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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 :个性化的类本性:高清海“类哲学”的内涵逻辑

孙正聿 2021-12-05 来源: 马克思主义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具体言之,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人的历史形态”为内涵逻辑、以“现实的历史”为反思对象、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诉求的哲学。

【摘   要】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的内涵逻辑是以哲学的范畴体系所展现的关于人的自我理解的逻辑。高清海先生终其一生所创建的“类哲学”,以“人是哲学的奥秘”为逻辑支点、以“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为解释原则、以“人的双重生命”为实质内容、以“人的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构建了以“个性化的类本性”为内涵逻辑的“类哲学”。深入地探讨和具体地阐发高清海“类哲学”的内涵逻辑,会深化和提升我们对“人”的自我理解,从而引发我们对“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的更为深切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高清海;类性;个性;人的哲学悟觉;内涵逻辑

高清海先生的一生,是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的一生,也就是在思想中“上下求索”的一生。高先生的“求索”,在其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上,是追问“哲学何为”的一生;在其所追求的“价值”的意义上,则是探究“人类命运”的一生。以“专业”的方式而实现其“价值”的追求,由此构成的就是高清海先生创建的具有“署名”意义的“类哲学”。“类哲学”所展现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以“人是哲学的奥秘”为逻辑支点、以“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为解释原则、以“人的双重生命”为实质内容、以“人的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构建了以“个性化的类本性”为内涵逻辑的“类哲学”。在先生辞世十五周年之际,作此文以追思先生所创建的“类哲学”。

一.“类哲学”的逻辑支点:“人是哲学的奥秘”

在高清海先生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中,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标志性概念——“类哲学”——的提出,既不是在其脱颖而出的青年时期,也不是在其叱咤风云的中年时期,而是在其孤寂反思的老年时期。然而,高清海的“类哲学”思想,既不是其晚年“另辟蹊径”的哲学成果,也不是其晚年“灵感爆发”的哲学想象,而是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的双重追问——“哲学何为”与“人类命运”——中所构成的哲学的内涵逻辑。这个内涵逻辑的“支撑点”,就是高先生所提出的振聋发聩的哲学命题——“人是哲学的奥秘”。

“人是哲学的奥秘”,既在“专业”的意义上回应和回答了“哲学何为”这个最具理论意义的哲学问题,又在“价值”的意义上回应和回答了“人类命运”这个最具现实意义的哲学问题。“人是哲学的奥秘”这个哲学命题,不仅具有深厚的哲学史内涵和深刻的时代性内涵,而且具有强烈的思想针对性和强大的思想引领性。研究和阐释高清海的“类哲学”,首要的是把握和理解“类哲学”的逻辑支点——“人是哲学的奥秘”。

首先,“人是哲学的奥秘”这个哲学命题具有强烈的思想针对性和强大的思想引领性。长期以来,在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的同时,又把“世界观”定义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哲学”视为关于“世界”的整体图景及其普遍规律的理论,也就是把“哲学”视为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论。这种理解,既是缘于对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哲学与科学——的混淆,又是从理论上固化了对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基本方式——哲学——的理解。正是针对这种由于混淆哲学与科学的真实关系而造成的对哲学的固化了的理解,高清海先生在其《哲学文存》“总序”中明确地提出:“人是哲学的真正的主题,哲学不过是人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意识的一种理论形态,要了解哲学的性质、功能及其历史的演变,‘人’应是它的基础和前提”。对此,高先生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出简洁而精辟的论证:“哲学当然也要思考、研究外部世界的问题”,但是,“人是出于关心人才去关心外部世界”。“为了理解人而研究世界,这应当是‘哲学’研究世界与‘科学’研究世界在任务、视角和方法上的根本分野。那种把‘世界观’说成应当提供有关世界整体知识图景的看法,并不符合哲学理论的本性”1。

从论证“哲学理论的本性”出发,高清海先生对“人是哲学的真正的主题”这个核心思想和基本命题,作出层层深入的剖析与论证:其一,哲学不是也不能像“科学”那样提供有关世界整体的知识图景。“要求哲学去提供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弊,而且,手无寸铁的哲学要去完成这样的任务也是‘无能为力’的”;其二,哲学家们不是也不能提供像“科学家们”那样的“大体相同”的世界观。这是因为,虽然“世界是同样的那个世界,哲学家们从它却创造了不仅彼此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无数种世界观理论”。“造成分歧的原因,只能从人的不同、从人在变化、从人对自我理解的差别中去寻找”;其三,哲学家们不是也不能离开“人的观点”而构成其“世界观理论”。“他们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理解人的,是怎样期望于人的,他们所创立的世界观也就是属于怎样的理论”;其四,哲学家们是并且只是“为人们提供升华自我精神世界的意境,向人们提供能够以人的方式对待世界事物的人的观点和方法”,因此,“哲学理论根本地说来,只是一种‘价值理想’和‘思维方式’,它的作用也只是在于推动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和自我解放”2。正是基于上述思考,高清海先生所得出的“结论”是:“人是哲学的奥秘”。因此,只有“抓住人,从对人、人的本性、人的历史发展的理解中,才能揭开、解开哲学理论中的一切秘密”3。高先生的“类哲学”,正是以“人是哲学的奥秘”这个逻辑支点构建而成的。

其次,“人是哲学的奥秘”这个命题具有深厚的哲学史内涵和深刻的时代性内涵。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离开思想性的历史,就不可能形成历史性的思想。高先生指认“人是哲学的真正的主题”,是以其系统地反思哲学史为依据的;高先生以“人是哲学的奥秘”为逻辑支点构建其“类哲学”,是以其对当代哲学的历史使命的自觉为依据的。高先生说:“在我看来,对‘哲学’这种理论,我们必须从人的本性以及这一本性的历史变化中,方能获得深切理解;同样地,对于‘人’,虽然众多学科都在研究人,也只有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才能把握人的真实本性。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情况总是这样:我们是怎样理解哲学的,也就会怎样理解人;反之,人的发展状况如何,特别是人对自我意识的状况怎样,人们对哲学的理解也就会怎样。”“当人觉醒为人,意识到自己是人,要去追求人的生活,开始思考人的存在本性、生存意义以及人与其他存在的关系等种种问题时,就产生出哲学,有了哲学理论”4。总结哲学史,高先生提出,哲学的“曾经是”,与人的“曾经是”,是直接相关的。对此,高清海先生从哲学演进中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类型的特征,与对人的不同理解的相互关系,作出如下的论证:(1)“从未分化的笼统的自然出发认识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可以称之为自然观点”。“这种观点是从人的对象性存在中去了解人的本质的”;(2)“从脱离人的自然出发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属于存在观点”。“存在观点”是“从人的本原存在中把握人的本质”;(3)“从脱离自然的主体(即意识)出发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属于意识观点”。“意识观点是注重于从人作为主体能动本质的外部显象中把握人的本质”。(4)“从抽象的人出发去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属于人本学观点”。“这种观点试图直接从意识和存在的统一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5)“从人与自然的具体统一即从具体的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属于实践观点”。“对实践的理解,也就是对人之为人的本质的理解”,“理解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人的感性活动中赋予它以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内容。而这就意味着对人的本质要达到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理解”5。正是从人的历史形态及其自我意识去探索哲学的历史形态及其思想内涵,又从哲学的历史形态及其思想内涵去反观人的历史形态及其自我意识,高清海先生奠定了构建其“类哲学”的逻辑支点——“人是哲学的奥秘”。

以“人是哲学的奥秘”为逻辑支点而创建“类哲学”,是同高清海先生自觉到的当代哲学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的。高先生提出:“20世纪,可以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间,人类社会发生重大跃迁,人类文明获得重大进步,人类自身也面对重大挑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类面对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类面对种族歧视、国家冲突、利益争夺、热战冷战问题;从人与自身本质的关系看,人类面对精神萎缩、信仰危机、道德沦陷问题。6高先生由此提出:“面对如此众多难题,人类将走向何方?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当前的生活,看待和理解人的本性?这就使人不能不重新思考有关人、人性以及人走过的道路等种种问题”7。对于这些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高先生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这三大方面作出哲学的反思与回答: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人需要走出自然,还得回归自然”,而人只有“成为人”,才有可能深入于自然本性,与自然形成深层的“本质融合”;从人与人的关系说,“人属于类性的存在,共同体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只能在人与人的一体关系中生存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在发展中人的个体又必须走向独立”,“人的一体本性,人的独立个性,这两方面都属于人的‘类本性’的内在规定”;从人与自我关系说,“个体只有占有人的类性本质,他才能获得自主能力,形成个性化的自我”,而“人的自我愈是个性化、多样化,人的类本性才能愈益充实,愈加丰满”8。正是基于对当代哲学使命——“类意识觉醒”——的理解,高清海先生创建了被他称之为“人性革命时代”的“类哲学”。

二.“类哲学”的解释原则: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

“人是哲学的奥秘”,这不仅意味着必须从“人”出发去理解“哲学”,而且意味着必须把“人”本身作为阐述“哲学”的根本性的“解释原则”——如何理解“人”,就会构成怎样的关于“人”的哲学。高清海先生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存在,因而他所创建的哲学就是“类哲学”。

高先生对“人”的理解,直接地缘于他对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的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由此提出的最具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实践”?通常的解释是:“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对“实践”的这种理解和解释,凸显了“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对象性和物质性,揭示了“实践”活动与“精神”(“认识”)活动的区别,但却没有抓住“实践”之于“哲学”的两个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如何在对“实践的理解中”揭示出人对世界的特殊关系并从而揭示出“人本身”的特殊性;二是如何在对“实践的理解中”形成阐释人与世界关系的“合理的”哲学思维方式。高先生敏锐而深刻地捕捉到蕴含于“实践”之中的这两个重大哲学问题,在对“实践的理解中”,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而且鲜明地提出了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阐释“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由此构成了他创建“类哲学”的根本性的“解释原则”——以“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回应和回答全部哲学问题。

高先生对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的理解,直接地源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提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这种“区别”的实质就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0。高先生对“实践”的理解,正是基于他对马克思关于人同动物的“直接区别”的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内蕴着马克思所指认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这两种“尺度”,既是依据“物的尺度”的“合规律性”活动,又是依据“人的尺度”的“合目的性”活动;人的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与世界的独特关系——“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

以“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来理解和阐释“实践”,并不仅仅是揭示了“实践”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本质,而且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提供了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高清海先生提出,在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实践活动中,“实践既是消除主观性与客观性各自的片面性、使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的活动,又是发展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造成主体与客体的新的矛盾的活动”。这意味着,“在实践活动中不仅蕴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秘密,也蕴藏着人的对象世界的一切秘密。它是人类面对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同时又是人类能够获得解决这一切矛盾的力量和方法的源泉和宝库”11。因此,在对“实践”的理解中,就不仅要把“实践”理解为“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活动,而且要把“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实践”作为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关系的“合理的”思维方式。高清海先生把这种“合理的”思维方式概括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关于“思维方式”及其哲学意义,高清海先生作出如下的概括:“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不同历史时期主体的发展程度及其与客体发生关系的方式不同,人们用以观察和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也便不同”,“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不仅必须经历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而且人们只有改变了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才能彻底变革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12。由此,高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代表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所以引起了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立足于实践的基础去观察、认识一切问题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就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之中”13。正因如此,高清海先生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概括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在高清海先生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我们决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用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的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个原理;而必须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用以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观问题、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观点的新的思维方式。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内容和实质”1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高先生在“思维逻辑”的意义上,进一步阐发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哲学意义:“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每一种哲学,都主要是由于它的思维逻辑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就应当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15由此,高先生又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上提出:“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这一崭新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总结、回答现时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所提出的那些新成果、新思想、新问题”。“只要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解答我们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就能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16。

高清海先生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不仅自觉地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回应和回答全部的哲学问题,而且拓展和深化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思想内涵,从而以“实践观点”的“思维逻辑”构建了“类哲学”的内涵逻辑:首先,他把作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核心范畴——实践——概括为“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从“否定性的统一”去看待和阐释人对世界的全部关系;其次,他从“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去把握和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把“实践”视为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而且把“实践”视为构成人的“二重世界”——“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现实基础,进而从“属人的世界”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再次,他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探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根本性矛盾——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把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统一归结为“人对世界否定性统一”实践活动,以“实践”的发展来说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最后,他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反思“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的理论特性、历史演进和当代使命,形成了以人的“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的类哲学。

三.“类哲学”的实质内容:“人的双重生命”

为什么“类意识觉醒”是“类哲学”的根本性的价值诉求?以“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的“类哲学”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高先生的回答是:必须提出和探索“人的双重生命”,从而达成对“个性化的类本性”的哲学自觉。

对“人”的认识,最根本的是从“人”与“物”的区别去规定“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最根本的是从“人对世界的关系”与“物对世界的关系”的区别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这意味着,当着我们把“人”与“动物”区别为“有意义”的生命活动与“无意义”的生命活动,把“人与世界关系”与“动物与世界关系”区分为“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与“肯定性的统一关系”,就要求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认识人的方式与认识物的方式。然而,正如高清海先生尖锐地指出的,“我们过去虽然把人看作是与物不同的存在,但我们用以认识人的方式却基本上是认识物的方式,也就是在以‘物种’的规定方式去理解人与物的区别本性”。正是由于“用物的方式去理解人”,其结果就是“历史上人总是被抽象化,同时又经常被分裂、分割为单子”式的存在。因此,要“改变人的观念,首要的就是破除这种从物去认识人的方式和业已习惯了的物种观念,应该转变到以真正人的方式、人的观念”,也就是“以‘类’的观点和方式去理解人的本性”17。高先生的上述表达,是其创建“类哲学”的“奥秘”之所在,也是其以“人的双重使命”——种生命和类生命——为实质内容而构建其“类哲学”的“奥秘”之所在。

“在一切存在物中,人可以说是一种最为特殊的一种存在了”。那么,“人”的特殊究竟“特”在哪里?高先生的回答是:“人具有双重生命、双重本性”。这具体地表现在:“人来自于物,原本也就是物,却不能把人归结为物”,因为“人同时又具有超物性”;“人是生命存在,本来属于生命体”,但“人作为人又超越了生命局限”,因此“也不能把人简单地划归生命存在”18。由此就构成了“认识人”的最具根本性的“悖论”:人既是“物”又是“非物”,既是“生命的”又是“超生命的”,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由此所提出的最具根本意义的哲学问题就是:如何以“人的方式”认识人?正是从这个最具根本意义的哲学问题出发,高清海先生以“人的双重生命”为实质内容,展现了其“类哲学”的内涵逻辑。

“类哲学”的内涵逻辑,以“人是哲学的奥秘”为逻辑支点、以“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为解释原则,首先是诉诸于对人的“双重生命”——“种生命”与“类生命”——的辩析与论证。高先生明确地提出:“人的‘第一生命’,就是自然赋予人的‘自在生命’,属于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物种生命、本能生命、肉体生命。人一生下来就有了这个生命,它在性质上服从于生物规定,属于生死有定限的存在”;人的“第二生命”,是指“在生物生命的基础上通过本能生命活动、由人自己创生的‘自为生命’,它属于智慧性、社会性、意义性、永恒性的生命”。正是基于对人的“第一生命”与“第二生命”的区分,高先生提出了“人的双重生命”:自然给予的“种生命”和超越了物种生命的“类生命”19。

在高先生看来,理解“人的双重生命”,首要的是必须突破“单一生命本性”这个关口。“按照生物学或既有的科学观念,生命只有一种,这就是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因此,“如果认为人是一个生命体”,就“只能从物种的观点去理解人的本性”20。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生命的生物学含义”而形成“生命的人学含义”。高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作为已经发展到具有更高级本性的生命存在,他就不会为既有的动物式生命的本性所限制,人在这种生命基础上通过生命的活动完全可能创生出更高级的生命,这就是‘主宰生命的生命’,或者叫做‘自主生命’”21。人的“自主生命”,就是作为“生命的人学含义”的“类生命”;“生命有了自主性,能够转而支配本能,这就是人”22;因此,“人”的本质不在于其“本能生命”的“种生命”,而在于其“自主生命”的“类生命”。

从“人的双重生命”——“种生命”与“类生命”,高清海先生合乎逻辑地提出作为“物性”的“种性”与作为“人性”的“类性”的关系问题。“物性就是种性,物种的规定对动物个体来说属于先天规定,它们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动物个体自我无法改变它的种性”23,因此,“动物的生命个体仅仅是物种本性的个别存在形态,不同个体之间只有实体性的差异,没有个性的区别”24。与动物不同,人的“自主生命”所构成的“人性”即“类性”,则使人成为富于“个性”的存在,“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只是不同的实体存在形式,他们之间还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秉性、特质和特性”25。这种体现人的“自主生命”的“个性”,就在于“人能够由自己的活动去创造自己的本质,完善自己的本性,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也就是与物种的必然本性相对待的人的‘自由性’”26。

由作为“类性”的人的“自主生命”,高清海先生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人之为人”和“人之成人”的问题。高先生提出,“类性”与“种性”的重大区别,在于它们与“个体”的关系是不同的。“种性”之于个体是先天的、本能的、强制的规定——“种性”是什么,“个体”就是什么;“类性”之于“个体”,则是“双向选择关系而不是单方面的强制规定”——“在类本性的同等前提下,不同个体从中获得的人性”“会有很大的差别”27。这深切地体现了“类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的“类性”以“个体生命的创造性活动为内容源泉”,所以人的“自由性”本身就“属于类本性的内在规定和本性要求”;另一方面,“类本性”又“以个性的多样性为基础”,个体的“努力程度、所持态度以及创造性的发挥”又规定“个性”的“形成和塑造”28。因此,“一个人从获得种生命到确立自我人格,需要经历学习和成长的漫长过程,确立了人格自我之后,还要进一步发挥生命的创造性去丰富自我的内涵、实现自我的价值,以便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永恒和无限的意义”29。正是从“类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出发,高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类哲学”的“成人之道”:“一个人只有用人类所创造的类本性装备起来,并充分吸收他人之我的创造成果,以此为基础才会有自己生命的创造,形成具有真正个性的自我”30。在高先生看来,“这样的自我,按其本性来说,不过就是以个体独特形态而存在的人的‘类性’本质,或者叫做个性化的类本性”31。

反观高清海“类哲学”的思维逻辑,我们会发现,高先生是以人的双重生命——种生命与类生命——为逻辑起点,又以人的双重本性——种性与类性——为逻辑中介,进而升华为关于人的双向生成——类性与个性——的辩证逻辑。在“类哲学”的思维逻辑中,“种生命”与“类生命”、“种性”与“类性”、“类性”与“个性”,构成其三组基本范畴。通过对这三组基本范畴层层推进的剖析与论证,高清海先生深刻而睿智地阐明了“类哲学”的核心范畴——“类性”——的真实内涵和真实意义。在高先生看来,人的“类性”,就是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人的生命既是“本质规定存在”——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类性”规定人的存在,又是“存在规定本质”——人在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中成就自己的“个性”。这就要求“哲学”既从“类性”去看待“个性”、又从“个性”去看待“类性”;既不能从“前定”的“种性”去看待“人”,又必须从“人”的“类性”去看待人的“本质”;既不能离开人的“本性”去看待人的“生成”和“发展”,又必须从人的“生成”和“发展”去看待体现“类性”的“个性”。从“类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看,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以其“类性”而造就其“个性”、又以其“个性”而丰富其“类性”的历史,也就是“个性化的类本性”的生成史。“类哲学”的“真实意义”,就是在对“个人”与“人类”的辩证关系的反思中,以揭示“类性”与“个性”的辨证关系为内涵逻辑而推进人的“类意识觉醒”。

正是基于对作为“物性”的“种性”与作为“人性”的“类性”的辨析与论证,特别是基于对人的“类性”与“个性”的辨析与论证,高清海先生进而着重地从“思维方式”的高度转变“哲学”的传统观念——超越“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高先生认为,作为思维方式的本体论,其本质是“由预设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先验论的思维方式,从初始本质去说明后来一切的预成论、还原论思维方式,从两极对立追求单一本性的终极论、绝对论思维方式”32。在高先生看来,长期以来统治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其本身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性、物性不分,把人和物看做同根、同源乃至同性,‘人’和‘人性’的特质因而被淹没”,是一种适于说明“物的本性”而不适于说明“人的本性”的“前定论”、“预成论”的思维方式;其二,哲学家们以各自的“断言”来规定“本体”,他们对“本体”的规定愈是具体和详尽,“他的思想便愈显得武断”;其三,“本体”一旦转化为“概念”,“就在无形中被凝固化,失去了事物固有的联系性、生动性和变化性”,“只有依靠人为的逻辑才能使它们建立起联系,发生变化”33。在剖析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致命弱点”的基础上,高先生进而深切地揭示了构成这种思维方式的“思想前提”:一是就其思想本质说,是把“存在本身”与“存在的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超验的存在”;二是就其思想原则说,是把“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排除掉主观性的纯粹的客观性;三是就其追求目标说,是把“绝对”与“相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排除掉相对性的纯粹绝对性。这种以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绝对与相对的相互割裂为思想前提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就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最深层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以“前定”的“种性”而不是以“自主性”的“类性”去看待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高清海先生不仅提出必须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重新理解“人”,而且提出要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人”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从而形成人的“类意识自觉”。

四、“类哲学”的价值诉求:“人的类意识觉醒”

哲学家们创建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理论,是同“他们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理解人的,是怎样期望于人的”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高先生创建以“人的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的“类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诉诸高清海先生的哲学探索,我们会真切地体会到,高先生终其一生所关切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也不仅仅是哲学的命运,他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哲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他是从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出发来思考个人的命运和哲学的命运。以“人的哲学悟觉”而达成人的“类意识觉醒”,这就是高先生所创建的“类哲学”的价值诉求。

把人的“类意识觉醒”作为“类哲学”的根本性的价值诉求,直接地取决于高先生对人的“特殊性”的理解。“对于动物来说,并不存在‘为动物之道’的问题,而作为人,却必须讲求‘做人之道’,要认识自己所以为人的道理,不断去审视、规划、校正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道路”34。在高先生看来,“为人”的根本之道,就在于人的“类意识”的自觉。在《理论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一文中,高先生进一步提出:“人是按照事先经过思考的目标而行动的动物。如果说生物以其生命作为探索工具,因而往往要以大量个体的死亡为代价,有时还要甘冒整个种族灭亡的风险才能获得一种成功的生存模式;那么,人类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有一个思想实验室,能够运用理论为工具去实现生物必须由生命来完成的探索功能”35。正因如此,哲学的命运就决不仅仅是哲学自身的命运,而且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哲学的使命就决不仅仅是哲学自身的使命,而且关乎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在高先生看来,哲学乃是民族之魂,哲学不仅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而且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智的发育和成熟的水准。高先生独树一帜地创建其“类哲学”,是因为他认为人是超越了“种”存在的“类”存在,而“哲学”的实质内容就是关于“类”存在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使作为“类”存在的人类达成“类意识自觉”。

“类意识自觉”,对于当代的人类来说具有更为严峻的紧迫性,这是“类哲学”的价值诉求的更为深沉的哲学思考。高先生提出:“人面前的路从来不止一条,在走什么样的道路上人是有着相当大的选择性的”,而“这就意味着,人的发展道路并没有天然的保证,完全可能走进岔路,陷入歧途,乃至迷失方向”,因此,“历史愈往前走”,“道路愈加艰难,责任愈加重大,人的选择愈要小心谨慎”36。正是这种关切“人类命运”、“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强化了高清海先生对“人的类意识觉醒”的渴望,并促使其在饱受病魔折磨的晚年构建以“人的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的“类哲学”。

如果说高先生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显示了他的博大的人文情怀,那么,高先生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关切则更深切地体现了他的炽烈的家国情怀。在其生命的尾声,高先生写下了两篇被称之为“思想遗嘱”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先生说:“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最深”,因此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先生充满期待地对我们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关键在于首先要在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先生求索终生的思想箴言,也是先生临终的思想嘱托。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高清海先生以“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而创建其“类哲学”,从其所从事的专业——哲学——上看,直接地是同他所接受的中国哲学精神密不可分的。按照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看法,“哲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就在于它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而不是像其他学科那样使人成为“某种人”。成为“某种人”,就要学习某种专门知识,掌握某种专门技能,并因而能够从事某种专门行业,扮演某种专门角色。培养“某种人”,重在对“某种物”——特定的客观对象——的了解和把握;“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则重在对“人”——人的本性、人的生活和人的成人之道——的理解。从根本上说,“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中国哲学,是关于“应然的人生”的哲学,是以应然的人生准则为前提、以应然的人生追求为内容、以应然的人生境界为诉求的“应然的人生”哲学。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人生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并非仅仅是冯友兰先生个人对哲学的理解和追求,而且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中国哲学的价值诉求。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先生,则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的“应然”性出发,在哲学的意义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关于人作为“类”的价值诉求。高清海先生将其“类哲学”的价值诉求定位为人的“类意识觉醒”,不仅是源于“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中国哲学的根本性的价值诉求,也不仅是源于现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美美与共”的价值诉求,而且是从人之为“类”的“类存在”出发,也就是从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出发,把“类哲学”定位为关于“类意识觉醒”的哲学。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以“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的“类哲学”,又是同高清海先生所坚守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息息相关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具体言之,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人的历史形态”为内涵逻辑、以“现实的历史”为反思对象、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诉求的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38;“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9。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理解“人”的问题;而理解“人”的根本问题,则是“个人”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个性”与“类性”的关系问题。高清海先生以“个性化的类本性”为其哲学的实质内容,把“类哲学”的价值诉求定位为“类意识觉醒”,其根本依据就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使人自觉其“类”的存在,并为真正实现其“类存在”——马克思所指认的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个性化的类本性”的哲学基础。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07期

文章作者:孙正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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