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立大学功勋教授多博林科夫：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东西冲突

经多博林科夫教授同意，现将其文章《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东西冲突》全文编译如下。　　

多博林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Добрень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1939年2月4日出生于苏联斯大林格勒，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1969年以哲学副博士后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论文题目《埃里希·弗罗姆的新弗洛伊德社会学概念（对新弗洛伊德社会哲学的主观思想基础进行批判性分析）》；1975年以哲学博士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论文题目《美国当代的现代主义新教》。1978-1992年任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主管科研和学术的副校长，八·一九事件中任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代理校长时反对叶利钦解散苏共及解散苏共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各级党组织和苏联列宁共青团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各级团组织而被政治迫害，被迫于1991年8月23日签发莫斯科国立大学№620、622校长令在1991年9月15日前解散苏共、苏联列宁共青团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各级党、团组织和关闭党委、团委的办公场所。1991年9月5日，莫斯科国立大学化学系教授В.В.鲁宁以公开信的方式向叶利钦汇报了以多博林科夫为首的莫斯科国立大学领导层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苏共的态度和事实。1991年11月20日，在时任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А.А.洛古诺夫在美国出访之际，时任第一副校长萨多夫尼奇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宣布对洛古诺夫院士不信任并将议案提交叶利钦一举解除洛古诺夫和多博林科夫等由苏联部长会议任命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领导成员。多博林科夫曾因长期的教学、科学和组织科研的功勋被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人民友谊勋章、劳动红旗勋章、荣誉勋章等多枚勋章和奖章，以及俄罗斯联邦授予的友谊勋章、罗蒙诺索夫奖章等多枚勋章和奖章。

《论据与事实》是曙光俱乐部的理论刊物（旬刊），其创办目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方法论和唯物辩证法教育群众，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还长期与以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共青团为代表的海外共产共产党和工人党及其青年组织保持联系与合作关系。　　

摘要：本文致力于分析全球范围内的现代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矛盾。作者认为，在西方社会学家的新定义背后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信息的，如后工业社会和后信息社会、后现代主义等，还隐藏着这样的政治现实--西方和东方的全球对抗，而且这种对抗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不会在明天结束。西方国家寻求全球霸权，试图将其价值观、生活标准和优先事项强加给所有国家，而东方则被迫反击以保持其文化特性、经济自给自足和政治独立性。目前的世界是不和平的，两股全球性力量的对抗，决定了全球意识形态的走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实践发展的成效。

关键词：自由主义全球化;东西对抗;后工业和信息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可能不在全球化背景的条件下去研究任何社会现象，我认为，对于全球化的本质的最短的定义是它是人类的客观融合的自然的过程。目前，大量国内外文献都致力于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全球化，后工业社会，后信息社会等问题。

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必须要在全球化背景的条件下去研究问题意味着早期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和模型被现有的概念和模型所继承，但只是部分被继承。因为每一个持续发展的理论都是会有新的结论和假设的，而这些结论和假设在这个理论的上一个阶段是不存在的，同时每一个持续发展的理论都有扩大其要解释的经验和参照物的种类的自然特性。例如，现代化理论描述了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然后将其中的部分研究模型运用到研究非西方社会中去了。后工业社会理论描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但这又不是全球都具有的历史轨迹，而只是西半球的。融合理论的作者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历史交融，为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这两种相反的制度的融合和相互渗透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全球化理论则包括了上述各种理论发展阶段所总结的所有研究范式和研究假设，其描述了全球化对地球各个角落的影响，其中甚至包括了对部分原始部落的影响。

当然，全球化理论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尚不清楚，其学术影响高下也尚未有定论。也许这意味着每种理论的发展都不是单一的或封闭的范式，而是代表着知识领域的一些确定的方向或潮流。其次，后现代理论所描述的现象的的出现时间尚不明确——即后现代性理论的实践是否应被视为与全球化理论实践同时发生或先于全球化理论实践。

总的来说，得益于这些理论的发展，现代社会学的学术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其研究对象特别包括诸如多元文化，地缘政治，世界体系，信息技术，核心与外围，知识资本，认知主义者，全球村，麦当劳化，西化，边缘化， 传递性，全球化，世界民主主义，次政治，反霸权，反全球化，地区化，全球邻里等多种以前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对象。

我们知道，现代全球社会处于一个被称为后工业化和后信息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本质由许多相互关联的进程决定的。例如，首先是信息和知识在这个时代成为了社会、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真正动力;其次是信息成为了大众消费的对象;第三，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有机结合形成了信息和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第四，提供信息创建、处理、传输和使用的行业的占比正在迅速增长;第五，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存在成为决定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首要前提;第六，在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积极开发和实施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标准和技术，这也极大地改变了教育、劳动、社会生活和娱乐的模式。

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5年里，信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就业增长率相对其他行业是最高的。众所周知，服务业是目前的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其提供了大部分就业岗位和国内生产总值贡献。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目前平均占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信息技术领域的毕业生和专家的就业率也在迅速增长。例如，在1995年，信息技术专家仅占在美国经济中就业的专家的29.8%。而现在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估计，由于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比例将增加至90%，这也使得这个职业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受广泛欢迎的职业之一。

目前，在全球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由不同规模的超国家单位进行管理的。例如，政治和军事集团(北约)、帝国主义势力附庸范围(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统治集团联盟(七国集团)、大陆性联盟(欧盟)、世界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在欧盟范围内，以欧洲议会和国际刑警组织为代表的跨国联合政府的轮廓已经很明显了，地区和国家间的联合经济协定的作用也正在加强。生产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分工，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它们的收入往往高于一般仅面向单一国家的公司的收入。丰田、麦当劳、百事可乐和通用汽车等公司的国家根基已经实质上消解，其目前重视的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近段时间的金融市场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

在社会结构上，在目前后工业社会中，财产不再是社会群体的主要属性，阶级才是社会群体的主要属性。社会结构相对以往变得更加分散和复杂，传统的阶级结构实质上是被地位等级所取代了的，目前的阶级结构不再以职业为基础标准，而是以教育、文化水平和价值取向为基础标准。这也就是说，正是文化认同及其程度成为了今天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群体形成的基础和标准。

贝尔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盛行和全球化，正在把全球社会推向两个无望的死胡同。“第一个是模仿的死胡同，这对美国有利，对巴西有利，我们的文化会逐渐变成以那些商店橱窗里陈列的物品为代表的纯粹娱乐;第二个死胡同是民族因素的被扩大，宗教狂热、沙文主义、顽固地无视多元化和民主以及无视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会大范围出现。”[③]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个体的社会属性失去了完整性，其不再被认为是仅具有自己的意识的人，而被认为是他(她)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所综合影响形成的。这也就是说，他的社会属性和当下的社会背景具有紧密的联系而与群体中的普遍性却相比以前有所削弱。[④]

从理论上来讲，目前的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特征是个人的认知程度、各种社会群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大众传媒的服务效果及其反馈能力、民众的信息教育水平和信息技术的覆盖面等的扩大。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后信息时代，社会科学的高度发展和分工还将资本进行了非传统型的分类，例如目前就有文化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之分。

以上变化和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这些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而导致的世界地缘政治局势突变以及因此对现代人对世界政治图景认识的形成产生的重大影响有着密切联系。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导致我们这个星球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相对平衡的政治两极性。因此，在1991年后的较短的时间内，世界就越来越被资本主义的单极化趋势所占据。因此，目前的全球化也可以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⑤]

我们知道，全球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复杂体系。一方面，全球化是人类自然而然、必然要经过的融合过程，全球化对人类生活质量和福利的增长、加速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激活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技术、科学和文化成果的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由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军事政治主导条件下的全球化，又在具体过程中采取了西方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形式，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国际垄断资本和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对整个世界的统治。

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要以美国的标准统一世界，即要把世界建成一个个和美国高度同质化的国家。目前，由西方的价值观和品味所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正在被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试图在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重塑世界，即仅以是否对西方国家有利为全球化的发展导向，他们实质上是从不关心其他国家是否需要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的。这一切都引起了世界上其他各国基数庞大的人民群众明显的、可以理解的愤怒和不满。

为了消解这些愤怒和不满，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大规模的借助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大众媒体的帮助去组织为西方利益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群众进行的全球性的大规模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和洗脑。针对前者效果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及其西方国家的盟友就以其本国的号召“自由人权”的第五纵队的邀请为名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发动地区性的“世界大战”。总的来说，无论是以暴力形式还是非暴力形式去推进全球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目标都是使整个世界完全服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命令。

目前，美国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国家利益遍布全球。事实也证明，凡是不听从美国号令的国家都会被暴力干涉和被宣布为全民公敌。这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简单的说，这场战争以“冷”和“热”两种形式展开：一是对那些被美国选为势力范围扩张对象的国家的民众的意识进行强有力的信息宣传和心理宣传工作;二是在这些国家建立一个特殊的影响机构——"第五纵队"，同时为这个机构提供以资金援助为主的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这个机构在经济、政治和国家权力结构中引荐、推动和支持 "他们 "的人，以便让这些代理人夺取这个国家的一切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务与工具。最近在吉尔吉斯斯坦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这个结论的典型例证。

辩证法认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作为全球化的反面，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反全球化趋势本身又具有全球性，并且这个趋势的每一种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都是具有明确的反美主旨的，因此可以说目前的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不是反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值得一提的是，对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抗议往往是采取了直接的形式，例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在西方残酷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剥削和压迫下，发展中国家的弱者和绝望者找到了他们的回应答案——恐怖主义。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恐怖主义是对目前的暴力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暴力回应，其泛滥不止的根源也是因为西方的侵略政策的层出不穷。也就是说，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推行其错误政策，恐怖主义就会一直存在。

因此，现实生活的事实就向目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必然的要求——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扩张、反对建立地区军事政治联盟和剥削集团的国家必须团结、努力和巩固其不断获得的基础。这个要求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致命的威胁。但国际社会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些威胁对全人类灭亡的威胁深度和严重性。

在这些威胁中，最重要的有五点。首先，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仅会导致独立国家的主权的削弱，而且还会导致其彻底毁灭;第二，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通过创造“统一”的(美式)文化，去试图摧毁各国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第三，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会使人类陷入完全无知的境地，它会让国家和民族失去其历史记忆和脱离民族根基和传统，具体表现形式是对父辈和历史的漠不关心，只懂得消费，即形成完全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要把人变成动物;第四，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剥夺了世界各国的民族和文化特性，使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只有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同质化、单极化空间;第五，以实现单一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世界政府、世界警察、世界军事力量为目标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会将人类引向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后果，即在整个地球上建立全球化的极权主义，那个时候，美国将作为全球统治和压迫的中心去统治全人类。

而且，对于确立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过程而言，使全球人口急剧减少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尽管这会威胁到个别民族和国家的存在)[⑥]。分析人士预测的 “2:8的社会"的在目前的条件下的到来是必然的，那一天时，全人类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真正参与现实生活，其余的人将成为社会的压舱石。[⑦]

目前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导致了全世界的财产和消费不平等的现象空前加剧。在发达国家，与贝尔的预言相反，个人财富积累正在向更大的不平等发展，即使是个人在事业上取得了相对成功也是不能抵消这个差距的。像上文所已经阐述的那样，现在这取决于个人所在的社会地位和自身的受教育水平等;因此，美国社会学家帕伦蒂对此所写的，在美国，“大多数人死的时候所在的社会阶层与他们出生时的社会阶层相同。”[⑧]

同时，还应注意到，西方尽管发生了公认的技术革命，但与大约四十年前的 “工业时代”相比，现在离后工业化时代的应有的水平还相差甚远。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发达国家，就会发现“工业时代”并没有走远。这否定了有关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后工业时代”的有关结论。因为贝尔认为，在国家范围内开始的“后工业循环 ”必须在 “更广泛的舞台上，即在全球范围内”反复进行。[⑨]既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全出现，那我们必定仍然处于其他时代。

而且，实际上，西方的 “去工业化 ”并没有减少全球的总的工业生产，只是促进了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过程。如果从全球范围而不是单个国家内部来看，工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在所谓的 "信息时代"及后信息时代，最原始的工作方法的使用急率剧增加。公司在可能的情况下，正在尽最大的可能去设法将生产从工作间延伸到家庭，甚至开始使用纯粹的在家里工作的人员。同时，大的工业生产也正在向发展中地区进行迁移，因此工业时代的非人剥削和压迫也正在在这些地区复活。[⑩]这些事实表明，信息技术的革命与发展根本不是为了实现“改变整个社会的形象和使命”的崇高目标，而只是著名的“左派”哈特和内格里将之归功于它。[11]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结论，现实打破了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希望。资本主义本身并不像贝尔所认为的那样演变成了后工业主义，而是成为社会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的障碍。那么，“后工业时代的国家”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了意义。也就是说，伊诺泽姆采夫所倡导的的有限范围内的后工业国家及其社会，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释当今世界的情况，就有必要使用其他的理论，目前也不缺乏有关的理论研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 “第三世界”迅速现代化希望的消逝，普雷比什、杜桑托斯、卡多佐、弗兰克等主张依附式发展理论的学者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不仅建立了一个纵向的等级制度，而且建立了一个横向的等级制度，把所有国家都排在 “龙头”和、"奴隶 "、 "中心 "和或"外围 "的位置上。这里的广大 "外围 "国家指的是主要是以服务发达经济体为目的，本身就是在 "中心 "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外围”国家注定要长期处于 "不发达"状态。[12]在这种条件下，东亚的相对繁荣(相对于其他周边地区)才具有了可能，这是因为跨国公司需要其领土来接收从西方国家转移来的工业产品生产基地和接受市场。[13]但是跨国公司对非洲的兴趣就要小得多。正如S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那样，非洲国家“被视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地区”，尽管它们为了能够被纳入国际经贸体系而几乎比其他国家更认真地履行了国际组织的指示和决议。[14]在拉丁美洲，不发达的现象已经存在了400年，但预计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有任何改观。总的来说，不发达现象是发达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的结果。

瑞典经济学家迈尔达尔则认为，在这种国家间的关系中，其类似于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他甚至将“第一”和“第三”世界比喻为“高阶级”和“低阶级”的国家。[15]这个观点后来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特别是世界体系分析的奠基人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曾对此指出过 "中心 "与 "边缘 "的关系，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绝对贫困化而不仅仅是相对贫困的这 "一个最可耻的预言 "的正确性。[16]

严格意义上来说，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了上述结果。实际上，目前的形势意味着全球性的阶级社会的形成，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与地理区域之间的超国家关系在实质上结合了起来。[17]那么，"不发达 "国家参与 "信息革命 "的而得到的次好的成果，就不是其自身发展战略本身有缺陷的原因，而是全球范围内其处于阶级劣势的原因。也就是说，其所处的阶级地俄日决定了相应的战略方针的成效。虽然，根据"华盛顿共识"，把 "第三世界 "让给了 "第一世界"支配，但这不是落后国家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施压的结果，是宣布对“第三世界”实行可能的报复性的军事行动的威胁的结果。同时，二元阶级结构使人们有可能解释国际局势相较于上个世纪的总体上的向好，但--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并不意味着 第三世界的国家与"金十亿 "国家之间的阶级对立的消失。总的来说，"第一世界 "的 "危险阶级 "与本国资产阶级的和解，是通过他们转变为超国家层面的集体剥削者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除对立面，而是使对立面更加复杂。如果有人认为它们会像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家们所希望和继续希望的那样突然倒下，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

目前，非西方国家大多面临着全球化的消极后果。由于西方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剥削，导致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也越来越倾向于原材料和农业。另外，"人才外流"，自然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不可再生资源枯竭，传统经济部门遭到破坏在这些国家也是常见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了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和传统的生活方式都遭到了破坏，同时还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和整个民族自信心低落的情况，因而也就很容易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非人格化要求的滚滚浪潮下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被演变成为信奉和崇尚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侵略性的自私和贪婪而不是共同利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目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化从本质上讲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阶级社会的形成，而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与国家间的阶级关系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是结合在一起的，[18]因而，"不发达 "国家参与 "信息革命 "而获得不充分成果，就不是他们吱声的发展战略本身有缺陷的结果，而是全球范围内其处于阶级劣势的结果，也就是说是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相应的战略路线的成效。[19]沃勒斯坦也指出了 "中心 "和 "边缘 "之间的差别，而承认了马克思的"一个最可耻的预言"的正确性——资本主义必定导致绝对贫困而不是相对贫困。他写道：“我想为一个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倾向于羞愧地无视和埋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辩护——无产阶级绝对(而非相对)贫困化的理论是正确的。”[20]是的，虽然自19世纪以来，产业工人的生活已经好转，但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还都生活在农村地区，或者在农村和城市贫民窟之间流动，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比五百年前的祖先还要糟糕……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比较辛苦——一天、一年、一生中的工作时间都比较多。因为他们得到的也很少，所以可以说剥削率相比十九世纪前也大大增加了。“[21]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一种传播范围比较广的说法，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了世界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向着后工业化社会前进，但是这是错误的，这仅是一种常见的折中主义的体现。

目前，在学界有一个重要的方向转变，那就是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学者的研究重点开始逐渐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的重视，他们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提议学界应该回顾萨特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终结只会是在资本主义终结以后。[22]而值得再次提及的是，贝尔创造的概念是相对于 "马克思的乌托邦 "这个概念而言的。事实上，贝尔的理论体系将是一个更大的“乌托邦”——只有在一个克服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为所有人创造了平等的自我实现机会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知识经济 "和以专业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社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将无一例外地成为 "专业人员"。因此，也就是说，这本身就没有必要把他们分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同时，在其的理论体系中，后现代社会中新的道德观念应不断涌现，旧的道德观念的内容、结构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根据他的理论，后现代社会道德的规范性价值结构包括但不限于：社群主义、个人主义、选择自由、创造性、局部 "开放 "的爱国主义、宽容和普遍主义等价值。[23]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不会为了任何在时间上遥远的目的而长期努力的，他们只重视眼前的利益。社会学家鲍曼也强调，资本主义全球化只"能够将现实生活划分为一系列的片段，以防止任何长期后果为目的而生活，并迫使普通人接受这些艰难后果。长期发展……和它是不相关的。"[24]鲍曼同时指出，在目前的市场化的就业和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人们的工作能力和职业态度的也会相对下降。[25]那些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并要求其因为其工作享有正常权利的专业人士将成为全球化经济中受排挤的群体，这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不好的必然趋势之一。[26]

总的来说，目前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的出现。这种大规模对抗不仅是经济和文化上的对抗，而且是政治上的对抗。并且，政治上的对抗是第一位的。这也就是说，决定整个现代世界政治格局和发展的当前时代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全球冲突。

并且，从理论上讲，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化的背景下，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克服的。它不能通过以西方吸收东方的形式或对那些不愿接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人使用武力的形式来解决。并且，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化也是现代世界紧张的原因，因为它加剧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冲突，使人类走向全球战争。

目前，对全世界来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目前，美国向全世界彰显了其帝国主义野心，其霸权主义的愿望是利用武力和武装侵略来实现其目标，以建立其在世界上的绝对统治地位，而这却会使人类走向灾难。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结论，即美国是世界邪恶的全球中心，其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中心。

在今天，旧的全球社会秩序正在发生变化，正在转变为一个叫做大社会的统一的联合会。实际上，我们正在谈论建立一个全球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现有的民族国家都扮演拥有着独立的结构单位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方面的理论发展典范。当然，对这种大社会的研究还需要适当的分析工具：概念，类别，语言等，因此社会科学也必然将经历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同的革命。

对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①] 多博林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Добреньков,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1939年出生于苏联斯大林格勒市，哲学博士;现为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功勋教授、全俄社会学学会主席、俄罗斯联邦科学院《社会学》杂志总编辑、俄共中央政治学习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第一副校长(1978-1992)、学术委员会主席(1980-1994)、社会学系主任(1989-2014);在他长期的学术工作中，曾因杰出的科学活动和领导活动荣膺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俄罗斯荣誉勋章和友谊勋章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罗蒙诺索夫奖章;著有专著102本，在苏联、俄罗斯重要期刊发表文章78篇。

[③] Бетто Ф.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 новая фаза капитализма // «Скепсис», 2008, No 5. (http://scepsis.ru/library/id_2298.html).

[④] Толкачев С.А. Постмодерн как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пер- манен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 http://www.kapital- rus.ru/articles/article/996

[⑤] Даниленко В.П. Глобалистск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www.islu.ru).

[⑥] См.: Джордж С. Доклад Лугано. О сохранении капита- тализма в XXI веке. –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льтра.Культура, 2005.

[⑦] Мартин Г.-П., Шуманн Х. Западн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атака на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и демократию. – М.: Альпина, 2001. С.16 – 22.

[⑧] Паренти М. Демократия для избранных. Настольная книга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грах США. – М.: Поколение, 2006. – С.23.

[⑨] Белл Д. Грядущее пост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Опыт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 М.: Academia, 1999. С.658.

[⑩] См.: Кляйн Н. NO LOGO. Люди против брэндов. – М.: Добрая книга, 2003. – С.255 – 349. Здесь же: «Как по- нять, что богатые и по идее законопослушные тран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орпорации опускаются до свойствен- ного прошлому веку уровню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Только благодаря механизмам субподряда: на каждом уровне подряда, субподряда и надомной работы производи- тели торгуются, сбивая друг другу цены, и на каждом уровне подрядчик и субподрядчик выуживают свою не- большую прибыль. В конце этой цепочки передачи подрядов и сбивания цен стоит рабочий...» (с.275).

[11] Хардт М., Негри А. Множество. Война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и. – М.: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2006. – С.148.

[12] См.: Кардозо Ф.Э., Фалетто Э.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разви- тие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Опыт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 претации. – М.: ИЛА РАН, 2002; Пребиш Р. Перифе- рийн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есть ли ему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 М.: ИЛА РАН, 1992; Cardoso F.H. Dependency and develop- ment in Latin America //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de- veloping societies”. – N.Y. – 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Dos Santos T.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 Amer- 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Vol. 60. No 2; Frank A.G. Cap- 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 N.Y. – 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13] Валлерстайн И. Конец знакомого мира: Социология XXI века. – М.: Логос, 2003. – С.62 – 65.

[14] Амин С. Африка: жизнь на грани //http://scepsis.ru/library/id_486.html

[15] Мюрдаль Г.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 спективы. – М.: Изд-во ин. лит-ры, 1958. – С.479.

[16] Валлерстайн И. Россия 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мир-эко- номика, 1500 – 2010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6. No5. С.42.

[17] См.: Семенов Ю.И.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 – М.: Совре- менные тетради, 2003. – С.510 – 513, 613 – 617; Он же.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и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 http://scepsis.ru/library/id_594.html

[18] См.: Семенов Ю.И.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 – М.: Совре- менные тетради, 2003. – С.510 – 513, 613 – 617; Он же.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и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 http://scepsis.ru/library/id_594.html

[19] Ермолаев С.А. Пост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м или капитализм? // 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екторы развития: мате- риал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 ции. Владимир, 2008. – С.121 – 124.

[20] Валлерстайн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Капитали- стиче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 М.: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08. с.133.

[21] Валлерстайн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Капитали- стиче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 М.: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08. с.134.

[22] Приведено по: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Б.Ю.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рево- люции. – М.: Алгоритм, 2007. С.100.

[23] Беляева Е.В.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ценности эпохи постмо- дерна // Философия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0, No 1, с.60-64.

[24] Бауман З.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М., 2002. с. 315

[25] Бауман, З.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и общества. М., 2004, с. 157–158.

[26] Беляева Е.В.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ценности эпохи постмо- дерна // Философия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0, No 1, с.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