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彩霞：追寻空间正义与城市权利——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城市空间正义思想

[摘 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走向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标志性成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既阐述了阶级对立和阶级解放的思想，又对早期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及空间非正义现象进行了深入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性及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推进有重要的启示。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是恩格斯青年时期根据其亲身观察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写作的一部描述英国工人阶级实际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详细阐述了处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工人阶级在工作空间和生活环境等方面遭受的非人待遇，对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空间非正义状况进行了深入揭露与批判，同时又充分发掘和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并为英国无产阶级追寻空间正义与城市权利指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在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阶段，重读恩格斯的《状况》，对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推进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现象的揭露与批判

在《状况》一书中，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的历史与现实，对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遭受的空间非正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一)工业革命迫使工人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体

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市研究专家列斐伏尔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幸存，空间生产成为其得以存续的救命稻草。所谓空间生产就是城市化过程中都市空间的急剧膨胀，都市空间的急剧膨胀又促成资本进一步快速积累，这体现了资本的逻辑和资产阶级的“殖民”倾向。列斐伏尔认为，我们要正确看待空间，不仅仅把它看成是中性的，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容器，更应该关注到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工具性和意识形态性。他把空间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维护其统治和发展的一种政治战略。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的“增长机器”，离开了这个“增长机器”，资本主义就会陷入萎缩和低迷，无法继续生存。其实，恩格斯在《状况》中就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城市扩张进行了思考。他指出，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人口集中和城市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急剧增长创造了空间上的条件。资本主义正是靠工业革命开启了空间生产的进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和扩张做出巨大的牺牲，他们被迫拉入了工业革命和城市空间生产的洪流之中。这一切都源于机器的采用，工人们“和城市隔离，从来没有进过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流动的代理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住在城市近郊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生计，迫使他们到城里去寻找工作”。在机器采用之前，工人都是散居在农村，纺纱和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他们过着正直、平静、愉快而又健康的生活。虽然他们的生活有点闭关自守、与世隔绝，但这是一种让他们自己感到比较舒服、比较惬意的生活方式。机器的使用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人一步步丧失自己的土地和织机，一步步成为农业无产者。恩格斯利用大量的数据和翔实的调查资料阐释了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和机械织布机的大量使用给资本主义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详细阐明了机器劳动怎样一步步取代了手工劳动;无产阶级怎样一步步沦为真正的无产者，陷入了悲惨贫穷的境地。因此，英国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经济动力和重要支撑，而英国工人阶级则是英国空间生产的重要人力保障。工人们是创造生产力的重要力量，他们承担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不可承受的重担，自己却陷入了漂泊和动荡的凄惨生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空间之中。恩格斯指出，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手工劳动后，手工业者就被机器驱逐出此前拥有的空间。结果，一方面是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人数迅速增长，工人阶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坠入了贫困的深渊。工人阶级在为资产阶级生产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生产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为有产者生产了繁荣的城市空间，客观上也生产了落后和凋敝的乡村空间;为资产阶级生产了豪华宽大的住宅，却为自己生产了狭窄阴暗的窝棚;为资产者生产了厂房，但这些厂房却是自己被剥削的场所。

(二)城市工人阶级生活环境和工作空间极度恶化

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和工人住宅区恶劣的居住条件导致城市无产阶级生活和工作空间环境的极度恶化，这极大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健康。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失去土地的无产者为了生存从农业地区涌向了城市。英国的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的大都市，造就了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聚集，当时英国的城市聚集了约四分之三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列举了兰开夏郡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在80年内，兰开夏郡的人口增加了9倍。格拉斯哥的人口也因为棉纺织业的发展，从3万增加到30万，原来的不毛之地都变成了工厂和住宅。这表明空间成了资本得以迅速增长的必要场所，都市空间本身就是由资本驱动着生产出来的，这种空间更多地服务于资本的所有者，造就了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不正义。“空间资本化是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性条件，也是资本剥削与阶级压迫的重要路径，所以资本主义的空间非正义性的特质就异常明显。”恩格斯指出，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引起严重的不良后果:大城市的建筑形式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废气都滞留在街道上，工人只能被迫呼吸着这些有毒废气，得不到足够的氧气使他们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大都市为资本家提供了享受生活的空间，却为工人留下侵犯人身健康的空间，是资本造就了这种空间的非正义性。恩格斯从城市生态、无产阶级生活空间和工作环境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现象。

首先，无产阶级身处一个令人作呕的城市生态中。除了空气污染外，城市公共空间也充满污秽，街巷和大杂院里充满腐烂的肉类和蔬菜散发着有害的毒气，河流也因为没有安装自来水管而被污染，因为资产阶级不肯把钱投在公共卫生条件改善上。所以，工人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

其次，工作场所直接伤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恩格斯指出，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棉纺织业和煤炭业的工作场所多半是阴暗、潮湿、缺氧、不通风、充满恶臭、空气污染严重等非常恶劣的环境，工人在这种环境下，身体普遍衰弱，所以他们常常老得快，死得早。

再次，无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疾病丛生、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中。白天他们在潮湿且密不透风的工作空间进行精疲力竭的工作，工作结束后他们回到的却是一个几乎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恩格斯在《状况》中详细描述了工人阶级生活环境的恶劣，称工人住宅是城市中条件最差的地区，是百病丛生的根源。他用“塞”“挤”“窒息”“贫民窟”“睡在街上”“毁灭性的疾病”等词汇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非人待遇。这种恶劣的环境、极差的饮食和严重透支的工作负荷严重影响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大多数工人及其孩子在感染流行病后得不到有效医治而迅速死亡。

(三)空间隔离掩盖不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

在资本主义早期，大城市由于工业的发展及其特殊的密不透风的建筑设计而成为污染的来源。空气质量、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死亡率直接联系到了一起，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医生霍兰先生提供的死亡率统计报告做出判断，死亡率与居住和生活条件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居住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死亡率就明显低了不少。“从霍兰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78%;而糟糕的街道经过改善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就连英国资产者也承认，无产阶级是由于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也有数据表明，农村因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也比城市低很多，所以，资产阶级会选择生活在居住条件比较好的街区甚至直接搬到空气良好的郊区或农村，而让无产阶级生活在条件极差的地区，并为他们创造着巨大的剩余价值。恩格斯提出，虽然资产阶级极力通过居住空间的隔离措施漠视无产阶级的非人待遇，但是这不能掩盖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空间非正义现象。恩格斯在《状况》“1892年德文版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不会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处境，他们总是想尽办法遮掩或隐藏工人阶级所处的不堪境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所处的环境会有所改善，但事实上，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更“进步了”，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空间非正义状况彻底改观甚至消除了。“当然，猪和垃圾堆现在是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如雪片，但只能用来掩盖工人的穷困状况，而不能消除这种状况。”直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居住空间的非正义现象依然存在。

(四)空间非正义使无产阶级陷入一定程度的道德堕落

无产阶级白天在狭小封闭的工厂工作，夜晚回到家里也要忍受令人窒息和狭小的空间，所以，他们在遭受各种状态的空间非正义后，“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刺激他们经常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得到的这两种享乐”。尽管这样，如果发生经济危机，无产阶级还会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酗酒、纵欲、粗暴、对私有财产不尊重、蔑视社会秩序、犯罪、容易受到诱惑、道德败坏，这是资产者指责工人阶级的主要罪名。工人阶级之所以有这种道德水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的，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出现颓废堕落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人口集中。但资产阶级学者却不这么认为，《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沃恩博士说，大城市完全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人们完全是自愿迁居到那里去的。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尔博士说:“归根结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降低生产费用，因而替产品开拓新的更广大的市场，这样，机器最终还能使失业工人重新就业。”这些资产阶级的学者虚伪地指出大城市和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却有意忽视了工人阶级在其中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半资产者艾利生虽然揭露了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堕落方面所造成的恶果，但是他却没有承认工人道德堕落的制度原因，只是把恶习和寻欢作乐归结为受到坏榜样的引诱。恩格斯用充满同情和申诉的话语驳斥了资产阶级的无端指责和污蔑，并分析了工人阶级道德堕落的制度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使得资产阶级连虚伪的道德都没有灌输给工人阶级，另一个方面是工人阶级所受的非人待遇是恶习产生的原因。资产阶级学者污蔑工人只有两种享乐，那就是酗酒与纵欲。对此，恩格斯在《状况》中进行了深刻分析与揭示。“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放纵地沉溺于其中。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环境，那么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指责与污蔑不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实际上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他更看到了无产阶级身上蕴含的强大的反抗力量。

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非正义的原因分析

恩格斯在《状况》一书中，既详细阐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遭受的空间非正义待遇，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工人阶级遭受空间非正义的社会原因，并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一)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是空间非正义的重要原因

物理空间本身无所谓正义与否，空间的非正义源于社会的非正义，正因为空间充斥着社会关系，空间正义才得以可能。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归根结底源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恩格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事实证据，这些事实和数据充分说明了工人阶级是怎样一步步被技术革命的力量推进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大潮中去的，同时恩格斯在著作中也描绘了无产阶级怎样被迫成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体，怎样从一个生活舒适的乡村生活空间陷入了被他称为“社会谋杀”的资本主义非正义空间的。资产阶级依赖空间完成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原始积累，也以空间生产和空间非正义完成对无产阶级的空间剥夺。“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无产者为了生存从农业地区涌向了城市。这些无产阶级成为早期资本剥夺的主要对象。

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19世纪30、40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基本完成的标志。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生产力迅速提高，这次革命从开始到完成，大致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恩格斯在《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他所描绘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属于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这个时期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还处于贪婪逐利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整个社会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公共卫生和城市生态方面的建设。由于竞争和生存的压力，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也无所不用其极，当时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也比较薄弱，所以，当时的工人阶级处于非人的空间环境中，受到非人的待遇。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工人阶级的待遇和生存环境有所改善。“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但空间非正义并没有消除。恩格斯还提醒工人阶级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空想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划清界限，摈弃有产阶级的蛊惑，要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

(二)资产阶级的漠视与伪善加深了空间的非正义性

资产阶级统治者及资产阶级学者都漠视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空间非正义。资产阶级学者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宣扬了无产阶级和穷人是这个地球上必然存在的“过剩人口”的反动观点。他认为，因为存在着“过剩人口”，所以，这个世界就理应存在着匮乏、贫困、穷苦和不道德，另一部分群体即资产阶级就应该是比较富裕、受到教育和有道德的。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它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由于他们的竞争而降低”。这是资产阶级学者的歪理邪说，也是资产阶级蔑视和剥削无产阶级的行动准则。虽然1601年资产阶级迫于压力出台了《济贫法》，但是，他们通过所谓的调查济贫法实施情况委员会调查得出结论，这个济贫法会鼓励懒惰，阻碍资本的积累，促进“过剩人口”的增长，济贫法只会使国家制度破产。所以，为了惩戒这些走上懒惰和失业之路的“多余的人”，他们于1834年出台了新济贫法。新济贫法把一切现金或生活资料的救济都取消了，只保留一种救济方式，就是把穷人收容到习艺所。这个新济贫法的初衷是“挖空心思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居留地”，这种习艺所被工人阶级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在习艺所中，伙食比最穷的就业工人吃得还要差，而工作却更要繁重，所以，到了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经常故意犯一点罪，从而远离习艺所。恩格斯指出，住在习艺所里的工人，家庭被无情拆散，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自的房子里，这种空间隔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生出更多“无用的人”。恩格斯也列举了住在习艺所的工人们所受到的种种空间非正义的事实。比如，在伦敦的一个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中，一张床上睡四到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孩子。在兰开夏郡的米德尔顿习艺所，一间屋子睡12个人，有时甚至睡18个人，男女都有。习艺所的人不仅住得差，还经常受到关各种各样禁闭的“惩罚”。在禁闭室里，工人们受到各种非人待遇，有的人甚至在狭小又塞满人的禁闭室里被折磨致死。这些所谓的“多余的人”在资产阶级眼里是没有任何做人的资格和不应该受到人的待遇的人。活人是这样，死人也难以幸免。恩格斯指出，在曼彻斯特，穷人公墓被新修的铁路肆意穿过，恩格斯痛心地指出，假如是有身份的人的墓地，资产阶级和牧师们肯定会认为这是无法忍受的亵渎行为，但是对于穷人墓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对待，他们则毫不介意。这种能把“多余的人”折磨致死的新济贫法只是资产阶级为了惩戒“懒惰”的“多余的人”的一种恐吓手段，它只是在表面上表明资产阶级已经对无产阶级尽了救济的义务，这进一步暴露出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对无产阶级的敌视。新济贫法根本不能改善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反而让他们陷入更加严重的空间不正义。新济贫法对工人种种残酷的对待只会进一步让工人阶级认清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从而激发工人阶级更加强烈的反抗精神。恩格斯指出，新济贫法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也有利于农村地区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三)资本主义制度是城市空间非正义的根本原因

与资产阶级学者把工人的悲惨处境看作是自然的或工人自身造成的不同，恩格斯则更加看重工人阶级遭受空间非正义的社会原因。他把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称为“公开的社会战争”，所谓无产阶级的“粗暴行为”“野蛮行为”都是工人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最强悍的敌对行动”，之所以能激起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即“英国社会每时每刻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恩格斯认为，工业把大批工人赶到令人窒息的非人空间环境中，这种恶劣的空间环境正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而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经济扩张的重要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恩格斯在《状况》“1892年德文版第二版序言”中明确写道“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导致空间非正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三、消除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

在《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集中既使工人阶级一步一步丧失空间权利，又极大地加速了他们觉醒和反抗的步伐。这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要利用联合的力量从畸形的空间状态中摆脱出来，寻求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

(一)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集中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的织工多半能够积蓄一点钱，租一小块地，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无产者，他们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他们按时去教堂，不问政治，不搞密谋。“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推动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决不会进步到现在的水平。”恩格斯认为，在工人进入大城市之前，工人阶级的思想还没有觉悟，工人几乎没有反抗意识，这时的资产阶级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工人。但是大城市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集中，人口的集中使工人们开始觉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逐渐意识到，工人阶级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人口的聚集和集中使工人的思想和观念成熟与独立起来。大城市和工业革命使无产阶级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聚集巨大的力量，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感情和意志表达方面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而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工业和大城市。”革命往往发生在最没有出路的时候，处于舒适无忧的空间环境下，人们是不愿意冒革命的危险的。恩格斯担心英国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会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极端贫困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即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的情况下:或者饿死，或者革命的情况下，才会举起革命的大旗。虽然英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教育非常少，但是，贫困和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困难教会他们去思考和行动，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利益，什么是全民族的利益。他们只有分清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时，才能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才能走向争取自身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

(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

恩格斯指出，英国虽然保住了工业上的垄断权，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促使小资产者不断破产，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富翁，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充满信心，认为革命的洪流会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而汹涌起来，商业危机加上外国的竞争和小资产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事件的进程。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忍受力和革命热情做了比较高的预期，并预判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巨大力量。他指出，“英国人民必然会对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忍受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深恶痛绝。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还不变得清醒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他们绝不可能变得清醒)，那么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会像斯蒂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点燃烈火;人民的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虽然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调整了统治策略，但是，恩格斯肯定和发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进行解放的正确路径。资本主义制度是空间非正义的根本原因，用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消除资本对空间的支配，是消除空间非正义的根本途径。

(三)无产阶级应积极寻求空间正义与城市权利

英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空间非正义状况随着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确立，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完成已有所改善。但“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同时，为了使资产阶级自己和家人不致受流行病的影响，他们也开始着手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虽然整体上无产阶级的居住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资产阶级越来越认识到了空间的工具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越来越把空间当成一种战略和统治工具对无产阶级进行新一轮的控制和压迫，我们把它叫作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空间殖民”。此处的“空间殖民”是指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占领优等空间，而把无产阶级驱赶到劣等空间去。列斐伏尔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无产阶级在空间上的被殖民、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无产阶级整体上在空间权利上处于一种被支配、被控制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不利境地。

无产阶级丧失城市权利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国家占领城市中心，把无产阶级从信息、权力和财富的中心驱逐出去。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中指出，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在巴黎的旧城改造过程中，无产阶级就被驱逐出城市中心。总的说来，无产阶级通过城市的改造一步步远离了城市中心，一步步丧失了城市中心的各种空间权利。第二阶段是随着工业城镇环境的恶化，资产阶级开始占领郊区，郊区拥有清新的空气和广阔的空间，广阔的活动空间足以满足资产阶级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无产阶级及一些被边缘化的阶层却被抛到了城市的高楼大厦中承受贫穷和孤独。低收入者在城市中心承受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噪声污染、设施老化等一系列的“城市病”。第三阶段，资产阶级重新独占城市中心，穷人再一次遭受边缘空间的苦果。随着工人罢工、城市暴动等城市问题的不断涌现，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统治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做出一些改变，他们通过开发部分郊区空间，促进低收入群体拥有住房，并使无产阶级分散化，消解其团结的力量，减少工人阶级等被边缘化阶层的反抗，但工人阶级的生活空间什么时候也不可能赶上资产阶级的生活空间，空间非正义仍然存在。爱德华·苏贾指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居住情况又有新变化，随着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房价的提升，资产阶级聚居区又搬到了城市中心区域，“这些区域有良好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足够宽松甚至是奢侈的个体空间占有率，以及穷人难以获得的金融、信息和网络资源。而穷人居住的边缘空间则与此相反”。苏贾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穷人纠结于居住和工作地之间的交通成本，不得不在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疲于奔命，他们正在咀嚼着“中心和边缘”结构酿成的苦果。

列斐伏尔认为，无产阶级的权利应该包括“都市的权利”，无产阶级应该争取进入都市的权利。因为丧失了都市的权利，工人阶级将始终处于一种无权被支配的地位，处于资产阶级的控制和支配之中。他认为，尽管争取城市权利的困难不小，但无产阶级不能放弃进入都市的权利，仍然要争取进入都市的权利，争取空间正义。大卫·哈维在《叛逆的城市》中也提到，无产阶级要争取城市权利并不是异想天开的，需要在反资本主义思维和实践上来一场革命，同时必须对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和实践方案进行重新评估。

总之，恩格斯在《状况》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遭受的空间非正义状况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完全消除，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而已，当今工人阶级寻求空间正义和空间权利的斗争依然存在。恩格斯对城市空间非正义状况的揭示和批判，对于今天仍然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同时恩格斯对城市空间非正义现象和原因的分析与判断对于我们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不能违背全球化空间生产的大趋势，不得不受到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牵制，但我们对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要有所戒备和警醒。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本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也要警惕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任意扩张和肆虐，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同时，更要关注和保障弱势群体的空间利益和空间权利，防止城市单纯成为资本空间生产的“增长机器”，避免弱势群体被边缘化。

作者:郭彩霞

文章来源:《古田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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