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论析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这一思想阐明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的独立原则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对于推动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虽然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解释和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其中认识和处理与中国资产阶级关系等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重温这一思想，对于推动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特征相结合，深入诠释资产阶级“两面性”，灵活运用阶级斗争、矛盾分析原理及方法、把握政策策略要义等基础上形成的。

（一）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以斗争求团结”策略的首要依据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由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组成，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条件下都具有“两面性”特点。民族资产阶级是共产国际针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提出的一个特定阶级概念，专门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试图推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具有某种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重性”特点：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在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方面具有革命性、积极性，可以视作“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因而具有软弱性、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表现为有时参加革命、有时背离革命的“动摇性”。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会表现出“两面性”，既有“联共抗日”的一面，还有“反共妥协”的一面。也就是说，当自身利益受到帝国主义入侵而受损时，他们就有可能从与帝国主义的联合走向对立和反抗。当然，如果这种伤害被解除了，大资产阶级就必然回归阶级本性，着手打压和消除威胁自己的力量。

这种因为“两面性”而产生的动摇，既有可能倒向人民群众，成为壮大革命的力量，也有可能倒向敌人，成为危害革命的力量。因此，共产党人有必要认真分析和识别资产阶级可能的变动趋势，针对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采取必要的“斗争”，使其坚定拥护、参加革命;针对他们的革命性和积极性，争取更多的“团结”，以便形成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固定、静止的，而是随着客观环境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动的，这是毛泽东提出“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的主要依据。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矛盾分析法的运用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既“斗争”又“团结”的。作为根本利益和政治立场不同的两个阶级，彼此对立、冲突、分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就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就是要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剥削制度，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尽管“斗争”贯穿始终，但二者之间并不总是表现为“斗争性”，在很多情况下还会体现为联合和团结的“同一性”，尤其是在双方面对共同利益、抗击共同敌人之时。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一般表述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在每个国家由于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发展阶段，其具体的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出现较晚，又缺少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夺权”斗争并不是特别激烈，而是在整体上存在更多的“联合”与“团结”。

毛泽东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出发，看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五大阶级”之间的本质区别，又能结合中国传统思维，将每个阶级再做细微的层次划分，以更加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分析和阐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更能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随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产生分化和“动摇”，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革命实践中灵活机动的政策和策略。这种灵活机动的阶级分析和充分利用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与各种右和“左”的错误思想进行比较、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后得出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三）无产阶级政党在政策策略上的坚决

政策策略是一切政党实际行动的依据和准则。能否坚持政策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是检验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人们只能依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制定和调整策略。恩格斯早就批评过：“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取一种只适宜于某一时期的策略。”列宁也强调过：“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该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

中国革命有着异乎寻常的特殊性，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有着分化组合的复杂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在实现“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进程中，必须结合革命实际制定和调整政策策略。毛泽东指出：“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保持基本政策的稳定和具体策略的灵活，尽可能“不犯原则的错误”，做“最善的努力”，抓住“敌之不利因素”，扩大“我之有利因素”，促成“强弱程度上和优势形势上的大变化”，实现“敌败我胜的结果”。

在无产阶级数量上不占优势的国度里，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灵活有效地运用政策策略，这被视为“党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策略总是循规蹈矩，或是幻想着“以不变应万变”，甚至是错误和漏洞百出，“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可能招致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敌视而被孤立。毛泽东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正是在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的重要策略思想。

二、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的现实依据

在理论上认清资产阶级的性质与特点、辨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团结”关系、阐述政策策略的重要性，或许并不难。难的是在纷繁复杂、剧烈变动的革命环境里，既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不盲从、不冒险，又能灵活掌控信息而不教条、不呆板，始终依托形势发展而随机应变。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就是在磨砺和纠错的实践锻炼中形成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使资产阶级的“动摇”出现新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日本的军事侵略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侵犯，必然激起全民族的自觉抵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一切“抗日”“救国”“反侵略”的力量都有可能迅速凝聚，一切进步的、中间的、不反动的力量也都更容易站到一起。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候，无论从自我发展还是从民族利益的角度看，都能够支持、援助或参加革命，共同反击外敌侵略。

在这一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内部产生了一些动摇和分化。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他们基本停止正面战场的军事进攻，“巩固”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发展汉奸组织;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此时英、美等国也采取绥靖政策，姑息、纵容日本，还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劝降活动。这就使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裂变，特别是汪精卫的公开叛国投敌，大资产阶级产生了“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严重分歧，“亲日派”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一同变成了人民共同反抗的敌人。

第二，对“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和“一切斗争反对联合”错误观点的批判。

在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还是浅层的，存在着非右即“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陈独秀只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强调“联合”，没有看到其妥协性的一面、采取“斗争”，因而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倒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方，成为他们共同反对工农的助手，而被定义为“反革命集团”、工农革命运动的“死对头”和最“主要危险”，事实上，这也只是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消极反动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与大资产阶级之间必然存在矛盾的一面，犯了“左”的“关门主义”错误。

“九一八”事变后，按照共产国际对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将日本制造的事端定义为“反苏战争的序幕”，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斗争口号，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与进犯者展开“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这就更加脱离实际，既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现实发展要求，也不能有效联合各方力量，更是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一股脑地推向了国民党统治集团。

无论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还是“一切斗争反对联合”，都暴露出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问题认识上的不成熟、不深入、不独立。毛泽东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灵活机动的政策策略，正是在同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在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认识是很深刻、坚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言，“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

第三，在复杂多变的实际斗争中提升了把握阶级关系的能力和水平。

异常艰险的斗争环境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加速成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全国革命的“低潮”、割据地区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拿不住中间阶级”，这是“严重得很”的问题。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良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旨在灭亡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力和斗争智慧都得到了锻炼。“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1932年，仅成立不到半年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对日宣战，随后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签订团结抗日的协定。面对东北的严酷局势，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农兵及广大群众联合抗日，并组织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直接开展对日作战。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剧，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发表了“八一宣言”。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1936年，中共中央将“反蒋抗日”的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并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表明了团结合作的立场。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又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尽心竭力、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创造条件。在国共正式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还能够以民族利益、大局利益为重，即便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仍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不失时机地调整政策策略，尽可能化解危机，以利维持团结、推进战斗。

三、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毛泽东准确把握住了资产阶级出现的新变化，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这里的“团结”，强调的是汇聚能够与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力量;这里的“斗争”，指的是消除或减少破坏统一战线、影响抗日的因素。1940年间，毛泽东先后写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目前抗日战争中的策略问题》《团结到底》《论政策》等重要文章，提出并比较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思想。

第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应联合他们的革命性，斗争他们的软弱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为了集中一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他反动势力，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主张。这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尽可能争取“中间势力”，即联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在内的可能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实还基本上没有政权”的部分，因而比较多地带有“革命性”，这在革命高潮来临时表现得更加明显。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争取他们能够参加革命、共同抗日，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民主政权。然而，民族资产阶级毕竟属于剥削阶级，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主张还有根本区别，因此在“团结”的同时也要与他们反对发动群众、反对土地革命等“妥协性”“软弱性”展开斗争。

开明绅士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与“左翼”、中等资产阶级有着相似的政治态度。对待他们可以采取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同的政策加以争取。地方实力派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他们极力反对民主和土地革命等，对待抗日也并不总是保持稳定的立场，只有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相对积极。因此，可以借助他们与当权派的矛盾，团结和争取他们，但不能奢望将其稳定在革命阵营之中，应使之至少不会站到对立面，进而降低斗争难度。

中间势力有着自身相对独立的利益，在中国“有很大的力量”，能够“共同抗日”，是建立“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是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在关键时刻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因素”。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帝斗争的最终胜利，这是我们要坚持的政策。

第二，对待资产阶级的顽固派，联合他们的抗日性，斗争他们的反共性，采取“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

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国民党内也有进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之分。进步派能够立足民族立场，积极宣传抗战并组织抗日救国团体，为发展壮大抗日力量提供支援。顽固派则是总体上反对革命，歧视工农力量。但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他们也有可能转化为抗日力量。如果没有将这两部分区别开，就容易在政策上产生混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受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部分地改变和调整政策，例如开放言论、吸收政治反对派、设立国民参政会等，还通过正面战场阻击和牵制了大量敌军，打破了日方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然而，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震慑和诱降政策，特别是汪精卫以“共同防共”为旗帜公开叛国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又发生了动摇。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后又频繁制造反共事件。这表明，顽固派有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性，抗日时的不坚决、不积极，是其本性;反共时还想与“投降派”划清界限，不愿承担破坏统一战线的骂名，是战时需要。

对待他们这种“一打一拉”的政策，就应当采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两面政策。打是手段，拉是目的，“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在全民族合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顽固派“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这就在事实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这时必须坚持“斗争”，不斗对“团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斗”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即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不能是一味的、无休止的、力图彻底根除的。这种斗争的结果，就是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只要顽固派还有抗日的一面，就有必要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而且时间“越长久越好”，这样才能争取时局向好的转变。

第三，无产阶级在把握“斗争”与“团结”关系中应保持独立自主、不“左”不右，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针。

能否妥善处理好“斗争”与“团结”的辩证关系，是检验无产阶级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无产阶级是社会诸多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在实践方面是“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比其他阶级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更要保持清醒，保持独立性，同时还要注意观察和捕捉敌人阵营中的争斗、“缺口”和矛盾，不失时机地创造条件，团结一切“可能”的有利因素，以解决当前面对的主要矛盾。至于何时“斗争”、怎样“团结”，是没有统一公式可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说过：“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无产阶级要依据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特点，对“斗争”和“团结”事宜做出调整，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应该注意把握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缓和“斗争性”，尽量保持和发展团结抗日的力量;在资产阶级出现“妥协”，坚决执行“防共、限共、反共”等反人民的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做准备时，就必须坚决反抗、坚决斗争，而不必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不斗就会造成“绝大的错误”;与前两者不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无产阶级要懂得分析国内外一切阶级力量的变化，不断积累斗争经验，善于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分歧与裂痕，于杂乱之中抓主要矛盾、把握事物性质的主要方面，确保各个阶段具体任务的顺利完成。

无产阶级还必须与广大劳动群众、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建立牢固的合作联盟，才有可能更好地联合和争取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从事的革命运动绝不是“独唱”，而是联合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的“合唱”。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度中，不懂得联合农民阶级势必“要变成孤鸿哀鸣”;不懂得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有效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在联合团结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也要注意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对“小块土地”的“迷恋”，警惕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的不彻底性，时刻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奋斗目标不发生改变。需要清醒认识到的问题是，为实现一定政治目的，无产阶级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但必须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中国共产党人要“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把敌人“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争取过来，队伍才能扩大，胜利才有保障。

四、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的现实启示

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的正确性，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遵循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尽管“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是针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灵活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时提出的，但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仍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启示。对坚定社会主义方向、走特色道路的中国来说，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例如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与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关系等。因此，在涉及具体的立场、原则或政策策略时，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依然闪耀着独特魅力和价值。

（一）坚持“斗争”方向、争取“团结”

识大局、观大势，是共产党人准确判断形势、预测事态的重要本领。毛泽东预估形势和任务的能力很强，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就指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因此，斗争的方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团结的是全民族的力量，这就“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就能战胜敌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不断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必须明确“斗争”和“团结”的大局大势，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我们讲的斗争的方向，并不是随意的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斗争的目标一旦形成，就可以汇聚“团结”的伟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要将大家的智慧和能量都团结起来，“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我们还应不断推进建构人类文明共同体，尽可能形成广泛共识，逐步完成自身既定的发展目标。

（二）把握“斗争”策略、创造“团结”条件

斗争是一种艺术，要讲求策略性，注意把握时机与火候，在看似对立的事物和矛盾中找到相互联系的同一性，“冷静”分析、“灵活”处理，甚至要“主动”创造条件以便有利于更持久的斗争需要。毛泽东指出，与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之间的斗争，是“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我们奉行“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做法，如果他们不明白，我们就说他们懂的“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孔夫子主义”。这种灵活的策略，就是要创造中国人自己“打不起来”的条件，尽可能争取联合的力量，达到孤立和消灭敌人的目的。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斗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一过程正展现出如下方法论：既要抓关键，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准主要矛盾，分析其特点及解决办法，又要看主流，把握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对潜在的风险进行预判和评估。当下我们所处的环境一点也不比过去轻松，问题一点也不比过去少。在这种条件下，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形成和搭建共识的平台以实现团结合作，等等，都需要不断斗争。因此，我们要继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握策略方针、讲求斗争艺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

（三）增强“斗争”本领、提高“团结”能力

新中国发展的70余年历史就是一部屡经坎坷、不断攀登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经历了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各种风浪和艰险考验，形成了坚定的战斗意志，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惊涛骇浪中果敢前行、战功卓著，就是因为炼就了一支具有铮铮铁骨、不畏艰险的好队伍，能够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中“掌舵”“较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决心中不断推动自我革命;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国外环境中把握“重心”、恒定“民心”，久久为功、追求至高。

“新时代”呼唤新的斗争精神。作为一个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国，中国与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必然是在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蕴含时代新意。涉及国家整体安全、核心利益的问题，诸如“台独”势力、“东突”势力和“藏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我们必须采取坚决彻底的斗争态度。而在国际环境中，面对某些国家倡导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我们也要斗争，这一斗争是站在文明正义的立场上，为了促进合作共赢，维护人类共同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在艰苦卓绝斗争环境中奋勇进取、敢闯敢拼、迎难而上的优良传统，也有着前辈历尽艰辛累积起来的斗争策略与智慧经验。我们必须在新的斗争环境中于危机之中“育新机”、处变局之中“开新局”，充分展示与“乱”相对照的“治”的成功方案，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工作，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