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

原编者按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其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独立宣言》

平等主义——有关拥护平等的价值的观点——在当代政治理论家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可是，要提供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平等主义理论出奇的困难。“向下拉平异议”便是平等主义始终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向下拉平异议”是德里克 ·帕菲特针对“目的论平等主义者”提出的一个诘难，目的论认为“不平等是坏的”，那么为了平等将“富裕的群体A”向下拉至“贫穷的群体B”相同的生活水平是否是好的？似乎在这种“只有生活水平降低”的情况下，很难说它是好的。然而在这之中蕴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来自于功利主义的问责：平等的实现能够忍受多大工具性价值的交换？

于是我们可以将“向下拉平”分为两个对平等价值的拷问：平等的价值是否是纯粹工具性的；如果不是，它能承受住多大程度上工具价值的考量。在这之中，我们能够更容易看到存在的两个个陷阱。首先，如果完全否定平等的工具性，便会立即落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其次，平等主义一旦来到第二个问题就会跳入“工具理性”甚至于“交换价值”的无限纠葛之中，最终来到各种“平等主义经济学”的无趣计量的境况。

当然，如果我们引入更加无产阶级的视角，“向下拉平”的诘问或许就不再那么令人感到障碍。就像这篇导论的译者Kaptin所说的：资产阶级也处在血海之中的世界，比只有无产阶级处于血海中的世界在道德上更优，似乎并不违反直觉。

当代平等主义导论

原文：Egalitarianism: New 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Equality

作者：Nils Holtug and Kasper Lippert-Rasmussen

译者：Kaptin

一、什么是平等？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无家可归者的人数迅速增加。除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里根政府大幅削减住房预算。事实上，到里根时期结束时，联邦政府每年在住房方面的开支为 80 亿美元。而在无家可归现象还不那么普遍的时候，卡特政府每年花费 320 亿美元 (Singer 1993: 28）[1]。

大多数平等主义者会认为里根的削减是不正义的。这是因为这些削减增加了不平等。然而，并非只有平等主义者以正义为由反对里根的削减。大多数功利主义者也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会认为无家可归者所遭受的伤害是巨大的，而且没有被纳税人的利益所抵消。这些功利主义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里根政府所创造的福利总量少于其在住房预算本可以更为慷慨的情况下所能创造的福利总量，因此其行为是错误的。

平等主义对里根的削减为什么是不正义的解释指向平等，而功利主义的解释则不是。尽管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平等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都重视平等。事实上，所有主要的规范政治理论都认同这种广义上的平等。它们都认同托马斯·内格尔 (1979: 111–12) 所说的「人与人之间道德平等的假设」，根据这一假设，每个人都应被赋予平等的权重。因此，功利主义者通过同等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因此仅根据它们的强度来权衡而赋予每个人同等的权重。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对他（她）自己和私有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民主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保守主义者（以及几乎所有人）则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是平等主义者。这是因为平等主义者对人与人之间道德平等的假设采取了一种特别的解释。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拥有益品的平等份额，如资源或福利，或者这些益品的平等的门路或获取机遇。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平等的种类。

当然，其他理论也会赋予平等以工具价值：当平等能够促进其他价值时，他们就会重视平等。因此，功利主义者可能会说，既然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我们就应该追求相当程度的金钱的平等 (Hare 1981: 164–5)。然而，平等主义者并不仅仅因为平等能促进其他价值而重视平等。他们内在地 (intrinsically) 重视平等，也就是说，非工具性地或因其自身地重视平等。

从表面上看，平等主义似乎是一种简单的政治理想。也许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然而，正如自 1971 年约翰·罗尔斯出版其开创性著作《正义论》以来有关平等主义的大量文献所显示的那样，平等是一个需要大量阐释的复杂的概念。在本章中，我们将简要介绍一些关键问题。我们将通过研究其基础、性质、价值和适用性来描述平等主义的特征。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指出本卷中的每篇论文与这些特征描述的契合点，以及如何将这些论文共同视为为我们的时代定义和捍卫一个可信的平等主义理想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因此，本章旨在提供全貌。

二、什么的平等？

一个全面发展的平等主义的理论需要明确规定到底要平等分配什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相关的分配单位是「社会基本益品」：权利与自由（权）、权力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这些是任何理性的人都会想要的东西，无论其具体的生活计划如何 (1971: 62; 1982)。

然而，真正激发「什么的平等？」或「平等主义正义的通货」争论的，是罗纳德·德沃金 (1981a, b)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十年后发表的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德沃金区分了福利平等和资源平等。福利平等起初似乎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观点。平等主义者关注的是人们相对于他人有多成功。这一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相关的分配单位应该是最终关系到人们能有多成功的因素，即福利。相比之下，资源只有在带来福利时才是重要的。

考虑一下收入，它是罗尔斯的社会基本益品清单中的一项。人们追求收入，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金钱具有内在价值，而是因为金钱可以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样看来，平等主义者应该关心福利平等。

同样，要想了解福利平等的吸引力，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两个人的收入相同。其中一个人有残疾，需要把大部分钱花在购买昂贵的药品上。这意味着她在食物、住房和其他必需品上的花费减少了。还假设因此她的福利低于另一个人。从平等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可接受的吗？我们不应该补偿残疾人的额外开支吗？资源平等无法解释这些问题背后的忧虑，因为两个人的收入已经相同。我们对福利平等的前理论倾向解释了这种忧虑。

然而，德沃金认为，福利平等最终应被摒弃。他给出的理由之一是，这种理论并不要求人们对自己的选择，包括昂贵嗜好负责：

想象一个特定的社会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福利平等······现在假设某人（路易斯）开始故意地培养某种他现在没有的嗜好或抱负，但这种嗜好或抱负是昂贵的，因为一旦培养起来，除非他获得更多的财富，否则他的福利······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这些新嗜好可以是对饮食的嗜好： 阿罗的对凤头麦鸡蛋和前根瘤蚜葡萄酒的嗜好的著名例子。(Dworkin 1981a: 229; see also 1985: 206–8)

问题在于，为了实现福利平等，人们必须为路易斯投入拥有比啤酒、香肠和薯片等更便宜的嗜好的人更多的资源。但是，一个可信的平等理想肯定不会要求我们为人们获得昂贵嗜好而提供补偿吧？

为了回应这一点，德沃金提出了一种资源平等理论。与罗尔斯的理论不同的是，这一理论在上述情况下对人们进行补偿，即两个人收入相同，但其中一个人因残疾或其他自然劣势而境况更差。与福利平等不同，该理论要求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2]。

为了让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德沃金设计了一个假设的拍卖会，让人们在一个购买力相等的平台上竞拍可用资源。拍卖结束后，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份资源束。由此产生的分配结果应满足德沃金所谓的平等的羡慕的检验标准： 与自己的资源束相比，没有人更喜欢别人的资源束 (Dworkin 1981b: 285)。如果有人喜欢另一束资源，他可以自己竞拍。重要的是，这种平等概念要求人们在拍卖期间和拍卖之后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一些竞拍者决定购买法拉利而不是投资，或购买休闲而不是工作，从而最终获得的资源少于其他人，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不应该得到补偿。

然而，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拍卖还不能满足人们对「内部」资源不足应该给予补偿的直觉。再来看看残疾人。她将不得不把等额的初始份额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药物，因此她可能没有多少钱来购买其他资源。德沃金通过设计一个假设的保险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计划中，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内部资源劣势（如残疾和缺乏天赋）投保。然后询问他们愿意花费多少初始购买力来购买这种保险。为了确保不偏不倚性，他们要在无知之幕下为自己投保，因为在无知之幕下，他们拥有相关不利条件的机会是均等的。当揭开无知之幕时，那些实际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将根据人们平均愿意投保的金额得到补偿 (Dworkin 1981b: 297–8)。最后，拍卖是在新的购买力分配的基础上运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自然劣势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份额。

德沃金的理论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在本卷第 13 章中，苏珊·赫蕾重点论述了健康对分配正义重要性的不同解释。首先，她指出，福利平等没有区分源自昂贵嗜好产生福利无效率的人和源自健康状况差产生福利无效率的人。无论哪种情况下，人们都有资格获得补偿。但是，她随后指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也没有赋予健康以特殊意义。相反，健康与其他内部资源（如才能）同等重要，并与其他益品竞争。因此，资源平等没有赋予健康以特殊意义。

德沃金的论述引起的另一个担忧是，在他的论述中，责任问题与平等主义的通货是资源还是福利的问题相混淆(Arneson 1989: 88; Cohen 1989b)。因此，理查德·阿内森主张一种他称之为「福利机遇平等」的观点。这种观点的重点是福利，但其目的是迎合德沃金要求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目标。要实现福利机遇平等，人们必须有同样好的选项，在他们的选项在福利前景方面是等同的意义上。这使得阿内森认为，那些故意获得昂贵嗜好的人不应该得到补偿，即使他们的嗜好现在使他们在福利方面比其他人更差。重要的是，在某个适当的时候，他们拥有与其他人同样好的选项，而不是他们是否事实上很好地利用了这些选项[3]。

在资源方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是否应该拥有平等的资源份额，而不考虑他们对获取或未能获取这些资源所承担的责任，还是应该调整他们的资源以反映责任？由此可见，平等主义者应该关注福利还是资源的问题，与他们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迎合责任的考虑的问题，是相互交叉的。当然，关于责任与平等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论述。我们将在第 7 节中做更详细的阐述。

虽然许多平等主义者对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和其他基于资源的理论感兴趣，但也有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有趣的是，本卷中有七位撰稿人的研究对象要么是福利，要么是福利机遇。除阿内森外，还有克里斯蒂亚诺、霍尔图格、李普特-拉什木森、麦克尔利、佩尔松和瓦伦泰恩。

在本导言的其余部分，我们将尽量不对平等主义正义的通货作任何特定的解释。我们将主要谈论「益品」或人们的境况「好」或「差」。不过，有时假定的通货会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更确切一些。

三、谁与谁平等？

假设「什么的平等？」问题已经有了一份可信的答案。接下来，平等主义者需要说明，谁应该处于这种 —— 以合意的通货衡量 —— 相互的平等关系中。一些问题需要在此被解决。

首先是平等适用于群体 (groups) 还是个人 (individuals) 的问题。考虑一下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该原则规定，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最大限度地增进最不利者的利益 (Rawls 1971: 302)。此外，罗尔斯 (1971: 95–100) 明确指出，他所说的「最不利者」是指最不利的群体（或该群体的代表成员）。同样，涉及性别或种族的各种平等问题似乎也是关于群体平等的问题。

然而，人们可能会担心这种对群体的关注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担心个人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为什么这种担心不会转化为对群体的成员 (member) 之间不平等的担心呢？假设某一特定群体的益品水平是其平均水平；假设境况最差的群体由三名成员组成，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以下任一种个人益品的水平： (1,3,5) 或 (3,3,3) 。由于两者的平均值都是 3，因此差别原则是中立的。但对许多平等主义者来说， (3,3,3) 是一种更好的分配。

由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侧重于群体，因此应将其与词典式最小原则进行对比。词典式最小原则是指境况最差的个人 (person) 的利益拥有相对于其他人的利益的优先性（如果境况最差的个人是中立的，则境况次差的个人的利益拥有优先性，以此类推）。然而，伯蒂尔·通戈登和彼得·瓦伦泰恩在他们共同为本卷撰写的文章（第 7 章）中论证说，「最不利的群体」可能很难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义，以允许明显偏离词典式最小原则。这是一个有趣的结果，尤其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词典式最小原则对最不利者赋予了太多的权重。这蕴涵着，我们应该仅仅为了确保给境况最差的人带来微小的利益而放弃给境况次差的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即使后者的境况只比前者稍差一些。

现在我们来看看男女平等的案例；简单地说，假设所有的男性境况都很好（同样地好），所有的女性境况都很差（同样地差）。这种情况如图1.1中的A所示（宽度代表组内人数，高度代表他们境况好的程度。）比较结果A和结果B。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结果B中，一半的女性加入了境况较好的群体，而一半的男性加入了境况较差的群体。因此，就男女群体之间的平等而言，B中是完全平等的。还假设在A和B中，相关个人都不对自己境况好的程度负有责任。根据这一假设，许多人会论证说，B中的不平等与A中的不平等一样糟糕。他们会推断，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根本上重要的，而不是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在这里，事实是在这两种结果中，一半的个人比另一半的个人境况更差，而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4]。

图 1.1

还有一个问题是，平等的理想是只适用于政治上统一的社会（如国家）内部 (within)，还是也适用于社会之间 (between)。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因为当今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如果我们再看看罗尔斯 (1971)，他明确提出他的正义理论是作为单一社会的理论。他并不打算将他的正义原则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后来还论证说，国际正义并不需要像差别原则那样强有力的原则 (1993, 1999)。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论证「局部」而非「全球」平等。一种方法是通过契约论论证。按照这种思路，罗尔斯设想不同的民族被代表在一个原初状态上，在原初状态中他们要选择一套国际正义的原则。他认为，他们会在一些基本自由权利上达成一致，但不会在任何平等主义的权利上达成一致。然而，许多人对这一观点持批评态度，这一观点认为在一个全球范围内发生互利交易的世界中，可以利用各方真正地自由而平等的契约来排除平等作为国际正义的要求。特别是，罗尔斯关于原初状态可用于在国内产生平等主义原则，但在全球只能产生非平等主义原则的观点，受到了大量批评 (Pogge 1994)。

或者可以论证说，单一社会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其他「特殊关系」，而不同社会的成员之间则不存在这种「特殊关系」。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存在这样的关系。尽管如此，有一种命题可以为另一种局部平等提供论据。这就是民族主义。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同国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这些关系产生特殊义务 (Miller 1995: 72)。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平等主义的关切完全或至少主要是对同国人的。然而，请注意，这一主张与平等主义的关切主要是对自己国家的成员这一主张在重要方面有所不同。一个单一的国家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分布在多个国家。

当然，民族主义的主张是有争议的。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在平等主义的框架内存在着强大的资源，人们可以从中论证全球平等。因此，罗尔斯本人在为差别原则辩护时，呼吁消除个人之间非应得的不平等。我们将在第 6 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消除性目标 —— 中和运气的目标，但在此我们只想指出，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出生在哪个社会。因此，不能说人们因其先天所处的地理位置或国籍而应得境况比其他人更差（也许除了他们有机会加入一个不同的社会之外）。因此，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选择成为埃塞俄比亚人，许多平等主义者相信，因此，具备援助条件的国家有平等主义的义务提供帮助。

另一个「谁与谁平等？」的问题涉及代际关系。当代人是否负有不污染地球的平等主义义务，因为这会损害后代人，也许会使他们的境况比我们更糟？

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并不适用于代际之间。他提到了上文简要提到的契约论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正义义务以互利为前提。正如他所说：「我们可以为后代做一些事情，但后代却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情」(Rawls 1971: 291)。

然而，这一结论与罗尔斯的另一个论证思路处于紧张关系中，即罗尔斯的论证思路呼吁人们不应因道德上的任意因素而导致境况不平等地好。正如人们无法选择出生地一样，他们也无法选择出生时间。因此，对平等的关注似乎确实适用于代际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未来的污染受害者应得境况比当代人更差[5]。事实上，代际之间的正义问题是众所周知地复杂，我们在此无法再多说什么[6]。

最后，考虑一下非人类动物的问题。是（某些）非人类动物属于平等的范围之内，还是我们只处理人类？彼得·辛格 (1975) 曾提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著名论证，并对工厂化养殖和动物实验提出质疑。然而，辛格提出的平等学说并不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学说。他只是建议将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道德平等的假设延伸到非人类动物。更确切地说，他提出了一种功利主义学说，即平等考虑所有动物的利益，无论是人类动物还是非人类动物。

对于非人类动物，（严格意义上的）平等主义者一般很少提及。在本卷（第 9 章）中，彼得·瓦伦泰恩旨在纠正这种情况。正如他所指出的，非人类动物问题对平等主义者来说既重要又可能令人担忧。因此，他认为，考虑到一些可信的假设，平等主义意味着他所说的「有问题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道德要求将资源从大多数人类 —— 甚至是大多数生存质量严重受损的人类 —— 大规模转移至大多数老鼠（以及其他有生命的非人类动物）。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小鼠的福利比人类少，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信的理由证明平等主义不应适用于小鼠。例如，不能因为非人类动物不具备自我意识而将其排除在外，因为这意味着婴儿和有严重认知障碍的人类也不属于平等的范围之内。

瓦伦泰恩在这里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答案，包括仅仅接受这个有问题的结论的可能性。最后，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除其他因素之外，这种解决方案包括道德地位有高低之分的观点，以及大多数非人类动物的道德地位低于大多数人类的更进一步的观点。粗略地说，当我们评估非人类动物对资源的平等主义要求时，它们较低的道德地位应与它们较少的福利相权衡（事实上，瓦伦泰恩的解决方案要比这微妙得多）。由此可见，即使非人类动物对资源的要求有时比人类更强烈，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因此，瓦伦泰恩主张，平等主义并不蕴涵着有问题的结论。尽管平等主义确实适用于非人类动物。

四、何时平等？

平等主义者需要澄清平等主义正义的时间跨度。在确定一个人境况好的程度时，我们应该关注她一生中的哪个时间延展范围或具体时段？请看表1.1和表1.2中的两个结果C和D。每种结果都包含两个人，a和b，数字指的是他们的商品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