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对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另一个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马克思主义解析。在遵循马克思学术思路的同时，我们应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贡献，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只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问题，促进理论批判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视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辩证思维；金融化

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看法是令人费解的。中欧和东欧的剧变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统治的蔓延。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马克思确信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思想建构，他认为，这种批判不只是一套理论学说，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揭示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1989 年之后指出: “将庆祝马克思主义的覆灭与迎接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相提并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其认识论的使命在于，以无与伦比的能力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历史独创性，以政治的和预见性的禀赋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性矛盾”。①

因而，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以它们的对抗性关系而被规定的，詹姆逊的说法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辩证思维始于矛盾，这意味着在事物的核心发现不可避免的矛盾，并按照矛盾的观点对其加以审视和重构，或者说，各种形式的非辩证思维总是被规定为包含、抑制或归于矛盾等诸如此类的各种策略”。②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批判是有效的，这种批判很可能伴随资本主义存在的始终。因此，在居于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和英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体现着学术思想的复兴，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理解是恰如其分的: 假定资本主义普遍承认正在经历20 世纪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毫无疑问，其伟大的对话者正在对其进行挑战。

康德所理解的批判不是对一系列理念的否定性消解，即对这些理念之谬误的揭示，而是对这些理念之限度的确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践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马克思承认，他的思想源于他称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代表人物首先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而且，当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剥削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的时候，他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赞扬资本主义在颠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在极大地扩展人类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革命性作用。詹姆逊这样看待马克思辩证历史观的实质: “作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新的原创性的思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是善与恶的融合，以及对幸福和不幸的历史状态的瞬时把握。《共产党宣言》指出，应将资本主义视为生产力最发达同时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时期，亟待我们思索的是，善与恶共存于其中，我们应将其视为在同一段时间里处于无法分离的紧密交织的维度。较之犬儒主义者和目无法纪者对善与恶的超越而言，这是更为有效的方式”。③

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有一个康德式的时期。正如他说过的这句名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先权为资本提供了竞争性积累，而对利润的追逐意味着一种内在的限制，这个制度注定陷入深重的、不稳定的危机之中。

一些最有价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确实致力于探究大卫•哈维在他名为《资本的限制》这部重要著作中的呼吁。尽管应当指出，这个书名具有双重含义: 哈维研究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限度，而且也是作为社会形态批判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限度。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十分典型的非教条的、自我批判的语气。⑤哈维确实处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核心。他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网络课程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听众。⑥但是，重要的在于领会，这种复兴并不局限于对马克思的评论或经济分析。哈维在阐发“地理—历史唯物主义”( geo-historical materialism)方面已经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该理论将空间融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而且对文化现象的作用很敏感。

事实上，经济还原论否认文化实践的独立性与艺术创作的情感作用，认为它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是似是而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以高水平的美学理论而著称。因此，詹姆逊最著名的著作旨在描述他所谓后现代艺术的特质，并将其定位为资本主义发展第三阶段的艺术特征。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20 世纪早期的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跨国资本主义产生了。⑦特里•伊格尔顿的视域更为广阔，例如，他将悲剧理论发展为对如下人性常态的多方面的回应，“爱，衰老，疾病，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他者死亡的悲伤，人类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对人性的弱点与无穷无尽的宇宙之间的明显对比”⑧。

一个力图深入探究历史的终极意义，另一个则勇于阐述对历史的超越，比较这两种分析模式，应参照两位思想家的其他差异。伊格尔顿不愿以詹姆逊赞同的方式超越善恶，而坚持从道德的必要性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⑨它们的分歧部分地表现在长期的辩论文本中，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道德之间关系的辩论。⑩尽管他们可能诉求不同的理论策略，但是，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在反对资本主义方面是一致的。因此，伊格尔顿的最新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旨在反对经济危机的社会背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现实性，而詹姆逊的努力则表现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的评论上。[11]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或者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具体特性的原初政治经济学批判呢? 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批判具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延续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在相互敌对的年代所作的努力，这个努力拓展了马克思原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卢卡奇研究资本主义文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得到了有力的复兴。当然，关键的人物是本雅明和阿多尔诺。他们的研究尽管有着明显的不同，但都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何以成为大众生产和消费的有节奏的齿轮。

但是，商品化的渗透已经比他们的时代走得更远，这已被表述为“文化产业”的事实所证明。“文化产业”被阿多尔诺与他的合作者霍克海默用作批判的( 实际上是讽刺的) 表达。但是，现在使用的这种表述在商业甚至学术领域显然是没有问题的。正是詹姆逊在探究商品化的帝国主义扩张方面最有影响力。对他来说，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生活领域的征服，此前这为商品的统治提供了保障。特别是，“一种新的历史性的原初渗透、对自然和无意识的殖民化: 也就是说，以‘绿色革命’摧毁前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农业，促进媒体和广告业的崛起”[12]。齐泽克也研究资本的逻辑何以在流行文化和大众生活中展开，特别是研究阶级对抗遭到抑制或被取代的具体形式，而且秉持詹姆逊的辩证思维的精神特质。虽然他主要参考的不是阿多诺或本雅明，而是拉康和黑格尔的观点，他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注入了新的活力。[13]

不过，我想更多地探讨上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第二个方向，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分析。因为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真正新颖的事件。在过去十年里，无疑呈现了两个有争议的命题，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当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形成是不稳定的; 而第二个则是重要的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遭到削弱，而中国似乎确实开始成为竞争对手。用来诊断并历史地面对国家制度演变路径的特别丰富而重要的文献应运而生。也许最杰出的贡献是由已故的乔万尼•阿瑞吉完成的，他的著作更新了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并为其赋予更宏大而深远的历史向度。[14]但是，在很多其他的研究者中，哈维和我则试图重新阐述在这种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15]

了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金融化的本性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远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始于2007 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已充分表明，金融市场既具有权力，又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些都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通常被描述为金融化。但是，这里所谓的金融化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它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科斯塔•拉帕维托萨斯充分阐述过的: “金融化……并不意味着银行比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更优越。它象征的是金融机构不断增强的自主权。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能够借贷的，它们在金融交易中有更多的牵连。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在个人收入和金融市场的斡旋中寻求新的利润来源。”[16]

因此，当代的金融化理论与希法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融资本理论有着显著的差异: 对希法亭来说，金融化意味着银行机构比工业企业更为优越。[17]然而，今天的银行和工商企业的行为越来越相互独立了。银行之所以能索取额外的利润来源，要感谢金融中介作用的中断，可能确实有一股强大的力量驱使它们具有更多的投机行为，而这促成了2008 年的危机。

第二个方面，金融化使金融市场中大量的经济行为者牵连其中——不仅包括银行和影子银行，而且包括工商企业和家庭。进入信贷市场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家庭的日益融合( 例如，通过信用卡和抵押贷款) 是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和英国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这些变化已经进入第三世界，金融增殖衍生的神秘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在居民贷款中提取利息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金融化因而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经济现象，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所分析的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因此，这种看法是恰当的，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的最大的经济危机是因为向穷人通常是向美国黑人工薪阶层的家庭出售次级抵押贷款而引发的，关于这些贷款的担保债务凭证对西方的银行系统具有灾难性的影响。

那么，金融化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演变吗?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尤其涉及到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关注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积累的长期发展趋势，特别是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著名定律的当代适用性。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拥有相对稳健的盈利水平，其金融化是近几十年来相对缓慢的发达经济增长率和目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杜梅尼尔和莱维强有力地持这种观点。他们对金融化的理解与上面提到的有些不同，而将其等同于经济和金融的政治优势，他们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融化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度化了。他们说，新自由主义代表着盛行于20 世纪初期的“金融霸权回归”的模式，特别是在美国，结果是，资本积累率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方向被调整为满足人们尤其是中上阶级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这使经济极易受到金融市场投机倾向的伤害，我们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看到了这种悲壮的后果。[18]

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最明显的是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哈曼——承认，金融化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结构和动态的显著变化。但是，他们将其视为过度积累和盈利更长期的问题的症状，而不是当代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具有自身的根源，他们声称，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在20 世纪60 年代所经历的——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劳动力的下降趋势只是得到了部分的逆转。因此，通过维持有效的需求，而且可能要继续感谢“财富效应”鼓励资产的持有者进一步借贷和消费，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的蔓延演变成了一种机制。[19]里卡多•贝勒弗尔将其描述为“资产泡沫的驱动使凯恩斯主义私有化”[20]。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同意这种观点，即使2008—2009 年的经济大衰退是由2000—2010 年中期的信贷泡沫崩溃导致的，它造成的危机在过度的资本积累过程中也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反映。

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都处于这两种群体之中。例如，哈维就拒绝将危机的根源确定为低盈利率。但是，他也拒绝还原到金融化方面，将资本主义的衰退趋势归咎于我刚提到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过度积累。[21]大卫•麦克纳利是上面论及的两个学派的关键人物，他认为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的危机是通过将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转移至东亚而得以克服的，东亚现在也产生了过度积累和盈利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使金融化的影响恶化了。[22]

然而，麦克纳利将他自己的解释与布伦纳和哈曼的解释区别开来的努力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布伦纳和哈曼的优点是，强调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转移的重要意义首先以中国崛起为标志。当然，这是所有政治派别的分析和评论员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阿瑞吉认为，伊拉克战争代表着美国霸权的“终端危机”的开始。但是，他认为，结果不会转向另一种霸权——以北京取代华盛顿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相反，他认为，中国的繁荣标志着一种非资本主义力量的上升，它为世界提供了走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23]坦率地说，这种观点并没有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那里赢得多少支持。[24]主要的分歧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将永远振兴全球资本主义，还是会使当代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和盈利方面存在的问题恶化? 我认为，我们尚不能对中国作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此做出结论还为时过早。[25]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遵循马克思的思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但是，也非常重视越来越重要的资本的外部局限对自然的破坏。正如福斯特和伯克特等学者们对《资本论》中阐述的生态主题的强调，他们戳穿了马克思赞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生产力的发展的传说，而且探讨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和首先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日益严峻的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26]

我希望，上述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简要考察能表明，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书写具有丰富性的迹象。最后，我想指出这种文化复兴的限度。首先，马克思主义批判所具有的学术思想品质不应遮蔽自身长期存在的一些有待发展之处。例如，马克思自己也认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做出任何详细的说明。有些著作论及民主的计划经济的性质，但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论述。[27]

但是，任何对马克思主义限度的讨论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一直讨论的这种文化复兴是一种学术思想。苏联解体使已处于严重危机的改革派和革命左翼陷入政治溃败。另一种始于20 世纪90 年代末的全球化运动的出现，开启了反资本主义的激进运动的新浪潮; 有一些迹象表明，当代抵制财政紧缩的运动，连同阿拉伯革命，深化了这场激进运动的发展。[28]然而，在历史上这种运动最为强劲的欧洲大陆，激进的左翼目前处于失序的状态中。这个不小的问题是马克思提出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当务之急。如果希望批判不仅处于理论层面的话，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的最大挑战。（本文译自论文“The Marxist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经作者授权发表）

注释:　　①②③ F． Jameson，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London，2009，p． 409，p． 281，p． 551．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46 卷第278 页。

⑤ 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Oxford，1982．

⑥ 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London，2010．

⑦ http: / /davidharvey． org /． F．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1991．

⑧ T． Eagleton，Sweet Violence，Oxford，2003，p． xiii．

⑨ 尤其应参见T． Eagleton，After Theory，London，2004。

⑩要了解对这些辩论的介绍，参见S． Lukes，Marxism and Morality，Oxford，1985。

[11]T． Eagleton，Why Marx Was Right，New Haven，2011; F．Jameson，Representing Capital，London，2011．

[12]F．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I /146．

[13]例如，S．Zi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1999) ，The Ticklish Subject( 1999) ，The Parallax View( 2006)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2010) 。关于对当代批判理论的研究，参见A． Callinicos，The Resources of Critique，

Cambridge，2006。

[14]G．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London，1994，Adam Smith in Beijing，London，2007．

[15]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London，2003; A． Callinicos，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2009．

[16]C． Lapavitsas，“Financialized Capitalism: Direct Exploitation and Periodic Bubbles”，2008，p． 34; C． Lapavitsas，“Financialized Capitalism: Crisis and Expropriation”，Historical Materialism，17，2( 2009) ; A． Callinicos，Bonfire of Illusions，Cambridge，2010，pp． 23 － 34．

[17]R． Hilferding，Finance Capital，London，1981．

[18]G． Duménil，and Lévy，Capitalism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Cambridge MA，2004;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Cambridge MA，2011，p． 18．

[19]R． Brenner，The Boom and the Bubble，London，2002;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London，2006; C． Harman，Zombie Capitalism: Global Crisis and the Relevance of Marx，London，2009; Callinicos，Bonfire of Illusions，ch． 1．

[20]R． Bellofiore，“Marx and the Crisis”，2010．

[21]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London，2010．

[22]D． McNally，Global Slump: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risis and Resistance，Oakland，2011．

[23]Arrighi，Adam Smith in Beijing，London，2007．

[24]佩里•安德森非常博学而清晰地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包括对中国政治领导人的非常积极的评价。参见Perry Anderson，“Two Revolutions”，New Left Review，II /61( 2010) 。

[25]R． McGregor，“Zhou's Cryptic Caution Lost in Translation”，Financial Times，10 June，2011．

[26]J．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New York，2000;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New York，2009;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1999; 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Leiden，2006; J． Neale，Stop Global Warming: Change the World，London，2008．

[27]P． Devine，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Cambridge，1988; M． Albert，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London，2003; A． Callinicos，An Anti － Capitalist Manifesto，Cambridge，2003．

[28]A．Callinicos，“The Return of the Arab Revolution”，InternationalSocialism，2．130 ( 2011) ．

作者简介：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译者简介：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