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宗教外衣

编者按：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种表现固然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典型，但是农民利用宗教形式来发动起义和举行反封建的革命战争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就是把它作为革命工具，利用“上帝”这个外衣来表达农民阶级的愿望、要求和理想。他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对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进行了革命的改造。所以从本质上说，洪秀全的宗教和西方宗教家所宣传的宗教是根本不同的。西方宗教家宣传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洪秀全则是利用宗教形式动员人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宗教思想，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客观上起了动员群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作用，但是这种思想本身是不能摧毁封建思想的，而且它包含了导至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因素。这次革命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最终失败了。它教育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也教育了中国农民阶级:要想战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就必须拋弃封建时代的旧方式而另外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鸦片战争爆发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卖国投降的封建王朝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在繁重的旧捐税上，又加上了新捐税，使广大农民继续破产流亡。残暴的地主阶级借此加强封建剥削，疯狂地兼并土地，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了。从1843-1850年，农民暴动和起义几乎遍及全国，到了1851年，终于爆发了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正如马克思当时所说:“鸦片不曾发生催眠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这次农民战争是在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势下发生的。它不仅担负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担负了民族革命的任务。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出现的。利用宗教形式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是封建时代农民革命战争的一个特点。从18世纪下期到19世纪前期爆发的农民起义就已经利用了民间的原宗教迷信。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农民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把各地分散的农民起义统一起来。洪秀全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了救中国，他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在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接触中，首先接触到的是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他感到基督教可以利用，于是向基督教中寻找了组织农民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1843年，他在最后一次科场考试失败后，在当时农民暴动的影响下，又看了《劝世良言》，于是同他的战友冯云山一起研究，决定建立号召农民进行革命的组织-“拜上帝会”。拜上帝会成立后，洪秀全到广东和广西各地传教，通过传教的活动，组织农民起义军。由于他亲自参加了革命斗争实践，集中了农民革命的意志和要求，1845年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利用宗教的教义进一步宣传了革命思想，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1847年，为了组织一支强大的农民革命军，洪秀全又到了广州，向美国牧师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教义。罗孝全拒绝给他洗礼，说他“思想不纯”。（后来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建立后，罗孝全到了南京，叫洪秀全放弃拜上帝教，崇信西方的基督教。洪秀全拒绝说:“中国人有自己的骄傲，不愿从外国人手中接受福音”，表现了坚定的民族立场。罗孝全的反革命阴谋失败后，从南京逃跑了，发表了攻击洪秀全的信，说什么太平天国的领袖是“苦力之王”，“上帝恨他们”等等。罗孝全的这些攻击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列强敌视中国人民革命的丑恶面貌。他们最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所以咒骂洪秀全是“苦力之王”。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没有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反而为中国农民革命服务，所以他们抱怨说:“上帝恨他们”。这就充分暴露了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上帝”，正是西方资产阶级侵略意志的化身。）这时他又学了一些基督教的仪式，回去后制订了“十款天条”，即十大纪律，作为组织农民起义军的思想武器。在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领导下，各地分散的农民起义军终于汇合为一个巨大的革命洪流，1851年，在金田宣布武装起义，对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了革命的大扫荡，近代史上一次震动全世界的伟大农民革命运动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基督教是19世纪初随着鸦片输入而传入中国的一种精鸦片烟，是西方反动的资产阶级企图从精上麻痹中国人民革命意志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一传入中国，就带有侵略的性质。当时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在他们编的《劝世良言》中曾这样说:西洋人尽是善人，反对西洋，就是反对上帝；欠粮的还粮，欠租的还租，不纳粮不交租，是反对上帝；穷人不要怨恨贫穷，安分守己，死后可以上天堂。他们所说的“上帝”，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名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基督教又是一个古老的一神教，它把其它的“神”都宣布为“偶象”或“魔鬼”，加以排斥。在它的教义中还保留了原始基督教的一些“平等”观念。它曾宣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恩格斯指出:“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洪秀全在同基督教接触中到可以利用的，正是基督教教义中保存着的原始的朴素的“平等”观念的萌芽和一神教的排它性质。我国封建时代的神权，从古老的天命论到佛教和道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系统，在精神上压迫了中国农民几千年。不打倒封建神权，农民在思想上便抬不起头来。基督教作为一个一神教具有强烈的排它性质。洪秀全利用这个特点塑造了一个反对传统宗教迷信的“皇上帝”，向封建时代的神权系统进行了斗争。他宣称，“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们只能崇拜“皇上帝”，不能崇拜其它任何神。宗教领域中进行的斗争归根到底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表现。洪秀全把一切封建黑恶势力概括为一个邪暴的凶神-“阎罗妖”，把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势力表现为一个正直和光明的神-“皇上帝”，用“皇上帝”对抗“阎罗妖”的宗教斗争的形式号召农民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太平天国革命人民把清王朝的皇帝宣布为“阎罗妖”，把大小贪官污吏、豪绅恶霸宣布为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势力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农民对封建统治的强烈仇恨，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封建的神权论历来是为地主阶级专政作辩护的工具。洪秀全打击封建神权的目的在于打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代表-皇权，号召农民为推翻封建王朝而斗争。洪秀全所塑造的“皇上帝”，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农民革命意志的化身。西方资产阶级传教士向中国人民所宣扬的是忍受一切苦难，对一切人都容忍的奴隶主义，而洪秀全所宣传的却是对敌人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曾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当时农民起义的秘密会社也提出了废除封建剥削的平等要求。洪秀全就是依据当时农民革命的要求，结合基督教教义中的原始的“平等”观念，建立起号召农民进行武装起义的革命组织-拜上帝教。洪秀全坚决主张禁烟，他说:“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原道救世歌》)。他把禁吸鸦片作为拜上帝教的一大戒律。他还表示:“如果上帝助吾恢复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太平天国起义记》)。因此，洪秀全所创建的拜上帝教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性质。

洪秀全对封建神权的斗争，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一个民主主义的平等社会。他把这个理想的平等社会称为“太平天国”，以宗教的形式，发出了在地上建立“太平天国”的号召。他认为，“皇上帝”主宰的世界，就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同”社会。 因此他把“天下为公”宣布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但是，洪秀所提出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并不是要灭一切阶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并没有找到新的出路，仍旧停留在单纯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水平上，因此，当农民革命政权建立以后，为了巩固新的统治秩序，它又把某些封建的政治措施和道德规范保留下来。在太平天国颁布的《太平礼制》中，又宣扬了维护家长制统治的封建教条，如“生杀在天子”，“妻道在三从”，等等，这样，又向封建的纲常名教求助了。这个事实表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由于找不到代替封建制度的新的道路，结果经过一个时期又要回到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这是单纯的农民革命战争发展的一个规律，也是农民革命思想本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能克服这种局限性。

西方资产阶级的基督教在19世纪初作为一种侵略势力来到中国。可是它到了中国农民阶级的手中，却被改造成为号召农民起来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压迫的精神武器。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胡说什么“没有西方基督教的输入就没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大肆宣扬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革命的扫荡，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它明确地提出了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组织了强大的太平军，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且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从而把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推向了空前未有的高峰。参加革命的成千成万的贫苦农民，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表现了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这次革命证明，中国农民不仅是近代史上反封建的主力军，也是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主力军。这次革命也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次大冲击。剥去宗教的外衣，民主主义的平等论和原始的社会主义空想是这次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次革命表明，农民的思想体系和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在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只有革命的农民才能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纲领。

洪秀全利用宗教形式作为号召和组织农民起义的武器，在革命开始时期对运动起了保持思想上的一致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作用。但是宗教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形式，利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形式是农民革命的一个弱点。这同农民在生产上的分散性和落后性联系在一起的。随着革命的开展，这个弱点便逐渐暴露出来。当革命发展起来以后，革命的领导集团并没有拋弃宗教的号召，没有用政治纲领和政治工作代替宗教形式的宣传工作，从而把许多不信教的人民群众排斥在革命的队伍之外。拜上帝教终究不能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战斗的有利武器。到了革命的中、后期，由于找不到革命的出路，宗教迷信又进一步增长了。拜上帝教完全丧失了革命性，最终转化成促使革命内部分裂、进行宗派斗争和破坏革命的反动工具。用外来的基督教，非但不能和帝国主义文化彻底划清界限，又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造成了某种幻想，拜上帝教的理论基础，说到底是一种神权论。它宣扬上帝创世说，灵魂不死论，天启说和政权神授说。这些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都是有害于革命运动深入开展的。

历史的经验表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思想，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单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克服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摆脱落后的形式，最终打了败仗。洪秀全向西方国家寻来的理论武器，在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软弱无力了。这就必然导出一个结论:只有被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的社会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才是战无不胜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