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意识形态陷阱，回归人民史观

以前我并不知道潮妈是谁，直到有个游客在我评论区留言，说我左右不分，让我去潮妈那补补课。我带着好奇就去看了一些内容，回来我就把那个游客怼了。我可以很直接地说，如果潮妈能代表西方的正统理论，那么那些理论都是垃圾。为什么西方意识形态会那么乱，因为都是资产阶级的形式化意识形态，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指导实践。

一、主观构造的意识形态

从他们对左右的定义开始说起，在他们口中，“左派”等同于支持移民、多元文化，“右派”则是反对移民、强调民族文化。这套定义虽然在纸面上清晰明了，但一到现实里就立刻失效，比如北欧的“左派”政党，一边支持移民权益，一边却在福利政策上倾向保护本国公民，这算“左”还是“右”?又如美国的“右派”政客，既反对非法移民，又支持高技能人才移民，这又该如何归类?

显然，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的主观性与相对性，它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人为构建的认知框架，且会随参照系的变化而彻底改变。

比如小资产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常被划入“右派”;但放到大资产阶级面前，他们又因缺乏资本垄断力、随时面临被大企业挤压倒闭的风险，反而成了需要被保护的“左派”。

劳动无产阶级是推动生产的核心力量，被视作“左派”;但游离于生产体系之外、为资本充当打手的流氓无产阶级，又被归为“右派”。

意识形态的定义本就是主观编织的网，一旦你接受了某套框架，就会落入网中。你的判断标准会被框架限定，思维会沿着既定逻辑走，很难跳出束缚看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认知会随年龄变化，小时候想当英雄，觉得历史就是“英雄打天下”;长大后打工谋生，才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才彻底打破“英雄创造历史”的框架，意识到“没有普通人的劳动，再伟大的英雄也成不了事”。

二、精英史观的隐蔽性

既然意识形态是“人造的网”，那是谁在编织它?答案很明确，是上位者、资本力量与传播媒体。他们无论喊着“人民史观”还是“自由民主”的口号，本质上推行的都是精英史观，即由少数人主导构建，为特定目的服务，却包装成“普世真理”。而最典型、最隐蔽的载体，就是我们从小读的教科书。教科书常聚焦精英功绩，却忽略普通人视角与背景。

讲秦汉时，教材大篇幅夸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修长城御匈奴”、汉武帝“独尊儒术、派卫青霍去病击匈奴”，称其“奠定封建基础”、“实现汉朝鼎盛”，却只字不提百姓修长城、阿房宫的牺牲，也不说汉武帝时期“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民生困境，普通人成了帝王成就的工具。

讲义和团运动就是“盲目排外”，却避而不谈他们多是山东、直隶的贫苦农民。他们反洋教，是因教会勾结地主强占土地、洋货冲垮手工业，本质是底层的生存抗争。

谈太平天国运动，教材用“农民阶级局限性”、“贪图享乐”来解释失败，还以“封建迷信”淡化其号召力，却不提它为何能吸引百万农民，更忽略其冲击满清统治、为辛亥革命奠基的关键作用。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读书时，你是不是也曾跟着教材觉得“义和团很愚昧”、“太平天国是乌合之众”?但如果结合具体的民生细节，就会发现真相，这些农民运动不是“历史的负面教材”，而是普通人在绝境中的抗争。义和团成员拿着大刀长矛对抗洋枪洋炮，不是“盲目”，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武器;太平天国领袖后来贪图享乐，不代表百万农民的生存诉求是错的。

再看那些被歌颂的英雄，岳飞能“精忠报国”，靠的是背后成千上万的士兵，岳飞的精锐部队“背嵬军”，成员多是河北的失地农民，他们之所以拼命抗金，是因为金军占领区“杀人如麻，白骨露于野”;文天祥能“留取丹心照汗青”，离不开南方百姓的支持，文天祥在江西起兵抗元时，吉州百姓“争相献粮，甚至变卖首饰资助军饷”;戚继光能平定倭寇，关键是他训练的“戚家军”多是浙江义乌的矿工、农民，这些人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是因为他们“悍不畏死、团结性强”，抗倭动机也是“保家卫国”。

岳飞被杀、文天祥就义、戚继光晚年凄凉，如果站在精英视角，会认为这番努力有什么意义。但他们的精神没有消失，不是飘在天空中，而是存在于百姓的口述里、藏在民间的习俗里、藏在普通人的价值观里。可一旦教科书把历史简化成“英雄个人传”，普通人就会失去与历史的链接，忘了自己的祖辈，也曾是推动历史的一分子。

三、人民史观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意识到精英史观的片面性，就会明白：真正的人民史观，不是换一套“新框架”、“新解释”，而是打破所有框架，回归“具体的人”。

人民史观与精英史观的核心差异，可从三个层面清晰区分：

在关注焦点上，精英史观更偏向国家、民族、阶级等抽象的集体符号，叙述中常围绕这些宏大概念展开，少见对个体具体境遇的关注;而人民史观始终聚焦普通个体，更在意这些具体人的生存需求、选择困境与真实感受，而非悬浮的宏大叙事。

在历史主体的界定上，精英史观将帝王、英雄、精英视作历史的主导者，认为是这些“大人物”的决策与行动推动着历史走向;人民史观则恰恰相反，它认定士兵、农民、工人等普通民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劳动、抗争与坚守，才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非少数精英的“独角戏”。

在认知逻辑层面，精英史观习惯依赖标签化判断，比如用“进步”、“落后”等预设标签定义历史事件或群体，且倾向于接受现成的标准答案，很少主动探究背后的细节;人民史观则倡导自主挖掘历史细节，鼓励人们从普通人的经历出发理解历史，同时尊重不同个体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多元认知，不将历史限定在单一的解读框架里。

比如研究“抗日战争”：

-精英史观会侧重蒋介石“正面战场”的决策，讲“国民党军队的英勇抵抗”。

-而人民史观会关注更具体的细节：河北的农民，如何在地下挖300多公里地道;上海的纺织女工，如何冒着被日军逮捕的风险，把棉纱、棉布偷偷运给新四军;重庆的挑夫，在日军轰炸时不逃反留，帮着搬运救济粮。

这些“小人物”没有留下名字，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但正是他们的坚持，才让抗日战争成了“全民抗战”。这就是人民史观的价值，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不是遥不可及的故事，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在困境中做出的选择”。

有人会认为这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只看对普通人有用的部分，但这就是对人民史观的误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早就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民史观的“功利”，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如果一套历史认知，不能让普通人感受到“自己与历史有关”，不能为当下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借鉴，那它再“宏大”也毫无意义。

还有说人民史观是“相对主义”的人，其实是在偷换概念。他们把“尊重个体”等同于“没有对错”，却忘了历史的底线就是人民。历史细节或许会被掩盖，意识形态或许会被歪曲，话语体系或许会被解构，但“人民的权利不容欺骗、人民的利益不容牺牲”这一核心，始终是不可动摇的标尺。

那些人嘴里“固定的标签”，其实从来不是真正的“固定”，不过是规则制定者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的选择性解读与相对化阐释。而人民史观的“多元”，从来不是无原则的“怎么说都对”，而是基于人民真实境遇的不同视角，它反对的是用单一标签垄断历史解读，捍卫的是“以人民权益为标尺”的绝对底线，这与放弃对错的相对主义，根本是两回事。

四、当下的意识形态之争

回到当下，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大多数人仍困在精英史观的框架里。原因很简单，精英史观足够“省事”。它把复杂交错的历史，直接简化成“好人vs坏人”、“己方vs敌方”的二元对立，不需要你去翻史料、去共情普通人的处境，只要跟着现成的标签站队，就能快速“看懂”历史。可恰恰是这种“走捷径”的思维，让当下的意识形态之争愈演愈烈，满清历史里“康乾盛世”的解读争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本是精英史观与人民史观的碰撞，却被硬生生简化成“褒清”和“贬清”的对抗：

一方面，不少主流叙述站在精英视角，把“盛世”的价值绑定在宏大功绩上。提康熙必讲“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击退沙俄”，称其为“近代中国疆域奠基”;说乾隆总夸“国库充盈、《四库全书》收录三万余册”，将这一时期称作“封建王朝的最后辉煌”。这些表述满是帝王决策与国家层面的“成就”，却对“盛世”下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避而不谈。

可翻开《清实录》、《皇朝经世文编》等史料，能看到另一幅冰冷的图景。康熙晚年，江南推行的“摊丁入亩”虽取消了人头税，却挡不住地主兼并土地，大量农民沦为佃户，要缴纳高达50%-70%的地租;乾隆中期，山东、河南闹大旱，朝廷虽下了赈灾粮，却经不住地方官员层层克扣，灾民只能“食树皮、草根，饿殍遍野”;即便在被视作“经济繁荣”的江南纺织业，织工每天干12小时活，收入也仅够买2斤米左右，连养活家人都难。

这种“宏大成就”与“个体困境”的鲜明割裂，正是精英史观的典型漏洞。它用疆域、财政、典籍这些“集体符号”定义“盛世”，却刻意屏蔽了佃农的地租、灾民的生存、织工的收入。而部分人对这种叙事的反驳，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否定“盛世”标签，就全盘抹杀康乾时期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客观贡献，用“全是疾苦”对冲“全是辉煌”。

说到底，双方都在围着“盛世”这个标签争论“是”与“否”，却没真正回到历史本身。这种非黑即白的对立，不过是精英史观框架下的“标签之争”，从来没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

五、结语

精英史观下的诸多观点，看似针锋相对，本质却是同一套逻辑。都将某个抽象概念当作自我认同的核心，用标签替代真实的历史与个体。在明清历史争议中，这种逻辑体现得尤为明显，核心标签就是“汉族”与“满族”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标签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些刻意歪曲历史的“满遗”极端群体。

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出现后，必然会催生与之针锋相对的另一种错误意识形态，例如“皇汉”群体。这场纷争里没有真正的赢家，也不存在绝对的中立，唯有剔除这种标签化对立的“毒疮”，历史认知才能回归健康。

意识形态之争的本质，从来都是现实矛盾的“表象”。如今它愈演愈烈，核心是内外部现实矛盾的不断发展，而这些矛盾被精英史观捕捉、放大，最终转化成“民族对立”、“左右对立”等标签化冲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意识形态从来不是矛盾的“根源”，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只要跳出精英史观的框架，用人民史观的视角审视问题，很多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自然会随之消解。

因此，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出路，不在于“消灭对立”，而在于“正本清源”。既要打破精英史观的固化框架，更要主动参与到真实的历史实践中。历史从来都是人民的历史，不是少数英雄的专属，更不是个别博主的“一言堂”，它的解释权本就属于每一个普通人。

我们要清扫掉所有抽象化的意识形态“牛鬼蛇神”，无论是欧美的标签叙事，还是民族对立的极端言论，亦或是歪曲历史的片面解读。唯有立足个体真实理解、契合个体发展需求的观念，才是真正进步的观念;只有当全社会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以人民为核心”的共识，这场无意义的思想内耗才能真正落下帷幕。

毕竟，思维的觉醒永远先于现实的改变。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跳出意识形态的迷局，走向真正的共识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