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教运动背景下的科学与宗教之争（1920—1929）

内容提要：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科学史中很有争议的主题。非基督教运动期间，反基督教思潮和科学思潮促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科学与宗教论战。论战中，“非基督教”学者与“护基督教”学者围绕着“宗教是否违背科学精神”、“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发展”和“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进步”三个主题展开激烈争论。论战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教会教育的世俗化，强化了“科学”在中国的地位，其影响一直至今。

关键词：非基督教运动 科学 宗教 论战

非基督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次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从兴起到高潮的过程中，这场运动受到了多种社会思潮的推动，但最早推动其发展并贯穿始终的是新文化运动时便被高高举起的“科学”大旗。在非基督教运动中，“非基督教”学者与“护基督教”学者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科学与宗教”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宗教是否违背科学精神”、“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发展”和“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进步”三个方面。本文以“非基”运动前后(1920—1929)科学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之争产生的历史背景、争论的主要内容来分析这场论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科学与宗教”之争的背景

1.反基督教思潮的盛行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教堂与教会学校等在各地纷纷涌现;民国初年，基督教对中国教育、医疗、出版业等方面的影响已经举足轻重。

客观而言，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它也充当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利益的重要工具。近代以来，国内反基督教的呼声此起彼伏，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将反基督教活动推向高潮。然而，义和团运动由于缺乏对待西方宗教及文化的科学态度，最终演变为一场盲目排外的历史悲剧，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受到了严重挫折。“五四”运动时期，出于对西方列强漠视中国主权的义愤，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对基督教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优势地位感到不满，于是逐渐萌发出一种新的反基督教思潮。

1919年12月，“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朱执信便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题为《耶稣是什么东西》的文章，率先对基督教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将西方“jiushi主”耶稣描述成“口是心非、褊狭、利己、善怒、好复仇的一个偶像”，这是一篇反基督教的力作，文中观点多次被反基督教学者引用;次年，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在北京举行宗教问题的讲演大会，《少年中国》杂志出版讨论基督教的专刊，大量刊载反基督教的文章;紧接着，“北京不少学会及各地分会相继举办一系列有关宗教问题的报告会，《新青年》《觉悟》《学衡》《哲学》《民铎》《新潮》《星期评论》《民华周报》《民国日报》等报刊杂志也都纷纷刊载评论宗教的文章，由此形成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宗教批判热潮”。

与义和团运动不同，这一时期反基督教学者不再是盲目地守旧排外，而是积极寻求一种为广大民众普遍认同的批判工具，而新文化运动时期被大力提倡且备受青年学生追崇的“科学”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2.“科学思潮”的盛行

近代科学最早跟随基督教一起传入中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传播。直至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刊载文章，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近代科学才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

新文化运动期间，被陈独秀、任鸿隽等人大力宣扬的“科学”很快发展成“科学思潮”，“科学思潮”追求的不仅仅是对自然科学的介绍与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科学精神”的赞扬与信仰。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科学传播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突破。在形式上，以《科学》为代表的杂志将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发表了大量科学传播类的文章;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社团在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大力推广科学宣传;以胡适为代表新式知识分子不仅亲自开展科学演讲，而且还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华宣传科学。在内容上，自然科学家致力于“澄清科学概念，使科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和知识体系”，“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力图将西方科学体制移植于中国”;人文思想家致力于“运用科学来全面、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反对迷信与宗教”，“通过传播科学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总之，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科学”和“科学思潮”深入人心。

在提倡科学之时，“非基督教”学者注意到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与宗教的矛盾，于是借助科学来反对基督教也渐成一种思潮，他们开始“以科学原则驳斥宗教臆断”、“以进化论原理批驳上帝创世说”、“以心理学理论驳斥灵魂不朽说以及耶稣圣灵的传言”，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科学与宗教”论战。

二、“科学与宗教”论战的主要内容

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宗教是否违背科学精神”、“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发展”和“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进步”三个方面。

（一）宗教是否违背科学精神

1.“非基督教”学者的观点

“非基督教”学者认为宗教携带大量迷信思想，与科学根本上无法共存。最早在中国公开倡导此观点的学者之一是英国哲学家罗素(William Russell)。1920年，罗素来华访问，期间在少年中国学会发表的演讲中谈到了对科学和宗教关系的看法，他不仅批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引起了“许多战争的发生”，而且还认为宗教使人迷信神权，死守教条，排斥科学真理，主张用科学取代宗教：“……宗教虽是这样的坏，……是否还有一个好的中心点来使我们保持他?我的答案敢说他是没有好处的。……(以宗教)来空zao神话捏鬼，还不如(以科学)切实的来研求真理。……”

同年，恽代英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指出宗教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恐怖”“误认”“误解”和“想象”，是人类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本能的情感”和“智识的暧昧”;他认为宗教就“是迷信”，有关上帝的“一切传说的神迹，既然一天天证明是误解，是附会”，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宗教便会灭绝，被科学完全取代，而原来以宗教“安心立命”的人就可以把“科学”作为“更可靠的安心立命之地”。

1921年，李书华(字润章)在《宗教与科学》一文中阐述与恽代英相似的观点，他首先驳斥了“宗教万能”与“宗教与科学并立”的观点，接着又大力宣扬“科学”：“今为科学所说明者，不知凡几，而科学之进步，正方兴未艾，今日固有用科学不能解之事实，殆以科学之进步尚未至最高度耳。”1926年，陶元琳在《宗教与科学》一文中指出，“宗教的根本，总是坚信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支配人间一切，这一种信仰，和科学的探讨精神，绝对相反。所以有宗教便没有科学(像中世纪)，有科学便没有宗教存在之余地(像现代)”。

虽然罗素等人的观点带有一定的“科学万能”色彩，但他们对基督教的批判切中其弊，基督教宣扬迷信上帝、迷信权威，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科学的求知与探索精神。

2.“护基督教”学者的观点

针对“非基督教”学者斥宗教为荒诞迷信、奉科学为无所不能的观点，“护基督教”学者很快作出了回应。1922年，屠孝实发表《科学与宗教果然是两不立么》，对罗素进行反驳。他认为“科学万能的思想，……(导致)他们失去了理想的光明，觉得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人类的命运，宇宙之间只有盲目地物质势力，丝毫没有人类精神自由活动的余地”，而“以为宗教就是迷信，这是完全误解。……宗教是先信后证，科学是先证后信，……科学昌明，宗教也有存在的理由，宗教与科学并不冲突。”

1929年，署名为“言”的作者在《宗教与科学》一文中为基督教辩解，“……圣经本非一本科学书。……它鼓舞我们向生活的途程猛进，这是它最大的贡献。……宗教是属于道德的、精神的、希望的、理想的;而科学，却是属于物质的、生物的、历史上事实的、在自由探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一个人尽可以一面接受科学，而一面照旧很忠实地信仰宗教”。同年，张敦厚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对二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概况化对比，企图论证科学无法取代宗教：“科学搜寻真理，求其结果;宗教发明真理，述其原因。科学之目的，是要使人的生活安舒;宗教之目的，是要使人的心灵快乐。……科学能使国家富强;宗教能使国家良善。……人是好理想的动物，所以人的希望无穷，科学纵然进化到极点，亦不能慰安人类的失望。宗教乃安慰精神的利器，所以有宗教信仰的心目中，觉得除了物质世界外，另有天地，所以希望无穷。”

虽然为基督教辩护的文章屡见不鲜，但很多观点都经不起推敲，甚至是由果推因的诡辩，其所谓的“宗教发现真理”、“先信后证”等更多地是宗教层面的传说和精神麻醉，无法使广大青年信服。

（二）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发展

1.“非基督教”学者的观点

“非基督教”学者认为宗教阻碍了科学发展的基调，早在1920年罗素的演讲中就已定下——“宗教的坏处，就是守旧的态度，阻止了新进步，不能有新发明，反对新事业的发展”;1921年，李书华在《宗教与科学》中指出，由于极端信仰宗教，所以“德法的科学创造家，从未有贵族子弟”;1923年，余家菊在《教会教育问题》中认为，基督教是自然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阻碍物：“哥白尼之地动说受厄于基督教者几何年?达尔文之进化论受厄于基督教者又几何年?”

1928年，李白余在《宗教与科学》中提到16—17世纪基督教对科学家的迫害，“凡是想探索自然、研究宇宙人间相互关系的，都遭到他们的妒视;时常施以压迫，甚而至于放在锅子里烧死——白鲁诺(布鲁诺)Bruno就是被牺牲之一人。……教会对于科学的研究如此压迫，……等到了科学的种种发明以后，宗教就不得不失势了。”针对宗教有贡献于科学的论断，李白余又写到：“宗教不但对于人生没有丝毫的帮助，反阻挡了不少的人类进步。……假如现在的人还去相信风云雷雨是神创造的，也绝没现在天文上的发明;假如现在的人还在相信自然界物质之变动和作用，也绝没有现在物理和化学的大发现;假如人类还去相信魔鬼神灵，请仙作法之术，也绝不会有现在医学之发达。诸种科学假如不受宗教的窒疑和留难，早已发展的很快了，因有宗教时常牵动他们——各种科学——的前进，(宗教)除了阻碍社会的进化，文化的发展而外，没有旁的!”

“非基督教”学者列举了大量基督教迫害科学家、阻挠新科学理论提出的历史例证，这些例证有助于国人了解近代科学发展的艰难历程、认识科学家不畏强暴的求知精神，也有助于消除基督教对青年学生的迷惑。

2.“护基督教”学者的观点

“护基督教”学者不否认中世纪基督教会对科学家的迫害，“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家，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加利欧(伽利略)Galileo发表他的新天文说，他的学说是和当时基于太阳系绕地球而行的一种宗教信仰相反的，遂至与宗教界相冲突”，但他们却将责任推给教会：“决不可混教会与宗教为一谈。……教会不过是一个传播宗教的机关，这个机关——教会——腐败了，是这个机关——教会——的问题，万不能扯到宗教上来。……中世纪的黑暗，是由于‘教皇’的罪恶，不是由于‘宗教’的罪恶。”

“护基督教”学者不仅认为基督教是科学诞生的源泉之一，“(科学)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而且还认为“基督教思想，足以坚卓科学士钻研学理之心志也。固刻白尔氏(哥白尼)考察天体之运行，而觉宇宙布置，非常美备，皆表造物之心思，因长太息曰：余所思维者，上帝之思想而已。”他们还列举一些科学家拥护宗教、信仰宗教的言论，以证明宗教并未阻碍科学发展：“古今来热心宗教之科学家甚多：达尔文Darwin云：‘有时吾心热勃勃，得见宇宙之中实有一位与人休戚相关之上帝’;……物理大家洛克Lodge云：‘科学之趋向，不论如何，决不到非宗教方面’;大科学家斯笃克斯Stokes云：‘世界上不信仰宗教之科学家为极少数’。……”

由于欧洲社会普遍信仰基督教，很多科学家或多或少受基督教影响，特别是在科学求知暂时无法得到满意答案之时，就会寄希望于虚无的宗教世界。但这并不能成为基督教促进科学发展的证据。新的科学成果是科学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探索得来的，“护基督教”学者仅凭只言片语而断定基督教有助于科学发展也难以使人信服。

（三）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进步

1.“非基督教”学者的观点

“非基督教”学者认为，科学发展的前提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而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反而加剧了思想禁锢和阶级固化：“中国自受了基督教的陶冶后，……反而一天一天的不能‘自由’了，不能‘平等’了!……本来基督教是随着军舰大炮来到中国的。……几千年前治者阶级愚弄民众的政策，今日又来应用了。样式是换了，性质上却毫无变更!基督教自到了中国，中国的民众一天一天的不能‘自由’起来，一天一天的不能‘平等’起来，以至于现今中国越发不能‘自由’了，越不能‘平等’了!”因此，他们呼吁“要撑起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利器，打破迷信人生、奴隶人生的宗教。要把宗教从科学中驱出，不使他再来混乱是非”。

他们还认为，宗教是荼毒青年学子的“麻醉药、催眠术”，使广大青年醉心于迷信，而无心于科学：“中国在世界比较起来是一片干净土，算无宗教之国。无奈近数十年来基督教等一天一天的向中国注射传染。……回想我们人类所受过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诸教都重大些。他们传教的方法，比起他教，尤算无微不入。他们最可痛痕的毒针，就是倾全力煽惑青年学生。”所以他们疾呼：受宗教思想的青年学生，赶快醒来，放弃宗教的谬想，赶快谋科学的发展。

虽然基督教宣扬平等，但实际带给中国民众的多是压迫;基督教宣扬对上帝的崇拜，一定程度禁锢了青年学生的求知欲。他们培养科学人才的初衷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至于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先驱，则是基督教会始料未及的。

2.“护基督教”学者的观点

“护基督教”学者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来进行反驳，“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传教士是第一批把科学知识传送到中国来的，是耶稣教徒给了我们欧几里德几何和哥白尼天文学”，“由利玛窦领导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成功地和中国学者合作，把欧几里德几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翻译成了中文。”他们还狡辩说，“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以宗教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趋研究科学或反对科学。我们没有科学，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殉道者。……西方人对科学的研究为其无私利的内在价值及其宗教的意义。……基督教是科学的庇护者，那么认为基督教与科学相冲突而反对基督教的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基督教在中国绝不会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

“护基督教”学者认为，基督教不仅没有禁锢思想、荼毒学生，而且还帮助中国推翻了yu民政策、发展了科学教育：中国“历代为专制政体，注重yu民政策，对于教育，向不关心”，而基督教传入中国后，“译白话圣经，为文字改革之先河;倡平等自由，为政体改革之导线;并且设立学校，提倡科学，使无数冥顽不灵的子弟，进为硕学之哲士;创办医院，应病与药，使许多疲癃疾病的男女，变作健全之国民”，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基督教有助于中国科学的进步。

最早带给中国近代科学的确实是西方传教士，但他们传播科学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他们所传播的科学都是经过教会修改或审定的，这就使早期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大打折扣，而当归国留学生成为“西学东渐”的主力之后，中国的科学发展就变得非常迅速，由此可见“护基督教”学者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三、“科学与宗教”论战的影响

此次论战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首先，论战双方都以肯定的态度对待科学及其传播，双方旁征博引，介绍了大量科学理论及科学历史，开阔了国人视野，加速了科学的传播和普及。其次，为避免批判，教会学校开始减少或取消宗教课程，增加科学课程，如1925年燕京大学为“免外人误会起见，自本年起将宗教必读课取消，其遣出之二小时课程改为理科必修科，准学生于物理、化学、生物学三者中任选其一攻读，以代宗教”，由此促进了教会教育的世俗化和科学化。最后，强化了“科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尽管表面上这场论战没有胜负之分，实际上“非基督教”学者的观点得到了更多认可，时至今日科学代表着真理与进步、宗教代表着迷信与落后、科学与宗教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和冲突关系，依然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