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意识形态是中国自信的基础——《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之结束篇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意识形态具有根本性地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成人，都要有自己成熟、稳定、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决定了方方面面。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现代中国人设定了中国道路、中国体制、中国方案中最基本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基因，中国人也同样肩负着为人类指明未来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伟大事业的理论基础

《九评》最根本的聚焦在于共产党人的最基本信仰。共产党人最基础的初心，就是资本主义最终会垮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会获得胜利。在《第九评》结束语中，我们看到了这样豪迈的文采：

“尽管我们不愿意，尽管我们反对，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转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中国坚守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了坚持而坚持，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的现状与未来，重点是工业社会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所必然出现的重大问题与基本解决方案，是中国进入现代西方主导国际社会的指路明灯，是中国把控西方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命门的法宝。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使中国人民明白，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建设和完善自身，如何与西方社会共处与竞争，如何扬弃西方的制度，如何最终可以战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辩证法理论是我们完善自我和战胜各类修正主义的利器。[1]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掌握国家机器，公共占有生产资料，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大程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直至彻底消灭阶级。《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马克思还说过：“（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1872年到1893年，在20多年的时间跨度之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撰写了7个序言，足以说明这种观点是始终如一的，不断印证这一“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一般原理”。

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列宁总结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先锋队党建、阶级斗争等根本性问题上，均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述与实践。马克思并没有认为阶级斗争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只要这个星球上还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会使这种斗争变得特别广泛、尖锐和残酷。”　　

阶级斗争是晚年毛主席坚守的最重要的一项马克思主义原则，在毛主席看来，阶级斗争是1，其它的都是0，阶级斗争的理论讲透了人类历史是非兴衰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最为精华的观点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具有基石性作用，如果否认阶级斗争理论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就会被严重误解和故意曲解。列宁、毛主席一直坚守着这一观点，这也是甄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于进入现代社会并立志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对于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化传统的民族而言尤为重要，是中国所最为需要的理论与实践。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观点恰恰是中国历史几千年都没有出现的，概念的缺失无法否认在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就一直存在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最猛烈，最典型的佐证。一部《二十四史》不断反复出现的社会循环记录，某个朝代“自中兴以来，治纲大驰，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无数次的改朝换代、惯常性的科举制度都没有触及到改变国家机器性质这一核心点。所以，才会有“黄炎培之问”，不断地叩问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如何才能避免社会悲剧循环的宿命，如何才能不像中国的历朝历代，才能不像西方历史上的各个帝国一样，来去如风，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2][3][4][5][6][7]

晚年的毛主席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核心理论，下决心彻底解决国家机器建立和维护问题。阶级斗争理论是理解西方历史的总纲，同样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总纲，在全世界都进入现代社会，并由资本主义完成了将“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的这一重要历史贡献之后，现代中国更是如此。国家机器的各类机构具体叫什么名字都是表面化问题，其核心是国家机器和全体人民都要建立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行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由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已经发生的根本性的逆转，其主要斗争焦点在于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向、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构成与趋向等等意识形态领域中，简单地说，就是走什么路的问题。

建国十几年的历史已经表明，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彻底消灭封建乡绅体系之后，中国人民已经展现出坚定的行动力和广泛的动员力。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人搞经济建设不是问题，然而，社会进入富强阶段，一旦出现不稳定，一切都是虚幻。毛主席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所有人，特别是干部阶层和知识阶层，必须恪守为人民服务的信条，人民利益第一，人民力量最大，一旦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组织起来造反，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就什么都不是。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这就是毛主席晚年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希望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记住的最重要信条。

作为无产阶级的执政党，不仅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还有建立和巩固全新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体系。核心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已经通过剧烈阶级斗争过程之后，已经掌握的政权，此时，是否还有阶级斗争，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在不发达国家里，无产阶级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就面临着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发展生产力就是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同时，如何不使资产阶级也同时壮大，如何使资产阶级无法寻找到死灰复燃的机会，以导致无产阶级失去已经夺得的领导权。阶级斗争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内部由来之外，还有外部环境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外部环境因素可能比内部因素还要值得注意。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美国和西方，不会坐视中国社会化生产模式的正常建立和发展，他们一直会努力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扶植资产阶级或其代理人在中国上台，使中国成为他们的政治、文化、经济殖民地。

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晚年毛主席的重大突破

马克思主义绝非一成不变的教条，列宁曾经批评一些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守正，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根据时间地点国别进行创新。《第九评》认为，“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说过，“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8][9][10][11]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共产党人提出了三大任务：“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巴黎公社解决了无产阶级成为统治者的问题，十月革命解决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公共占有生产资料、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三项基本任务，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都已经完成，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僕。”毛主席晚年要解决的是如何使无产阶级已经获得的一切，不会得而复失的问题。如何保住无产阶级的政权，并使执政党摆脱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魔咒。这才是毛主席晚年着力最甚的问题。

毛主席的一生极为辉煌，在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毛主席极为非凡的经历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人，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他不去解决，在很长时间内，可能没有其他人可以去解决。秦皇汉武建立过不世之武备功业，但他们都不是“创一代”，他们都承袭的父辈和祖辈的基业，而毛主席是白手起家，仅用文房四宝就带领着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周公孔子的确构建了中国人最早期最基本的精神世界，但是此二人一个缺乏理论一个缺乏实践，故此，他们的体系很容易被后人曲解和背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可能只有朱元璋在经历上类似毛主席，但朱元璋失之于一介武夫，读书不多。毛主席一生戎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建立了调不完用不尽的有理想有能力的铁打团队，使毛主席成为有理论、有平台、有基础、有执行力的前所未有的亘古伟人。毛主席用他的一生，践行了《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名言：“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晚年的毛主席走向了一生的巅峰，也使中国人民有幸参与见证了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最为辉煌灿烂的一刻，也是中国人凤凰涅磐的华丽瞬间。晚年的毛主席最为关切的是，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最长远的福祉，如何能够让人民不再忧患子孙万代再落入受折磨与蹂躏的境地。正如《九评》所言：“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毛主席晚年坚持马列主义的核心理念，他的伟大实践，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破茧成蝶的成熟，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崭新境界。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国体制的领导核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体制，我们今天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经过毛主席晚年反复锤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系和构建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界。毛主席晚年坚持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我们今天认定的“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冲突，相反，二者在实质层面上是一致的，是贯通的。[12][13][14][15]

“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做到以人民为中心？首先要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具体行政实践上，“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的需求并不局限于物质文化，而是更为全面的美好生活；需要改变的也不仅仅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而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最终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阶级斗争理论体系是基本理念和核心世界观，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和理想。根本指导思想中的哲学理念和具体的行政化措施，既要表里如一，也要内外有别，混淆了这两点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高度。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是要人人天天都去开“批斗会”，而是要我们在制定最根本政策和具体行政的时候，时时刻刻、念兹在兹地想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具体需求。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但并不反对改良措施。列宁曾经提出，“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但是，必须坚守“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的原则。

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避免哲学理念的行政化与庸俗化，就必须深刻理解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清并反对各类修正主义舍本求末、割裂曲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各类资产阶级学者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始作俑者。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与规律，但是西方主流学者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贯采取了漠视、歪曲和诋毁的态度。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这些词汇都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许多资产阶级立场的学者，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功，为了达到抹杀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一直在把马克思拉回到庸俗理论之中。列宁说过：“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做法，生硬地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曲解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无非是在借钟馗打鬼。

各类修正主义者们一直企图借曲解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将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带入歧途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同这些人做着顽强的斗争。蒲鲁东是伯恩施坦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者的“菩提老祖”，当年他依仗自己年龄大些，出道早些[16][17][18][19][20][21]，主动把“网红”作品《贫困的哲学》交给马克思，期待点赞。结果是上门讨打，被马克思一部《哲学的贫困》批得体无完肤。后来的考茨基一直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自喻，但是，就对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认识问题，列宁同他进行了划时代意义的激辩。像考茨基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庸俗化的典型，虽然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是思想僵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的，他们就一头雾水。

必须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辩证法绝不是变戏法，要有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足够定力，短期内出现与这些理论有着某些不同的社会现象，正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历史是曲折发展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之后，虽然很快就出现了一个革命高潮，但没有完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预判。同一段文字，不同的人可以读出完全不同的内容来，这是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中，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从孔子的《论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都经历过这样的争论。伟大的著作一经问世，就属于全人类，就属于那些信奉她、实践她的人群，而非由其他任何人可以抹杀得了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在一个非常宏大的空间和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于人类命运问题进行思考的体系，伟大的思想家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可以经受岁月的考验，时光的砥砺，跨越时空启迪后人的行动。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独立自主、广泛吸收、自我更新的长期发展过程，拥有足够借鉴外来文化的空间与弹性，从不反对和拒绝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吸纳与扬弃。中国人民对于外来的西方文化和本国传统的意识形态，采取吸收与消化的态度，绝不排斥但也绝不生吞活剥。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是克服各类目光短浅，立场动摇的修正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二选择。感谢毛主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气魄，感谢习主席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使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取得了历史性飞跃，迈出了引领全人类意识形态的第一步。　　

三、晚年毛主席的巨大个人牺牲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牺牲了多位家人的毛主席，在晚年奋起一击，连自己都牺牲掉了。毛主席的目光不仅是眼前，而是他身后几百年的问题。毛主席晚年其实也完全可以换个活法儿，让大家不争论不探讨，放任经济野蛮生长，让权贵们和读书人都吃好喝好，牢牢把住话语权。但是，毛主席为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一生的坚强理念，及其对于中国传统的深刻理解和对于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不允许他这样为了一时一事的个人毁誉而苟且偷生，更不允许他开创的无产阶级伟大事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让中国出现新的“四大家族”。[22][23]

为了晚年这开天辟地的壮举，毛主席做出了最大限度的个人牺牲，为此，承受着对他的误解、抱怨、诽谤和诋毁。毛主席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明现代化相结合的产物，没有人比毛主席更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也没有人比毛主席更清楚，在西方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彻底改造。毛主席一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革命，他也完全清楚进行社会革命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剧烈动荡和矫枉过正的种种“乱象”与“怪象”。但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未来，毛主席毅然牺牲掉自己的一切，“是准备摔得粉身碎骨的”。

毛主席晚年下定决心奋起一击，惊天地泣鬼神，倾力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直到今天，仍有相当多数的人不理解毛主席晚年究竟要干什，为什么要这样干，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毛主席究竟干了什么。如果把毛主席努力培养接班人的目标，局限于在他身后谁可以继续坐在他的职位上，那就把毛主席的格局理解得太窄了。毛主席是要培养整整一代人，让真正可以把无产阶级事业接续下去的人，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让一代年轻人让全体人民去经受实际、现实的斗争考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今天，令全体中国人民感到无尚欣慰的是，在当年一代上山下乡年轻人的茫茫人海之中，终于走出了一批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善于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坚持民主集中制并善于自我批评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率领着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晚年的毛主席“不知老之将至矣”，面对各种反对与非议，不改其心，不改主要矛盾的表述，就是要全体中国人民牢牢记住他的思想与作为，让以后的不可能再有他那种特殊经历的接班人，在需要解决类似问题时，大幅度降低行动成本。毛主席可以感到欣慰了，他的个人牺牲没有白做，到了今天，特别是“中三十年”让人民看到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正在启迪着人民与践资派们做出最顽强最有力的斗争。

过去几十年来，以所谓“公知派”为代表和急先锋的践资派们，极尽所能地攻击毛主席的晚年时期，内容无非是两样：一是以阶级斗争的理论破坏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二是以闭关自守的封闭与僵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失败。然而，[24][25]这两点攻击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在毛主席晚年，单纯的经济发展不占据毛主席考虑的问题清单的首位。对此，《第九评》用列宁的教导，做出了精准的解释：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尽管在毛主席晚年时期，最大的成功并不是单纯聚焦生产领域，但是在那个时期，中国经济一直在不断迅速发展。由于毛主席特殊的经历与他在全体中国人民心中的特殊地位，毛主席采用了超常规的方式，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做出了大量的不是立即见效但却是对于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努力。　　

四、人民与践资派的持续斗争

由于毛主席本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在那个历史阶段做出了特殊牺牲，“公知派”自以为是地找到了无理非难毛主席的机会。于是乎，当我们正在享受“人口红利”对于经济繁荣的核心性贡献的时候，有人以毛主席晚年时期中国经济各类“人均数值低”为理由，指责毛主席给中国带来贫穷。当我们正看到毛主席带领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完成最基本的积累，以使后来中国可以建立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的时候，有人攻击在毛主席的时代，中国积贫积弱。当我们享受到原子弹氢弹给我们带了的自主核安全威慑力量的时候，有人攻击毛主席不尊重科学和科学家。当我们为大飞机、芯片而无休止地付出巨大代价的时候，有些人不去反思中国的大飞机、芯片等为什么下马，反而在攻击毛主席错过了“技术进步的窗口”。当中国已经通过自力更生的努力，成为全球最大远洋船舶制造国的时候，有人还在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逻辑，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其它高科技含量产业。当我们细数10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终于打破西方对于中国的封锁禁运，尼克松、田中来到北京恢复双边关系的时候，他们攻击当时的中国“闭关自守”。

蹩脚的批评只能说明自身的孤陋与阴暗，对于这种反面教材，“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可是批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公知派”的主体是“中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立场有严重问题，他们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存在着敌意。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曾经正确地指出：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有经过这样的改头换面、革命洗心，既不可能是一个好党员，更不可能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26][27][28][29]

公知派中相当多数的一批人，可以归入一个典型的“四不像”群体。他们青少年时代似懂非懂地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错过了传统国学的开蒙训练，到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喜欢用现代西方设定的历史观的标尺评价中国历史，比如对于文物遗存的重视程度，远超对于历史精神的认同。公知们无限拔高不断吹捧，那个出了靖康耻臣子恨、大汉奸秦桧和一味割地赔款投降的宋朝，不断地致敬那些跪倒在李师师罗裙之下的文人骚客。并非说宋朝就一无是处，中华民族在各个朝代都取得过非凡的成就，相比之下，宋朝并无问鼎华夏文脉的实力和资格。宋朝可以得到公知们的吹捧，无非就是在宋朝出现了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萌芽，文人的生存环境比较宽松，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和近现代西方的文化有很多共同之处。　　

他们的壮年时代赶上商业大潮，充满了想发财的浮躁和发了财的轻狂，不管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经历过了还是错过了“洗盘子”的洋插队经历，都特别无底线地盲目崇拜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凡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美国的东西更是“限量白金珍藏版”，完全回到了前清裁缝仿做西装打补丁的时代。“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然而，他们又同时特别缺乏对西方国家真实情况和实质特征的了解，墙上芦苇、山间竹笋，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面上。

他们了解西方文化的最主要渠道是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文。阅读译文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而，盲目相信译文就是比较大的问题了。翻译是一窝三千尺的深潭，像中国组织对马列著作那样高精度的翻译，是非常难以企及的高度。仅从翻译技术层面看，西方译著中可以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可靠程度的作品，凤毛麟角。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作最靠得住的，他们精通多国文字，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对于译文常常亲自审阅。在他们的著作的中文翻译过程中，翻译机构规范化程度最高，翻译人员态度也最严谨，参考译本也多。

“中三十年”的翻译著作中，相当一部分质量低劣，稍微关注一下，云泥立判，更不要再提编译的文本了。中国古代翻译家玄裝就非常反对编译，他要求翻译一定要准确。况且，西方文化从根上讲，就存在着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因为语言不统一，加之拼音文字的不稳定性，西方学术界的传承过程中，存在着太高频率的转译。这种做法甚至比较容易出现伪造古代典籍的问题，有些文本或许有一定的历史沉淀，但后期在编译过程中，被加工、补充、扭曲了。　　

在公知们的世界里，存在着两个美国，一是精神上的美国，一是现实中的美国，这两个美国都是他们心中的“摩西十诫”和“诺亚方舟”，根据具体需要，各有各的实用之处。公知们臆想编造出来了一个精神上的美国，对于美国西方的理解几乎完全出自于一种与中国现实“对着干”的固执，套用马克思引用狄德罗的话，“让我们成为美国人或外表像一个美国人吧。”当他们认为中国的任何一点，任何一个方面不符合他们胃口的时候，就会说美国不是这样的，而完全不管美国的理论与现实是否真的不是这样的，属于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30]

根据他们想象出来的精神美国，凡是跟美国有出入的地方，都是中国的错。美国什么都对，天价高额国债也是安全的，中国有一丁丁点儿走样儿都不行，任何一种现象只要在美国社会出现了，但在中国社会没有出现，那一定是中国的错，是中国不符合标准的表现。比如新冠疫情，当时，中国率先直面疫情而美国瞒报疫情的情况下，他们指责中国残酷、落后、肮脏导致疫情泛滥；而在后来美国疫情实在瞒不住的时候，他们又指责中国不开放国际社会的经济活动，不允许凭“疫苗护照”自由旅行；清零也不科学，违反了人类原本需要与疫情共存的天条；按照他们的逻辑，美国人用兽药治疗新冠也是对的。这些人生怕别人误以为他们不属于美国资产阶级，声嘶力竭地亮明自己的美国资产阶级仆从身份。

现实中的美国又是他们逃避正义惩罚的“寺庙”，只要在中国做了任何非法或不当的事情，就往美国跑，利用国别之间的司法、执法漏洞，利用美国对华的敌视态度，求的一时偏安。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在美国混不出个人样儿来，主要是靠两头吃，有些甘当两头儿吃劳保那种蛀虫，有些则是利用两国的制度不同而攫取非法利润和利益。他们甚至过早地把自己下一代的命运，拴在美国的战车之上，以传承他们亲美恨中利益根本。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他们奋斗目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协助美国收服中国；2.以美国模式改造中国；3.为救美国搞乱中国；4.在中国奋起与美国对垒之后，拼命维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他们几十年试图在中美之间谋得鱼熊之利，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美国走向了没落，他们自己精心的布局，怕是要被斩大龙了。《三评》说得好：“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过去几十年，充当着攻击、诋毁、诽谤毛主席的“践资派”先锋队和炮灰，实际上他们和王明的路数差不多，“为别人考虑地太多了”。

在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维护与发展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进行伟大斗争的过程中，真实客观地了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非常重要。在我们试图了解真实美国的时候，各类信息来源都值得重视，值得研究，但是，必须牢记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不带立场的客观。要认真了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他们才最了解西方的实质，因而，认真学习弄通马列主义是我们今天分析西方问题，进行国际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有力武器。

五、九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启迪和意义

“《九评》精神”是：1、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明确总的阶级斗争方向；2、要敢于斗争，不惧任何国际对手或外国权威，即使是来自“列宁故乡”的苏共，我们也敢于与其激辩列宁主义问题；3、明确坚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方向前进，不破不立，不扳倒已经建立的旧秩序，新的秩序就无法得以立足。正如列宁所说：“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31][32]

理论自信是全面自信的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九评》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世界进入了西方主导的工业时代、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全球化时代，古老的中国文明如何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如何革新自身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如何为新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世界民族之林，建立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哲学和文化体系？从1949年起，中国才逐步具备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基本条件且有了具体实践的初步成果，2012年以后，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可能性、紧迫性和现实性，变得日趋明显。

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应当学习和继承《九评》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客观世界，看待中国问题和人类命运问题，在结合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其自身的基本原则，不是随便什么内容只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就可以冒充社会主义的理论或实践。列宁说过，“决不要做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第九评》也曾写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九评》的意义还在于，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社会与西方文明形态，如何与西方社会的错误思想与路线进行勇敢的斗争。《九评》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苏联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背叛，今天看起来已经不需要再进一步讨论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许多具体话题，比如赫鲁晓夫、铁托、白劳德的言论与行动，今天看来都是历史沉渣。但是，《九评》的立场、观点、方法、精神永存。资本主义的积极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私有制才是资本主义最消极的特征。在进行中国式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我们要足够的勇气，与曾经辉煌过的美国社会化大生产模式进行斗争，去粗取精、积极扬弃。要有足够勇气戳破美国的经济神话和美元霸权，像列宁那样，不惧考茨基曾经被马克思恩格斯耳提面命的老资格；像毛主席那样，不怕赫鲁晓夫用来“拉大旗作虎皮”的苏共“正宗传承”的衣钵。

《九评》以中苏两党的关系为由头，谈及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现在也要用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阐述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和道路分野。虽然就自身的意识形态构成而言，中美之间与中苏之间本就有较大区别，意识形态之争的具体论题也有很大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中国意识形态、中国理论和中国价值观的先进性和独立性。中美之间最为核心的分野在于意识形态，这个核心问题不容回避与犹豫。如果我们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敢于与美国进行正面交锋的足够自信，中国自信无从谈起。[33][34][35]

前苏联虽然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但依然没有放弃口头上的马列主义立场，但是，美国是赤裸裸地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美国普通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更不懂中国马列主义和前苏联的修正主义有什么区别，只要一听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汇，他们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回避斗争的遁词，我们依然要坚定地展开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美国的一小部分高端政客、学者还是非常注重意识形态的，他们对于前台政府和影子政府的决策具有影响力，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意识形态特征，特别是与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有助于加深他们对于中国的真实理解。

美国人非常缺乏理解中国的冲动和基本能力，对于中国认识存在着极大的误区。他们看待中美关系，很容易犯大忌地掉进美苏关系和美日关系的窠臼。这就很像当年大清帝国面对英国时，很久未能摆脱既定的针对周边国家、民族所一贯采取的过往态度。中国与前苏联其实是美国人完全不同款的对手，然而，只可惜美国人永远搞不懂，同样是以“communism”为指导思想的两个东方对手，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根本性区别。美国人一贯缺乏自我检讨、反躬自省的传统，常常很难将不同时空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比如，美国在1946年愚蠢到支持蒋介石的地步，和2021年灰溜溜地撤出阿富汗，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至今没有看到美国人的解释。对美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会有助于一部分美国人建立内省的习惯。

中美关系是一道必须搞好的必答题。为了回答好这道题，美国必须承认并尊重中国的意识形态，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中国必须全面地陈述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国不能正面陈述自己意识形态的优势，根本谈不上美国承认中国意识形态。对美意识形态的斗争，将为中美和谐共生、共存共处提供积极的前提。意识形态斗争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让世界了解并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的问题。全面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也绝不是要搞意识形态输出，相反，是反对意识形态输出的有力手段，这与《九评》的目标是一致的。全世界其它国家也在观察，中国亮出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将有助于他们抵抗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

对美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对于发展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亚非拉其它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不会造成冲突。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大多数商人、大公司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拒绝中国的商机。从1949年起，中国的对外开放态度一直没有改变过，讲好中国故事，主要是讲好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对外开放的主要手段。“paper tiger”、“taikonault”这些英文词汇就非常有说服力。对于中国以外的人们而言，汉语实在是太难了，中国要吸收英语，接受英语做为第一外语，向英语注入中国需要的新词汇。

和《九评》一样，《新九评》的主要听众实际上也是国内人民，列宁说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厘清意识形态层面的是非曲直，才能根本上避免把美国抬到九天之上或贬到九地之下那样的错误。美国目前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疫情、阿富汗撤军、国内党争、自然灾害应急处理等诸多方面出了很多的丑，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美国依然有很多非常强大的地方。由于近一个世纪金融资本的疯狂运作，美国依然把持着美元地位、[36]军事实力、盟友关系等不少核心领域的优势。故此，为了使人民有着面对强敌，建立自信心，非常有必要让中国人民都可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理解中国领先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道理。　　

要建立全体人民的战略耐心，对美国打一场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点的全面持久战。要用鲜活的事实和入木三分的道理，揭穿“践资派”们手中的西洋镜。“践资派”曾经信心满满地吹嘘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了“西式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和“美国不可能发生政变、暴乱甚至解体”这两项之外，现在都已经发生了。公知们红口白牙、信口雌黄的精神美国，迟早会追随蒋介石的金陵遗梦：南朝盛事斜阳里，伤心寂寞空余迹，燕子不知何世，佳丽莫愁谁记？对说兴亡之时，人民一定可以看到，践资派手持着“昨日黄花”，口念着“秋天已经来了，冬天还会远吗？”的咒语，祭奠他们的精神“美版伊甸园”。

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入手，才能使全体人民建立起足够的民族自信，看到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最终消灭阶级的伟大远景。发扬“《九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立足于解决国内问题，面对西方强权勇于斗争。比较西方和前苏联的异同，批判地吸收与借鉴西方和前苏联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吸纳先进的东西，扬弃错误的部分，从而提出中国道路、中国方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态度。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不必去纠结前苏联的垮台，也不必困惑俄罗斯为什么还没有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正在东方古老大地上正高高飘扬，中国正在诠释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正确性，中国共产党正在引导了全体中国人民，为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不断探索，不断斗争，不断前进，不断胜利。

2021年9月15日记于西山

后   记

初读《九评》，心潮澎湃，甚至仿佛找到了“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的那种感觉。大约半年的时间，连续写了九篇文章，不学东施效颦，更不为狗尾续貂，只是向前辈们致敬。《九评》时期，[37][38]主要的文化参照系是前苏联，为中国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新九评》时期，主要的文化参照系换成了美国，也是希冀中国意识形态的彻底独立。《九评》是典型的卓越的时评类文章，紧扣时代的脉搏；《新九评》的选题有些和《九评》是重叠的，由于时代的变迁，有些则针对美国文化体系而独有。不论时代差异，不惭水平高低，继承《九评》精神，以自己绵薄之力，试图努力证明一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021年9月19日记于西山

注释：

[1]参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5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76页。

[5]《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26页。

[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39页。

[7]《宋书》，[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99年5月，第19页。

[8]《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26页。

[9]《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75页。

[10]《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51页。

[11]《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13页。

[13]《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11页。

[15]《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9月北京第1版，第30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5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5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6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6页。

[20]《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68页。

[21]《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04页。

[22]参见”Peirre-Joseph Proudhon His Revolutionary Life, Mind and Works” Tap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79年出版, 第80页。

[23]参见“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年出版，第144页。

[24]《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59页。

[25]参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57-59页。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交过是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26]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39页。

[27]参见《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曹普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一章第一节。

[28]《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10页。

[29]《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2月第1版，第69页。

[30]《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95页。

[31]《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9月北京第1版，第38页。

[32]《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14页。

[33]《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11页。

[34]《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11页。

[35]《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48页。

[36]《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15页。

[37]参见（宋）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馀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38]参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