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产业后备军和贫困化
在资本主义无数次的如此循环往复中,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是必然的:大家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在根本上从来不是因为“不努力”“运气不好”“经济不景气”——这本身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
就业是民生之本。2020年即将结束,随着年关将至,失业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官方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9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8%,与9月份持平。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9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

似乎经济情况正在好转,尽管自今年年初以来的疫情蔓延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但暂时或许又能松一口气了,几个月之前的经济凋敝和失业率猛增似乎也的确成了过眼烟云。然而好像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总是会为可能的大规模失业而惶恐不安,生怕落到自己头上,对失业谈之色变也在情理之中,那么,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人口过剩”?“经济不景气?”“没文化?”“好吃懒做?”“内卷?”

我们不妨来看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失业和产业后备军问题的精彩论述:
他首先提出,“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通常以劳动力形式存在,作者注)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通常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作者注)而实现的。”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必须减少其可变部分,增加其不变部分。
然而,“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也就是说,随着可变部分的减少,尽管总资本增长了,但是对劳动的需求却减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经济“蓬勃发展”了,部分行业的就业却降低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在一切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而不管这种产生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也就是说,为了提高不变资本占比,压制可变资本的占比提高,就必须同时排斥就业,因而资本家必然直接排斥就业工人,以及间接阻止新的工人就业——开除你,与你何干?无论一个人怎么“自我提升”、“终身学习”,他在根本上依然无法规避潜在的失业风险。

“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最终,我们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口规律——过剩的就业人口是资本主义秩序下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对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而它又是怎么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条件的呢?“产业后备军”已然呼之欲出——
“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在所有这些场合(新兴生产部门,作者注),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由此可见,失业人口并不是许多精神资本家口中的“低端人口”,他们作为产业后备军时刻准备投入到新兴产业部门以保障新兴行业的前期发展,同时又时刻准备着“失业”,以促进最终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以及再一次充当新的消防队员——马云说,996是打工人的福报;实际上,无产阶级才是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恩人。

当年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肤浅鄙陋,充满着资产阶级偏见,以至于解释不了失业与产业后备军问题,连资产阶级大学者、大官僚赫·梅里威耳也不得不承认: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就会感到劳动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畅销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可见,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之下的必然,而马尔萨斯将其曲解成绝对过剩,鼓吹节育优生避免贫穷,使人不禁发问——他要避免的“贫穷”是谁的贫穷?他要“消灭”的人口是谁的子孙?“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又是什么造成的——答案不言而喻。
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如何解决?很遗憾,在资本主义下它是根本无解的,只要它一天还存在,人总是会为失业发愁——要“铁饭碗”,只能到社会主义里找。
或许还是会有人觉得,只要自己“有本事”,大不了不要铁饭碗,照样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拿到不错的薪水,过上吃香喝辣的生活。很遗憾,这也是行不通的。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是造成工人实际工资低于名义工资的主要原因,而后者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无可避免地贫困化。
简而言之,名义工资就是工人拿到的报酬,在今天说白了就是钱,而实际工资则是这些钱的真实购买力。工人要生活就必须用钱购买生活资料,钱总归是不能直接当饭吃的。
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在市场上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总是超过需求,资本家借此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使得名义工资低于实际工资成为一种趋势。
资本家把工资强行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剥夺工人生产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名义工资远低于工人实际创造的价值),连工人基本的生活费(通过直接降低名义工资和增发货币间接稀释购买力)也要夺去。最后,当工资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工人得不到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时,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这又势必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工人惦记资本家开的工资用来过基本的生活,而资本家则恨不得把工人的身体都变成他的资本。
还有一中常见的疑问,就是说既然工人人口是“过剩”的,又总是有资本家或者行业部门抱怨“用工不足”呢?这是因为,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对应的是全社会劳动人口绝对不足。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工人人口向利润率高的行业集中形成相对过剩时,其他利润率较低的行业自然会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但是苍蝇再小是块肉,只要利润率较低的“落后产业”依然是有利可图的,资本家就并不会放过它——他们会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将“落后产业”向外转移,利用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继续搞资本增殖。这种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提高的是资本流通的效率,而非劳动生产的效率;其造成的一国之内的产业链缺失(最近的RECP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欢迎大家参看往期文章《RECP的无奈》)则直接导致了“就业不足”,制造出更多失业人口——同时也是产业后备军。
在资本主义无数次的如此循环往复中,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是必然的:大家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在根本上从来不是因为“不努力”“运气不好”“经济不景气”——这本身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既不存在失业,也不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只有从资本家手里夺回劳动果实,才能根本消灭无产阶级的贫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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