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的戈尔巴乔夫责任——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

苏东剧变的戈尔巴乔夫责任——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

李立功

我们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活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至今，人类社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170余年，而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产生即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实现，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并且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否则，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或者不会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就会失败。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哲学角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考察问题的方法明确规定，她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她着眼于从总体上、全局上研究社会的一般的结构和一般的发展规律，她的任务就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我们应该始终注意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与生产力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对应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一切社会制度，其社会形态都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社会制度的发迹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重点解决社会和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时，又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自我更新演化进步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基本规律，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我们要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与不正确的领袖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有必要科学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如《资本论》、《哲学贫困》《黑格尔法的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形成经济基础，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构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形成意识形态。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我们从理论角度再次进行深度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由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直接相联系而产生的思想观念理论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的意识表现形式。从理论角度认识，意识形态是一个大范畴的哲学概念，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种反映。从远古至今，意识形态始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她产生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或者说社会文明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相关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些内容，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意识形态，始终是处于社会统治阶级地位的，集中体现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的思想特征。意识形态是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内容的表现形式，从奴隶制以来，有奴隶主意识形态，直接为巩固奴隶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直接为发展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封建主的意识形态，直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基础服务；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加体现鲜明的阶级性，直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巩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服务，在资本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更加鲜明和强烈，特别是在出现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敌对意识异常的强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过程，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表现就是鲜明例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强烈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科学性，因为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中追寻人类社会的演变规律并由此描绘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已经深入人心，人民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一百年的时间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也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典型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的过程中，竟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丢掉了。

19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D.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论》一书首先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哲学范畴，把她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认识，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又服务经济基础的发展，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般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感。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社会的变化、文化的变迁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引发经济基础的变化，意识形态会发生对应的变动甚至质变，而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需要高度警惕认真把握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上层建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上层建筑是对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的理论概括。她内涵了阶级关系、服务该关系的国家机器、社会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政治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特指国家的核心政权，而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等意识形态的内容，一般概括为思想上层建筑。可以想见，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架构中，居于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她同样引领国家的社会进步发展。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恩格斯在晚年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理论有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中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程度，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也发生变化。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变化引发生产关系的变化，这种量变或者质变的产生会直接决定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量变或质变，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被另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所替代的根本质变，会导致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主要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改变。由此，可以认定苏联共产党改革的问题症结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指出，上层建筑是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为国家机器主要是运用强制手段限定人们的行为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思想上层建筑论证自己经济、政治的合理性，通过舆论的各种方式，规范和控制人的思想和行动。这也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

考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就是两者的矛盾运动，有助于理解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运动。从理论角度认识，两者的矛盾运动贯穿了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因素，尤其受科学技术因素的进步将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生产力质量和生产关系质量的提升导致社会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生产力是一个动态因素，而生产关系是相对的动态因素，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国家上层建筑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更高层次的完善稳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运动，往往通过政治因素进行调整。在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就发生对抗性矛盾。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调节生产关系，达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程度，同时调节政治上层建筑，使政治上层建筑能够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经济基础，稳固上层建筑。改革，就是强化上层建筑的力量，否则，对于推进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于生产关系的调节，对于经济基础的提高，都是无益的，甚至整个社会进入无序状态。

同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对应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又依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解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影响着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注意四因素关系的理论，有助于正确分析社会混乱国家动荡的根源，同时也有助于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调节国家运行机制。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运行过程，是仅次于革命形式的社会重建，需要高度谨慎。

目前正在运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途径而建立起来的，而是同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结合社会时代的新特征提出新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这样，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以实践运行的相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特殊形式，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其上层建筑的产生是直接建立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成功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机器因素迅速通过确立生产力水平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从而在实践中架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依然适应于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产生、运动以及矛盾的性质和解决的途径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目前运行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先于经济基础而产生，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前提。必须把握的是，在社会主义内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从理论角度认识，不存在通过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力量进行调节和克服实现“扬弃”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需要重视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即人民民主形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量，能够保障社会的稳定有序，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积累，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进步文明并逐步地渐次过度向共产主义社会。

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圆满成功，实现为新一社会主义阶段奠定雄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层建筑基础、经济基础，需要深入把握正确运用科学调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还要清醒的重视生产力的理论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包括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事业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特别注意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关系理论，并一再从理论角度予以创新，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稳固。

经济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诸要素的综合而形成的社会基础。

生产力，就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实现的生存能力。生产关系，就是在人类所具有的生存能力的前提下所需要构成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生产力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是人们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集中体现出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生产关系具体是指人们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

在整个国家形态中，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论述，这个关系的矛盾程度决定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程度，甚至影响国家的意识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内涵于经济基础之中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生产力是运动的，具有运动的方向性，她运动的程度也就是发展的程度，特别是阶段性表现形式，决定对应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和性质。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程度。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生产关系的内部调节或变化。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必须是以适应生产力的水平为前提的，否则，毫无效用。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个规律是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考察中国70年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高度注意发展社会生产力，注意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协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这是必须珍惜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伟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这种学习和运用突出体现在创造性方面，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突破书本的框框结论，如在党内开展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更密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目标。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对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了深入思考，试图努力摆脱旧的落后的社会局面，特别是1956年之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见解观点。毛泽东同志善于从政治高度谋划社会经济全局，重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重视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邓小平同志从新的历史角度、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紧紧围绕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局，提出了解放生产力的“改革论”、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论”。 这个历史阶段的鲜明特征就是，适度弱化了前三十年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为中心的活动，强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的工作。从新的历史角度，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了努力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邓小平的思想主导了这个历史阶段，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实际，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生产力理论做出了进一步丰富的贡献，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强大的思想基础，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进步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新一代共产党人，从国家社会经济全局出发，坚持贯彻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进一步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的质与量的关系，实现社会经济全面进步。近四十年的历史过程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实现思想解放，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雄厚的经济基础，端正正确的意识形态，坚强稳固的上层建筑，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意气风发地领导中国人民以更强进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逆转的融入世界，成为最活跃的强大的经济体。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受着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局限，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认识带有俄罗斯国家的特点，简单化地提出了人类社会五阶段论，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是建立在极端落后贫穷的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充分发展更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迫使斯大林不得不采取相比较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特殊形式。后来的学术理论界、政治界，非议、贬低、责备，甚至辱骂斯大林，批评乃至摧毁斯大林的理论和功绩，还有直斥斯大林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人类历史的辩证法规律“心知肚明”地毫不客气地继续演绎前进，全世界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都是建立在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之上的。

人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生存进步发展演变，使我们不能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人类与自然界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一定程度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对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其他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了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对象。国家形态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高度重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解放生产力，是依着阶段性的生产力水平尽可能的创造各种社会环境和国家条件释放生产力的能量；发展生产力，是依靠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迅速转化为能够推进社会进步的产业型技术成果使生产力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能够调节生产关系并主导上层建筑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进步。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全方位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从理论角度认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自身的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者，生产力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价值追求，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否则，就不能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适应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人类实践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一些理论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不足以概括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进行且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是学术理论界需要引起注意的。

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活动，以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讨论对象。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审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客观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不如说是如何才能亡党亡国的演变逻辑。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雄心勃勃的走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的。这意味着，战争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和和平年代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接；这意味着，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转递到没有军事经验的一代纯政治工作党务领导手中；这意味着，受到列宁主义、斯大林思想熏陶的一代的政治时代结束，受赫鲁晓夫思想影响影响的一代的时代开启。显然，在勃列日涅夫结束自然生命的1982年11月，苏联的党和国家并没有出现任何可能的亡党亡国迹象，只是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积累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多了一些，并没有出现盘根错节僵直枯死的迹象。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极其简短的两年多，并没有出台什么足以致苏联党和国家以死地的政策措施。相反，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却发现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是直接背离或者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恩格斯为着全人类最大多数人生存发展的命运的胜利，首先提供了认识世界利用世界把握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深入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象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又专门架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般地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推进或者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是不应该出现什么理论问题或实践灾难的，只能是“否定之否定”的由低级向高级的一个又一个相连阶段的社会发展。

1991年12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苏共党和国家轰然倒塌分崩离析，也只是在戈尔巴乔夫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的第六年。勃列日涅夫遗留的问题是经济减速、党的队伍缺乏生机、社会发展迟滞，基本上应该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进行适度的调整，应该能够摆脱困境。

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背叛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破坏了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稳定性。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这个目标是直接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的”思想是20世纪初期产生的背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想，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性、阶级性和科学性。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丧失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性、阶级性和科学性，同时更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1986年时，苏共27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替代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思想，错误的判断“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转到直接的实际行动方面来，毕竟为时尚早。”这足以印证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成熟或者缺失。1987年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丧失马克思主义立场、社会主义立场，他胡乱评价苏联历史，胡乱否定列宁思想和斯大林思想，胡乱批判苏联历史问题，他还雄心勃勃的提出“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为标志，戈尔巴乔夫破坏了苏联的经济基础，破坏了苏联的上层建筑，破坏了苏联的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理论架构的重要组成因素，戈尔巴乔夫已经彻底破坏了并且继续在破坏。

在戈尔巴乔夫沾沾自喜自己的伟大理论创造之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继承、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理论借鉴、吸收西方民主制度的积极经验以及西方社会民主党积累的丰富经验，美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其实，布热津斯基说的还不够透彻，戈尔巴乔夫已经彻头彻尾的投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怀抱了。

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毁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毫无社会主义的常识，借经济体制改革之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苏共27大，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强调通过科技进步和对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改造，使生产实现集约化，并确立1986—2000年，国民收入增长达到4.7%，15年内国民收入翻一番，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手工劳动降低50%的目标。1987年六月全会上所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错误政策，彻底摧垮了苏联的国民经济结构，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社会稳定条件，致使社会混乱一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受到极大破坏，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受到极大破坏。

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使苏联直接跌入万丈深渊

戈尔巴乔夫弘扬“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戈尔巴乔夫本人根本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工作作风。就其个人修养和工作作风来说，人品轻浮、作风虚夸甚于异想天开而不脚踏实地、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狂妄自大、沾沾自喜的个人极端主义，都是他工作失败的根源。1988年之前的两年，反酗酒运动失败，发展经济失败，而随后给苏共苏联开具的改革方案，都是致命的毒药，1988年《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1988年12月通过的《宪法》、《选举法》，改革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实行总统制，确立多党制原则，废除苏共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核心”的思想。1990年8月苏联的各种党派团体多达9万多个，此后社会上出现的反对社会主义、民族纷争活动，迅速加剧了苏联政局和人民思想的混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立即垮塌，使苏共苏联迅速跌入党毁国灭的“万丈深渊”。

四、戈尔巴乔夫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解散了苏共，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解体了苏联，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他倡导所谓的“新思维”，直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他的直接错误就在于颠倒了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导致社会实践混乱一片。错误理解“阶级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辩证关系，降低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地位和力量，直接导致国际政治格局出现实质性变革。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上，戈尔巴乔夫更是一塌糊涂，政治上他没有读懂赫鲁晓夫，在马克思主义角度更没有读懂赫鲁晓夫，而把赫鲁晓夫的表象当做本质且以表象为基础比赫鲁晓夫在思想上走的更远直至达到背叛社会主义的境地。他虽然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并且发迹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但他政治上根本就不认识勃列日涅夫，而马克思主义角度更是不认识不理解不懂得勃列日涅夫。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他又根本不懂资本主义，所以，他始终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更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甚至把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置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优先位置。在斯大林面前，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不仅不认识斯大林更不懂斯大林，足见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智慧幼稚到何等程度。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同志向他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为苏联命运利益所布局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意义时，戈尔巴乔夫根本就不懂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幼稚、个性轻狂毁了他本人、毁了苏共、毁了苏联、毁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这里也需要考察一下鲍里斯·叶利钦的表现。

实际上，作为“苏共二十大的产儿”之一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在领导俄罗斯的发展过程来看，具有鲜明的“苏共二十大产儿”的特征：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治理管理国家乏力、根本不懂经济管理。在其执政的十年时间中，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未有提高，综合国力没有显著提升。在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逐渐掌握大权，立即公开与苏共决裂，以自由主义势力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大肆反共、反社会主义，迷恋西方的“纯自由主义和纯资本主义”。在1990年底之后，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同时，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予以特别的崇拜。以叶利钦为代表主张走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道路，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典型的是1991年夏初，叶利钦在首次访问美国的纽约演讲中公开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这充分说明“苏共二十大产儿”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叛徒的形象。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居民对叶利钦主导的自由民主政治感到非常厌倦，特别是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强烈否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历史清醒地表明，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和叶利钦的“自由民主主义”道路将苏联、俄罗斯先后引向一条绝路和迷途。俄罗斯经过十年的折腾之后，才开始逐步清醒，社会革新是必要的，必须稳妥逐步推进；学习先进国家的文明同样必须有端正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确保对应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觉醒的还不够，“二十大的产儿”是一个政治群体，代表人物有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根本没有扎实雄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知识，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根本没有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逻辑，根本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识客观世界把握人类社会的运动方向和规律；治理管理国家乏力——由于缺乏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特别是没有、不懂、不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在管理国家方面一塌糊涂，缺乏政治远见、缺乏谨慎深谋；根本不懂经济管理——在基层工作中，没有认真研究经济理论、没有研究实际工作、没有密切联系群众，无法正确的把控社会形势、社会发展，无法有效地指导社会经济。可以说，“二十大的产儿”这一代，是颓废的一代、是祸国祸党的一代，是给党、国家带来灾难的一代。

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就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产生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产生社会主义的政治危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就产生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这些方面已为事实所印证。

20世纪80—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共产国际运动处于低潮时期。

综合考察苏联和东欧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我们认为：第一，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无论是认识国情还是布局国家发展战略，采取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态度，突出了主观随意性；第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没有在理论上摆正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未能正确认识改革是对发展的促进，发展是以改革为基础；第三，没有遵循列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盲目改革、胡乱改革，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也破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破坏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同时，没有把改革与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利益紧密的结合起来。更严重的是，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反而丧失阶级警惕性，被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战略”所误导，出现党毁国亡的重大政治事故。党，没有成为国家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幸福的坚强领导核心，丧失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群众基础，动摇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的悲惨结局以及至今国家的乱象，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团结人民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恩格斯苦口婆心一再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一再指出，其中的重要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也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武器。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角度、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同时，比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改革的历程与结局以及后苏联时代国家社会的状态，深刻反思“十月革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决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绝对不允许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思想言行的存在。始终严格严肃严质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核心的根本的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素质，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发展史考察，他根本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因为他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后，他的行为根本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经常是惊慌失措或无计可施，这就说明，他本人仅仅只是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行为上加入了共产党，而他的思想根本不是共产党，他本人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思想但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言行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他本人没有接受党的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培训，也说明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党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的培训是乏力的，赫鲁晓夫时期的作为误导戈尔巴乔夫一代“苏共二十大的产儿”没有能够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党的最高领袖的严重政治失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作为未能使戈尔巴乔夫一代“苏共二十大的产儿”没有能够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是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职、失责；安德罗波夫在与戈尔巴乔夫几十年的接触中根本没有注重对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考察和督导，向党推荐如此素养如此做派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严重失职、严重失责、严重失察。回首苏共苏联改革仅仅六年时间党毁国灭的惨状，不能不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清醒，不能不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的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清醒。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决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绝对不允许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思想言行的存在。始终严格严肃严质地加强党的执政建设，核心的根本的就是：对党的各级核心领导层成员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教育和督导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用的过程和成效，绝对杜绝从理论到理论、从实践到实践而没有从理论到实践的培训培养，切实增强党的各级核心领导层成员和各级党的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素质，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对各级党的干部的思想武装和实践经验的武装。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时期以来，整个党的队伍，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严重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骄傲自满的结果、自高自大的结果，毫无谦虚严谨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使戈尔巴乔夫在长达三十多的时间里没有能加强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基本原理，这是不能不引起后来一带有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反思、警觉、清醒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冷静和政治清醒以“九评苏共中央”的方式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国际共运史中重大事件的看法。苏联党并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冷静和政治清醒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不能不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清醒，不能不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清醒。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决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绝对不允许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思想言行的存在。始终严格严肃严质地加强党的发展建设，核心的根本的就是：对党的全体党员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教育和督导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用的过程和成效，绝对杜绝从理论到理论、从实践到实践而没有从理论到实践的培训培养，切实增强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素质，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对全体党员的思想武装和实践经验的武装。同时，对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成员、各级党的核心层领导成员加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培训。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原因，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科学观点、原理方法，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根本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的运动的矛盾起因、量变质变的过程以及运动的轨迹即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结果，根本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正确的制定党的建设、国家发展、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本不会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根本不会架构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根本不会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运行历程，根本不会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根本不会把握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规避消极因素；也就是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根本不会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更不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吸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不能不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清醒，不能不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清醒。

四、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决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绝对不允许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思想言行的存在。始终严格严肃严质地加强党的建设。从“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进行了几次对决。斯大林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第一次对决资本主义世界，当时的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借鉴了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度过了危机阶段；第二次对决是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对决所谓的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第三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政策”等调整苏联国家发展战略；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与美国展开的军备竞赛。总体上，社会主义的国家力量接近并没有突破出现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即便是处于接近的劣势状态也已经让资本主义世界惊慌不已，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喊出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喊出的号召：全世界受压迫剥削民族团结起来，惶惶不安，一再坚持不懈的推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终于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得以收获。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从民族主义角度进行了一次全人类利益的思考，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进行了一次全人类利益的思考。两次思考并产生的思想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都是灾难性损失。难道，就不能对全人类利益进行一次思考？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对全人类利益进行思考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对决资本主义还处于劣势之时，主要的任务就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坚持革命性、阶级性、科学性。当社会主义的国家力量对决资本主义使之处于劣势或者长期处以劣势之时，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主导人类社会的运动方向以后，才能稳妥的实现对全人类利益的再思考。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对全人类利益的思考实际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与虎谋皮”，谋虎不成反被虎吞噬。

下边，我们考察以下资料，观察我们前人的工作：

一、1958年，毛泽东同志曾经与湖南省委的张平华同志说过：“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同志又说过：“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二、客观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18年的执政阶段，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连年递减，但增长的势头仍然保持着，1971—1975年年均增长率为6.4％，而1976—1980年为4.2％，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年增长率还保持在3.6％。总体上看，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时期，也因此，苏联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实际上，这一阶段，社会稳定，人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也是苏联历史上最高的。虽然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孕育有社会经济危机，但绝不是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说的是一个“停滞时期”。

三、据资料显示，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年均为２８％，１９８９年下降到２６４％，而１９９０年则出现负增长，下降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２％，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３％。１９９１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８％，劳动生产率增长负９％，国民收入增长负１０％。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失控，内外债务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５年苏联财政赤字是２００亿卢布，而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年均财政赤字达到了４３０～４４０亿卢布，１９８９年达９２０亿卢布。为了弥补赤字，银行大量发行货币，进而导致高通货膨胀，１９８８年通货膨胀率达８４％，１９９０年达到２０％。与此相联系，内外债务则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９年内债达４０００亿卢布，１９９０年达５０００亿卢布。同期外债由５６０亿美元增加到７００亿美元。三是消费品市场供应恶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据资料显示，到１９９１年苏联市场供应的１２００多种基本消费品中，９５％缺货；在２００多种食品中，１８０多种缺货。许多大城市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凭身份证供应和限量供应。在物价暴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显著下降，１９８９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４１００万人，占总人口的1/7，１９９０年达1/3，失业人口达２０００万人。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消费市场问题的严峻，使苏联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复杂，从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

国兴于清明、毁于腐败、兴于团结、衰于分裂。

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清醒，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清醒，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形势，把握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持续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形态演进。这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