革命高潮在直线上升，主张继续采取进攻的策略，因而犯了“左”的错误。精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同志，则看清了革命曲折前进的过程，根据中国具体条件，确定革命向农村退却，并把这种退却转为进攻，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展红军，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正是沿着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从夺取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最后夺取了全国的胜利。

在反五次围剿中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也是不了解战争的曲折、迂回发展的道理，他们否认在优势敌人面前采取战略退却的必要。他们主张：“‘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〇〇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就是直线性，不懂得辩证法。大家知道反五次围剿，因为三次“左”倾路线暂时统治了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终于不得不退出苏区来一个“大规模搬家”，大家知道那是受到了何等严重的损失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驳斥他们的方法论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同上书第二〇六页。]这是生动的辩证法，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生动说明和运用。

苏联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由用冲击手段、正面进攻资本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转到了对资本主义采取迂回包围、最后把它彻底消灭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具有一种退却的性质，但这不是由于遭受失败的退却;军事共产主义保证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这是为了不致脱离自己的根据地，稍许向后退却一下，从而组织有效的进攻。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在自己的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没有替自己保证充分的根据地。”反对派是直线主义者，他们不了解这个道理。“左”倾机会主义，要把共产主义的螺丝钉扭紧一下，继续正面冲击，他们不理解采取迂回包围，然后总攻的必要。右倾机会主义者则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回到资本主义。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绝对错误的。他们最倒霉的地方就是直线性，就是不懂得事物发展的迂回曲折进程，就是不懂得辩证法。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由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到土地的公共所有制，也是否定之否定过程。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私有，分散的零碎的小块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否定了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实现集体化，又再度否定了农民私有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小块土地又连在一起了。但它不是恢复到地主大土地所有制，而是土地集体公有。这是否定之否定。我党中央正是考虑到这种客观进程的必然性，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私有，然后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再实现土地公有。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土地及一切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而为了达到最终目标，在中国条件下，在一定阶段必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土地归农民私有，正是为了以后实现土地公有。这是符合客观辩证法的。对于形而上学说来，这是不可理解的。照他们的直线性看来，既然终极目标是土地公有，那末就要不管中国条件怎样，干脆没收地主土地归国家所有并集体使用，那样岂不省事。大家知道，照他们那样做法就破坏了工农联盟、破坏了中国革命。

规定党的路线、政策，必须考虑到客观过程的迂回、曲折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要注意，直线性也是要碰钉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