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史书，试图理解人类社会那波澜壮阔、又时常令人困惑的历程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会浮现：历史，究竟是由什么驱动的?是英雄豪杰的雄才大略，是神秘莫测的天命神意，还是某些永恒不变的人性善恶?千百年来，无数的史学家、哲学家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构建了形形色色的历史观。然而，在这些繁多的观念中，有一种历史观以其独特的深刻性和穿透力，宣称自己是“唯一科学的”，这便是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唯一科学”，这是一个听起来颇为“绝对”甚至有些“霸道”的判断。在强调多元与包容的今天，这样的论断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科学”一词，在这里并非指代一种不容置疑的教条，而是指向一种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和准则。它意味着我们看待历史，不再依赖于那些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观念、精神或偶然性，而是要深入到历史的“地壳”之下，去探寻那支配着一切表层现象的、客观的、物质性的根本动力。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正体现在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向下挖掘的“地质锤”。在唯物史观出现之前，占据主流的是唯心史观。这种史观，无论是将历史归因于上帝的剧本(如中世纪的神学史观)，还是归因于某种抽象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如黑格尔的哲学)，亦或是归因于少数英雄人物的意志和思想(如英雄史观)，其共同的特点是，都认为“思想”或“精神”是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历史的变迁，是观念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是理性的胜利。这套解释听起来非常优雅，也符合我们对杰出人物的直观崇拜。我们习惯于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业视为他们个人意志的延伸，将文艺复兴归功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天才的灵感闪现。然而，唯心史观却无法回答一系列更深层次的“为什么”：为什么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而周天子却不能?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出现在特定的时代，而不是随机分布在历史长河中?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15世纪的中国?

如果一切都归于英雄的才智或思想的火花，那么历史就成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偶然。英雄的出现是偶然的，思想的诞生也是偶然的。这样的历史，最终只能诉诸于神秘的“天命”或不可知的“灵感”，它能描绘现象，却无法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而科学的本质，恰恰在于寻找和解释规律。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就在于它将这个被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了过来。马克思用一句简洁有力的话做出了概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句话，是开启科学历史观大门的钥匙。它告诉我们，不是思想观念决定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恰恰相反，是我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思想、观念、文化和制度。这个“社会存在”的核心，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通俗地说，就是一个社会的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衣、食、住、行等生存所需的一切。它包括两个方面：生产力(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体现为人、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结合)和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其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唯物史观认为，正是这个最不起眼、最日常、最根本的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最深层、最持久的动力。历史的脉络，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是思想家的语录，而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不断演进的宏大戏剧。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唯物史观不再满足于夸赞瓦特的天才，而是去挖掘瓦特之所以能够出现并成功的“社会存在”。它会考察当时英国的生产力水平：手工作坊的效率已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技术革新的压力空前巨大。它会分析当时的生产关系：通过“圈地运动”，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力，为工厂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海外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完成了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大规模投资生产提供了可能。同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制度，为资本的扩张扫清了障碍。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下，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才从一种偶然的技术幻想，变成了推动时代前进的必然历史事件。瓦特的天才固然重要，但他是被那个时代“需要”出来的天才。如果没有瓦特，也会有“李瓦特”、“张瓦特”。因为驱动历史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冲动。这，就是规律。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是唯物史观“科学性”的基石。

同样，用这把钥匙，我们也能解锁更多历史的谜题。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会普遍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单个人根本无法对抗险恶的自然，只有结成集体、共享资源才能存活。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和农业的发展，生产力提升带来了剩余产品，私有制和阶级分化才成为可能。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的更替，表面上是“君昏臣奸，官逼民反”，其深层根源往往在于土地兼并达到极致，导致生产关系(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严重激化，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最终以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形式，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毁灭性的“格式化”。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它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英雄史观将聚光灯打在少数精英身上，而唯物史观则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创造物质财富、从事生产实践的广袤人民。因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主体，正是亿万普通劳动者。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英雄人物诚然能够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但他们无法改变历史的总趋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也必须建立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顺应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社会存在”的汪洋大海，任何英雄都将寸步难行。这使得历史不再是少数人的传记，而是多数人的史诗，赋予了历史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与厚重。

当然，承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绝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可以随处套用的僵化公式，更不意味着否定思想、文化、政治等“上层建筑”对历史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恰恰强调，上层建筑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会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成为推动或阻碍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先进的思想能够唤醒民众，合理的制度能够解放生产力。但这种反作用，终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土壤天马行空。这是一种辩证的、全面的视野，而非机械的、单向的决定论。时至今日，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观念多元的时代。各种“历史发明家”、“解构主义”思潮层出不穷，它们试图将历史碎片化、虚无化，消解历史的规律性，使其沦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申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它提醒我们，在观察任何社会现象时，无论是分析“内卷”与“躺平”的社会心态，还是理解科技巨头的崛起与垄断，都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评判或文化批判的层面。我们必须学会向深处探寻：它背后的生产力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它所处的生产关系呈现何种形态?资本的逻辑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种穿透表象、直抵物质根源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在复杂世界中保持清醒和深刻的必备武器。总而言之，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唯一科学的”，并非因为它是一种终极真理的教条，而是因为它首次将历史研究建立在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如同牛顿将物理学建立在万有引力定律之上一样。它提供了一套科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使我们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隐藏在无数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规律，理解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根本地位，并最终把握住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它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从“讲故事”和“发感慨”，上升到了“找规律”和“寻动力”的科学层面。正是这份深刻的洞察力，赋予了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思想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