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研究性质问题

沃尔特和艾里斯库格就曾将国际经济学当作“同所有其他学科一样，国际经济学论述稀缺性资源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各个竞争性目标之间的配置。它将这一非常基本的经济问题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中，亦即置于分佈在不同的国度之中的经济'主体'的关系之中。”（《国际经济学》第1页）这已然向我们表明这种将资本主义国际经济问题当作人类永恒且普遍的庸俗假设前提。这是“市场神话”在资本主义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

这里我们不得不追问了，为何“稀缺性”会成为国际经济的核心矛盾？为何资源在不同国度间的分布差异会被转化为“竞争性目标”？这种竞争的驱动力究竟是否来自人类普遍的生存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批判了这种将社会制度自然化的思维。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社会关系和受社会关系支配的物如产品、商品的区别忽略了，用“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稀缺性”问题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本质上受到不同生产关系下决定的，从而这一问题从来不是核心问题，而是次要问题，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受稀缺性决定，并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而也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

那么，资源的“稀缺性”本质上是历史的、具体的。所谓“稀缺”，并非资源本身的天然匮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则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劳动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分配现象。因此，算不上所谓核心矛盾。

我们先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国际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争论开始进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史上，对国际经济学对象问题历来都有争论，最为首要的问题就是“国际经济学是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古典经济学家们比较正确的在于，区分了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特征，认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李嘉图认为，国内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国际商品的价值决定具有不同的规律。这是对的，但是他错误的认为，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国内商品，不适合用语不同国家的商品。他这是表明的，如果假定，外国以一定数量的商品交换我国一定数量的商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使得生产这些商品需要不同的劳动量，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这一论述隐含了一个错误前提，便是国际价值的决定可以脱离劳动价值论的一般规律，转而由“自然条件”或“国际交换比例”直接规定。

他一方面承认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以至于劳动时间的差异可以被抵消或无关紧要。李嘉图未能理解“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本质上仍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其形成过程与国内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具有内在一致性。具体而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规律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没有失效，反而通过“世界市场”的作用获得了更广泛的实现形式。即使各国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不同，“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依然是各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其本质仍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总之，这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研究在劳动价值论上的不够彻底的表现。而从休谟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史上否定国际贸易的独特性、否认国际经济学具有其特定对象的也不乏其人，如穆勒、埃奇沃思等等。埃奇沃思曾认为，国际贸易这个术语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他得出，国际贸易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古典经济学是对立的。

很显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派还是其他否定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性强行切割为“国内”与“国际”的二元对立，用“民族国家的经济边界”遮蔽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整体性。从李嘉图错误地将劳动价值论从国际经济学中抛弃，就已然承认了这个能够脱离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存在了。不过当代的庸俗经济学家还是广泛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是具有一系列为一般贸易所不同的特征。那么在庸俗经济学那边，特征有四项：

第一，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和资本）的国际流动性远比国内流动性低。这个是他们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如移民政策、语言文化差异）归因于“自然条件”，从而得出的结论，却刻意回避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流动的根本矛盾：劳动力作为商品的流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结果，并且资产阶级还会用各种政策来加以限制适合自己利益而服务。我们要说的就是，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从辩证法角度来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并非两个独立的“市场”，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同层次，国内市场是“地方性的市场”，国际市场则是“世界总市场”，二者的运行规律本质上是同一的，只是表现形式因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低”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不充分的表现，而非其本质特征。李嘉图正是因为片面地夸大了这一问题，从而得出劳动价值论不能在国际商品适用的错误结论。

第二，各国货币制度的不同。由于国际贸易以各国货币相互兑换为前提。这样来看，貌似是国家主权范畴内的偶然现象，但作为本质特征，并不充分；

第三，各国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国际贸易是跨越国界的贸易，与民族利益息息相关，从而各国统治阶级借着“保护民族利益”，从而实行对外经济干预，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看来他们又重新把重商主义那一套也搬回到了国际经济学理论当中；

第四，运费高昂。这个更不能当作本质特征了，不能够有充分依据证明，国际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决定问题是独特的价格体系；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经济学的阐释，始终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这一主线，其四个独特性特征可概括为：

第一，剩余价值跨国榨取的再分配。也就是国际分工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凭借对先进生产资料的垄断，占据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这种分工的本质是发达国家的资本通过商品交换，占有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

第二，国际价值的“世界劳动平均单位”决定，价值规律的国际化形式；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世界市场相互比较，并且落后国家的劳动通过“国际竞争”被纳入“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的计算中。只有当落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时，它们的劳动才能作为“平均劳动”参与国际价值的决定。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并非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国际价格围绕国际价值上下波动。这种波动的原因包括：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货币的地域差价、贸易壁垒等。但无论价格如何波动，总之，国际价值始终是调节国际交换的基础；

第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展开，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世界性冲突。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跨越国界，其生产资料的使用社会化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整合，最后，产品的消费社会化，如一部智能手机的销售覆盖数十个国家。这种社会化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环节的断裂都会引发连锁反应，但尽管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但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仍归私人资本所有。跨国公司作为“私人资本的国际化载体”，通过垄断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国际金融体系，将全球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据为己有；

第四，劳动力商品的国际流动程度，也就反映国际资本对国际劳动力的支配程度。在国际层面，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不仅是人口迁移现象，更是国际资本对劳动支配程度的直接反映。不过它受制于两大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需要“自由流动的劳动力”来填补落后国家的“劳动力缺口”，国际资本通过控制移民政策、签证制度等，将劳动力流动限制在服务资本增殖的范围内。

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性”形态，其矛盾集中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与交换，表现为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就是国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而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世界性”展开，其矛盾突破民族国家边界。二者的区别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阶段性，国内市场是“地方性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初始载体，国际市场是“世界总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的必然结果。

尽管国际经济学与国内经济学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其本质统一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国内矛盾的积累的问题生产过剩、阶级对立推动资本突破民族国家边界，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催生国际经济关系，而国际矛盾的激化又反作用于国内，加剧国内阶级矛盾，现在美国不正是被国际矛盾反作用于国内加剧了其阶级矛盾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