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相信真正意义上的神明存在？

马克思主义对于“神明”的认识，始终源自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可知论的认知与坚守。在我们看来，传统宗教中所定义的“神明”，如“全知全能、超物质的主宰”，本质上是人类认知局限性的投射，是没有其存在的主客观条件的；因为其存在与存在本身是互斥的、相矛盾的，且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而是逻辑上根本行不通的矛盾；我们可以说，任何被冠以“神明”之名的存在，若其真实存在，那就终将被纳入物质世界的规律体系中，成为人类可认知、可解构的客观实在。

传统宗教为神明赋予的“全知全能”属性，从逻辑层面便难以自洽。几百年前，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帝悖论”早已揭示这一矛盾：“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若能创造，便存在他搬不动的事物，非为全能；若不能创造，亦非全能。这一诘问迫使神学将“全能”退守为“实现逻辑可能之事”，实则默认了“全能”无法超越规律与矛盾——而规律，恰恰是物质世界的核心属性。

这种逻辑困境的根源，在于“全知全能”的定义本身超越了物质世界的基本法则。任何存在若真实作用于世界，必然受限于自身的存在形态与运动规律，不可能脱离物质基础成为“绝对主宰”。就像一个高等文明创造低等文明时，在后者眼中或许是“知晓一切、做到一切”的“神明”，但这不过是认知差距的产物：高等文明运用的，是低等文明尚未掌握的规律与技术，而非“超物质的神力”。当低等文明发展到足以理解这些规律时，“神明”的光环便会自然消解——所谓“全知全能”，不过是人类在特定认知阶段为“未知极限”贴的标签。

现代社会中，仍有人相信存在类似克苏鲁神话中“不可名状、超然于认知”的存在，或如《三体》中能操控宇宙规律的“神级文明”。但从可知论视角看，这类存在的“不可知”属性，恰恰与其“能被感知、能影响现实”的设定相矛盾。

克苏鲁的“不可名状”，若能让人类产生“恐惧”、“困惑”等具体感知，甚至能伤害或影响到人们，那便证明它与物质世界存在交互——这种交互本身就是可观测、可分析的起点。反之，若所谓的“神明”如同上帝、佛祖、真主们一般，只存在于部分人类的认知与臆象中，不能对物质现实施加任何直接的、物质层面的影响，那人类就更无需对这种“神明”抱有惧怕了。同理，归零者“重启宇宙”的能力，无论多么超乎想象，必然基于某种宇宙规律（如对维度、熵增的操控），而规律的本质是可认知的。

总结下来，无论所谓“神明”的存在及能力，多么超出当前人类的认知，若其本身能对物质现实施加直接影响，而不单单存在于幻想的事物(如宗教信仰等存在于人类思想层面中的事物，产生的影响)，即是可感知的客观存在。可感知便可认识——可理解——可解构——乃至可超越。而人类当前的“不可理解”，只是认知工具尚未匹配其复杂度，而非“本质上不可知”。就像原始人无法理解电磁波，却不影响后世人类用它发明无线电——认知的滞后，决不等于认知的不可能。

不可知论的误区，在于将“当前不可知”等同于“永远不可知”。但马克思主义可知论强调，物质世界的可知性是绝对的：任何存在只要真实存在，就必然通过某种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便是人类认知的突破口。所谓“超然于认知之外的存在”，若能被人类构想、被人类感知其影响，便已落入“可知”的范畴——它或许超越了人类当前甚至遥远之后的未来的概念极限，却永远无法超越“存在即有规律，规律即可认知”的物质性本质。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并非对未知的盲目轻视，而是对人类认知与实践能力的坚定信念。恐惧的根源，从来不是“强大的存在”，而是“对强大存在的无知与无力”。当原始人将雷电归为“神怒”时，恐惧源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当人类掌握电磁学后，雷电便成了可预测、可利用的能量——认知的迭代，始终是消解恐惧的核心力量。人类无需畏惧任何“神明”，人类可以超越任何“神明”。这并不是傲慢，因为我们承认无知与弱小，但我们更肯定“人定胜天”。

马克思主义者若哪一天真的见识到了超越了人类文明认知极限的存在。那我们确实会恐惧，但这种恐惧只会是生物性的本能恐惧，而不会是维度层面的存在性恐惧。我们更不会将它归类为“神明”。面对任何被称为“神明”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始终清晰：第一步，确认其物质性——它是客观存在的，受规律支配；第二步，推动认知突破——通过观测、实验、理论构建，逐步揭开其本质；第三步，实践应对——运用掌握的规律，寻找共存、制衡或超越的路径。就像面对可能的“神级文明”，人类不会止步于“恐惧”，而是会研究其技术原理、行为动机，通过团结与创新提升自身实力——正如人类从未因地震、瘟疫的破坏力而放弃探索，反而通过科学不断缩小与“未知”的差距。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解构神明”的历史：从“雷公电母”到大气放电，从“生死轮回”到生物演化，从“天命主宰”到社会规律……每一次对“神明”的祛魅，都是人类认知与实践能力的跃升。所谓“神明”，不过是人类在特定阶段为“认知极限”创造的符号；而人类的伟大，正在于永远不满足于这一极限，始终以实践为桨，在可知的海洋中破浪前行。

我们预想可能会接收到的反驳:“假如真的存在一种远超我们认知的‘神明’级存在，即使他不完全是全知全能、超然物外。但人类文明在他面前，以及上述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我们给出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正与《三体》中人类文明的困境是一致的。假如这种存在真是抱有恶意或带有毁灭人类文明的目的前来，我们上述所做的一切在短时间内可能确实不能改变什么。但这不代表我们是错误的，更不能证明我们的对立面及其理论的正确。因为我们的失败不在于哲学的层面，而恰恰在于我们上述所论述的物质的层面，这反而证明了我们的正确。相比于反抗与斗争，我们不认为臣服以及跪拜，是人类文明的出路。《三体》中的人类正是如此，他们最终坚守了抗争的道路，而最后希望的曙光也没有抛弃他们。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传统意义上的“神明”，并非否定未知的存在，而是拒绝将未知神秘化、绝对化。在物质世界的法则中，没有永远的“超验主宰”，只有待认知的规律；没有不可逾越的“神性壁垒”，只有需突破的认知边界。人类的底气，便藏在这份对“可知”的信念里——无论面对何种“强大”，认知它、理解它、驾驭它，始终是文明存续与发展的永恒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