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策略不应错置兼与胡春春、张昕商榷

最近中国对外关系领域可以说风云激变，尤其一些罕见的事件值得重视。因欧盟以“新疆人权问题”为理由对中国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引起的中欧双边关系冲突持续升级。在拜登上任后延续前任对所谓“战略威胁、竞争对手”的俄中打压、制裁政策背景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应邀访华，也引发一些猜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华东师大国际关系研究院张昕副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提出各自的看法。

笔者不赞同两位学者的观点。对前一个问题，我认为胡春春解释的第二点才是主要因素，即欧洲跨大西洋主义者配合美国鼓动制裁，其余要么是认知问题或成见，要么是由主要因素派生的。如果是认知问题，是可以通过多方讨论协商加以解决的。比如欧盟期盼自己“立规矩”。但特立独行不等于轻率和非理性，不等于不顾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必要的联合)，只为彰显自身存在而充当唐吉坷德。欧盟因北溪-2天然气管道和贸易摩擦问题与美国存在严重矛盾，同样需要打中国牌。但欧洲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长期利益以及它面临的真正威胁所在。

欧洲自认为是民主、人权的代言人，但即使不考虑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仅仅从西方思想脉络来看，今天西方价值体系就与其伟大的古典思想存在明显的断裂和冲突。在西方世界，从基督教伊始，古代思想被喧嚣和暴力打倒，但它的对手却从没有在哲学上真正胜出。正因为自身在基石上的贫困虚弱，近现代西方文化才将被自己打翻在地的东西送入圣坛以获得理论的合法性。这一点很像中国文化对待孔子，人们尊他为伟人和导师，却拒绝导师的思想。那么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类似窘境并没有在研究对象更广泛更复杂的科学上出现，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们警觉这种历史主义带来的虚无。实践上，每一次对柏拉图的颠覆就带来一场人间惨剧，更远离人类精神家园。欧洲正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为了篇幅也为了避免触及西方人敏感的神经，这里仅提及尼采的名字。欧洲没有理由将自身内部尚严重存疑的价值观以政治正确和教条主义的方式推向世界，相反，它需要人们运用理性共同反思和探索。

胡春春称欧洲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所绑架。他恰当而形象地使用了绑架这个术语，但如同社会学科常见的毛病，这样的表述流于笼统而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政治行为分析，从而最后导致错误的结论。谁是绑架的主体和客体?如果上面讨论的认知问题属于自我绑架，那么更值得重视的则是所谓的跨大西洋主义绑架了欧洲的务实主义以及“反对派”。简单的分析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欧洲对华行为主要源自认知错误和被外部绑架。事实上，这正是拜登上台以来向欧洲灌输和推动的东西。显然，它要比特朗普主义高明和危险得多。

认知或意识问题造成普遍的误解，它很难通过制裁之类的方式来解决。中欧之间不断升级的纷争正是“绑架者”想要的结果，这不能不令人担忧。笔者相信，成熟的政治是理性的，这需要人们理解本质的而非具象的“源头”。而在实践层面它是一门艺术，具体问题需要策略地面对。比如对基于误解的制裁行为应以对等原则为上限。俄罗斯处理类似问题的做法值得学习。胡先生主张“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样的“理性”忽略了问题的真正根源，也失去了实践策略的灵活性和政治的魅力，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判断，欧洲代表着不同于美国的另一个西方。这是有事实依据和历史缘由的。即使在冷战时期，西方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对立仍然留下深刻印记，冷战后反而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被模糊了。这提示我们，中欧合作可能具有超出经济技术层面的更为深刻的基础。因此，中欧应以合作为基本导向，淡化处理人为的噪音，避免冲突升级。

在谈到中俄面对美国遏制和打压背景下，如何看待二十年前双方达成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特别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三不原则”对于未来的影响。张昕先生承认原有的原则基础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但他主张在既有条约基础上建立新的形式和性质的关系。显然他的观点代表着一种策略化的思路。问题是这些看似机巧的方法不可避免面临矛盾，比如有俄方专家建议针对美国单边制裁建立国际联盟，显然这难以在既定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可以理解，策略化思路往往能够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严峻的形势面前，理性才是我们正确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根本保证。理性不是西方的话语体系，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科学思维。一味把问题模糊化，迷惑了对手的同时也迷惑了朋友迷惑了潜在的盟友，长期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反过来说，理性的政治未必与务实思维相左。现实政治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稳定，理性政治以清晰和透明对内对外消除不确定性，从而为现实政治提供了可靠保障。

从博弈角度看，当对方事实上发出最后通牒式要求，要么归顺它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要么就是它的敌人。出于策略而模糊应对只会被对方视为软弱而一意孤行，从而丧失迫使对方退回到多边主义游戏规则的机会。联合盟友以抵抗不道义的攻击行为不仅是公正合理的，也通过明确的信号有助于赢得更广泛的支持。

当然，更多的分歧可能源自对于情势的不同判断。这同样需要理性地分析和澄清，以避免掉入认识的误区。很多舆论和分析根据国家间的经济数据的相对变化认为美国衰落了。这种观点颇为流行，甚至一些著名的左翼学者如沃勒斯坦也忘记了原本熟悉的分析工具，简单地将国家作为元因子而乐观地相信美式资本主义将终结。仔细分析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当今世界格局下国家间的竞争仅仅是表象，在这些表象之下是跨国垄断集团的全球统治野心，这正是世界新秩序的含义。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伴随的是美国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在金融深化背景下，美国垄断资本加速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集团通过跨国经营以及在民族国家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使得垄断资本史无前例地集聚和强大。这也正是今天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底气所在。凭着这样的底气，它比任何时候走得更远——对伊朗，公开击杀国家领导人;在叙利亚，一边武装恐怖分子，一边打着反恐的名义抢占主权国家领土和财富。

那么，美国的所谓世界新秩序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观还是权力意志?前者至少有诚信、宽容(冷战后，意识形态对抗基本消除)和道德底线，后者常表现出不择手段。2020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中重拾冷战话语，声称要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拜登上台后一面用“民主”拉拢盟友，一面继续用大棒挥向所谓的“民主的敌人”。国际社会都期盼拜登式“战略撤退”，但实际看到的是目标更明确的进攻——以至于没有多一点的耐心去伪装温良。诚然，现代理论似乎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应有的解释和预见性。所幸的是，人们仍有机会从实际经验找到答案，尽管代价是巨大的。当俄罗斯义无反顾拥抱西方的时候，美国从背后掏出的是匕首。很难想象，如果俄罗斯人民屈从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志，今天的世界会怎样。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到10年后的“广场革命”，是接受了民主价值和制度后发生的暴力和混乱，美国作为民主教师爷是出于民主的善意教育学生的吗?当年的电话门丑闻中，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透露美国花50亿美元颠覆乌克兰民选政府。美国的统治阶层用纳税人的巨资去颠覆他国民选政府以换上自己的代理人，结果是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贫穷和战乱。这就是他们定义的民主——被伪装的美国统治阶层的权力意志。

另一个认识差异来自过度夸大国家的力量，低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蛊惑性、腐蚀性，国际垄断集团权力意志支配下的不择手段。蓬佩奥扬言竞争对手更加依赖美国，他所看到的，不仅是GDP、GNP、贸易和技术，更多的是这些数据背后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普遍渗透背景下的人性和意志的衰落。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不断削弱民族国家上层建筑和文化的固有影响力，从心理层面蛊惑和改造大众，拉拢腐蚀各国精英层。因此他有理由相信，他们站在时间的有利一边：“美国并没有在衰落。。。自由世界仍在获胜”。这种综合“实力”让他们敢于尝试用单边主义的最后一击完成“历史的终结”。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俄联盟是必要的，不仅实现有形的力量(经济、技术)的互补，在诸多无形的方面(文化、政治)也能相互学习共促稳固。

张昕先生认为尽管单边主义议题上没有统一的西方，但同样也没有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的基础。从逻辑上看，这个说法并不能成立。正确的逻辑是，单边主义越甚，反对它的基础就越深越宽。面对严峻的新冠疫情，美国在中俄疫苗支持全球抗疫问题上都从中作梗，它的单边主义走得还不够远吗?区别仅仅在于，越是明确提出这样的议题并诉诸行动，这样的基础越容易被唤醒。就维护公平的国际秩序而言，这本身也是两大国家面对霸权主义应有的国际义务。

如上所述，垄断资本的高度膨胀催生单边主义，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客观性。从理性角度审视，不管左和右还是形形色色第三条道路都从属于现代性范畴，因此这种超国家利维坦如同高效的机器不可能在现代性思想体系内部得到克服。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俄罗斯则以自己的信仰与古典时代相联系。我们更不会忘记上个世纪两国人民共同探索人类理想的兄弟情义。中俄两国建立紧密和广泛的联系有助于从思想文化的深层进一步寻找人类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未来。柏拉图和孔子都相信，正义和善的政治只能来自高贵之所处。孔子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因此，中俄携手不仅有地缘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紧迫需要，更可以借助文化互补增强政治自信，而世界则从中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