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不应仅仅是“思想家史”

毛主席曾说过，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毛主席这里主要是针对哲学研究的服务对象提出这个问题的。

受毛主席这一教导的启发，我觉得在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上，也应该贯彻主席提出的这一思想。

一般的关于思想史、哲学史的著述，总是只讲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史、哲学史。

这就引起了我关于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对象的一点思考。

记得毛主席在九大讲话时说，我是帝王将相派，董老（董必武）你也是帝王将相派，还说郭老、范老都是帝王将相派。但是，毛主席没有从正面讲，历史到底该怎么写。从恩格斯提出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个历史任务到现在我们并没有解决。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打破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去写历史。但是，这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并没有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还引起翦伯赞等先生的很大反感和尖锐批评，说学生们是“见地主就反，见农民就捧”，并提出“让步政策”的理论、历史主义的理论，都是冲着阶级斗争学说、冲着发生过的所谓“史学革命”来的。毛主席应该是关注了这场斗争，而且有点不高兴。用一句俗话说就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记下了翦伯赞一笔账。所以，CR初，毛主席就点了翦伯赞先生的名，说他是反G知识分子。也引来了戚本禹同志那篇批判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主席夸奖说，写得好，缺点是没点名，没点翦伯赞的名。翦老自然立即被打倒。虽然毛主席后来也发话，应该保护翦伯赞等先生，但毕竟让他遭受了磨难。而后来刘的专案组找他谈话，致使他夫妇最后自杀。尽管付出了这样的惨痛的代价，但是，怎么写历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本身就一直存在着反反复复的斗争，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不是“见农民就捧”的问题了，而是“见农民就骂”。用一句老话说，这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观点之间的斗争。

现在我想，这个问题，在对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上，是不是也存在呢？具体说就是，在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时候，是不是只应以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作为研究的对象呢？

以往我们常见的思想史、哲学史，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处理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并不正确，在我看来，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全部参加社会历史创造的人们，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思想家、哲学家。

其实道理很简单、很明显。这就是：推进人类思想史、哲学史不断发展的，并不仅仅是思想家、哲学家，而是所有参与社会历史创造的人们。现在人们爱说“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话用在人类整个思想史、哲学史发展上倒还说得过去。

人们在进行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时，总表现为是一个思想活动和物质活动辩证统一的过程。我在关于实践的定义的文章中讲过，实践活动从来是思维活动和物质活动的辩证统一的过程（见我的哲学小册子《认识论新思考》）。因此，人们在从事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过程中，在进行物质创造活动时，不能不同时进行思想创造活动。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是辩证统一的。这种思想创造活动，完全应该成为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写出人类的思想史、哲学史，而不只是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史、哲学史。我觉得，一旦这样做，作为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对象的领域才能有足够的宽阔。举个极端的例子，徐寅生写的《关于怎样打乒乓球》，毛主席都认为充满了辩证法，何况其他更为广阔、更为重要的各个领域。在凡是有突出创造、突出贡献、突出发展的地方，肯定都有突出的思想创造，而且，正是这样的思想创造以及相应的实践创造，真正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这才是人类思想史、哲学史的价值所在。这是仅仅局限在思想家、哲学家在课堂上书本里的高超话语所无法替代的，有了这些内容，才能写出完整的科学的精彩的属于人类社会的思想史、哲学史。

从这个问题出发，我还进一步对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

人的社会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人类是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由生产实践活动决定的整个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人类的思想活动、认识活动，是伴随着这一实践活动同步向前发展的。

因此，我们在研究人类的思想史、哲学史的时候，不能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过去所写的思想史、哲学史多是从思想家、哲学家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出发，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而很少涉及思想家、哲学家的实践活动；更不用说，像我在上面一点中所提到的，没有从更广阔领域的全社会人们从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中去研究人类的思想史、哲学史，这是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一边强调坚持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但是，在实际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时候，却抛弃了社会实践，这不是很具有讽刺意味吗？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违背了思想史、哲学史发展的实际。

再举徐寅生同志《关于怎样打乒乓球》的例子。当时我也是乒乓球专业运动员。我们看了徐寅生的讲话，就觉得他不过讲出了我们都感觉到、认识到的一些打乒乓球的道理，用那句套话说，无非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要能像毛主席那样上升到辩证法的角度去评论徐寅生的讲话，还真是要从打乒乓球的实践出发才能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毛主席自然是高手。但是，从看到的照片，知道他在延安就曾经打过乒乓球，大概也有一些实践体会，所以才能够理解这篇文章在哲学上的意义。这当然是一个小例子。像《孙子兵法》，像毛主席强调的，打仗无非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如果再加两句，无非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对战争规律、战争辩证法的高度概括。但是，要是不从战争实践出发，没有亲身指导战争的实践，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总结的，也不可能理解它在思想史、哲学史上的意义。这绝非纸上谈兵的产物。如果不写这些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伟大创造，不写它在思想史、哲学史上的贡献，自然是一个缺陷；而如果不从实践出发，根本就不可能理解这些军事思想对于思想史、哲学史的贡献，也不可能写好这些军事思想对于思想史、哲学史的贡献。

可见，本文以上所提出的这两点都很重要，而且都是以往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欠缺的地方。

说到要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去论说人类的思想史、哲学史，还想对刚刚发表的一篇《我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补充一个想法。

我就想，如果要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去考察人类的思想史、哲学史，那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应该还可以再补充一点意见。这就是，在人类的认识史、哲学史上，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始终存在于贯穿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不仅也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而且，存在于每个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过程之中。就整个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言，应该说，总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不断战胜、克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历史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才有可能实现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

因此，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不仅应该看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大思想阵营、哲学阵营的矛盾斗争的存在，还应该看到，在这一矛盾斗争中，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哲学，是能够通过战胜唯心主义思想、唯心主义哲学而不断实现其主导地位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前提下，才有可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我认为这是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不应该忘记的一个重要内容。

2025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