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传播影响和实践运用

作者：黄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7期

[摘　要]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传播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60至70年代达到高潮。毛泽东思想为非洲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理论武器，高度契合非洲社会结构和殖民压迫现实，为非洲革命者清晰界定敌友关系、动员群众、开展持久斗争提供了思想指导。伴随中非关系发展，毛泽东著作以英文、法文、非洲民族语言等形式广泛传播，在多国成为干部教育和群众动员的重要教材。非洲革命者在实践中创造性运用毛泽东思想，将游击战战略、人民军队建设、群众路线融入本国解放运动与国家建设。进入21世纪，毛泽东思想在非洲依然具有广泛影响，为非洲国家探索发展道路、抵抗新殖民主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全球南方合作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非洲;传播影响;民族解放;国家建设

20世纪中期以来，非洲大陆进入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期。尽管反殖民斗争不断推进，独立进程相继展开，但非洲社会普遍面临理论资源不足、革命实践经验匮乏等困境。殖民主义长期塑造的经济社会结构，使非洲难以直接复制和移植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成果，对非洲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们能够结合本土社会条件探索自主解放、建设道路。以历史文献和案例研究系统梳理中非交往与思想互动的历史，重点考察毛泽东著作的译介传播，及其在安哥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刚果(金)等国革命实践中的应用，可以揭示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适应性与创造性转化，说明其不仅作为外来理论被接受，更在实践中实现了本土化。毛泽东思想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不仅发挥了思想指导作用，而且在独立后国家建设进程中继续展现出生命力。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传播应用，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文明与社会结构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影响纳入非洲语境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化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史的理解，为当下持续发展中国与非洲各国关系提供思想参照，也对全球南方国家在应对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挑战时的理论探索具有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在非洲传播的主要背景

自20世纪50年代起，毛泽东思想在非洲广泛传播，在60年代至70年代达到高潮。这不仅源于中非交往日益密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理论，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切合本土实际的“武器”，能够指导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的斗争。

(一)国际局势转变与民族独立诉求高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思想快速传播，世界进入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新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非洲广大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剥削压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殖民当局表面上推动有限改革与地方自治，但难以回应非洲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政治诉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在1959年2月21日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时指出：“你们那里的斗争正在高涨，非洲人民团结起来作斗争，这是伟大的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这一判断反映了毛泽东对非洲局势的敏锐观察，更是其理论视角的延伸，即将反殖民主义斗争视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群众性革命斗争。

在殖民当局拒绝和平移交政权的压力下，许多非洲国家走上武装革命道路。同时，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革命取得胜利，进一步激发了非洲人民的革命热情。然而，相较于具有高度工业化基础和无产阶级基础的欧洲，非洲社会长期处于殖民经济结构下，工业基础薄弱、农民人口占据主导地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难以移植，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需要在非洲创新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非洲人民亟须探索更为有效、更符合非洲实际的思想理论，指导实现本国独立与民族解放。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非洲迅速获得认同，正是因为其理论框架高度契合非洲社会结构与斗争形势。毛泽东强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持久革命斗争，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分析方法使非洲革命力量得以清晰识别殖民者及其代理人，将民族解放运动上升为一场广泛深刻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的革命战略为非洲革命者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也使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解放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外来思想理论。

(二)中国革命胜利鼓舞非洲国家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独立自主新国家的转变。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群众动员、阶级斗争等，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而且深刻影响了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过程中的路径选择。桑给巴尔的一位朋友回忆：“我们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我们看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非洲大陆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地形复杂、热带雨林密布，加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部队数量少、装备差。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战就成为非洲革命者首选。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回答了战争“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为非洲革命者们提供了思路。同时，非洲存在大量农民，毛泽东思想中发动农民的观点也得到广泛认同。毛泽东思想中“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论断，强调革命斗争应依靠人民群众，目标是解放被压迫阶级，这与非洲广泛存在的农村社会结构高度契合。

在1963年3月18日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时，毛泽东建议：“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中国的经验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太长。中国的经验可以当作一种经验来研究，研究成功的方面和失败的方面，就是说正确的方面和错误的方面。革命总是要经过反复斗争的，做得好可以把政权保持下去，不脱离群众。凡是脱离群众的，非失败不可，凡是胜利了，都是由于得到群众的支持，凡是胜利了又失败，一定是脱离了群众。”这一论断，正是群众路线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集中体现，即革命的根本在于人民，胜利的保障在于是否将人民组织起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为非洲革命者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革命目标：不仅要争取民族独立，更要改造殖民遗产，对殖民者及其代理人进行彻底斗争。非洲革命家们将这种思想理论融入革命，发动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这种革命策略，使非洲革命不仅成为反对外部压迫的民族斗争，而且深刻改造了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

(三)中非关系发展为思想理论传播奠定基础

历史上，中国和非洲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成为中非关系得以迅速推进的基础。第一，中国和非洲都遭遇外来侵略、干涉，在民族压迫中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天然共识;第二，中国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均以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核心目标;第三，中国和非洲社会在历史和传统文化上都具有较为鲜明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价值观。这些相似之处形成了中国与非洲的情感联结，为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传播，创造了意识形态基础，中国很自然地认同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新非洲的斗争，支持仍处于殖民统治下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对非洲地区具体情况不太熟悉，但外交政策已经表明了基本立场，即坚定不移地支持亚非拉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毛泽东多次表达对非洲历史与现实的关注：“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国和非洲的互相了解逐渐加深，为推进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保障。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正式建交，揭开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序幕。此后，中国不断加深与非洲各国的政治互信。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时指出：“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这使非洲人民对新中国的好感持续增加。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喀麦隆妇女团、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希望整个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中国始终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尊重非洲人民选择，尊重非洲国家主权，这为持续推进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始终坚持“各国革命由本国人民决定”，这为中国在非洲各国赢得广泛信任与尊重。伴随政治互信的建立，中国与非洲的实质性合作逐步展开。1961年2月至6月，中国派出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加纳、几内亚等8个西非国家。1963年至1964年，周恩来对非洲十国进行访问，为中非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67年，中国与赞比亚、坦桑尼亚签署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1970年10月动工，1975年6月完成铺轨任务，1976年7月完成交接，成为中国与非洲关系发展的历史丰碑。中国与非洲关系持续推进，让更多非洲人民接触到毛泽东思想，使非洲人民找到了真正适合本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强调的群众路线、农村包围城市等理论主张，为非洲革命提供了超越民族主义、改造国家社会的革命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广泛传播，成为不同国家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二、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跨文化传播

毛泽东著作在非洲传播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英文、法文等版本的毛泽东书籍的传播，二是非洲民族语言版本的毛泽东书籍的翻译与发行。中国国际书店(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1950年的工作任务中指出：“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提出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对外宣传，以满足全球范围内人民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于是，中央外事小组开始着手出版毛泽东著作的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等版本。1962年，《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把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外文书刊对外发行的基本政策，通过发行各种语言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非洲国家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量很大。历史上，非洲大多数国家处于英国和法国殖民统治下，官方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法语。因此，毛泽东著作向非洲发行初期，通常使用的是英文和法文。20世纪60年代，包括埃塞俄比亚、加纳、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贝宁、索马里、尼日利亚等在内的二十多个非洲国家，开始订购、销售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加纳等国领导人，积极鼓励人民群众学习中国革命胜利经验、阅读毛泽东著作。1962年至1966年，埃塞俄比亚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大部分为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著作在贝宁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贝宁一些国营公司在1975年至1978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是政治书籍，用于干部教育学习。在西非地区的马里、加纳，毛泽东著作也广泛传播。20世纪60年代，大约400万册中国图书在马里分发，大部分为《毛泽东语录》。加纳的恩克鲁玛是极其崇拜毛泽东的非洲领导人，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大力向中国学习。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统计，1962年至1966年，加纳累计发行中国书刊数量达到138万册。

在英语版和法语版基础上，毛泽东著作非洲民族语言版本也逐渐进入非洲社会。1964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桑给巴尔人民争购毛主席著作　奔巴岛一青年说桑人民可以从毛主席著作中学到经验与教训　用来解决和克服桑在建设新国家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的文章，其中提到中国出版的斯瓦希里文的毛泽东著作在当地发行的细节。1966年，外文局牵头成立斯瓦西里文和豪萨文翻译组，重点翻译《毛泽东语录》。阿姆哈拉语的翻译工作起步相对较晚。1976年，埃塞俄比亚在报纸和杂志刊登《实践论》的阿姆哈拉语译文，出版阿姆哈拉语单行本。

在一些尚未摆脱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如毛里塔尼亚和南非，毛泽东著作被殖民政府列为禁书，但这并未阻止其广泛传播，民众仍会想尽办法获取毛泽东著作。在毛里塔尼亚，当地民众通过秘密渠道获取毛泽东著作，一本珍藏的法文版《〈共产党人〉发刊词》被翻阅得破旧不堪，显示出阅读频率之高。“在这里，几本毛泽东著作，得来可不容易啊!”南非一位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告诉《人民日报》记者，在白人殖民者统治的南非，毛泽东著作被列为禁书。他说：“帝国主义企图筑一道墙，堵住毛泽东思想。可是他们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象盛开的花朵，到处发散着它的芳香。”

三、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实践运用

伴随毛泽东著作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在非洲各国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中得到具体应用，产生深远影响。在安哥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刚果和坦桑尼亚等国家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革命的和发展的意识形态，受到非洲领导人和非洲人民广泛关注，更在实践层面被有效运用，进行本土化改造。

(一)在革命斗争中的应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强调农民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与非洲殖民统治下农民被压迫的现实产生强烈共鸣。非洲革命者普遍认为，这一理论为动员广大农村民众参与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同时，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寻求独立的非洲人民提供了巨大帮助，为非洲反殖民武装斗争提供了策略指导。他们把毛泽东军事著作看作“密林中的阳光”“黑暗里的指路明灯”“走向胜利的指南针”，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总结斗争经验教训，努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以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彻底胜利。

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成为非洲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有效工具。游击战争推动了包括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内一系列民族解放组织的成立，成为非洲寻求独立和解放的重要力量。这些革命团体通过系统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在实践中将中国革命经验与本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构建起以农村为依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斗争形式。这些革命团体深知发动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

刚果独立前后，时任刚果革命军上校的穆勒莱(Mulélé)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经验，能为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提供指导。毛泽东思想是刚果实现独立解放的最终权威，中国革命是反殖民主义的普遍象征。穆勒莱受毛泽东思想启发，寻求通过升华阶级意识消除干部与农民的矛盾。将毛泽东思想融入游击战争，试图找到去殖民化与民族自决的最佳路径。在刚果(金)爱国武装力量中，毛泽东思想受到热烈欢迎，被广泛接受。刚果(金)许多游击战士说，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就好像是为刚果(金)人民斗争写出来的。刚果(金)的战士们学习了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论断后，开始注意发动广大群众支持、参加武装斗争。刚果(金)爱国武装西线政治委员会在出版的刊物《游击战士》上发表文章称，从过去斗争中首先要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充分发动、组织人民。“只有把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必须把发动和组织人民的力量看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刚果(金)爱国武装的一些领导人总结了斗争经验，提出加强领导、加强武装斗争、争取群众等重要任务。“我们在斗争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掌握毛泽东思想，坚决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在刚果(金)历史文化背景下，游击战士甚至认为毛泽东是面对殖民主义时保护他们的重要力量，成为他们的“护身符”。

1963年，穆加贝(Mugabe)游学结束后回到南罗德西亚，组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他始终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试图以武装斗争解放南罗德西亚。穆加贝在10年牢狱生活中潜心研读《毛泽东选集》，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并结合津巴布韦的历史与现状，“思考如何让我国(津巴布韦)人民从白人种族歧视中得到真正的自由”。一群流亡在外、渴望祖国早日独立的津巴布韦青年，用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买来《毛主席语录》，冒着生命危险带给正在战斗中的战友和革命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将同样用武装斗争的办法来解放祖国。”1980年4月18日，穆加贝率领下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津巴布韦正式独立。

在安哥拉，游击战士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结合安哥拉具体实际，分析敌人和自己各种有利与不利因素，进一步认清形势，决心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展开持久战，积蓄力量、打败敌人。安哥拉游击战士还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其他军事著作印成葡萄牙文小册子，作为学习材料。“中国的道路比起任何其他道路来更接近于我们，更适合于我们”“我们从内心深处把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长期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莫桑比克人民总结经验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战胜殖民主义者、争取民族解放。他们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拿起武器，走上革命道路。1974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与葡萄牙政府签署《卢萨卡协定》，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乌干达领导人穆塞韦尼(Museveni)亦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实践者。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读书期间，穆塞韦尼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获得灵感。1970年代末，穆塞韦尼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建了国家拯救阵线，发起武装斗争。新政府建立后，他担任国防国务部长，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穆塞韦尼经常讲的话正是毛泽东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必须政治化”。1980年底，他创建和领导的乌干达爱国运动在大选中失败。他向驻乌干达的中国机构提出，能否提供250套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以供阅读学习。经过5年游击战争，1986年初，全国抵抗军推翻奥凯洛政府，穆塞韦尼宣誓就任乌干达总统。

(二)人民军队理论的影响

毛泽东人民军队理论强调，军队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必须具备高度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军队应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服务人民、保护人民的工具，既是阶级斗争的武装力量，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与其他性质的军队根本区别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与阶级立场。在非洲，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理论对各国军队组织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刚果革命军等，纷纷通过学习、教育，建立起一支有纪律、受群众欢迎的革命武装力量。直到今日，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理论仍在非洲发挥巨大作用。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早在1965年就对战士进行“再教育”，这源自毛泽东思想教导。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策略为解放阵线的斗争提供了典范和启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学习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颁布了关于加强组织纪律的命令，包括“一切行动服从命令”“一切缴获归军队”“讨论和解决问题时说话要和气”“借物要归还原主”等。由于担心内部敌人破坏革命斗争，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要求干部必须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在1968年至1969年、1970年至1972年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纪律成为划分革命者与非革命者、纯洁者与不纯洁者的重要工具。因此，违反纪律的人，无论性质、程度，都会被清除，以保持革命组织和路线的纯洁性。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总司令兼主席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在1970年说：“反对偷窃、浪费和不节俭的斗争是发展集体精神的一部分。偷窃是一种自私行为，是一种不顾同志利益的行为。”他借鉴毛泽东思想并补充说，三大纪律规则是，“即使是发现一根针，拳击手也应该被教导归还”。

根据毛泽东思想，刚果(金)爱国武装的领导人提出，要创建一个革命政党，创建一支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以及由这样的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等主张。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在刚果革命军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穆勒莱在领导解放运动时就多次提出，要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改造军队，借用“八项注意”原则。

毛泽东思想在非洲军队建设中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非洲解放战争时期，也延续至当代制度建军。安哥拉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仍在各级部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确保军队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安哥拉总统若昂·洛伦索曾担任军队政治委员。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和阿曼多·格布扎以及坦桑尼亚前总统贾卡亚·基奎特也曾在军队中担任政治委员。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开展大规模政治教育，确保军队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在乌干达，总政治委员负责监督全军政治委员。现任政治委员亨利·马茨科准将解释说，乌干达军队的独特之处在于政治清晰，有一种意识形态指导军队工作，相关内容体现于乌干达人民军事教育的基础性文本，包括《自由使命》和《非洲的问题是什么?》中的“我们为什么要打持久人民战争”和“全国步枪协会和人民”两章。南苏丹政治和道德导向办公室由一名副参谋长领导，负责教育全体军警部队。这种党指挥枪、政治建军的理念，正是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非洲的具体体现。赞比亚的军队建设也以巩固军民关系、培育人民军精神为核心。卢旺达也在坚持打造人民军队，实现“军队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目标。

(三)群众路线的运用

非洲许多政治领导人在国家独立和社会转型进程中深受毛泽东群众路线观点启发，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进程中不断借鉴相关思想。

20世纪60年代，几内亚的阿尔法·孔戴(Alpha Condé)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以学者身份投身革命运动。青年时期孔戴在法国求学期间，阅读了法文版《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其中关于群众路线、阶级斗争与政党建设的论述。1963年，孔戴联合旅法几内亚侨民，在法国创建劳动党，以无产阶级群众为依托，推动阶级联合，构建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联盟。为团结各社会阶层，扩大政治影响，孔戴于1985年将劳动党更名为几内亚全国民主运动，后改为几内亚爱国者联盟，1987年定名为几内亚人民联盟党。孔戴借鉴了毛泽东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思想，努力联合各党派的力量，吸引群众参与政治生活，于2010年当选总统并连任。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长期主张执政党应根植于最广大劳动人民之中。面对全国抵抗运动内部逐渐出现的“脱离群众”倾向，2024年8月16日，全国抵抗运动核心小组会议召开，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原则的重要性。穆塞韦尼提醒党团成员，全国抵抗运动自成立以来就以毛泽东群众路线观点为政治根基，这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核心标识，也是长期获得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穆塞韦尼指出：“那些只顾着精英而忘记群众的人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群众路线上。”在同年9月8日国家领导力学院的颁奖典礼上，他进一步重申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强调要优先考虑群众权利，致力于满足乌干达群众的需求。

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充分吸收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观点。2012年，该党发布《组织革新——将非国大建设为变革运动和战略权力的中心》，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将践行群众路线提高到革新办法的首要位置。文件指出，无论非国大已经遇到以及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人民始终是首要关注点，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从维护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角度解决每个问题。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必须成为指导方针，成为非国大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在。必须巩固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使群众自我解放。必须增强政党联系群众的能力，让他们充分参与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成为积极推动者。肯尼亚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也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重点强调：“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战略和组织架构，动员基层，推动普通民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斗争。”同时，要求团结遭受严酷剥削的人们，推动群众性革命运动。

四、非洲社会对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认识与评价

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传播不仅体现在革命斗争与国家建设等层面，而且深刻影响了非洲社会。重点考察非洲国家领导人、政党组织及普通民众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与评价，可以揭示毛泽东思想在跨文化语境中的重要意义。通过梳理政要言论、政党文件及社会记忆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在非洲既是反殖民斗争的理论武器，也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后建构社会认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非洲各国政要高度赞扬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为20世纪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有力思想武器与实践指南。早在20世纪60年代，喀麦隆人民联盟就向中国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高度重视。其代表访华时指出：“我们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印得很多，发到游击队伍中去，他们运用到实际中去。”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广泛适用性。非统组织前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认为：“当年，非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摆脱殖民主义，建立独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真心真意地帮助我们，这是毛泽东思想在非洲有深刻影响的最重要原因。……虽然时代在发展，非洲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毛泽东思想并没有过时，非洲国家仍将从他的思想中汲取营养，使国家更快发展。”

多位非洲领导人也表达了毛泽东思想在本国革命中的作用。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指出：“毛泽东有着非常清楚的革命思路和策略”“乌干达深受他思想的影响”“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鼓舞和帮助了非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穆塞韦尼在湖南毛泽东故居前写下：“毛主席不仅以其清晰的思想和战略解放了中国，还激励了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使他们知道，被压迫的人民只要组织得当、领导得当，就能取得胜利。在乌干达，我们在多方面的斗争中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战略的极大启发和指导。我们向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思想关于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论述亦受到非洲政界高度认同。萨利姆指出：“非洲现在的很多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来为国家发展服务。”他感慨地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中国很好地应用了这个理论。现在，非洲国家在联合发展、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非洲的应用。毛泽东哲学著作在非洲革命者中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阶级分析方法普及。西南非洲民族联盟泛非和外交事务书记韦尔纳·马穆格韦说：“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就能够清楚地了解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的矛盾。”

(二)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社会得到高度认同

长久以来，毛泽东在非洲民众心中享有极高声望，既是思想导师，也是革命象征。“毛泽东思想指导乌干达赢得了民族解放和自由，乌干达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乌干达愿景集团记者穆巴拉克说，中国永远是乌干达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希望乌干达和中国在更多领域展开交流合作，一起携手前进。1964年5月9日，由内政部部长奥廷加率领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访华，奥廷加说：“毛主席的名字全非洲都知道，甚至有许多小孩都取了主席的名字。”孙玉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遇到过一位非洲外交官，他对毛泽东感情非常深，他说自己一生都是受毛主席鼓励长大的。他说：当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为我们穷人提气。我们在受到帝国主义、大国欺负的时候，就想起毛主席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感觉特别弱小的时候，就想起毛泽东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信心百倍了。”获得独立后的莫桑比克政府和人民，甚至将首都马普托最美丽、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毛泽东大道”，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

非洲一些共产党组织也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在今天的非洲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肯尼亚共产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民族解放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肯尼亚共产党党的建设也受益于毛泽东的思想著作。”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肯尼亚共产党副主席布克在肯尼亚共产党官网发布纪念毛泽东的短诗，其中提到，“毛泽东，全人类的英雄。他为受压迫者英勇奋战，用智慧和力量引领无产阶级，……通过历经磨难和胜利，他开辟了道路，为了正义得以彰显的未来。毛泽东的遗产永垂不朽，激励我们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国家而奋斗”。在加纳的卡布拉尔学校，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本书籍，就是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引领了非洲解放进程，而且在当代非洲的共产主义实践与思想教育中继续发挥作用。

(三)毛泽东思想具有世界意义

毛泽东及其思想在非洲广泛传播并深受欢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重要思想资源。非洲诸多国家领导人和革命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理论武器，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灯塔。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主席称颂，“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一个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抵抗和斗争的象征”。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说：“毛泽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第三世界人民为争取解放、赢得尊严、巩固他们之间自然存在的团结而行的斗争。”赤道几内亚前总统马西埃·恩圭马·比约戈·涅格在参观韶山时说：“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人民的骄傲，所有热爱自由和独立的革命者都应学习毛泽东思想。”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称赞道：“如果要说到某一个人，他解放了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当时有5亿多人，这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至于你问我对他有什么印象，我说他既是一个伟人，又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分析(指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是正确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委员拉西迪·姆福米·卡瓦瓦在参观韶山时指出：“实践证明，我们共产党人越是深入了解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就越能推动我们的革命事业。”还有外国学者指出，当今中国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为强大，更为现代化，更加富裕，更具有在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发展中起领军作用的地位。这对整个国际社会，对非洲都是有利的。中国为非洲提供了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他们不一定要依赖美国或欧洲的援助，他们可以选择和中国合作。这就是毛泽东的重要遗产。

毛泽东思想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指路明灯。马里总统特拉奥雷高度赞扬毛泽东，认为他以夺目的光芒照耀着整个世纪。他的业绩和制定的原则以及政治家品质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毛泽东思想强调通过群众动员、人民战争、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制度，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正因此，毛泽东思想对非洲革命者具有高度的理论吸引力与现实指导意义。莫桑比克一位朋友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的火炬。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进步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刚果一位革命者说，毛主席是当代人类的巨人。毛泽东思想是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他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并且根据当代的情况和对未来的预见，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有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避免失败，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走向胜利。毛泽东思想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指路明灯，而且为他们在取得独立后建立新的社会指出道路，使革命一代一代传下去。一位博茨瓦纳的自由战士说：“读了毛主席的著作，使人精神焕发，犹如获得新生。象真正的革命者那样新生。”尼日利亚国家元首戈翁曾经指出：“他的远见和思想鼓舞过世界人民，并将永远在中国和整个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传播和运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非洲若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重要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强调推翻殖民者与本地统治阶级勾结的反动势力，建立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政权，契合了非洲被压迫民族与底层阶级的现实需求，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进入21世纪，毛泽东思想在非洲仍具有广泛影响，其核心理念依然被视为理解与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

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广泛传播呈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和多样化特征，既有英文与法文等版本，也有多种非洲民族语言版本，极大提高了毛泽东思想在不同语言社群中的接受度，回应了非洲人民的文化需求，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与非洲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可能性。通过本土语言传播的毛泽东著作，促进了广大群众对阶级斗争、群众动员、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独立自主国家等问题的理解，为非洲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在非洲的实际运用进一步验证了其理论的科学性。许多非洲革命者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依靠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等思想本土化，创造性运用于反殖民革命与国内政治斗争。在非洲特定自然地理与社会结构条件下，游击战争战略得到有效实施，体现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毛泽东思想在非洲革命中的广泛应用，表明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开放性与实践指导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毛泽东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依然盛行的全球格局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援助、投资、军事介入等多种手段，强化其在非洲的霸权地位，延续殖民结构的支配逻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帝国主义的系统批判，依然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同时，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当前深刻理解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推进南南合作，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