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习研究指南——李申教授新著《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础》读书笔记

中国无神论学会学术顾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博士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础》，2020年10月由中国无神论学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础理论和教育问题研究》的结项成果印制出版。

这本书以解读经典的方式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础，也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端。把这个开端搞清楚，宗教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后面的继承和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者坚定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广博深厚的宗教学研究成果，化繁为简的驾驭能力和不弄玄虚的朴实文风，引领着读者翻越以欧洲历史、宗教、文化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障碍，紧紧抓住其在与西方宗教学、与工人阶级内部在宗教问题上的其他主张和思潮的比较、鉴别和斗争中形成的创新理念，彰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新性、实践性、真理性、人民性。

本书分为导论、正论和附录三个部分。导论，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历史方位;正论，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理;附录，拓展了马恩在宗教和无神论研究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发展。

全书篇幅不大，但一开卷就让人感到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后受益匪浅，让人眼前一亮，进入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初步体会本书有三个鲜明的特色：一是通透，二是简明，三是观照现实。的确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方面有助于读者“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学习研究指南。

一部通透晓畅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创立史

导论开门见山，引人入胜，简明扼要地回顾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创立和发展的时间线索和思维导图，提纲挈领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产生的社会条件、思想来源、历史过程和时代意义。

1.界定了什么是宗教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者指出：“研究鬼神观念和信仰者的信仰，这种科学，就是宗教学”(第1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鬼神观念和信仰者信仰的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第1页)。

2.对古代从非信仰角度对神祇进行的研究做了回顾。将这些现象和“恐惧生神说”“报恩生神说”等观点作为宗教学的思想材料和古代先驱。

3.对宗教学在欧洲近代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到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们，发现了宗教教义中存在着大量的欺骗现象”，“于是他们做出结论，认为宗教的产生，是骗子遇到了傻子的结果。”“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了合理地说明历史的主张”，他的继承者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和研究。其中有三位代表人物：（1）大卫·施特劳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耶稣传》，他“发现这些故事和神迹，不过都是人们虚构的神话，而不是真实的历史。”（2）布鲁诺·鲍威尔。他“不认为福音书里那些故事是人们无意识虚构的神话，而是基督教团体有意识的创造”，并进一步证明，“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亚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恩格斯认为，这是鲍威尔“最卓越的研究成果”。（3）费尔巴哈。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意识本体论，而径直把物质世界作为世界的本体，作为一切意识产生的基础，提出了“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Zao神”的著名命题。(第2-4页)

4.将西方宗教学的发展置于十九世纪前期欧洲关于宗教的思想形势的历史背景中。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思潮达到了高峰。然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虽然揭露了教会、教士、甚至教皇们的罪恶，但都未能给予理论的说明。”十九世纪德国的思想家，都深受法国革命和法国哲学的影响。康德为上帝不存在的论证做了哲学总结，黑格尔则对十八世纪以来教会统治的黑暗和丑恶的揭露进行了哲学总结。“在黑格尔看来，宗教精神是高尚的;但是作为这个精神代表的那些人们，却是世俗的。”“这就对教士们的恶行做了理论的回答。”作者认为，这个回答，是西方宗教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成果。(第5页)

作者提出，从Lu德的宗教改革抨击罗马教皇开始，到费尔巴哈为止，德国对宗教、基本上就是对基督教的清算，已经走过了从局部抨击到理论否定的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施特劳斯、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对宗教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第6页)

5.对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相对的“西方宗教学”的创立和发展作了回顾和梳理。其中包括属于宗教史学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鲍威尔的福音书研究;属于宗教学基础理论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属于宗教人类学的英国学者泰勒的《原始文化》等。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之交，被称为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的宗教学学科也都陆续发展起来。1870年，英国语言学家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学导论》出版，由于他首先提出了“宗教学”这一概念，该著作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宗教学的奠基之作。作者认为，“缪勒创立的仅仅是比较宗教学，而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仅仅是比较各不同宗教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缪勒缺乏起码的历史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宗教，必然带有当时历史条件的特征。然而在缪勒看来，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生活特征，对于宗教的分类是没有关系的，似乎只有语言，才是决定宗教分类的基本依据。所以他的分类，也就不能不遭到质疑。”“在缪勒看来，人类之所以会产生宗教，会产生神祇观念，因为人类具有特殊的感知神祇的能力。”与马克思早在缪勒发表《宗教学导论》三十年前就“强调社会本质、找出其社会关联的正确宗教认知”相比，从历史发展的立场看问题，则只能说缪勒的思想是一种倒退。作者深刻地指出，“这就说明，虽然缪勒把自己的一只脚迈出了神学，而另一只脚，却仍然停留在神学的泥沼之中。”作者认为，在宗教的起源、宗教的本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的方法，宗教的历史，宗教的批判等等问题上，缪勒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很大的差距”。缪勒第一次提出了“宗教学”的概念，提出了宗教学应当摆脱神学、平等地对待一切宗教的主张，创立了比较宗教学。“但要说他是西方宗教学、甚至是宗教学的创始人、宗教学之父，则言过其实。”(第12-15页)

6.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方法和在宗教研究领域所达到的理论高峰。作者指出：“费尔巴哈研究宗教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他著名的命题：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然而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要研究宗教，就“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为研究宗教问题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第6-7页)

依据这种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研究了从最原始时代开始到他们所处时代，宗教观念发展变化的历史;提出了原始宗教和自然宗教、部落宗教、民族国家宗教、世界宗教等一系列带有历史印记的宗教分类概念。他们认真研究了这些宗教形式，并且对每一种宗教，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

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是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或者说，是宗教的社会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在过去那个“颠倒”的世界里，宗教，就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教会利用宗教，把封建制度神圣化。下层民众为争取自己经济利益而发动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也不得不披上宗教的外衣。英国资产阶级曾经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胜利以后，他们又利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灵魂。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曾经喊出了“打倒宗教”的口号。然而等到他们掌握了政权，一个个都又成了笃信宗教的人。宗教社会学后来成为宗教学中的显学。作者认为，然而就其达到的思想高度而言，还没有超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研究水平。(第8页)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直接向产生宗教的社会条件宣战，而不是向宗教宣战。为了消除产生宗教的社会条件，首先要实行教会和国家分离，把国家从宗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把教会视为私人团体，把信仰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工人政党的党员，应该首先是一个无神论者。恩格斯曾建议在工人中间广泛传播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文献。认为这些文献，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第9-10页)

这么丰富、复杂的学术史、思想史，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地梳理和表达于本书“导论”仅仅二十页的篇幅内。当人们随着作者一步步攀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顶峰时，一种“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胸襟和眼界不禁油然而生。

一部简明扼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论

本书的正论部分共十章，除了第六、七、八章是对马恩关于基督教的诞生、成型和发展，以及对其他宗教的专题性研究外，其余七章，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方式，对带有普遍意义的宗教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作了精到中肯的阐释。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就从宗教观念的本质、研究宗教的基本方法、宗教的起源、宗教观念发展演变的规律、宗教存在的社会基础、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也就是宗教的社会作用)、工人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宗教的前途等方面，对宗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每一方面，都有独到而超人的见解。其中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方面，迄今为止，仍然是无人超越的高峰。”(第10页)

1.关于宗教观念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宗教观念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所谓“还没有获得自身”，“是指原始时代的人类，还没有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分开，因此，也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丧失了自身，因为他们把自身的本质，外化为宗教的本质”，“外化为神，并且拜倒在神的脚下。”作者认为，马克思“准确地说明了宗教意识的本质，为以后的一切有关宗教的论述，奠定了基础。”(第22页)

2.关于研究宗教的方法。作者强调了三点：（1）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作者在阐释恩格斯指出的历史研究中否认经济的决定因素和把经济因素当作“唯一决定性”因素的两种倾向后，指出：“这种贴标签的方式，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际上，却是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最方便的方法。”（2）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作“套语”和“不研究历史”的借口。恩格斯建议：“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作者认为，这也是研究宗教问题的指南，从这些研究中，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3）不能用宗教说明历史，而要用历史说明宗教。马克思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现在，我们应该颠倒过来，用现实的物质生活，“用历史来说明迷信”，也就是说明宗教。作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所完成的根本性变革，也是马克思在宗教学领域完成的根本性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区别于其他宗教学的特点。(第35-40页)

3.关于宗教的起源。从社会根源的角度，恩格斯指出“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的人创立的”。这是创立基督教的两个直接条件，也是一切宗教创立的两个条件。作者认为：恩格斯关于宗教、神祇诞生的社会根源的揭示，是精辟的，也是普遍适用的。从认识和心理根源看，恩格斯认为：“最初的神”，是自然力被“人格化”的产物，后来社会现象中的外部力量，也逐渐被人格化。作者把恩格斯的论断和麦克斯·缪勒做了比较：在缪勒看来，神是存在的，人有感知神的特殊能力，由此产生了宗教。在恩格斯看来，神，是不存在的。神的产生，不过是远古人们把自然力人格化的产物，目的是要“同化”自然力，即控制和掌握自然力。从人类神祇观念的发展过程看，人类最初创造的神，是动物。后来经历了从动物神，到魔神，再到人神的演变过程。从宗教观念的内容演变看，作者认为恩格斯对原始宗教没有欺骗的判断，和对原始时代以后宗教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有大量骗局的揭示，都是非常正确、非常精辟的论断。(第64页)

4.关于宗教与社会和政治。作者从四个方面解读了马恩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1）在封建时代及其以往的社会“宗教是旧世界的总理论”。“宗教的第一项社会作用，就是做了国家和统治国家的那个秩序、制度以及国家的领袖们的理论支撑。宗教为他们提供荣耀，为他们的言行提供理论支持，也为他们的罪恶提供辩护。”“这是宗教的第一项社会作用，也是旧世界中，宗教最重要的作用。”（2）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德英法三国在宗教问题上各有特点。在德国，Lu德的宗教改革和两次反抗罗马教会的起义，都失败了。“宗教可以作为起义的外衣，但却无法决定起义的成败。因为决定起义成败的，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种种现实的因素。”在英国，新教逐渐取得了和国教平等的地位，宣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完全抛弃了宗教的旗帜。革命完全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口号下作战，并且彻底取消了宗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崇高地位。（3）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都迎来了宗教势力的回潮。欧洲资产阶级无论在革命之初对待宗教的态度如何，最后又都变成笃信宗教的人。其原因是他们害怕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影响。宗教，不仅是旧制度的“总理论”，而且也成了资产阶级为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工具，基督教还成为推行殖民主义的精神工具。（4）尽管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努力要振兴宗教，但宗教衰落的大势，却无法阻挡。宗教，从过去政教合一或政教一体的崇高地位跌落下来，尽管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有、还会有许多曲折和险阻，但政教分离的大势，已经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第65-80页)

作者在第四章第五节，详解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述。（1）“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宗教中所说的苦难，不是凭空幻想出来的苦难，而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同时宗教又诅咒现实中给人类制造苦难的人和事，并设置了严厉的惩罚，因而宗教也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二是,宗教的抗议是苍白无力的，它既不能阻止现实苦难的发生，甚至以容忍这种苦难的存在为前提。所以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无奈和叹息。（2）这个论断，不是马克思首先做出的。马克思以前，先进的思想家已经做出了这个论断。所以，这乃是当时先进思想家的共识。（3）1982年十九号文件关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继承和发展。(第86-90页)

5.关于宗教与道德和科学。第一，世界上存在的主要宗教，都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而这理论的核心，就是替私有制辩护。所以马克思称之为“私有财产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替土地所有权辩护，要求人民信仰上帝，顺从上帝的意志，能够这样做的，就被认为是有道德的。否则，就是无道德的。作者深刻地指出：宗教所讲的所有美德，第一要服从它的信仰，只能信自己的神，而不能信别的神。不信他的神，不信他的教，不论你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多么优秀，都不被认为是有道德的人。第二，宗教的一切道德，都服从一个目的：维护阶级压迫制度的存在。所以在宗教旗帜下的革命，最好的结果，也是以一种新的阶级压迫代替旧的阶级压迫。如果目的是彻底摆脱阶级压迫，如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等，也都不能再躲在宗教的旗帜下。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宗教和道德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深刻揭示了道德的本质。(第92-96页)

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作者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当宗教有能力时，它就把科学‘禁锢’在神学之中，使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为神学服务。而一旦科学的发展越出神学的界限，就会遭到压制甚至迫害。而当宗教无力压制和迫害新的科学发现时，他们又使出各种手段，对新的科学发现进行污蔑和扰乱。”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压制和扰乱。日心说以及血液循环的发现，固然是和罗马教廷所奉为真理的科学结论唱了反调，但还都是局部的或者非根本性的颠覆。但是进化论的问世，却是颠覆了基督教圣经的基础思想：即生物和人，并不是上帝造的，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这种根本性的颠覆理论，遭到了更加激烈而长期的压制和扰乱。(第112-113页)

6.关于宗教的发展前途。首先是宗教演变和衰落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作者指出：(1)历史上，首先衰落的宗教，是原始宗教。这种伴随着神话和传说的宗教形式，现在只能在世界某些偏僻的角落或者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找到它的某些遗迹。(2)继原始宗教之后的国家宗教，古埃及的宗教、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就像恩格斯说的，已经随着他们国家的灭亡而灭亡了。当今世界还存在的国家宗教，可以印度教、犹太教为代表。他们的情况也大不如前了。(3)世界宗教无疑仍然是今天世界上势力最为强大的宗教。然而，它们也衰落下去了。佛教在印度衰落的时候，在中国却得到了发展。从东晋到隋唐，逐渐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在教义上，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教，禅宗的诞生，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但是从明末清初开始，日渐衰落。僧尼人数在人口比重中降低，佛教教义停滞。隋唐之后，佛教教义就再没有大的创新之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也日趋低落。当代的佛教提出了“人间佛教”的口号。其目标，不是要世俗社会向佛教靠拢，而是佛教要向世俗社会靠拢。(第183-186页)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衰落，首先表现在失去了对于政治权力的控制;第二个表现是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控制;第三个表现，是失去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第186-188页)“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宗教在某些地区重新活跃。然而，人类的历史就像一条不断奔腾向前的河水，其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迄今为止，有中途干涸的河流，却没有回头倒流的河流。”(第188页)

作者引用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怀特海对宗教衰落原因的分析，指出：第一是人类知识的进步;第二是现代人类对于Bao君和Bao政的反感。(第190-191页)日本的池田大作和英国学者威尔逊，也讨论了“基督教衰退的原因”。池田认为，“基督教衰退的原因，必须在它的教义上和特性上去寻找”。威尔逊认为，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远景。现世的贫困可以在来世得到补偿，所以容易吸引贫穷的人们。威尔逊从自己的观察和分析中，对于基督教衰退的原因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据我看来，基督教全面衰退的原因在于，它的信仰内容和仪式已不能适应科学技术时代的要求了。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日趋合理化，这种合理化，在科学技术与权力制度的发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第192-193页)

令人深思的是，作者列举了基督教学者围绕“上帝是否存在”“灵魂是否存在”两大思想基础，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讨论。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些基督教神学家中，日益加强地滋长着否定基督教神祇的无神论观念。

作者也没有回避新兴宗教的问题，指出“其中那些吸收较多现代世俗内容，如科学和民主等等观念的，存在着融入社会本身的可能”;“那些固执于巫术性质的超自然力迷信的，又是危害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要想发展壮大，也不可能”。“它们只能影响社会的一些角落，而不能影响社会的主流，则是没有疑义的。”(第198页)

其次是关于宗教的消亡。“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当人们在现实中找不到解决这些“不合理关系”的方法时，就只能到虚幻的彼岸世界里去寻找。这就是宗教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当这样的世界消失，宗教所反映的基础，也就不再存在，宗教观念也就会自然消失。

作者强调建立这种“极明白而合理关系”，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

一是物质的条件。“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

二是政治的解放，彻底实行政教分离。“政教分离，使国家事务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国家首脑不再被认为是神或神的后裔，也不再由神职人员代表神意给以加冕或者册封。国家首脑要由民众选举产生，其权力是民众授予的而不是神祇授予的，其施政自然就要服从民意而不是服从神意，对民众负责而不是对神祇负责。”(第203页)

作者分析了世界上当代宗教干预政治的三种主要方式：(1)对国家的决策施加精神影响;(2)组织政党参与国家管理，(3)利用自己的组织和社会影响干预选举。作者深刻地指出：“那种‘王即是神’或者君权神授的观念，今天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很难再被人接受的了。”“今天所接受的多是那些过去非核心的东西，那么，这些能够被接受的观念也就很难说是宗教观念。它们不过是人类在历史上获得的、依附于宗教观念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过去可以依附于传统的核心观念，现在，也可以依附于新的核心观念。(第205-206页)

三是宗教与教育分离。“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

7.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教政策。作者指出，经过法国和美国的革命运动，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也被认为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无产阶级政党，继承了这个人类进步的重大成果，也把信仰自由作为自己政治纲领的必要内容。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应当是“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不应忘记奋斗的目标，不能失去前进的方向。

作者从两个方面解读了马克思关于对宗教的批判的观点：一是批判的目的，指出：批判宗教，也就是批判宗教观念，批判宗教神学，目的就是要人们不再怀抱幻想，能够作为一个不抱幻想的人来思考，来行动。二是批判的作用，指出批判宗教观念，批判宗教神学，乃是批判苦难现实的胚芽，亦即是批判那个苦难现实的开始。摘下这个神圣光环，现实的苦难就现出了它的真象，人们就会设法去改变那个苦难的现实。

8.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和宣传无神论。本书第十章用了一章的篇幅，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仅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之间的关系方面，摘取其中的三个要点：

（1）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的无神论者。作者指出，据恩格斯对1843年的英国的观察，有社会主义者中，有两种无神论者，一种是社会主义者中的理论家，即“十足的无神论者”;另一种是从事实际工作的无神论者，即“实践的无神论者”。(第217页)联系到现实，我们需要大量的“实践的无神论者”，用实际行动建设社会主义，也需要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源源不断地为“实践的无神论者”提供思想理论武器。

（2）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径直”表示直接向某处前进，不绕道，不在中途耽搁;表示直接进行某事，不在事前费周折。作者指出：因为“它的先驱者”，“已经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清扫了有神论的地基”。所以，共产主义直接把无神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仅不再披上宗教的外衣，也不必去说明神的不存在，而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直接从人和自然界自身的本质出发。”(第218页)

（3）无神论是理论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作者引用了马克思“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的论述，指出无神论和宗教神学或宗教观念的对立，乃是人道主义和神道主义的对立。扬弃了宗教神学的无神论，是人重新找回自身本质的主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第224页)共产主义，是要把劳动者创造的东西最终回归劳动者;无神论，则是要把人类创造的东西归于人。所以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人类幸福的真正的思想源泉。(第224页)

在实践中，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是——应当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无神论文献。作者指出，早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都是自觉的无神论者，但是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继续深入、不断扩大、大量的新成员涌入运动的时候，情况就有所改变了。(第218页)恩格斯举出了某些国家中无神论思想不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工人中，不仅是在党员中，传播无神论思想，传播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文献。(第232页)作者把这种思想延伸到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不可以对群众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和愚昧的现象置之不理，而应当永远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当然，只有群众在改变现实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无神论的宣传才能广泛而深入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第233页)

一部联系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启示录

李申教授奉献给读者的，不仅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础》，而且通过这本书，对如何联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联系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实，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作者在“导论”第十个问题“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讨论”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诞生和发展做了一个梳理。

1956年，任继愈先生发表《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问题。此后任继愈先生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并于1962年开始结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诞生。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批示，提出要建立“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由此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机构，陆续建立起来。

1979年，任继愈先生发表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宣言和号角声;1987年，吕大吉等翻译的《比较宗教学史》出版，吕大吉教授的译序，则是对如何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补充说明。(第15-16页)

任继愈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既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以及宗教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也要研究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无产阶级对待宗教的政策等方面。”

李申教授，作为任继愈先生亲自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对导师的教诲身体力行，在研究宗教历史现状、研究宗教理论政策两个方面，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在宗教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儒教论》《道教本论》《周易经传译注》《隋唐三教哲学》等，在宗教理论方面，其代表作有《宗教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科学无神论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础》等。作者在这两个方面数十年持续发力的深厚积累，打下了研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理论基础，也为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标示了前进的方向。

笔者以上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立史、原理论、启示录三个方面，对李申教授新著《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础》作了一个读书笔记，目的是进一步消化和理解全书的要点要义，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一个学习理解的框架。这篇读书笔记虽然篇幅已经很长，但仍有挂一漏万或言不及义之处，读者还要认真阅读全书，仔细品味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的味道。希望经过学界同仁的持续努力，继承和发扬任继愈先生开创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风和传统，在中华大地上书写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