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团结：美国的养老金问题

引 言

出现于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福利国家”体系已经被许多学者关注，艾斯平-安德森（Gsta Esping-Andersen）等学者已经对这一资本主义模式进行了颇有价值的研究。那么，“福利国家”模式的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福利国家模式？它的前提、基础与界限又是什么？在其于2017年出版的著作《解构团结：资本主义政治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美国养老金问题》（Dismantling Solidarity: Capitalist Politics and American Pensions since the New Deal）中，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尔·麦卡锡（Michael A. Mccarthy）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养老金问题的变迁进行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长时段分析，为我们理解福利国家的逻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资源。

麦卡锡认为，在杜鲁门、尼克松与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养老金结构出现了窗口期，在三个窗口期中，杜鲁门政府选择了建立以劳资集体谈判为基础的团结型养老金体系，而尼克松与里根政府的政策则使得美国养老金政策进一步市场化。除了对福利国家与美国养老金政策的具体分析之外，该书的理论建构也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了对上述历史情境进行理论化，作者引入不同的抽象层次与具体的偶合因素，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理论，这套理论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整合与扬弃，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石。

为清晰说明该书的内容与意义，本文将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该书的理论建构与抽象方法及其意义；第二部分主要说明该书作者如何将其理论建构运用到具体事实上；第三部分讨论该书如何通过对养老金政策的分析透视，发展福利国家理论；第四部分则对该书作者的“结构偶合性”概念进行分析，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为总结部分，笔者将在这一部分对本书进行整体评价。

一、从抽象到具体：本书理论

建构部分的启示

英国社会学家Andrew Sayer指出，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取径为我们结合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马克思的理论首先从一系列高度抽象的概念开始，并通过演绎法一步步推演出抽象层次较低的、历史性的要素。在从高抽象层次向低抽象层次乃至于具体情况进行演绎时，我们需要不断加入具体的、历史性的要素乃至偶合要素（contingency），以使得我们的分析持续深入。（Sayer, 2016）在该书的理论建构部分，麦卡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建构了的分析框架，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应当被重视的贡献。

实际上，许多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政治学者都对福利国家问题有过许多解释。在该书的综述部分，作者主要提出了其中4种有代表性的国家理论：第一种是国家自主性理论[1]，该理论主张国家拥有强大的自主性以改造社会，而福利国家则是政府政策运作的结果；第二种为权力资源理论（PRT），该理论强调阶级斗争形塑了国家与社会政策，因此福利国家是由阶级斗争与劳资力量对比决定的；第三种理论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VoC），该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诉求反应了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主要结构性特征；第四种理论为危机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国家在资本主义结构的催动下通过一系列调控与产业政策以渡过危机。

该书作者对以上四种理论进行了评价与扬弃，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只能解释静态模型，而作者则希望对“福利国家”进行长时段的把握。同时，作者认为危机管理理论与国家自主性理论虽然分别揭示了国家理论的重要方面，但是抽象水平较低，这使得前者无法解释国家的反周期调控对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动态的影响，而后者难以很好地解释国家介入经济运作的动机。另外，权力资源理论强调的阶级斗争与劳资力量对比虽然是解释福利国家问题的核心因素，但是该理论未能有效地将资本主义与国家调控因素纳入分析中。除了依托既有理论资源外，作者还引入了普兰查斯（Poulantzas）、布洛克（Block）等人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运作的结构性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各种调控政策以维持“商业信心”（Block, 1977）[2]。　　

在该书的理论建构部分，结构主义国家理论被选定为最高层次的抽象理论。作者指出，国家需要维持商业信心，因此有动力促进资本积累。同时，危机管理理论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理论假设构成了本书理论的低层次抽象理论。这意味着在具体的条件下，国家一般选择最能够促进资本积累、管控危机的政策，同时，国家在关键节点进行的调控政策会强势地形塑经济政治结构与福利国家的具体形式。然而，在抽象理论之外，作者又引入了结构偶合性（Structural Contingency）概念，意在说明劳资力量对比与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势决定了国家政策的路径与实施方式。然而，虽然阶级斗争是福利国家乃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要素，但是作者选择以结构偶合性而非国家理论内部因素进行讨论。关于偶合性设定，笔者将在之后的部分展开。

同时，该书作者指出，虽然国家有动力，也有能力，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控，但是国家精英的决策依然存在一定的任意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国家精英未必能够了解具体政策的政治与社会后果。这意味着在现实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常常带来与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不同乃至相反的结果。这意味着国家精英并不是拥有完全理性的个体，他们的行动是基于资本主义运行、劳资力量对比与阶级斗争情势的约束，并在约束下的几个有限的选择中选择一个在短期而言最能够维持资本主义运作、并维护自己政治盟友的选择；同时，他们的政策会影响下一阶段的阶级斗争情势。

在以上理论的指引下，该书作者通过对美国养老金政策的分析，透视了美国福利国家体系的逻辑与界限。作者指出，三个互为建构的因素使得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养老保障计划走向市场化道路。首先，政治干预在劳资关系与养老金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政治干预主导并形塑了养老金政策上的每一次市场化转变。其次，美国两党都无意改变建立市场导向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基本思路，而是通过贯彻这一思路使得更多的市场力量运转起来。当政客认为美国遇到资本主义危机时，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促进资本积累。总的来说，养老保险没有被政客视作核心问题，因此养老政策需要被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进行把握。第三，政策干预采取的形式以及政治干预本身，推动市场化的方式都可以由工会和资本的相对政治、组织和经济力量的平衡来解释。在下一部分，本文笔者将对该书作者针对养老金政策的具体分析进行讨论。

注：

[1] 国家自主性理论又称国家中心主义理论，作者在该书中的用词为“政治制度主义”（Political Institutionalism）。该理论以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copol）等人为代表，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期美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该理论引入韦伯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思想资源，认为国家在维持国内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同时，由于承担了在国际体系中维持国家安全与利益的责任，同时在组织上垄断了暴力机器，因此拥有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显著自主性。

[2] 在英美学界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曾经被分为两个理论流派。以米利班德（Miliband）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为资产阶级提供了相对无产阶级而言的决定性影响力，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践中会更加亲资本。而以普兰查斯（Poulantza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强调阶级斗争的动态与与资本主义的运行会对国家产生结构性约束，而国家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平稳运行，需要拥有“相对自主性”。该书作者认为，在养老金问题上，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在制度层面影响国家的优势并不显著，资产阶级也并未针对养老金问题对国家进行成体系的游说活动，因此作者选择结构主义理论作为理论建构的资源。

二、养老金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的具体形势

总体而言，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美国养老金计划经历过三个重要的窗口期，在不同的外部条件与阶级斗争情势下，国家精英通过不同的调控政策形塑了不同的养老金模式。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国家精英通过亲劳工政策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并形塑了以劳资集体谈判与私人提供的团结型养老金计划为特征的福利国家模式；而其后的尼克松政府与里根政府的政策则一步步使养老金走向市场化与去稳定化。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呢？作者在经验研究部分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1、战后危机与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

杜鲁门政府的亲劳工政策是被战后美国劳资力量对比、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形式以及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动态所决定的。对战后美国的国家精英而言，维持国内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同时为美国资本提高积累率，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为了支持战争，美国工会在战时放弃了罢工权力，为美国的战争需要提供了大量工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活需要与政治诉求都被压制了。因此，当战争结束，美国工人开始大规模通过罢工等方式对战时失去的权利提出诉求，一时间，美国劳工抗争运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与日本等昔日强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国家亟待进行战后重建以恢复国内的繁荣；而对美国资本而言，这意味着战后欧洲与日本的丰厚市场已经被打开，如果美国资本可以利用巨大的国际市场，那他们将会获得十分可观的积累率。因此，稳定劳工运动以使得美国资本能把握国际市场的机会推动资本积累，就成了美国政府这一时期的重心。因此，杜鲁门政府有足够的动力介入劳资冲突。然而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究竟要选择以何种方式介入劳资冲突呢？

实际上，以杜鲁门为代表的新政派北部民主党人选择通过亲劳工政策来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这一选择并非是由杜鲁门或北部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而是由当时的劳资力量对比与阶级斗争情势决定的。一方面，新政以来，工会力量迅速扩张，在战后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力量，在这一时期，劳工相对于资本拥有较高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有组织的工会与北部民主党人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重要的政治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工会将自己的斗争方式从罢工转向了议会斗争，并在选举中有组织地支持北部民主党人，通过限制罢工与建制内谈判的方式追求利益。随着1936年选举与战争的爆发，北部民主党人和工会的联系愈发紧密。在这一时期，以CIO等大公会为代表的组织有效地动员了工人阶级为民主党投票，而在民主党政府的支持下，工会成员也迅速扩张。从1936年到战后，工会成员的总人数与工会身份的覆盖面都翻了一番。在这样的背景下，杜鲁门将工会视为其政治上的盟友，因此他会选择考虑工会官员的意见。同时，作者指出，只有在工会与民主党政府形成政治同盟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才会支持工会。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南部的农业工会AFL由于并没有在两党之间展示出明显偏好，他们的诉求就没有被满足，直到五十年代AFL与CIO形成攻守同盟之后，民主党政府才开始支持AFL在养老金问题与其他方面的诉求。

那么，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运作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养老金制度呢？总的来说，工人阶级没能从立法层面获得普遍的公共养老金项目，而最终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劳资集体谈判基础上的团结型养老金制度。这一情况是由工会相对于资本的政治力量与美国政体结构的限制导致的。实际上，从战前开始，工人阶级就与北部民主党人一起，希望推动公共养老金立法。然而，从战前到杜鲁门时代，美国的央地分权制度与三权分立制度使得工人无法有效地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以CIO为代表的工会对南部民主党人的影响很小，因此南部与北部的民主党人在养老金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1]同时共和党人一致反对公共养老金计划。因此，工会与北部民主党人在立法问题上没有足够的优势，实际上，共和党人与民主党右派甚至在杜鲁门的阻挠下成功地通过了限制工会力量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因此，杜鲁门政府选择以行政手段直接介入劳资冲突，派驻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直接主管劳资集体谈判。在1948年，最高法院判决NLRB主管包括养老金事项在内的劳资集体谈判是合法的，这使得战后美国福利国家模式被以法律地位确立。

2、《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与养老金金融化

有统计数据表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养老金投资总额占美国资本总产值的25%，这意味着养老金的投资计划变得更加重要。1974年，尼克松政府通过《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以加强对养老金项目的监管，然而，这一政策最终使得养老金进一步加强了养老金的市场化与金融化的趋势。那么，作为共和党人的尼克松为什么选择加强对养老金项目的监管呢？为何这一法案加速了养老金政策的金融化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依然要回到历史背景中去。

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是：Studebaker的破产导致了工人失去养老金的情况催生了ERISA；但是问题在于，公司的破产与法案的通过之间有10年的时间差。实际上，在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就已经提出加强养老金监管的想法了，但是十年间，这些想法并没有导致有一部生效的法案。作者认为，ERISA的通过与尼克松政府面对的资本主义危机形势有关。在70年代，由于德日两国的经济崛起，美国公司在海外与国内市场上都受到了挑战，而尼克松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并未能改变这一趋势，这一情况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公共开支扩张、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带来的国际货币去稳定化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美元的迅速贬值，而这些情况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对尼克松政府而言，处理日益恶化的外贸问题成为了工作重心。为了推动外贸法案的通过，尼克松政府将贸易议题与ERISA这样的福利议题捆绑，以一揽子计划的方式吸引工人阶级对国家贸易政策的支持。作者认为，ERISA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的。

然而，针对这一法案，不同的工会有着非常不同的态度。在1948年之后，虽然劳资集体谈判模式被确立了下来，但是《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也依然生效，该法案规定雇主在养老金委员会中应当有一半或过半数席位，这使得不同的工会在针对养老金进行集体谈判时面临着不同的情况。总的来说，进行集体谈判的工会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单一雇主工会，在这一模式下，是一个雇主与一家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养老金决策问题上，雇主在规则上就拥有了绝对的议价权；而第二种工会则为多雇主工会，这种工会常常代表着相同行业但在不同公司工作的工人，在这种工会进行集体谈判时，一个工会常常与多个雇主同时进行集体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法案规定雇主拥有半数以上的席位，由于多雇主工会能同时代表数个企业的工人，因此在绝对数上，工会常常可以拥有高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席位。由于不同雇主的偏好不同，工会常常可以借此做到主导养老金投资计划的制定。

实际上，不同的情况也导致了不同工会有不同的偏好。在集体谈判领域，多雇主工会常常通过罢工来维持自己在集体谈判上的优势地位，而单一雇主工会则倾向于通过罢工要求资方提供更稳定的投资计划。ERISA加强了对于养老金计划的管制，要求养老金计划维持足够的利率，同时做到相对稳定，这样的法规实际上打击了在集体谈判中占优势一方的决策权。因此，可以理解，多雇主工会大多反对这一法案而单一雇主工会则选择支持这一法案。最后，像USW这样的单一雇主工会以退出CIO作威胁，使得ERISA最终通过。实际上，ERISA真正导致的结果却是加强了养老金的金融化倾向。由于法规设定了最低利率，因此养老金投资人不得不采取接近华尔街金融家的投资策略，把基金投向利润率更高的产业。

3、新自由主义时代与养老金的去稳定化

在许多人的眼中，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小政府与放松市场管制。但是这是否能够解释美国战后养老金的进一步去稳定化呢？作者指出：实际上，里根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的政策并不是弃管制，而是加强管制。同时，虽然里根的政策客观上使得美国养老金政策总体上从固定收益（DB）计划转向固定缴款（DC）[2]计划。

克服滞涨危机，抑制通货膨胀，是里根政府的核心目标。在里根之前，卡特政府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方式已经宣告失败。实际上，在卡特政府末期，国家精英们已经开始转向紧缩政策。总的来说，里根政府进一步延续了美国国家精英已然达成的共识。里根与美联储官员认为：工会过高的议价权是通货膨胀的主因，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应当削减工人福利，同时打击工会力量。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里根政府对工会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比起小型工会，里根政府更加重视对大型工会的压制。在养老金问题上，这一政策就体现为压制工会对养老金政策的议价权。于是，里根政府与劳工部官员进一步加强对养老金政策的监管，同时在议会推动养老金立法，通过这些政策对大型多雇主工会极限施压。

事实上，这一政策带来的后果就是企业在养老金管理上的花费迅速扩张，并且要为养老金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在这样的过程中，甚至有一些大企业因此破产。然而，ERISA的调控政策更多是针对DB计划，而采用DC计划则能够规避许多监管计划。另一方面，在DC计划下，企业对养老金投资承担的风险更小。于是许多企业开始把自己的养老金计划从DB计划转向DC计划。养老金的强势监管一直延续到1996年，直到克林顿时期，政府才放开了对养老金计划的管制；但是在这一时期，DC计划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的主流养老金计划。

然而，里根政府的政策给资本带来的管理成本并不是养老金去稳定化的唯一原因，在工会力量强大的情况下，工会能够有有效地通过集体行动等方式制止雇主将养老金计划去稳定化。实际上，70年代以来，在产业转移、滞涨危机、德国日本的贸易挑战等因素的多重冲击下，工会力量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在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曾经尝试通过以凯恩斯主义模式应对危机，以工资与价格调控的方式处理通货膨胀问题。然而由于工会力量已经大大衰落，卡特不得不转向紧缩政策。而在80年代，里根政府通过实施紧缩与收紧养老金监管等反工会政策，通过将工会力量暴露在资本主义危机与市场竞争之下，这同样对相对强大的工会造成了重大打击。如果我们对80年代工会密度[3]进行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时期，不仅美国劳动人群总体的工会密度在降低，而且在拥有强大工会的传统产业中，工会密度也在迅速降低。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强大的工会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呢？在这一部分，作者将80年代的加拿大魁北克作为一个反事实案例：在80年代，加拿大与美国一样实行了一系列打击工会、削减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加拿大魁北克省则通过强大的全省性工会组织FTQ与持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魁北克党（PQ）联盟，有力地顶住了新自由主义的压力。PQ联合法语区资本与FTQ建立了三方首脑会谈。在有组织劳工集团的支持下，魁北克省推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注资支持小微企业，推动工人培训计划，刺激魁北克经济，并通过税收抵免吸收工人投资基金。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魁北克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议价权与福利待遇，并有效地推动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

注：

[1] 由于农业工人的组织并不完善，南部民主党人也需要在选举中争取农场主的选票。这一情况随着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南部农业机械化之后才慢慢改变。随着农业的机械化，美国农场主的家长式经济组织模式被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模式取代，同时造成了大量失业问题，这使得包括AFL在内的农业工会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即使如此，南部民主党人内部依然有针对新政与养老金福利的争论。因此总体而言，南部民主党人的态度仅仅是从反对转为中立而已。

[2] 在DB计划下，工人与资方共同管理一个养老金账户，资方定期往里面投入一定资金并进行投资，而一般工人无需进行投资。DB计划规定了养老金的利率，如果投资失败，资方需要进行补贴。而在DC模式下，每一个工人有一个自己的养老金账户，工人需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投入该账户，同时在雇主或养老基金负责人提供的几种投资方案中自行选择，并自负盈亏。美国常见的401k养老基金计划就是这样的一种DC计划。

[3] 工会密度观测的是工会覆盖率，也就是说在从业人员中加入工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三、从养老金政策到福利国家

通过对养老金政策变迁的研究，作者建立了一套分析美国福利国家问题的框架。在该书中，作者主要的对话对象是艾斯平-安德森。艾斯平·安德森指出，福利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福利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的集合，而是国家、市场与家庭组合而成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下，三者的组合方式是不同的。在福利国家模式下，由国家直接提供的福利保障，由国家支持的私人福利项目与没有国家支持的私人福利计划是最常见的三种福利体系。安德森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福利国家模式是一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就美国而言，由于国家直接提供的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较少，整个福利体系实际上高度依赖企业对工人提供的社会福利。严格来说，美国的养老金计划更多的是一种由国家支持的私人福利计划。

传统理论认为，当社会福利由国家提供时，会更倾向于去商品化；而当社会福利由私人提供时，则更倾向于商品化。然而，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在福利问题上，公共政策与私人福利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同时，国家主导的福利政策也并不必然比私人提供的福利制度更加去商品化。针对以上问题，作者在艾斯平·安德森的“非商品化”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养老金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团结-市场的二分法。

就国家-私人的二分法而言，作者提出，在现实中，国家政策常常是与社会力量的行动缠绕在一起的，国家常常会主动通过包括立法或扩张公共支出等方式来引导或者倒逼企业提供社会福利。因此，政治权力是深深嵌入“市场行为”中的。然而，另一方面，国家-私人的二分同时又有现实意义，对工人来说，从国家处获得福利与从雇主处获得福利在影响上是不一样的。当社会福利由雇主提供时，劳动者获得的福利待遇是不均衡的，而当社会福利由国家提供时，劳动者获得的待遇将会相对平均。因此，作者指出，简单地通过公共福利-私人福利来划分福利国家的模式，是无助于理论的发展的，我们应当认真考察福利体系的组织模式。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作者对福利模式进行了分类。由国家提供的风险共担福利模式被称为“普遍福利模式”，这一模式的团结程度是最高的。而由国家提供的风险个体化福利模式则被称为指向性福利模式，接受此类福利的人群一般存在一定的经济条件，比如经济困难、有育儿压力等等。而由私人提供的风险共担福利模式则被称为“集体谈判合同制”，雇主对合同工享有提供福利待遇的义务，而由私人提供的风险个体化福利模式则被称为“表现导向型福利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工人的福利待遇会有很大差异，作者认为这是最为市场化的福利模式，美国通行的401k计划就是这一模式的案例。在这一计划下，工人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他们如何投资自己退休前积累的退休基金。

通过上文提到的实证研究，作者通过自己建立的国家理论框架，解释了“集体谈判”合同制在美国的兴衰。作者指出，美国养老金政策模式的形成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美国养老金政策是受到国家调控政策强势影响的；其次，养老金政策常常是国家在调整更广泛的劳资关系时的附带影响；最后，国家对养老金政策的调控受到劳资力量对比与阶级斗争形式的影响。

在本书的末尾，作者指出，从美国福利国家时代的历史看，政府一般会通过两条政策路径应对资本主义危机：一条是杜鲁门和卡特政府试图推进的团结路径，另一条则是里根与克林顿政府试图推进的市场化路径。由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工人阶级有强大的组织，同时劳工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团结模式才有可能在危机中产生。然而，今天的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劳工的组织化程度大大降低，如果工人阶级能团结起来进行有效的集体行动，那么，一个更好的未来是可期的。

四、作为“偶合”因素的阶级斗争

本文笔者认为，在该书的理论建构部分，作者麦卡锡对阶级斗争因素的处理是值得注意的。他不同于包括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与杰弗里·佩杰（Jeffrey Paige）等早期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阶级斗争作为政治理论的核心变量（Paige, 1975; 摩尔，2012），而是直接将阶级斗争排除出国家理论建构的主干，将其视为“偶合”（contingency）因素。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理论主张呢？

Andrew Sayer指出，“偶合”意味着一种具体的条件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对理论趋势起到强影响。比如说，在一些女性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有着非常显著地亲缘性。在实际的资本主义运作中，性别、种族与不同文明或地域之间的等级化倾向普遍存在，并确实作为资本主义运行的有效载体。然而，在理论建构方面，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不应被简单地混淆在一起，而应当在不同的抽象理论模型下被加以解释，惟其如此，关于二者的理论建构才能是清晰的。在这个意义上，Sayer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分析父权制的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理论的抽象-具体关系，而是互为交织、互为建构但相互独立的“偶合”关系。（Sayer, 2016）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在单一理论路径下，无论是哪一层抽象理论，其研究的对象与核心都是不变的。举例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无论哪一抽象层次的理论，都应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或一个方面；而无论父权制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我们都应该在理论上清晰地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理论，这样的区分对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而言，都是有益的。[1]

如果我们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下讨论本书的理论建构问题，我们不难明白作者为何将阶级问题视为“结构偶合因素”了。本书的理论建构部分所处理的是国家理论。因此，本书理论应当在国家理论的脉络中被讨论。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本书的高层次抽象领域，作者采用了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在这里，理论研究的主体是国家；而在低层次抽象领域，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指出：国家需要对处于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控，而国家自主性理论则指出国家调控对社会运行有较大影响。此处两大低抽象层次国家理论依然是围绕国家进行的讨论。如果我们要对国家的微观理论进行深入讨论，我们就可能会碰到国家制度或官僚组织问题，这涉及到国家在更加具体的外部干预条件下会出现的特征，这一抽象层次更加接近巴林顿·摩尔等人的研究层次。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本书在理论建构上的安排，虽然阶级斗争一直是国家理论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在进行具体的研究时，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对二者进行区分。举例来说，葛兰西的“凯撒主义”概念解释了在一种具体的阶级斗争情势下出现的专制主义国家，这一概念应当被置于国家理论的谱系中；而“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概念则意在说明，在一种情况下，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级集团为了形成霸权，主动吸纳敌对阶级进入历史集团的可能性，这一概念就应被置于阶级斗争的谱系中。当然，如果我们把一个个具体的研究进行孤立的考察的话，这样的区分似乎显得画蛇添足。但是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论的指导下，每一个独立的理论都应当被置于类似图1所示的理论谱系中，这一谱系告诉我们该理论究竟解释了哪一个抽象层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区分就十分重要了。

注：

[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将父权制或性别变量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二者的交叉研究还是必要的。这一区分真正提醒我们的是，如果将性别问题引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那这一研究依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反之，将资本主义的影响引入女性主义研究，那这一研究也同样应当被归入女性主义研究中去。

五、结语

《解构团结：资本主义政治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美国养老金问题》一书成书于2017年，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刻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养老金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美国福利国家模式的兴衰与内部逻辑。本文笔者认为：本书的理论建构、实证研究与成果都是可圈可点的。在理论建构方面，作者通过多层次抽象以及对“结构偶合性”的敏锐指认，建构了一套简洁、清晰、有弹性的理论。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论不仅兼具美感与解释力，而且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建构也有示范性作用。随着定量研究的起与宏大理论的普及，包括经济学与政治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越发注重微观理论的建构，而忽略了宏观理论的讨论。而本文作者则通过多层次抽象的方式，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分类与互动提供了一个参考。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科史上看，这样的情况显得尤其明显。由于未能适当区分不同抽象层次的理论，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以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者的理论建构常常会显示出明显的功能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并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淡出主流政治学理论界。虽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早先的功能主义理论已经大体上被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修正，但是作者通过对不同抽象层次的指明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旧理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该书作者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比较各类法案与文献，并辅以各种数据与二手文献，在材料考证上十分扎实。当然，作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著作，细致、负责的考据是研究的应有之义。

另外，从理论成果上看，作者在对这一理论进行求证或批评时，并没有把视野仅仅局限于国家-私人二分的狭窄视域中，而是通过引入团结-市场的二分法对上述视角进行补充与修正。本文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论创建是十分重要的。该书作者指出，福利国家模式是国家调控与阶级力量的共同运作下产生的，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与运动都保持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一种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才可能实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提到，国家权力并不是飘在空中的（马克思，2009）。如果忽略了国家权力的来源于基础，那我们对国家制度或国家政策的讨论就有成为空中楼阁的风险。

参考文献：

Paige, Jeffrey. 1975.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Block, Fred. (1987) [1977].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in Revising State Theory: Essays in Politics and Postindustrial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Andrew Sayer《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批判實在論取徑》許甘霖、萬毓澤、楊友仁譯，高雄：巨流圖書公司2016年版。

McCarthy, Michael. 2017. Dismantling Solidarity: Capitalist Politics and American Pensions since the New Deal. ILR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