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辨真伪——析切·格瓦拉"游击中心"思想行动路线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延座讲话节选
在波澜壮阔的国际革命运动史上,各种思潮如同潮水般此起彼伏,既有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理论,也不乏偏离正确航向的错误倾向。对于每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致力于实现变革的人而言,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辨析真伪、汲取经验,始终是一门必修课。尤其是在面对那些被赋予浪漫色彩、甚至被部分人奉为圭臬的革命符号时,更需要以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历史眼光,穿透表象来把握本质。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回望二十世纪中期的国际风云,便不得不聚焦于一个被反复讨论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也就是被大半小资产阶级奉为“反抗图腾”的格瓦拉,及其极合小资产阶级反抗幻想的“游击中心”思想了,这一思想正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在国际革命浪潮中泛起的典型浪花。
这种裹挟着浪漫色彩的,看似充满革命激情的“革命理论”,本质上,只是少数知识分子与青年基于对现实的愤懑而发起的一场缺乏根基的自发冒险,既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纲领,更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群众基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这么评价过:“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是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幻想不通过根本变革就能实现社会改造。”
格瓦拉将古巴革命的偶然胜利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公式”,没有看到那场胜利背后的具体历史条件:反动独裁的腐朽、群众的积怨、美帝的误判等特定条件,反而将其简化为“少数人扛枪点火就能改天换地”。这种表现为停留在军事投机与浪漫幻想上的革命,其一没有坚持群众路线,绝不能代表和反映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利益。其二没有科学理论作为路线指导,无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点也就决定了这种革命的性质,最高也就只能上升到一场反帝反国内封建势力反买办的活动,即使打着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旗号,也绝不会是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只看行动的激进程度如何,却不谈激进背后是否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否能推动革命目标的实现,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实践从未真正触及帝国主义势力的根本统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产物,而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必须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原则。格瓦拉的“游击中心”思想,恰恰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犯了方向性错误。
在刚果(金)的实践中,格瓦拉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必须适应国情”的基本要求。当地是农业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带着一百多人的队伍,过着“吃牛奶、吃罐头”的西方生活,与当地农业社会的群众格格不入,坚持着与群众脱节的生活方式。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批判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倾听群众呼声,就像盲人摸象,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也曾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格瓦拉的队伍连基本的生活方式都脱离当地群众,又何谈代表他们的利益?更严重的是,他还强行改变当地游击队坚持两年多的,已经取得成效的分散游击战术,搞脱离群众的阵地战,最终导致革命领袖米都迪迪牺牲,革命力量受损。这违背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的“革命策略必须根据具体条件灵活调整”,最终导致“原本蓬勃发展的游击战争遭受严重挫折”。
转战玻利维亚,格瓦拉的错误进一步升级。他不仅不发动农民群众,反而将其视为“潜在威胁”,甚至因担心消息泄露而绑架群众,这完全违背了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格瓦拉这样的“革命”,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批判的那样:“没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激进主义,终究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一遇风浪就会破灭。”其结果不仅未能动摇资本主义统治根基,反而为帝国主义围剿进步力量提供了口实。 我们应当看到,“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脱离工农群众的实践,单纯的军事冒险必然陷入盲动主义的泥沼”。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相比,格瓦拉的“游击中心”既没有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也没有发动群众参与的土地革命,更没有形成科学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正是通过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才凝聚起改天换地的力量。而格瓦拉的实践,充其量只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这种做法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而格瓦拉却把农民当作防范对象,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革命的阶级基础。《格瓦拉日记》中记载的“固守阵地、忽视根据地建设”等内容,暴露了他对游击战争规律的无知,正如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就像鱼儿没有水。” 格瓦拉将古巴革命的偶然胜利当作普遍模式,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背离。就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表述的那样:“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不能把个别案例当作普遍规律。”古巴革命的成功,有其特殊历史条件:巴蒂斯塔政权的极端腐朽、美国的战略误判等。而格瓦拉却将其简化为“少数人点火就能成功”,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急于求成、害怕艰苦斗争”的阶级局限性表现。
与“游击中心”思想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核心在于坚持“群众路线、党的领导、实事求是”的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在井冈山时期,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问题,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形成了“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局面。这与格瓦拉“脱离群众、害怕群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一真理。 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先锋队,没有坚强的政党领导,革命就会陷入涣散和失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纪律要求,确保革命力量的集中统一。在长征中,正是党的坚强领导,才使红军克服千难万险,保存了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中,正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才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力量。这与格瓦拉“忽视党的建设、搞个人英雄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 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提出,到“持久战”战略的制定,再到土地改革政策的调整,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这与格瓦拉“脱离具体国情、迷信抽象模式”的教条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证明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最后,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审视“游击中心”思想,它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阶级局限性和理论片面性。
小资产阶级渴望革命却害怕艰苦斗争,幻想“毕其功于一役”,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总是企图用幻想的方案来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愿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格瓦拉主张“少数精英点火革命”,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失控、迷信少数人智慧”的阶级特性。这种思想虽然打着革命旗号,却始终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可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游击中心”思想的理论误区在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否定革命的客观条件,将其视为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它忽视阶级分析,将不同国家的革命简单等同,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它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盲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批判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有先进政党的领导。”
不过,格瓦拉的形象被青年崇拜,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现。周恩来总理曾指出:“青年就是崇拜英雄嘛。知识分子开始辨别不清,尤其在初期找出路的时候,各种想法都有。”这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强理论武装,帮助青年认清革命的本质,革命不是浪漫的冒险,而是艰苦的实践;不是少数人的表演,而是群众的事业;不是对某个特定标志、符号的崇拜,而是科学的行动。

从米都迪迪倒在刚果丛林开始,从无数为工农解放事业捐躯的烈士算起,一代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用鲜血印证了一个真理:真正的革命从不是少数人的孤胆冒险,而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共同发力;不是脱离土壤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大地的深耕细作。那些在各国革命战场上倒下的战士,那些为建立工农政权牺牲的同志,他们畏惧过强敌吗?他们退缩过困难吗?没有!他们只会在最后一刻望向红旗,盼着后来者接过火把,把“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写进更辽阔的土地。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的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真正的革命者从不是为了成为符号而燃烧,而是为了照亮群众的路而发光。格瓦拉式的浪漫冒险或许能赢得一时的掌声,却终究会在脱离群众的现实面前黯淡;而中国革命的星火之所以能燎原,正因为每一粒火星都去点燃了更多的群众,每一次燃烧都呼应着着最广大工农的根本利益与愿望。
我们不要再迷恋那些悬浮的符号了,扎根下去吧。让双脚踩实群众的土地,让双手握紧科学的理论,让目光始终盯着真正的敌人,这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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