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形式、现实的抽象与象征秩序——从阿多诺到齐泽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摘要：在马克思所预言的“抽象成为统治”的时代特质下，阿多诺通过对价值形式和“现实的抽象”问题的强调，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延伸到同一性批判的维度，这构成了齐泽克介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入口。后者在“抽象”本身直接以对象性的方式直接呈现的背景下，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通过发展批判理论所强调的价值“形式规定性”，在象征秩序的范畴中重新探讨了被知识资本主义形式所深化的问题，从阿多诺“对象优先性”的理论空间中引申出“无产阶级化”的主体革命立场，将“对象优先性”所本处的消极位置逆转为彻底的进攻姿态，并诉诸具有革命潜能的“空洞的主体”。

关键词：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齐泽克;现实的抽象;价值形式

作者简介

黄玮杰：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法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哲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国外左派理论。

价值形式、现实的抽象与象征秩序

——从阿多诺到齐泽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经济结构与主体结构间的关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持续展开研究的问题式。在此语境下，实体、主体、客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维度。对此，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现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机制的阐发，回应了资本主义下“抽象成为统治”的时代特质。当代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精致化，加深了问题的复杂程度。马克思所指认的“现实的抽象”在当代格局下愈发成为社会构建的核心机制，并借助当代数字技术以及抽象化机构(如金融)，将“抽象”本身直接以对象性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通过发展批判理论所强调的价值“形式规定性”，在象征秩序批判的范式下，重新探讨了被知识资本主义形式所深化的问题，从阿多诺“对象优先性”的理论空间中引申出“无产阶级化”的主体革命立场。本文将试图通过阐释这段隐蔽的逻辑线索，探析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范式在当代西方左派问题域中的延伸。

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同一性批判

正如学界近年来所关注到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齐泽克通过挪用法兰克福学派边缘学者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系统阐发的“现实的抽象”概念，在新的阐释框架(象征秩序)下探讨价值形式的社会效应问题。不可否定的是，价值形式范畴构成了齐泽克介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的有效入口。然而，在此入口处，相比于索恩-雷特尔，齐泽克在逻辑实质上更多涉及与法兰克福学派巨擘阿多诺的互动，后者亦将索恩-雷特尔理论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资源。

马丁·杰伊(Martin Jay)曾断言，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无关[1]。事实并非如此，阿多诺实际上是将政治经济学要素放在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它区别于当下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在阿多诺看来，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既不关注社会借以管理其需求的方式，也不关注资本主义财富和生产的特殊形式。相反，在经济学家那里，经济规律变成了虚假的自然规律[2]118，而对社会学家而言社会仅仅是个人反应性行为的平均数[3]198。这两个学科都认识到社会斗争与财富分配的竞争关系相关，但它们却都没有仔细研究社会的生产方式，更没有意识到更深的斗争——阶级斗争。重要的是，阿多诺认为，社会斗争(竞争)只有在核心斗争占据整个生产方式的核心地位时才会发生，它是被决定的，竞争总是发生在剩余价值已然存在的领域[4]67。这一方法论构成了齐泽克阐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逻辑，即后者所谓的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视差。在《活在末世》中，齐泽克贯彻了阿多诺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中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逻辑。阿多诺认为，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在社会实体意义上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批判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生产与再生产”[4]141，这构成了齐泽克的论断“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关于当代社会结构的真实界硬核”[5]181-243的逻辑前提。齐泽克以拉康的概念(“真实”)重新划定了阿多诺所指出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双重空缺。

具体而言，阿多诺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颠倒为看似自我运转的经济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理性的对象化形式(即交换理性)借助自身内在动力不断地远离逻辑理性。结果，社会变成了独立的空间，它反过来不再可知[6]。阿多诺这种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洞见，恰恰是齐泽克以“实体—主体”辩证法的马克思理论的思想史背景，而齐泽克则间接地通过引述阿多诺的学生莱切尔特(Helmut Reichelt)的资本形式逻辑辩证分析[7]和阿多诺的同路人索恩-雷特尔的相关论述，引申出对于现实抽象出的“形式规定性”的内在对抗的强调。这种对于社会(价值形式)内在对抗的强调，正是阿多诺辩证法的核心。按照阿多诺辩证法的理解，社会形式是事物之错误状态的本体[3]11，批判理论拒绝“让事物如其所是”。换言之，批判理论力图对僵化的关系进行祛魅，使得这些关系背后的社会构建性变得清晰可见[3]159。在阿多诺的逻辑下，交换过程所构建的价值形式将自身强加于社会个体，因为它对社会个体而言具有某种优势。社会表象中呈现的是特定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隐藏在物化关系背后。在物化结构下，个人的“自我”(ego)已然消失，因为他们在此结构下是作为经济理性的人格化而再次出现，他们计算着经济量的变动，计算着经济得失，并在以货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中挣扎。这正是阿多诺和齐泽克“超我和本我之间短路”的现实前提。

在此经济结构所带来的“短路”环境下，阿多诺并不企图在被(物化结构)阉割主体(即后来齐泽克意义上的“$”(被划杠的主体))身上寻求革命的可能性。这一点显然与坚持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异，而这一思路恰恰构成齐泽克反“主体重新占有(re-appropriate)丢失的客体辩证法”的逻辑。在辩证法方面，齐泽克实际上掩藏着自身理论背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底色，而他在此底色中主张的无疑是阿多诺的“对象的优先性”的逻辑[8]。从政治经济学到“对象的优先性”，阿多诺所作的逻辑转化依托于经济范畴与概念范畴的相关性分析，并最终将其统统纳入到“同一性—非同一性”辩证法领域。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所有概念都与非—概念性息息相关”[3]11。

这种辩证张力同样体现在经济领域。经济概念上的利润蕴含着它自身的反面，它蕴含着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后者是经济力量中被掩盖了的前提。阿多诺赞同马克思的一点是，资本神秘性根源于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阿多诺所要强调的正是这种形式本身的重要性，这也构成了齐泽克后来搭建商品形式与象征形式之间的同构分析的基础。虽然齐泽克反复阐发的是索恩-雷特尔的分析，但后者的逻辑并未涉及形式—概念之对抗性本质。阿多诺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概念的帮助下为非—概念打开了空间，却没有将非—概念还原为概念[3]65。相反，它在经济概念内部对经济概念进行探索，从而消除了概念的自给自足性，剥去了我们的眼罩……概念与非—概念整体紧密结合[3]12。

因此，对阿多诺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经济“自然性”的批判。经济“自然性”是一种社会化的自然性，它以看似独立的经济力量，通过自然—经济力的形式构建了现实生活关系。对于颠倒的、以自为的经济之物的形式存在的世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拒斥不变的“科学教条”，后者将具有历史能动性的经济性自然视为依靠自身内在规律发展的实体。相反，批判理论力图在事物所处的环境中识别事物本身，“甚至不惜到最后否定它的整个运动领域”[3]197, 407。这种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是阿多诺构建否定辩证法的基础。阿多诺辩证法的否定性特质在于，它认为现实的生活关系以经济对象的形式构建自身，而辩证法则旨在祛除(经济)价值的超感世界所带来的魔障。所有同一性都是可疑的，因此辩证法拒绝将被物化的(经济)事物同一化[3]145。

实际上，这种从物化结构同一性中探寻非同一性要素的辩证法，这种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辩证法，正是齐泽克所要揭示的“象征—真实”辩证关系。在物化中呈现的是作为经济事物与其价格之间关系的社会，这一表象恰恰是真实的。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可感而超感”的商品概念意味着，辩证性内在矛盾之解决恰恰蕴含于矛盾本身之中。商品拜物教并未歪曲“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相反，商品拜物教就是“现实”社会关系本身，后者以资本的形式出现，而资本在此则是社会的自为主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洞见被阿多诺放置在同一性概念范畴的批判理论视域中，从而勾连了社会实体与个人主体。齐泽克则将此阿多诺开辟的空间进一步精神分析化，整个同一性网络都被置于“象征秩序”的语境中，后者不过是物化结构抽空“自我”的逻辑的再表达罢了。在此语境下，齐泽克所主张的依然是阿多诺“同一性内爆”所带来的革命潜能。不过，阿多诺的反同一性逻辑背后尤具有马克思的现实历史张力，即强调经济力量的独立运动构建了现存社会再生产关系的“客观必然性”。在此“必然性”的统治下，“我们所创造的一切将可能反过来埋葬我们”[2]55。相反，在齐泽克那里，同一性体系的结构性不一致被颠倒为最基本的规律，而非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呈现，历史规律性由此被他以结构规律性所替代。

尽管齐泽克在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讨论时将阿多诺和索恩-雷特尔所强调的价值形式的“形式规定性”作为整个理论的起点，但是“形式规定性”背后的历史张力却被他完全阉割掉了，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不过是他佐证象征结构内在爆破的工具。可以说，齐泽克实际上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再现了阿多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从而以当代激进理论对于偶然性断裂的主张塑造了“回归阿多诺”的口号：

“我们应该接受阿多诺所谓的‘对象的优势’：对于人类而言，摆脱主人统治的方式并不是去成为统治自然的集体性主人，而是要意识到主人不过是个冒牌顶替者而已。”[5]243

二、从“现实的抽象”到“真实的抽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阿多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归宿——同一性批判——被齐泽克直接作为前提，后者由此展开了对于资本象征秩序的结构性分析，并指认其瓦解规律。必须指出的是，在深层机制上，齐泽克基于阿多诺和索恩-雷特尔对于“现实的抽象”的分析，试图揭示“现实的抽象”(作为“象征”)背后的“真实”，从而延伸阿多诺的批判张力。

在阿多诺看来，交换价值仅仅是一种意识结构，然而它却取代了使用价值决定着人们的需求[9]。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交换价值的这一特质是真实而必要的幻觉。这种幻觉关键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规律是假借人类之手完成的自然过程，它的有效性来源于生产关系的形式[2]11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将“形式”等同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症候”，他看到了阿多诺所指出的形式之同一性背后所蕴含的压制和斗争。不过，齐泽克更为强调的，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抽象出的等价性框架(并转入认识论维度)，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通过参考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释了价值规律的社会建构性。用阿多诺的话说，被交换统治的社会蕴含了一种无质料的抽象元素[4]31,80，它展现了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社会特质，即一种时间上抽象的普遍通约性。阿多诺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时间被本体论化了”[3]331，社会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交换中的价值有效性都是不可见的。因此，它们是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

然而，价值的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却可以通过货币形式而变得可见。具体的劳动时间是否能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在交换之后才能得知，且只有成为社会必要的，它才具有价值有效性。这一点也是齐泽克谈论必然性作为回溯性的产物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价值作为主体只有在回溯性的“述行”中才能呈现。在此语境下，阿多诺指出，资本主义将一切都抽象为(抽象)时间，万物由此被夷平为同质之物。所以，交换过程的抽象“并不是社会学家头脑中的抽象，而是社会本身的抽象”[4]32，这种抽象统治了现实。进一步，阿多诺将批判逻辑一直延伸到对于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劳动时间表现为财富的某种抽象形式，表现为可获利的积累形式，表现为钱生(更多的)钱的形式。于是，一切不可转化为利润的东西都将被埋葬。对此，我们不可被货币主体的炫目表象所迷惑，而应该否定这种表象[10]。这种表象的秘密在于，工人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与其生活再生产需求之间的差额[11]73。换言之，能生钱的等价交换的神秘特质的秘密在于，它将劳动力商品转化为创造更多劳动的剩余价值。阿多诺所看重的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等价交换之神秘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等价交换关系奠基于阶级对抗关系，然而这种对抗性本质却在经济表象中消逝了[12]。“阶级斗争”恰恰是阿多诺价值形式同一性批判理论的最终旨向。在此层面，齐泽克无疑继承了阿多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以下观点：

“社会并不是通过避免矛盾，而是通过利用矛盾而维持自身”[3]320。

齐泽克将这种阶级斗争作为社会“非同一性”症候的构建性特质。正如阿多诺所指称的，社会运动并非仅仅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斗争，社会恰恰也通过斗争而维持自身[3]311。因此，阶级斗争是一个错误的社会的客观必然性。阶级斗争是一个完全否定性的范畴，它属于一个错误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整体是错误的”[11]50。同样，齐泽克亦认为，阶级斗争不是一个实证性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个客观社会现实的实体性构成部分[5]181-243。不同的是，齐泽克通过引介精神分析将非同一性要素演化为作为幻象的现实背后的“真实”(the Real)：阶级斗争指称着社会客观性的界限，正是在此界限上，主体性投入共同决定了什么东西作为社会现实出现[5]181-243。

基于这一前提，必须指出，“real abstraction”概念在齐泽克这里的内涵已然不同于索恩-雷特尔和阿多诺的意指。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下，“real”概念所要强调的是价值抽象的发生层面，即“现实”层面，“现实抽象”构成了“思维抽象”的基础。齐泽克在承认索恩-雷特尔的基本思路的前提下，将“real”(现实)概念对接上了拉康精神分析维度的“real”(真实)概念，从而把由商品交换所建构的同一性框架阐释为被压抑在现实幻象之下的“真实界”。于是，阿多诺对“现实抽象”的批判在齐泽克这里过渡为对“真实抽象”的阐发，这也是齐泽克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分析化的必要步骤。

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想象性的历史描述，亦不是关注存在(社会现实)领域的实证历史科学，而是关于历史“真实”的科学，同时也是对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真实界的科学)的批判[5]181-243。在此基础上，齐泽克主张，复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共产主义政治学的要务[5]181-243。因为在当下左派语境中，对“资本逻辑”的“真实界硬核”的揭示恰恰是当今文化研究所缺失的，这种缺失不仅是在内容层次上，而且也是在形式层次上体现为“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与“历史性”(historicity)[5]181-243，后者正是齐泽克所要抓住的马克思的“症候”概念。通过将“症候性”对接上社会的“形式性”，齐泽克重新激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含的历史张力，进而把这种历史性视野中所夹带的社会批判潜能赋予主体，这一思路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但却从另一条路径上延伸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将精神分析改造成彻底的批判理论的主旨。换句话说，如果把价值形式比作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象征秩序，那么作为价值形式形成机制的“抽象”则是象征秩序之外的“真实”。在齐泽克看来，“抽象”作为建构象征秩序的框架，恰恰是资本逻辑的“真实”所在。不同于阿多诺的纯粹否定性路径，齐泽克以精致的观念建构论的方式，提出颠覆“真实”性框架本身的主张。

有趣的是，从这一逻辑出发，齐泽克进一步将阿多诺价值同一性批判逻辑运用到对当下认知资本主义的判断上，从而得出了区别于奈格里和哈特的理论视角。以下我们来具体分析。

三、价值形式下“一般智力”：一种反思认知资本主义的视角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齐泽克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尤其是阿多诺所强调的价值形式同一性压制机制纳入到精神分析象征结构的无意识分析之中。由于无意识恰恰具有“语言一般的结构”，而其运作的区间亦在“行”而非“知”。因此，齐泽克实际上是将阿多诺所意谓的经济范畴“形式规定性”延伸为象征行为的一般结构性规律。他所寻求的是经济范畴形式作为象征结构的内在破裂的必然潜能。于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形式”以及“症候”(二者在齐泽克象征结构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承担着相同的概念职能)概念环节作为阿多诺“价值形式同一性”(在主客体关系层面)的拓展成为了齐泽克“复兴政治经济学批判”要旨的关键。以此为基点，齐泽克就当下由“非物质劳动”、“认知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政治经济学上的讨论，从而试图回答在所谓“后工业”时代打破资本主义的有效契机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从齐泽克对于奈格里等人理论的批判为起点，考察齐泽克如何将阿多诺非同一的“对象优势”激活为复兴共产主义事业的关键。

在齐泽克的语境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呈现为政治(阶级斗争)和经济(资本逻辑、价值形式)的视差关系研究，它旨在以结构辩证法的方式揭示阶级斗争在经济运动中的回溯性的、非实体性的构建功能，即指出阶级斗争之“真实”在整个资本逻辑象征秩序下的“症候”性作用。站在这个立场上，奈格里和哈特的理论路线被齐泽克指认为以政治为基点的过于乐观的革命方案[13]46-58。齐泽克认为，奈格里和哈特的基本理论操作是将“民主”确证为当下所有解放运动的共同特征。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民主作为某种内在目的(telos)内嵌于当下斗争中。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下“大众”的崛起，民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过，今日的民主依然受制于“一”(国家权力)的形式，这一状况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终将消除：当大众最终得以统治自身，“绝对民主”也就变得可能了[14]340。按照他们是思路，马克思所谓的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而马克思的局限性在于他对于生产、劳动的理解受时代的局限仅仅停留于中心化、等级组织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工业劳动层次。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受制于中心化的计划机构。

奈格里和哈特指出，这种状况在今天发生了变化。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兴起并占据霸权地位，社会结构的革命性颠覆获得了“客观的可能性”。“非物质劳动”在此主要指知识(象征)劳动和情感劳动。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当下非物质劳动所扮演的霸权角色恰恰就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工业劳动生产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境遇下，大众生产的不仅是货品和服务，而且还是合作、沟通、生活方式等社会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14]339。这种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公共”(common)品的出现：共享的知识和交流合作形式等等。它们不再局限于私有财产的形式，从而为“绝对民主”打开了空间。这是因为，非物质生产所生产的不仅是物质对象，而且是新的社会(主体间)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奈格里和哈特认为非物质生产隶属于生命政治的范畴，因为它生产的就是社会生活(social life)本身。实际上，马克思已经强调了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之间的紧密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在此进一步认为，在当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生产本身变成了生产的直接目的。非物质劳动的新形式为经济领域的自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劳动自身就包含了新型的合作关系[14]336。由于社会关系(政治)恰恰是生产者劳动的成果，经济生产直接变成了政治的生产——生产者的非物质劳动直接生发出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而无需民主代议制的中介。

齐泽克认为，奈格里和哈特的逻辑的问题在于，他们忽略了“形式性”。在此，齐泽克恰恰延续了阿多诺对于形式同一性强制的讨论和批判[13]46-58。于是，他们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去区域化”(deterritorializing)力量和大众反对资本权力(“一”)的斗争之间摇摆[13]46-58。在他们看来，金融资本蕴含着通往未来组织形式的潜能，当下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将带来大众的统治。对此，齐泽克指出，奈格里和哈特所犯的错误和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的马克思是一致的[13]46-58：他们所谓的“大众的纯粹自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幻象，即资本可以不受其内在障碍的限制而自由地进行自我革命(self-revolutionizing)的永恒运动。

相反，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形式”(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恰恰是资本的自我驱动(self-propelling)运动的必要框架—条件。正是由于奈格里和哈特缺乏对资本“形式规定性”的关注，他们在革命观上陷入了“弥赛亚主义”，认为非物质劳动的主体只要在某一刻作出决定，将已经存在的公共形式转化为名义上的共产主义，革命性的事件就会诞生[13]46-58。所以，他们在理论无疑在(革命)推论上“跳跃得太快”[13]46-58。资本的价值形式规定性的客观(存在)规律性作为内在僵局—不可能性恰恰是资本得以维持自身的动力，这一点是奈格里和哈特所忽略的。在齐泽克看来，奈格里和哈特的问题正是当代左派的通病，他们都错误理解了列宁关于“夺取权力”的观点。“夺取权力”并不是在接受权力结构的形式框架前提下，仅仅用一个权力承担者替换另一个权力承担者，而是改变整个权力结构形式——这一点是齐泽克从阿多诺批判理论逻辑中所继承的遗产。正如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指出：

“批判思想的目标不是把客体置于曾被主体占据的孤单的王位上。在那个王位上，对象只不过是一个偶像。批判思想的目标是废除等级制。”[3]181

在意识形态的维度上，奈格里和哈特的逻辑与“后现代”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后者(恰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指出的)在悬置社会“形式规定性”的前提下，吹捧主体和主体间的价值多元。而在批判理论的逻辑下，齐泽克站在了这种“后现代”政治的反面，把打碎“形式”本身作为当下激进理论的最终旨向。他认为，资本逻辑下的价值形式规定性构建了这一意义上的“无世界性”(worldless)体验。在此空间体验中，只有“无意义”的暴力才是真实革命的基础。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席卷了全世界，但它所带来的是“无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框架——通过资本逻辑的形式同一性暴力，资本主义以社会经济秩序瓦解了意义空间。在此基础上，资本得以适应任何文明(意义空间)。因此，齐泽克认为，全球化恰恰建立在无意义的(象征)层次，它所依赖的是全球化价值形式同一化(真实)机制[13]46-58。于是，在此后现代意义上“宏大叙事”丧失的状况下，全球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质询”的禁令不再要求人们为了某个更高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相反，它要求人们“去享乐”。这一点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指认的“超我-本我”短路的机制的现实基础，资本在自己所制造的“无意义”空间中只能依赖于“无意义”的纯粹享乐形式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这个维度沟通了资本现实运动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双重空间。

总体而言，阿多诺抓住了价值形式抽象性所带来的同一性暴力，从否定性辩证法视角引出“非同一性”的抵抗姿态。在此范式下，齐泽克在价值形式和象征秩序之间作了对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域进一步转移到形式与主体间的对抗关系问题上。基于这个逻辑，齐泽克认为，资本的“形式规定性”维度被奈格里和哈特理论忽略了。他们由此陷入了“历史进化论”，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去区域化”特质具有革命性的潜能。于是，他们实质上复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教条：资本主义已经生成了通往未来社会新形式的条件，它不断地生成着新的“大众”，后者构成了新社会诞生的条件。齐泽克认为，马克思恰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动力来源于自身的内在障碍和对抗，而这种内在障碍和对抗(作为生产力充分发展的不可能性的条件)也正是资本维持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在此语境下，齐泽克引入了拉康对于剩余快感和剩余价值的互释，剩余价值结构分享这剩余快感的运行规律。于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此变成了精神分析的问题，二者的共同指认了“剩余”要素赋予整个体系的动力机制。

然而，当齐泽克否认“清除内在障碍”的合法性时，他所做的并不是以“历史终结论”的姿态维护整个体系的运行动力机制，亦非要为维护生产力持续上涨而牺牲体制变革之可能(“唯生产力主义”)。相反，他恰恰是站在阿多诺的角度主张结构性不一致/障碍(“非同一性”)的自我内在爆破，反对外在“主体对于客体的强行吞噬”[5]181-243。当然，“内在爆破”对齐泽克而言已非“寂静主义”(quietism)的消极策略，而是内在不一致结构下的“非部分的部分”的主体性爆发，后者是体系所必然存在的裂缝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一方面，齐泽克承认阿多诺“对象优先性”理念对于共产主义方向构思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要将“对象优先性”所本处的消极位置逆转为彻底的进攻姿态，即依赖于精神分析理论把去—象征欲望的驱力与抵抗主体化的主体结合起来，提出具有攻击性暴力的“空洞的主体”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参见：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Theodor W. Adorno, Lectures on History and Freedom, trans. R. Livingstone, ed. R. Tiedeman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3]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A. B. Asth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4] Theodor W.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trans. E. Jephcott, ed. C. Goedd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5] Slavoj Ziz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0.

[6] Theodor W. Adorno, “Introduction”, trans. G. Adey and D. Frisby, in T. Adorno, H. Albert, R. Darendorf, J. Habermas, J. Pilot and K. Popper,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1976, p. 15.

[7] 参见：[斯]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8] Slavoj Zizek,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2, p. 258.

[9] Theodor W. Adorno,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rans. G. Adey and D. Frisby, in T. Adorno, H. Albert, R. Darendorf, J. Habermas, J. Pilot and K. Popper,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p. 80.

[10] Theodor W. Adorno, Drei Studien zu Hegel,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Frankfurt: Suhrkamp, p. 203.

[11] Theodor W.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trans. E. Jephcott. London: Verso.

[12] Theodor W.Adorno, “Seminar Mitschrift von 1962”, Appendix to Backhaus H. G., Dialektik der Wertform, Freiburg: Ça Ira, 2005, pp. 501-513.

[13] Slavoj Zizek, Multitude, Surplus, and Envy,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19, Number 1, 2007.

[14] Micheal Har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Pengui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