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李佃来◆文

大致说来，作为一种解释思路和解释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是在反思和批判自第二国际至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确立起来的，其最主要的做法，是无限放大和拔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辩证法上的差异性，并将恩格斯论定为以自然辩证法为理论前提的直观唯物主义者或自然唯物主义者，从而以此来反衬马克思作为一位重历史、重实践、重人道的哲学家的伟大形象。与具有明显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本体论倾向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比，这种“抑恩扬马”的对立论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上，倒是提出了一些突破教条的、颇有价值的新见解。然而，我们更要看到，这种对立论不管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上提出了多少新见解，它也完全是建立在对恩格斯的严重误读和“矮化”的基础上的。它不仅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思想关系遮蔽起来，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而且对人们研究恩格斯的思想也具有负面的引导性。所以，从根基上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学理基础并肃清其消极影响， 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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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异吗？

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予以重点关注的论题，在每个人的著作中都占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但留给读者们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辩证法论题上，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差异。因为恩格斯讲的辩证法是以自然界为载体和实体的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讲的辩证法是以历史实践为载体和实体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法问题上的这个差异固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是否有理由将他们的思想对立起来，则取决于我们如何判定这个显而易见的差异，亦即取决于我们是将之判定为一种关乎根本的深层差异，还是一种因为兴趣点不同而产生的表层差异。实质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持有者们之所以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正是由于他们是在前一种意义上来判定这种差异的。然而，这种做法注定是站不住脚的。

了解马克思的人都知道，他的辩证法思想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是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本桥梁。作为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是在两种意义上来界定和阐释辩证法的：一是存在论意义，二是认识论意义。这两种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都深刻影响了马克思。

马克思对黑格尔上述两种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都进行了批判性继承，所以总体来看，他也是在存在论和认识论这两种意义上来谈论辩证法的。马克思存在论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承载在他的“实践”概念当中。马克思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充分展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的深层历史认 知和解释中。需要说明的是，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识论意义的辩证法思想和存在论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关联性和统一性。

就恩格斯来讲，其与马克思无疑存在研究兴趣上的差异。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对实践概念予以特别的建构和阐释，从而也没有对人的自为生命之本质在哲学上给以特别的界定和说明。所以，严格地说，恩格斯并没有存在论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对纯粹的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予以特别的关注和探察，故而无论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还是在认识论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法都不能被归结为一种“自然辩证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存在根本的差异和对立，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是关于“自然”的学说，但在更根本和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关于“思维”的学说。而这一关于“思维”的学说，与马克思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其实也就是一种思维上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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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是直观唯物主义者吗？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费尔巴哈式的那种直观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恩格斯虽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发展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长期以来，却始终存在一个从直观唯物主义来对他作解释的倾向。解释者们即便注意到了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诸多阐释，也有意无意地将其阐释拉回到直观唯物主义的思维水平。这个解释倾向要么直接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形成，要么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滋长提供了土壤。所以，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予以全面的回应和反驳，就务必要辨明：恩格斯是直观唯物主义者吗？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从直观唯物主义来对恩格斯作解释的倾向和做法始自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在该书中之所以对恩格斯作出了直观唯物主义的解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看来恩格斯忽视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掩蔽了这一概念的意义。“自在之物”概念的设立，意味着人们所取得的任何认识，都具有某种不彻底性和不真实性。恩格斯是不是直观唯物主义者，他与马克思在唯物主义上是否存在对立，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恩格斯究竟有没有忽视康德的“自在之物”？

从恩格斯对康德予以评价的字面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然而，我们不 管是对恩格斯的理解，还是对马克思的理解，抑或是对其他任何一类哲学家的 理解，都不能仅仅停留于字面，而要考察思想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如果我们在 “更多的别的东西”的意义上来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问题，那么就应当看到，这个问题只有与辩证法关联起来，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在辩证思维结构中，人们才会越过当下既定的东西，来思考生成着的、展开着的、潜含在现 有事物中的“更多的别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排斥辩证法、尊崇知性思维的理论传统，如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往往都将“自在之物” 视为无用的累赘而加以驱逐和清除。这样说来，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都没有真正绕开“自在之物”的问题，而是通过辩证法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并没有像青年卢卡奇所以为的那样，忽视或清除了关涉“何为事 实”与“何为真实”问题的“自在之物”。所以，从直观唯物主义来对恩格斯所作的任何一种解释，都注定是对其思想的严重误解和“矮化”。实际上，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一样，既是直观唯物主义的批评者和超越者，也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而也必然是在把握世界及历史上真正切近内核、看到全貌、抓住本质的人。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甚至是一高一低的唯物主义，是十分荒谬的。同时，认为他们二人有各自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 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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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将人类历史与自然混为一谈了吗？

恩格斯对自然领域和自然科学所表现出的强烈兴趣，是马克思所不能比拟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即便不是仅仅针对自然的，也是在总结自然科学成果和自然规律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所以，恩格斯究竟有没有以自然唯物主义者的身份，遵照理解自然的方式，或者遵照自然规律来阐释人类历史以及马克思的思想，就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直接关系到对恩格斯的定位，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存在对立的判断。因为显而易见，一旦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就很容易导向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而且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之所以长期以来得不到消除，在很大意义上，也正是因为人们在理解恩格斯上，长期以来都没有真正突破自然唯物主义的框架。

在自然领域和人类历史领域之间，恩格斯并没有进行一种完全同质化的处理。他看到了人类历史领域相对于自然领域的独特性，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无疑也是马克思的观点。进一步说，认为人类历史与自然界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一回事，是否按照研究自然界的方式或者套用自然规律来研究人类历史及其规律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不管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认为历史不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过程，而是有其客观规律可循的。在针对经济决定论的申明中，恩格斯明确反对对这个历史规律作单线式和教条化的理解。他不仅认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历史的发展中同样会发挥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而且也认为对历史发展之决定性因素的理解，必须要结合具体时期的实际情况，否则就有可能犯错误。从恩格斯的这个申明来看，他所认定的历史规律不管有多大程度的客观性，也不具有自然规律那种单线的特点，而必然展现出其复杂性或复合性。恩格斯认定的历史规律的这个特质，自然也就代表了他对历史予以理解的基本方式。这个基本方式绝不是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中套用过来的，因而也绝不能被归结和指认为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

在很多人的直觉中，恩格斯对自然的重视程度超过实践，故而他并没有像 马克思那样，对人的能动性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他的眼中，人至多只是一个客 观规律的执行者。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觉。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阐释。他在此所提出的“合力论”，显然不是对人的能动性的一个限制，相反是对人的能动性如何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极具说服力的阐发。这个阐发再一次确凿地证明，恩格斯并没有像人们习以为常地认定的那样，用理解自然的方式来理解历史。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恩格斯绝不是一位机械的自然唯物主义 者。他不仅清楚地看到了自然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区别，而且也没有像考茨基那样，遵循从自然到历史的思路来阐释历史规律以及审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所以，一言以蔽之，恩格斯在理解历史上与马克思并无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由此来看，依然是一种无中生有的错误见解。

来源：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