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我为什么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者：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法裔美国哲学家、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维拉诺瓦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卢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近年来，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聚焦于西方左翼理论的阶级根源与意识形态本质，撰写了《激进历史和艺术政治》(Radical History & the Politics of Art)、《当代思想背后的干预：历史、政治和美学》(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知识界的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与帝国理论工业》(The Intellectual World War: Marxism versus the Imperial Theory Industry)等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翻译：赵丁琪

有些书需要十年才能完成，而本书耗时三年。创作过程中，它甚至衍生出了三本著作(若算上我在这套三部曲之前撰写的法文版本——出版商因政治和经济原因在最后一刻终止了该版本的出版——实际上是四本)。本书是深入研究的成果，也是一场穿越帝国理论产业核心、充满意外曲折的探索之旅。由于本书提出了一套关于当代思想的反向历史叙事，不仅挑战了既有的解读方式和备受尊崇的经典体系，还试图在史学范式上实现转变(至少针对主流的帝国叙事而言)，因此，读者有必要了解本书研究的知识生产背后的物质体系——正是这一体系，让我的研究议程得以从主观的自我批判(研究的起点)逐步发展为系统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接下来的自传性叙述(其语气与本书其他部分截然不同，因为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为辩证地将作者置于本研究聚焦的更广阔物质现实之中提供了契机。这同时也有助于阐明本书的创作动机，详细说明其基本定位、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从自我批判到系统性意识形态批判

欺骗他人容易，让他人承认自己被骗却很难。

——据称出自马克·吐温

2001年秋，我在法国巴黎攻读哲学学位。此前，我曾师从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后在雅克·德里达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当时正跟随阿兰·巴迪欧攻读博士学位。我曾以为自己站在知识界的顶端，实现了在美国时的梦想——与法国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一同学习。“9·11”事件发生后，我受所任教的一所机构邀请，在一次公开讲座中解读这一事件。

说我当时“能力不足”已是委婉之辞。对于刚刚发生的一切，我真正能说出些什么呢?以我接受的训练，或许只能用“话语体系间不可调和的歧见”，或是“与大他者的对抗”来解读那些我当时几乎无法理解的事件?又或许可以说，我们脚下的世界正在“解域化”，抑或我们刚刚踏入了拉康式“实在界”的荒漠?若这些都行不通，我还能退而求助于那个始终模糊不清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将其称作所有思想与话语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条件，从而提出一些晦涩抽象、与现实毫无关联的形而上学论断。

当我试图整理思绪，并将其应用于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时，我不禁感到，所有这些概念上的胡言乱语，听起来都像是在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幻的“拉拉乐园”——一个充斥着“大他者”、神秘鸿沟、流动沙丘与人格化景观的想象世界。为何不往这超现实的概念场景里再添上玻璃纸花朵与果酱色天空，让世界彻底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物呢?一想到这里，我便感到恶心，迫切地想要回到现实，重新找回对现实的感知，说出一些具体且有意义的话。但为时已晚，凭借在帝国核心地区接受的精英教育，我所能做的，不过是拼凑出一套注定失败的尝试——透过引领潮流的批判理论视角去解释现实。幸运的是，这次经历至少给了我一个重要教训：我被迫看清了自己的真实模样——一个毫无用处的知识分子。更糟糕的是，我所接受的训练却让我产生了相反的认知，认为自己是人类理论先锋的一员。整个世界仿佛颠倒了过来。

这是我复杂思想历程中的一个顿悟时刻(我在此有意简化了过程)，但它迫使我做了一件从未有人教过我的事：对自己的理论实践进行自我批判性反思。在巴黎顶尖学府经过多年刻苦学习后，我竟然对帝国主义以及我所生活的地缘政治世界一无所知。我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物了如指掌，却对世界上最关键、关乎人类大多数群体与生物圈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无所知。我曾以优异成绩通过所有考试，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学术荣誉，但我真正学到了什么?说到底，我所接受的训练，本质上是“帝国式无知”的训练。

考虑到我的出身和最初的志向，我怎能不感到羞愧?毕竟，我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农场长大，曾从事建筑工作。最初吸引我走向知识生活的，是我渴望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最早的知识抱负，是试图理解为何生活会被如此繁重的劳作所困扰，并找到终结这种状况的方法。然而，我学到的却是——用我的导师德里达(那位传奇人物)的话来说——用“社会阶级”这个词根本无法构建出有意义的句子2。显然，若你是一位知名知识分子，只需通过傲慢的宣言，就能将阶级社会中最根本的结构性现实宣告为不存在。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公然的“述行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德里达在发表这番言论的同时，恰恰暴露了自己的阶级立场。从这个词的精确含义来看，这便是一种“识别暗号”(shibboleth)。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爱荷华州上大学时，曾竭力寻找当时最激进的理论流派，因为我渴望获得理解并改变这个充满剥削与压迫的世界所需的工具。当时能接触到的理论包括法国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英语世界中受这些传统启发的最新思潮。因此，我全身心投入学习，掌握理解这些理论所需的所有语言和历史知识。在接触到法国理论后，尤其是德里达的著作——我当时觉得其最具挑战性，也最激进(至少在我年轻时的认知中是如此)——我决定前往巴黎，尝试师从德里达学习。1996年，我获得扶轮国际奖学金，如愿迁居巴黎。

就这样，通过制度机制的引导，我对激进理论的兴趣被引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向。抵达巴黎后，我热切地参加了所有在美国享有盛誉(或有潜力获得声誉)的思想家的讲座与研讨会，除了我的几位导师外，还包括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弗朗索瓦·拉鲁埃勒(Fran?ois Laruelle)、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雅克·朗西埃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人。与此同时，我对那些研究“老派”或“粗浅”内容的学者则避而远之。

作为一名勤奋的学生，我因感受到同学的优秀而倍感压力。我不仅阅读这些主要理论家的著作，还仔细研究他们所解读的文本。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后来，我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写道，德里达深受马丁·海德格尔的影响，一心想要在经典文本中寻找“西方形而上学的幽灵”，以至于他能在任何自己希望的地方“发现”这一幽灵，完全无视文本本身的经验现实(更不用说他系统性忽视的文本物质语境)3。与德里达不同，米歇尔·福柯虽自称重视历史研究，但他的著作最终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模式。例如，他傲慢地宣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中对“起源”(Herkunft与Ursprung，二者均可译为“起源”)做出了关键区分，但他引用的无数文本中，要么根本没有出现这两个词，要么其用法与他的解读完全相悖?。若这些学者的著作连最基本的学术审视都无法通过，为何还能被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呢?

面对这些失望，我的反应是寻找更激进的话语——那些直接致力于阐明具体的物质世界的理论。我广泛阅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攻读了历史社会学硕士学位，在布尔迪厄学派社会学家的指导下撰写论文，后来又完成了政治理论博士后研究。同时，我发起了一个工作组，整合资源组织国际讲座系列，并采访了赛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朱迪思·巴特勒、南希·弗雷泽、尚塔尔·墨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等前沿批判理论家?。我曾认为，这些才是真正关注现实世界、致力于改变现实的政治思想家。由于对激进话语的兴趣日益浓厚，我全身心投入研究能找到的最具革命性的理论，包括巴迪欧、朗西埃、乔治奥·阿甘本、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斯拉沃热·齐泽克等人的著作。

然而，我始终心存疑虑，也不断自我怀疑。尽管这些理论家的言辞看似激进，但其核心观点往往难以令人满意。例如，有些人公然宣称，吉尔·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混乱论述，比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更能解释世界，却始终无法清晰说明原因与方式。另一些人看似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却频繁陷入对伪知识分子式引用的堆砌，或是像齐泽克那样，沉迷于对自身“快感”(jouissance)和当日网络见闻的自我沉溺式反思。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在内，他们都认同一点：马克思主义唯有融入足够分量的资产阶级文化，才能具备价值。这种融合的范围极广——从极左翼的拉康式低俗性玩笑，到偏右翼的哈贝马斯式学究空谈——但共识显而易见：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具有创新性，比老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更为精妙。

我在巴黎学习和教学超过十年，同时参与社会活动近二十年，并深入研究了反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史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史。经过这些积累，我才终于开始看清知识生产体系的真实面目。起初，我如同迷宫中的老鼠，只能从自身所处的视角去感知它，最初的研究也只是绘制我熟悉的部分路径。但渐渐地，这幅地图开始整合为一个系统框架，所有线索都各归其位。这一转变是最根本的。2001年“9·11”事件后，我被迫发表那场注定失败的讲座，这加剧了我对主观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一个极其痛苦却又必不可少的过程，我开始质疑自己所接受的灌输(此前我误将其当作教育)。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当我终于能够对自己所接受训练的知识生产、传播与消费体系进行唯物主义分析时，我得以绘制出整个迷宫的全貌。正是这一点，让我能够开启一项更深入、更重要的任务：系统性意识形态批判。这项工作旨在诊断并试图瓦解那个塑造个体、将其构建为意识形态主体的体系。

若你能向某人证明他受到了意识形态灌输，他或许能克服这种影响;但若你能教会他理解那个对其进行洗脑的体系如何运作，你便为他提供了自我解放与解放他人的工具——因为这种客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能让人们看清那个生产(并将持续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主体的体系。这正是本书及整套三部曲的终极目标之一：对塑造出我这样的意识形态主体(更重要的是，塑造出无数接受了同种“帝国式无知”灌输的人)的思想物质体系，进行客观的意识形态批判。毕竟，生活在“概念拉拉乐园”中的绝非我一人——在那里，隐喻式思维与迷信式自由联想被当作严谨、实证论证的精妙替代品。任何参加过理论会议的人，都应当清楚这一点。而且，误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形态的，也绝非我一个。

然而，资产阶级知识体系不仅涉及认识论层面，它更是一套权力与控制体系。认识到它的运作方式并进行系统性研究是一回事，能够发表研究成果并获得认可则是另一回事。试图这样做，无异于与那些掌控传播渠道及其管理者发生直接冲突。因此，我必须提及，整个研究项目的问世过程异常艰难。许多平台拒绝发表我的研究成果，还有同样多的平台对其进行抨击，且通常完全不依据证据展开讨论。最极端的案例发生在巴黎的拉法布里克出版社(éditions La Fabrique)，它让我亲身体验了帝国理论产业的真实物质运作，以及其“守门人”(gatekeepers)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如前所述，多年前，这套三部曲最初是我为该出版社撰写的一本著作——拉法布里克出版社大致相当于法国的“verso出版社”。经过漫长的编辑干预过程(编辑们承认自己对相关内容知之甚少，却坚持要求我修改)，就在该书即将付印之际，他们突然终止了整个项目。简而言之，他们声称，我本应赞扬而非批判帝国理论产业中的某些“偶像”，但项目终止的真正原因，是我的研究质疑了该出版社的市场定位。当时我太过天真，以为那些自称激进的出版社会支持具有突破性的严谨学术研究，即便它对出版社的某些既定价值观提出了批判。拉法布里克出版社的经历，让我切实理解了帝国理论产业的“守门人”会如何排斥对其盈利模式的任何深入批判。幸运的是，尽管我损失了数年的研究时间，但这段经历让我对知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及出版业的权力动态有了宝贵认识，从而深化了我的分析。

创作动机

真理具有斗争性，它不仅与谬误作斗争，也与传播谬误的人作斗争。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为何要投入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对西方左翼知识界进行系统性意识形态批判?

这种批判的目的包含四个层面。首先，它试图阐明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根本驱动力，同时详细揭示整个体系运作的具体机制。通过这种方式，它能帮助人们理解社会整体，将思想置于更广阔的物质现实与阶级斗争框架中进行考察。意识形态批判的这一层面，旨在培养人们对思想世界运作方式的科学认知，阐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产生与延续、服务于谁的利益、以谁为目标，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发挥作用。对帝国核心地区左翼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批判，能以这种方式为思想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提供更具科学性的解读。

其次，除意识形态层面外，这种批判还旨在对整体现实进行更具科学严谨性的分析。不应从狭隘的实证主义角度将“科学”理解为对客观现实的完美把握，而应将其视为一个集体过程：构建最连贯的解释框架，在实践中检验该框架，并根据新信息不断完善它。因此，科学是人类通过与更广阔物质世界的辩证关系来发展知识的可错性过程。进行系统性意识形态批判，不仅能让我们准确诊断并充分理解意识形态这一“病症”，还能通过尽可能严谨地把握物质现实，助力“治疗方案”的制定。本研究聚焦的“知识界战争”，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斗争，更是一场关于现实本质、关于谁有权(且有能力)定义现实的斗争。

第三，开展系统性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因在于，它能为实践行动提供最连贯的框架——因为认识现实的目的不仅在于理解，更在于改变。本项目的目标之一，是让“理论中的阶级斗争”重焕活力，为整体阶级斗争的复兴做出贡献。在帝国核心地区，许多所谓的知识辩论都局限于相同的根本意识形态框架内，而对这一框架本身提出质疑的情况则相对罕见。例如，反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在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人群中亦是如此。主流意识形态最有害的影响之一，便是基于广泛的歪曲解读与宣传式历史叙事，诋毁并扭曲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DHM)。鉴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已被证明能够作为实践行动的指导，并取得了公认的成功，“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便是巩固并进一步发展这一传统。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对西方左翼知识界的这种批判，是对帝国核心地区左翼历史的更广泛批判性反思的一部分，也体现了对左翼进行根本重新定位的必要性。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理论唯有掌握群众，才能在现实世界中拥有真正的力量。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反共、与资本主义妥协的理论，已经牢牢掌控了群众，甚至在更广泛的左翼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帝国核心地区工人阶级的物质地位——他们作为“劳工贵族”处于全球分工的顶端，但同时也是帝国知识界所拥有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结果。批判西方左翼知识界，最终目标是让整个左翼(而非仅知识界)重新定位，转向反帝国主义政治，拥抱而非拒绝社会主义主权项目。

那么，为何要如此严厉地批判西方左翼及其领军知识分子?简而言之，因为他们放弃、边缘化或篡改了世界工人阶级与受压迫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使其面目全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全球阶级地位所致——更准确地说，是“知识劳工贵族”地位的结果。作为帝国专业管理阶层的一员，这些知识分子舒适地处于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顶端。他们没有任何改变该体系的物质动力，因为体系支撑甚至推动了他们的发展，因此他们倾向于与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妥协，宣称现实中不存在其他可行选择。

在国际阶级斗争的风险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西方左翼知识界对革命政治的普遍放弃显得尤为刺眼。根据乔治·加斯托福的观点，我们已明确进入“灭绝时代”(age of exterminism)，人类与整个地球正面临“紧急红色警报”?。正如阿里·卡德里有力论证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谋杀”正系统性地摧毁生命，全球社会经济不平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衡量核毁灭风险的“世界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午夜。生物圈的破坏已然全面展开，且正以有史以来最惊人的速度加剧?。如今的阶级斗争，已不再仅是某些个体或特定群体的生死问题，而是关乎整个人类物种与地球的存亡。在这样的物质现实下，显然需要更尖锐的批判形式，让人们摆脱主流的反共意识形态，以免为时过晚。

思想本身无法改变现实，除非通过协调一致的群众行动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本研究具有一定专业性，因为它深入探究了帝国理论产业中“被拜物教化的商品”的物质历史。其目标读者是广义上的知识界人士。然而，其核心信息——“社会主义是解决方案”——完全不需要专业知识就能理解。因此，本书旨在为左翼的重新定位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做出贡献，以免为时过晚。

研究方法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

——弗拉基米尔·列宁

对于本三部曲所考察的部分理论传统(包括西方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所探讨的传统)，一种主流解读是将其置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一个界定松散、价值存疑的概念范畴)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中进行阐释。由于二者大致同时出现，且后者被视为经济基础、前者被视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人们便假定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这两个范畴往往被抽象地实体化，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解读，往往会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那样，诉诸对“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模糊召唤，陷入唯心主义史学的泥潭11。此外，阶级斗争常常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帝国主义与反殖民社会主义斗争的解读也几乎空白。相反，人们被告知的仅仅是：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催生了全新的思维与文化生产方式。

在这类解读中，鲜有(若有的话)对知识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上层建筑的制度矩阵、地缘政治阶级斗争、心理战行动、具体的理论与文化实践，以及特定文化网络与其背后驱动和塑造它们的物质力量之间所有关联的唯物主义分析。换言之，这些解读往往缺乏列宁在题词中所定义的那种精确意义上的详细唯物主义分析与辩证法。辩证法除了承认现实由相互关联的过程(而非实体化的事物)构成外，还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具有多面性与细致性，致力于通过持续的概念阐释过程，把握物质现实的复杂性，从而勾勒出整体的关系体系。

本书及整套三部曲的方法论目标之一，是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解读知识(进而解读文化)方面的解释优越性。它摒弃了将实体化的二元抽象概念随意关联、遮蔽阶级斗争的唯心主义史学，转而深入探究驱动社会的经济力量与这些力量塑造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具体方式之间的细微关联。同时，它将阶级斗争置于分析的核心，阐明帝国核心地区的激进理论产业如何与一系列广泛的心理战行动相关联——这些行动至少旨在巩固反共主义与对资本主义的妥协。此外，本书还将证明，恰恰由于阶级斗争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持续存在，这些行动始终未能遏制它们试图击败的“多头海德拉”(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喻指难以根除的敌人)。

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所特有的、将时代实体化的“时代精神史学”不同，本研究基于辩证史学展开——这种史学始终关注历史在三个启发性层面上的区分：时间、空间与阶级分层。历史现实并非以一种非辩证的方式，作为具有绝对明确阶段的统一实体向前推进。它是高度分化的现实，其分化基于所讨论的地理区位与特定阶级阶层——这两个维度对于揭示阶级斗争(常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呈现)的现实至关重要。此外，变革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分布始终不均衡，这意味着并不存在某个新时代(如新自由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神奇出现时的简单、清晰断裂。

本书及三部曲中的其他著作，对知识体系整体与知识生产个体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马克思主义常被诋毁为“将体系置于主体之上”，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频繁宣称，有必要用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以主体为导向的话语来补充自身分析。然而，总体而言，这些方法所固有的主观主义与唯心主义，并未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反而使其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稀释。严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始终既关注体系也关注主体，既关注个体也关注集体，既关注能动性也关注决定形式。但它并未将这些要素实体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将其理解为相互交织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超我们简化的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围。

本研究不仅对知识的政治经济学、上层建筑的知识领域以及帝国理论产业进行了唯物主义阐释，还竭力详细分析了相关主体的生平与著作，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理论以及更广泛的当代批判理论中的诸多主要人物。资产阶级人文学科偏好“内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则以“外在分析”为主导，而本研究摒弃了这种二者对立的模式，提出了一种辩证阐释方法——聚焦于在特定知识体系内工作的主体的理论实践。通过这种方式，本研究揭示出：这两个分析视角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过程，若通过概念抽象将它们分离，会扭曲其物质现实。换言之，将“阿多诺的哲学”或“德里达的思想”这类现象，视为独立于孕育了这些思想家、并在其著作的生产与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知识体系(及其背后的驱动力)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知识体系本身亦是如此：若没有在其中运作的主体，体系便无法运转;若没有特定主体做出的具体贡献，体系也无法以现有的精确方式运作。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许多所谓的“意识形态批判”，本质上是对特定主体或特定文化产品中运作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尽管本书(及其姊妹篇)也涉及这类分析，但它更致力于发展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形态批判——聚焦于生产特定意识形态的客观体系。这正是本书为何要考察如此广泛的知识生产领域，涵盖那些常被视为相互独立甚至公开对立的传统(如德国批判理论与法国理论)。正是为了证明，存在客观的社会经济力量支撑着这些理论潮流，并促使它们在最根本问题上形成意识形态共识。

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性是完全合理的。本研究聚焦的知识生产主体，均属于同一阶级形态，且以相似的方式被构建为意识形态主体。他们在帝国核心地区的精英教育机构中接受训练，参与的理论实践基本相同，均以“交换价值”为导向。他们通常还活跃于几乎完全相同的国际网络中，参与类似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后期的法国理论与美国主导的激进理论中)，他们的一生都在阅读彼此的著作并做出回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同一个知识生产物质体系内工作——该体系由同一个阶级直接或间接拥有和控制，并制定了游戏的最终规则。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各自的方式成功玩转了这场游戏。因此，他们的主观意识形态与塑造他们的客观体系之间存在着连贯的关系，这使得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为了让这种辩证的历史与阐释方法呈现出最佳形式，本研究采用了“星丛式方法论”(constellational methodology)。它摒弃了线性叙事、全景式概述或对所谓“时代”或“个体思想家”的快照式呈现，转而致力于在话语层面践行列宁所说的“多方面知识”。每一章的每个小节，都对所考察的整体现实的某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这使我们能够深入到微观审视的层面，揭示出在更宏观的概述中不得不舍弃的各种细节。同时，每一项微观研究都融入了一个连贯的体系，形成“星丛”的形态——每个小节都是一个节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以“望远镜式”的视角，把握所分析的知识体系的整体全貌。因此，这种星丛式方法通过对体系内特定节点的细致解读，帮助人们清晰理解整个体系及其所有复杂性与不同维度。

最后，有必要重申，正如列宁所强调的，辩证法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这意味着它会不断拓展和完善自身，以应对远比我们简单概念复杂的现实。在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本套著作并不妄图做到详尽无遗或盖棺定论。相反，它们旨在为“活生生的知识”(物质意义上的)做出贡献——这种知识关乎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切实重构生活的重要力量。因此，接下来的分析，其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让我们从过去与现在中学习，以便在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实。

本文为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所撰写的《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一书的序言，该书即将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

参考阅读：“文化冷战”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访美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