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分析和认识 ——基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摘要］当今世界出现了许多影响国际格局的因素，具体表现为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兴起、宗教崛起与恐怖主义出现新特征、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虚伪架构叙事被揭穿与“民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危机逐步加深、美国依旧采取单边主义处理国际事务等八个方面。其根本原因在于非正义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生产力过剩而分配不均导致各种矛盾尖锐化，世界长时间被国际垄断资本家支配，核心国家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过度剥削，同时核心国家内部垄断资产阶级对其他阶级过度剥削。在世界体系中过度剥削而导致的被剥削者消极抵抗，表现形式为逆全球化行为，以及资本主义大国长期无担当道义精神并缺乏替代世界体系的能力。当今中国需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基础上，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制度建构，采取主动政策，在统治世界近500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衰亡的趋势下积极进取，构建公平、合理、高效、共享的新国际秩序。

［关键词］世界不确定性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6年以来，世界局势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如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叙利亚内战、土耳其经济危机等，特别是2018年之后，美俄关系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法国“黄背心”抗议活动爆发、国际股市泡沫化、土耳其入侵叙利亚、乌克兰问题影响美国政局、智利政治社会动荡、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的“北约已经脑死亡”等新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瓦解因素正在增长。正如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指出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始终充满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各区域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都充满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发展既有良好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这就需要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变化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科学认识机遇与挑战。

一、当今世界格局新变化的表现形式

1.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兴起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在全世界开拓市场、进行掠夺和剥削的过程，是欧洲资本主义变革的外溢，阶级剥削扩大为民族间的压迫。“随着全球化新浪潮的汹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在全球蔓延。资产阶级在剥削本国人民的同时，还将剥削的主要对象转向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大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1] 为了应对这种掠夺和剥削，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和地区必然进行抵制。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反抗活动，逆全球化就是这种反抗活动在当今时代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政治现象的出现，不仅威胁到这些国家的国内秩序，而且增加了各国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2] 本土主义情绪与反精英主义的相互作用，即政治右翼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导致了对英国脱欧的广泛支持。敌视移民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关键因素还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政治制度失去了中下层民众的信任。[3]

2.宗教崛起与恐怖主义出现新特征

“现代性制度的扩张，在这个世界上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相反趋向和影响，如宗教原教旨主义或反动的传统主义形式。”[4] 所谓宗教崛起是指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势力和影响力的增加增强。其显著特征是信教人口的增加和宗教政治化，代表性事件是1979年伊朗革命、东正教在俄罗斯地区的复兴、“9·11”事件、“伊斯兰国”的兴起等。宗教崛起必然伴随反世俗化，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崛起趋势，世俗化在一些国家受到质疑和反对，传统宗教势力在有的国家直接执政，而在有些国家则把极端方式作为政权基础。恐怖主义随之泛滥并出现新的特征，宗教极端主义以恐怖袭击的形式在世界各地产生强烈影响。无论在各种形式的恐怖袭击集中的中东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伊斯兰国”的出现和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世界体系的震荡。

3.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剥削压制持续加强，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边缘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被资本高度剥削而且丧失消费能力，贫富差距成为世界性问题，并且越来越严重。“1820年，世界上最富的五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相当于五个最穷国家的3倍。1950年，两者差距变为35倍;1970年——44倍;1992年——72倍。”[5] 沃勒斯坦认为，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对世界秩序的政治稳定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形”。[6] 国家间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别也在扩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未能持续提高，反而开始出现下降甚至破产，其人数也在减少，尤其是2008年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数量占比出现明显下降，而且这一趋势仍在不断加速，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不断被质疑。[7]

4.虚伪架构叙事被揭穿与“民主”危机

所谓“虚伪架构叙事”是指为达到特定目的而编纂与事实不符的话语叙事。比如，在西方霸权话语主导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诋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欧美新右派的崛起，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叙事逻辑——强调全球化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延伸到市场逻辑的必然性——也在无形中主导了全球化叙事。而新右派也借助这种叙事逻辑诋毁左翼政治。”[8]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9] 在社会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的事实面前，在社会问题不断加剧、与自由民主制度口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虚伪架构叙事的虚伪性不断在民众面前暴露出来，因此出现了欧洲极右翼势力和欧洲左翼势力等各种政治力量不约而同抨击现行“民主”体制，并积极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活动，例如2016年美国大选中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桑德斯的出现、欧洲各种激进党派不断攀升的得票率，共同证实这种趋势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国家内部出现分裂。

5.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

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逆全球化大潮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进入低潮的冲击，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生命力得到增强。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开放，保持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在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依然保持年均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低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对比，为政治上受挫、经济上陷入困顿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不同形式的调整改革，实现了稳定发展。总体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增加，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所回升，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特点，出现复兴态势，成为以追求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利用不平等国际秩序攫取超额利益的核心霸权主义国家有力的否定力量。

6.周期性西方金融危机

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18年10月世界股市出现波动，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因为生产过剩、购买力不足，大致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论断在21世纪依然有效。[10]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导致了发展停滞和倒退、恶性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和贫穷;即使资本主义经济每次都能够从危机中恢复，也无法摆脱再次发生危机的命运。“它只能暂时地和强制地摆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绝境，而它的强烈的破坏性却又成为下一个周期的新物质基础。危机的‘好转’给予周期循环以一个新的推动。所以它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另一周期的起点。”[11] 当经济在金融刺激下大规模增长和扩张的时候，虚假繁荣被误认为是真实繁荣，而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泡沫破裂造成的危害更深、影响更广，造成社会和世界的动荡，同时加速着世界体系的瓦解。当今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经常性失灵，被核心国家主导的这种体系有多大的公平性和权威性?或者只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进行金融剥夺和危机转移的工具?值得深入研究。

7.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逐步加深

以美国为例，正如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的，当今美国暴力犯罪居高不下，枪支泛滥导致枪击事件持续高发，警察滥用执法权力，种族仇恨犯罪创近年新高，低收入者的投票权受到更严苛的限制，毒品及成瘾性药物管控不力等现象出现。[12] 美国不但自身的人权纪录劣迹斑斑并持续恶化，而且犯罪、贩毒、失业、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不断恶化，表明其国内危机逐步加深。资本主义国内除了占社会极少数的资本家之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承受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而在受新自由主义严重影响的拉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精神、伦理和道德氛围糟透了。暴力成了经济竞争的一种手段、非法交易盛行、形形色色的黑手党活动猖獗、政府及私人企业行贿受贿多种多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生存奋斗的道路上充满艰险”。[13] 占领华尔街事件、欧洲不断的骚乱事件、恐怖主义袭击、民粹主义泛滥不已的局势，共同证明了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国内危机的严重性。

8.美国依旧采取单边主义处理国际事务

“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是大国战略的一种选择……极端地说，单边主义可能产生一个全球领导者，在国际事务中恃强凌弱，试图控制世界。”[14] 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顾世界和平发展要求与多极化趋势，多次制造借口挑起战争冲突。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制造贸易摩擦，对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加增关税，对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实施制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进行内战等，在国际上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入侵和制裁主权国家，漠视联合国和国际法。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所有行为都是在单边主义支配下做出的，造成恐怖主义盛行等形式的严重恶果至今仍未消除，甚至继续蔓延。当前建立在对世界秩序的破坏之上的“美国优先”口号，成为单边主义的新的表达形式。

二、当代世界格局出现动荡的原因分析

1.国际垄断资本家对利益的过度攫取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没有改变，因此结构性危机会持续惩戒这种体系，生产利益由于生产者与所有者的分离而必然减少。核心国家国际垄断资本家为了取得最大利益，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转嫁国内矛盾：其一，对外发动战争，不仅造成国内巨额军费开支，而且造成了他国政权崩溃;其二，在新自由主义旗号下释放过度印刷的美元，经济掠夺他国优质资源和财产，而造成他国经济崩溃，并且，这种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程度还在不断扩大。根据历史经验，国际垄断资本家会不断加大对外经济掠夺，以满足其对财富无休止的追求，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等级性的(而且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永恒要素。”[15] 由于贸易战，军事利益集团操纵下国家直接发动战争的激进形式可能性会不断上升。此外，在《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中，财富为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维护霸主地位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暴发户本性和军工复合体系提供了实现类似政策的物质能力和公众支持。[16] 。美国的防务开支也反映了军工复合体的政治力量。国防开支使得很多企业依赖于政府，并导致了新的企业诞生。1991年，冷战结束后，1200万美国人直接或间接依赖着美国的军费，几乎占美国劳动力总量的1/10。此后这些数字并没有显著变化。国会和总统一直认为军费开支对国家安全是非常必要的。他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防务合同商支持了很多智库以及所谓的爱国组织，它们掀起的政治宣传为公众创造了很多外敌，并肆意夸大敌人的威胁，这个外敌原来是苏联，冷战后变成中国，现在又转向了朝鲜、伊朗和宗教极端主义。整顿军备、前沿部署、好战言论，以及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持与这些敌对国家直接交火的国家，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使得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敌视态度自我强化。[17] “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无论在什么地方运行，资本主义的积累帮助的是北方，损害的是南方，南方成了这一过程的牺牲品。”[18]

2.新自由主义各种弊端的爆发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主流思想。在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放松市场管制的助推下，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势，客观上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但是，一方面，国际资本是由国际垄断资本家控制的，其动力来源于对资本增值的无限追求，一旦世界财富的增长无法满足国际垄断资本家对财富的追求，国际垄断资本就会压榨南方国家，采取放高利贷、做空他国经济、人为制造金融危机等手段进行财富掠夺。“事实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程度越高，由国际间财富差异所造成的世界分裂趋势就越发明显。”[19] 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个人主义，不断推进私有化，不断宣传物质享受为人的一切与最终追求，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家凭借其资本收益远远大于劳动收益，而社会总体财富增长率无法与资本家财富增长率同比上升，造成资本家对其他阶层的剥削力度加大，在社会中起稳定基石作用的中产阶级被逐渐空心化。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已经终结，其弊端已经充分显露，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上，扩大的贫富差距加剧了世界格局的动荡。

3.落后国家严峻的内外问题

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匮乏以及历史惯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滞后性使得这些国家产生了急迫改变其命运的强烈需求，因此，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上往往较为激进，但是“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到处看到市场失败，看到对政府进行全面干预的需求。新古典经济学家或者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哪里谈论竞争的市场，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就会在哪里发现寡头垄断和卡特尔”。[20] 因此在广大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寡头和卡特尔的不断出现，普遍存在经济寡头控制下各派势力冲突的连续性，政治经济问题暴力路径的解决往往为恐怖主义崛起以及为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Praetorian)政体和革命政体的循环埋下伏笔。在国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利用本国的金融优势、货币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21] 各种反全球化的浪潮说明边缘和半边缘发展中国家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在国内不稳定性和世界不确定性的影响下，落后国家注定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当今委内瑞拉的政治社会混乱就是例证。查韦斯政府执政后，实施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经验。但是其一直属于边缘国家，对外贸易依靠石油，实体经济空虚，本国治理能力低下，政权随着查韦斯下台克里斯马型合法性出现危机，马杜罗政府在近几年出现大规模动乱和严重通货膨胀，美国支持的瓜伊多反对派自称为总统，并获得一部分民众拥护支持。政治社会出现严重分裂和动荡。其个例表明，落后国家由于在世界体系的边缘，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更为脆弱，尤其在全球经济下行时期，相对于核心国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相对稳定的政局，边缘国家都具有此类普遍性特征。[22] 而由于全球化的趋势，被迫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逐步沦为负责提供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商品的经济附庸，被工业品倾销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被核心国家利用金融资本全面控制的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由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以及低工资产品的惯性和国民经济被核心国家资本家、跨国垄断资本家控制，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大力引进新自由主义思想，使寡头统治阶级中的主导集团完全脱离了本国人民[23]，最典型例子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智利，也在2019年被证明全面失败。而在无法摆脱贫困循环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贫穷和疾病之间的联系加剧了发展滞后的状况。[24]

4.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大众化洗脑

当今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然占主导地位，商品拜物教思想侵入社会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尤其是在社会中下层中，也逐步形成了一元化的价值追求，即生活水平、财富占有数量，而非精神道德追求，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全部价值和追求的唯一标准。而且在整个社会舆论对效率、市场、自由竞争的不可替代性的反复强调下，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人的本质被严重扭曲，成为普遍异化的人。以美国为例，“美国人民的热情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商业性的。在那个尚待开发的世界中，热衷于权力的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物而不是人”。[25] 虽然宗教对遏制资本主义拜物教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所有阶层所形成的市场等价交换原则适用于全社会的共识，导致政治、法律、外交、军事、教育、医疗等等一切事务都用经济利益来衡量，正如在172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6]

5.缺乏弘扬道义精神的大国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迄今已经历了一个500余年的漫长过程。最近100多年来，这个体系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断冲击。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掀起高潮，使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彻底崩溃。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苏联后来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先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经济后期停滞，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以至亡党亡国，对世界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对外坚持国际主义精神，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但是由于国力有限，还不能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结不公平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制止非人道的战争。即使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最大的半边缘国家，但是总体发展水平还落后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性。“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寻求替代资本主义的备选体系还没有成果。”[27]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为整个世界未来体系的构建提出方案，弘扬国际道义。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有责任和义务成为终结这种非正义体系的道义大国。

6.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封闭循环

“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绝不是由于被融入地区的主动而开始的。”[28] 近现代历史是资本主义实现全球统治的历史，他们依靠圈地运动、屠杀北美土著民族、黑奴贸易、殖民侵略战争等一系列非人道行为，建立了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代价是上亿被侵略民族人民被杀害和奴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苏联和一系列国家第一次冲击了非正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妄图剿灭新生苏维埃政权，但是被苏俄红军击溃。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传统欧洲核心国家受到重创和被压迫边缘国家的反抗，最初世界体系形式的核心国家直接统治和压迫剥削边缘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体系瓦解。但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又建立起来第二种形式统治世界的金融霸权，采取侵略控制他国国民经济的方式更加隐蔽地控制别国政权，在霸权主义的支配下肆意发动局部侵略战争。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建立在非正义战争之上的，在资本人格化的国际垄断资本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驱使下，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种是随着科技水平等因素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而产生巨大收益，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核心国家实现飞速发展，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压制到最低端产业链，同时接受核心国家淘汰的高污染低端的产业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二种结果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世界市场饱和产能严重过剩，出现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为了实现资本循环，核心国家尤其是军事工业金融财团为了实现资本循环和获得超额利润，利益集团迫使核心国家成为战争机器，核心国家要么相互战争，要么对边缘国家发动战争，战争的作用就是实现自己的霸权，或者掠夺资源同时消耗过剩产能。500余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在这两种结果中不断封闭循环。

三、当今中国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与贡献

1.批判和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三种现实力量

持续500余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贯彻始终的行为是核心国家对其他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侵略、剥削、控制和颠覆，因此非正义性是其本质特征。首先要明确其非正义性的本质，其次要认识到当今其出现三种强力的瓦解力量。由于其核心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过度剥削和对外过度干涉造成了本国金融资本和军工巨头干涉政治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因此第一种力量可以称为核心的分裂，特征一是核心国家中下层对金融垄断资本家和军工巨头的抵抗和批判，虽然往往变成民粹主义力量。特征二为核心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表现为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以及欧美之间各种矛盾分歧，沃勒斯坦也指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霸权国家的衰落会增加世界体系的不稳定性。[29] 第二种力量可以成为对核心的反抗，被核心国家严重剥削甚至控制、颠覆政权的国家，例如乌克兰、埃及、叙利亚、智利等国家，无一例外政权出现大规模动荡，边缘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否定，其中，中东恐怖主义泛滥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霸权主义对世俗政权的摧毁。因此在社会治理真空中泛滥的恐怖主义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力量，但是其本质是一种极其消极的力量，其充满反人类特质，需要全面抵制和透彻批判。第三种力量就是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对核心的批判，金砖四国、越南、印尼、土耳其等作为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用事实证明非西方模式国家崛起的可行性，非正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中国提倡的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新国际体系所冲击。

2.国内问题的解决是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前提

面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荡，中国首先应当保持定力，保持自身稳定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内部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外部问题的前提，如果内部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外部问题就会通过内部问题产生更大的破坏性。历史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利用各种方式激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问题，从而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和平演变、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支持港独暴徒闹事、造谣激化民族宗教问题，甚至立法支持分裂其他国家政权等都是其惯用的手段。因此，在有可能造成国家分裂的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等问题上，在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社会分配、司法公正等方面上，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些方面出现问题的危害性，在高度重视世界不确定性的同时，更加高度重视解决这些内部问题。解决内部问题，首先要立足国情。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较低，高精尖科学技术上短板明显，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次要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尤其是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健全完善司法体系，不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最后要注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认同问题，谨防国内外敌对势力用民族认同取代国家认同从而分裂国家的企图，调动国内国际一切积极舆论，与西方反华叙事针锋相对进行反叙事。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是非正义性，当今国际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要改变这种不平衡发展，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国际体系的文化是国家建构的，具有新观念的国家就可以分解替代旧的观念和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为了应对和解决这种不平衡发展造成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以共建、共享、共治的发展理念为基础，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否定。它“蕴含着传承千年的中国智慧，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30]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发起者，中国是持续动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力的反驳者，同时需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尤其是半边缘和边缘国家，扎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通过构建国家间命运共同体发展到构建区域性命运共同体，再发展到构建包含更多国家、更多居民的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用世界通用的价值理念和新的模式取代统治世界几百年的、冲突矛盾持续不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即严密等级的体系，核心国家向广大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经济掠夺的体系。具有良好历史传统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初具规模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正在建设的“中俄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与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证明，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前，“西方中心论”占据主流地位，“文明冲突论”不断被证实，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一直持续，各个国家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面临着各种考验。

及时发现和解决逆全球化中的挑战和风险。由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各个国家利益认同的碎片化主导下各种安全问题会影响所有国家和地区，逆全球化会影响整个世界发展的进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消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阻止逆全球化现象，营造和构建世界社会的政治安全环境，切实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精神动力，替代不平等、不均衡的由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主导的严密等级划分的世界体系，全球各个国家利益认同的碎片化需要有共同理念的整合，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创造财富的源泉实现公平、合理、高效、共享的分配，支配世界500余年的非正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逆全球化才可以在正确认识和新经济制度下被消解改变。

作者：胡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注释：

[1]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2]Stewart M. Patrick，“Global Uncertainty in an Age of ‘America First’”，June 28，2017，https://www.cfr.org/blog/global-uncertainty-age-america-first，July 26，2018.

[3]Evgeniia Iakhnis，Brian Rathbun，Jason Reifler，Thomas J. Scotto，“Populist referendum：Was ‘Brexit’ an expression of nativist and anti.elitist sentiment?”，Research and Politics，April-June，2018，pp.1-7.

[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

[5]〔英〕富尔彻著，张罗、陆赟译：《资本主义》，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6]Immanuel Wallerstein，“Global Possibilities in 1990-2025”，in Terence K.Hopkins，Immanuel Wallerstein，et al，The age of transition：trajectory of the world system 1945-2025，Leichhardt:Pluto Press Australia，1996，p.234.

[7]参见〔美〕大卫·赖特著，张海东译：《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8]林德山：《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现状思考》，《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2期。

[9]〔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陈剑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0]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时曾说过：“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95页。

[11]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72页。

[12]《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24/c_1122736180.htm。

[13]〔巴西〕多斯桑托斯著，郝名玮译：《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14]〔美〕凯格利著，夏维勇、阮淑俊译：《世界政治：走向新秩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96页。

[1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庞卓恒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16]〔美〕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定定、段啸林、赵洋译：《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

[17]〔美〕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定定、段啸林、赵洋译：《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

[18]〔英〕英格纳德·德赛著，汪澄清译：《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19]〔英〕富尔彻著，张罗、陆赟译：《资本主义》，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20]〔英〕英格纳德·德赛著，汪澄清译：《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页。

[21] 郭春生：《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化的拓展(1978~201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页。

[22]许峰：《关于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替代战略的思考》，《开放导报》2010年第3期。

[23]〔巴西〕多斯桑托斯著，郝名玮译：《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

[24]〔英〕海伍德著，白云真、罗文静译：《全球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

[25]M.Ostrogorsky，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Macmillan，1902，Vol.II.p.592.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7]〔英〕富尔彻著，张罗、陆赟译：《资本主义》，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28]〔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庞卓恒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29]Immanuel Wallerstein，“Global Possibilities in 1990-2025，”in Terence K. Hopkins，Immanuel Wallerstein，et al，The age of Transition：Trajectory of the World System 1945-2025，Leichhardt:Pluto Press Australia，1996，p.227.

[30]《习近平致力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十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篇)》，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1007/c1001-303263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