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新古典主义批判（下）

 

　　愿君多采撷

——题引

 

 

【阅读提示】此为《保卫资本论》（2017修订版）第九章，——首版（2014）该章附有一个副标题“康德主义路线之一·立的基础”。肇因康德主义，现有经济学始终陷于体系之分裂，其状况可谓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大体说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可用6句话概括：无“母”无“体”；皆“子”皆“用”；以“母”设假；以“子”设用；以“子”假设；以“用”结论。前两句是三段论推理之大前提，中间两句是三段论推理之小前提，后两句则是三段论推理的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文《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其创造性转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然则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基础势必包括本土化规定之学术研究，尤其本体论批判路径的原创研究，其理论构造乃是着眼于方法论建设之要求，亦必然引出中华典籍经典性与当下性之探究问题，从而涉及有关国学马克思主义之“深思”。可喜的是，时代驱行，时轮回转，2018年以降悄然开启的“抗美”时代是再造了历史上的“中西关系状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文化架构彻底击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其整体预示了中国经济学建构之文明基础和理论基础，我们需要于其中寻觅本真的方法论机理（亦可进一步参阅拙文《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2期）。

 

 

(本文转自《保卫<资本论>》修订版P214-236)

 理论的“繁荣之路”

 

李嘉图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信一场风波过后，一切总要趋归于宁静，这归功于知识论这门绝好的科学。于是，他们越来越宁愿相信它实际是唯一的一种科学门类。

 

（一）

立在理性底座之上的资产阶级解释设施，是外化的、显明了的资产阶级的理解——以知识和概念工作构筑而成的体系。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此外，这一切东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它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愣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其中李嘉图有关价值本身的分析，马克思指责它是一种“工作假设”，是缺乏阶级关系内容的不当的社会抽象，实质是资产阶级知识论工作范畴。这是马克思关于李嘉图及其学派的最为激烈，从而也是最直接性的批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98-99页】

这种假设推理塑造出认识铁律：“通过假设使历史自然过程显现化，把单纯的经济事实从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处于变化过程的机体中分立出来，而确立了原因和结果、前提和结论的关系，经济学家得以用科学家的身份出现。这样，他就提出了一定的有关经济社会的抽象图式；只是基于这个实在而具体的科学建筑，后来的经济学才得以又加上了‘人’自身的、‘历史的’以及起源学上的一些新的和更概括的抽象（经济人），正是这种抽象才被看成是‘真正的’经济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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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的米塞斯有了更为绝顶聪明的讲法：

行动理论能够可想象地根据这样一种假设来构建：人缺乏借助于符合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或者根据这样一种假设来构建：人——永生与永远年轻的人——对时间的流逝漠不关心，从而在他们的行动中不考虑这一点。能够可想象地把理论的公理装在如此普遍的条件之中，以至于包括了这些和所有其它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想象，按照逻辑学或建立在公理之上的科学……的模式来形成的人类行为学体系。【注：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14页】 

（二）

对新古典而言，研究对象实践只能构造为“理性假设＋物象化结构”的解释设施，从而，存在者只能构造为理性人的“实践形式”。数学手段的使用则在于保证社会运动规律在逻辑性上严格符合物质运动规律的构造。这是解释结构上的一种严格拟制，克服了米塞斯果断而惊人的愚蠢说教所带来的认识偏执：“现代经济学不从商人的行动出发，而从消费者的行动出发，这就是说，从每个人的行动出发。按它的观点，因此——也正在此是它与古典经济学‘客观主义’相对立的‘主观主义’，同时，与旧学派的规范立场相对立的‘客观性’——经济化的个人方面的行动既不是正确的，又不是不正确的。”【注：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92页】

据此，马歇尔能够将目标锁定在：（1）“将斯密的模型发展为数理化的科学；（2）“试图挽救李嘉图经济学”。【注：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第205-207页】

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所以他不惮于这么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因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物质资源所形成的，任何其它影响，除了他的宗教理想的影响以外，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因为一个人心情最好的时候，他的思想中大部分时间总是充满了关于谋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里，他的性格就由于他在工作中运用他的才能的方式、他的工作所引起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与他的同事、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形成起来了。”【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23页】

马歇尔的基础正是这一句话：“令人开心的是，价值规律没有什么留待当今和以后的作者们来整理的了，关于这个学科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了。”但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写道：“整个交换理论以及经济学的首要问题的基本原理就在于这一命题——当交换完成后，任何两个商品的交换率都是可供消费的产品量最后效用比率的倒数。”足以显见，“杰文斯的经济学看起来像化学的波义耳定律。他的目标是用数学揭示效用和价值经济学的‘机制’。”“杰文斯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于边际效用原理数学化和图形化的论证。他的目的是发动一场有意识的革命：颠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权威的有害影响’。”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李嘉图在一封给马尔萨斯的信中写道：“政治经济学，你认为是要追问财富的本质与源泉[亚当·斯密的观点]；我认为它应该是对一些规则和规律的追问，这些定律决定工业产品在共同生产它的各阶段之间的分配。”同时，“在为人熟知的‘方法之战’中，门格尔的目标是要说明，不应该因为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错误理论（劳动价值论）就简单地拒绝经济学的真理。”为了试图说服古典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相信普遍的、科学的经济规律确实是存在的”，为此，“门格尔的目标是要用一个全新的理论方法取代古典模型。”【注：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第104、180、198页】

关于这个学科的理论基础似乎确实已经很完善了。古典主义全面揭露了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由于李嘉图的卓越工作，资产阶级体系蕴藏的革命性倾向进一步增强，甚至可以说可能一触即发。这引起资产阶级理论集团的集体恐慌。“变革运动”不可避免地开始运作。实际上，只有两种做法可以帮助资产阶级脱离险地、摆脱尴尬。一种是必须证明原有的概念体系确实能够扩展和具体化，以对付不断涌现的新论断和不断增添新的历史证据；一种是表明当前被定义为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在事实上具有了更为明确的结构，而原有概念只要是“适当的”，则必须加以修订以适应这样一个结构。在前一种情况下，经济学体系不可避免地要改订，修订工作可能是带有全局性的，以便原有概念结构有选择性地被吸纳；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有概念结构本身要被修正，甚至很多内容要被否定，因为这些内容和当前所接受的理论不一致。真正意义的科学物象学由兹起步，得以全面展开。在资产阶级为什么需要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上，拉法格不无尖锐地指出：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自己发展的初期还没有把整个资产阶级群众改变成寄生者时，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还能公正无私地研究经济现象和探求生产的一般规律；但是自机器和蒸汽力助雇佣劳动创造财富之时起，经济学家就只限于搜集对商业投机和证券投机有利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而不再去作综合或分类，以便从中得出理论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对于有产阶级的统治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再作科学的研究，而向社会主义挥拳攻击；他们甚至想推翻李嘉图的价值论，因为社会主义的批判占有了这种理论。【注：《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33页】

于是抽象到具体，本质向现象进军具有了革命的内涵，已不单单是理性为发现必然法则而预先拟订的计划：“理性只洞察它自己根据自己的规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以自己按照不变的规律进行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必须不让自己仿佛是被自然独自用襻带牵着走。”相反通过这个法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知识论有多么虚假，让人们一眼就会看穿它的局限性。“它是对理性的一种敦请，要求它重新接过它的所有工作中最困难的工作，即自我认识的工作，并任命一个法庭，这个法庭将在其合法要求方面保障理性，但与此相反，对于一切无根据的非法要求，则能够不是通过权势压人的命令，而是按照理性永恒的和不变的法则来处理之；而这个法庭就是纯粹理性的批判本身。”【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5-13页】

但是，与康德将其作为“成熟的判断力”不同，马克思只极其轻蔑地斥之为：“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25页】

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做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99页】

   

（三）

理论繁荣之路束缚于物质运动规律，也唯此才可承认：“物理法则或‘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都始终有效；因为物理世界始终受着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之内不变的物质统一体的支配。”【注：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 5】

所谓理性经济人，就理性为经济活动中个人立法。由于具有这个科学外衣的保护，在“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之后，资产阶级希图再造“理性的社会”。其依靠了货币的无知之幕而得以成行。广松涉进行了工作辩解：

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物，存在于劳动主体作为常人而起作用当中。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物，有用劳动的主体作为抽象劳动的主体，正是以与言语交流相同的二重的二肢构造（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别对应地相互关联加起来便是四肢的构造）而存在……乍看似乎在自然存在性之中的使用价值以及有用劳动也社会化了，而且这个被物象化而出现的人们的行为——恰如人们根据语法规则来使用语言，并且只有那样才能使语言规则存在下去一样——被历史地、社会地制约，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够在维持自己的同时，将商品世界作为商品世界不断地进行再生产。最能直接地体现这之间情形的是作为一般等价价值形态的货币的成立场面……货币不单单是用在（上手），也不是由各个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而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不是由各个主体与客体的主、客关系的代数和生产出来的东西，那是……马克思通过将之定位在上述四肢性构造关联中才能从哲学上弄清的、自然地被物象化的社会的共同活动相关的、本源的主体际间的形象。（就是说）马克思在其有名的价值形态论中，对……四肢构造联系，即以使用价值物作为价值物，以具体的人格作为抽象的人格，两者在二重的二肢性中相互作用的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价值形态的辩证关联构造，进行过具体的叙述分析。特别是关于作为一般等价机制形态、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成立过程与本体构造的马克思的学说，包含了与语言的成立过程、语言交流的本体构造直接类似的论点，在对等待劳动力市场成立的资本全过程的分析、市场价格成立的场面进行构造定位时，可以具体地看清世界历史的构造。【注：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49页】

对于这种在劳动二重性和物象二重性之间寻求沟通和分析的贯通性，并鼓吹物象论上的知识构图的工作，阿尔都塞极为敏锐地提出了批评性意见：

马克思从不认为货币的本质（一种社会关系）将能破坏货币的外表和存在形式；因为货币和现存生产方式是同等必要的东西，而货币的外表就是货币本身。目前正时髦的所谓“物化论”，其基本论点是认为关于资本拜物教的理论是马克思青年时代作品中的，特别是《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的翻版。在这部手稿中，人的本质的客体化被作为人类恢复人的本质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而得到肯定。在客体化的全部过程中，人只是以对象的形式而存在，人就在对象形式中遇到以异己的和非人的本质充当外表的人的本质。这种“客体化”不能叫做“物化”，尽管它可被叫做非人化……在资本中，唯一以物的形式（一块金属）出现的社会关系是货币。但是，把货币当作物来看待（也就是说，在货币中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不符合该物的现实。人和货币直接发生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他碰到一件普通的物，而是意味着他有权或无权支配物和人。物化论的意识形态处处把人的关系当作“物”，它根据货币是物这个样板去思考全部社会关系，从而把社会关系混同于“物”的范畴（这个范畴同马克思是最不相干的）。【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226页】

 

（四）

作为外化的知识概念体系，从叙述到操作的虚假理论繁荣之路总是相反地表现为一种“科学保护层”。其结局则是不可避免导致知识和理解目标的互为条件的概念混淆以及双重性的束缚。至于资源配置，这位科学先生靠的乃是二位一体的逻辑操作主义与科学描述主义。这其实是要求由数学家来百分百地进行经济叙述。

“操作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一个问题有意义仅当存在一组对之可提供明确回答的操作。相应地，一个概念或术语，如果它能由一组具体的操作来刻画，那么它就是操作地有意义，因而概念或术语的意义就由那组操作来定义。”例如，供求曲线所关注者唯一地乃是“操作地有意义的定理的推导”。据此，“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的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按照科学理论的描述主义观点，“科学实际上是能够提供解释的，但是这种解释是独立于有关的科学理论的认知内容的；科学解释无非是由方便的或其它实用的考虑所促使的关于经验证据的重新描述。”【注：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67-68页】

同义反复和逻辑自恰是构成这种理性游戏实践过程的全部工作规定。可见，资源优化和配置最优仅仅是操作上有意义的“一个框”，是其中的“若干步骤”和内容仿真上的“一些程序”。没有概念的运动范畴根本是要否定掉关系的存在，否定价值范畴。请想想看生产函数是如何运动的？并且，生产函数的实体又在哪里？最后能提供出来只可能是一些在主观上早已备好了的“知识应答”。即这些新古典知识是要我们相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三种资料：（1）指导选择行动的一个优先顺序；（2）关于‘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的知识；（3）现有资源数量的知识。给定那三种资料，选择问题是可解的。”【注：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3页】

描述是随着经验数据亦步亦趋的，因而总归需要逻辑地操作。霍奇逊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源配置理论同时具有的反新古典体系功效：“瓦尔拉斯模型描绘了一个集权体系”；即是说，“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必须要收集、处理和传达数不胜数的信息。所有与价格的形成有关的信息，拍卖者都必须掌握。一句话，必须将知识集中起来。很明显，这违背了市场体系的精神……瓦尔拉斯的‘市场’模型臆想出一个极权主义、压制型的集权国家的思想，而不是一个自由市场体系，尽管通常所说的与此相反。”【注：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9-40页】

言下之意，面对新古典所提供的“价格”，市场体系和计划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工作差异。其表明物象方式的经济实质与历史发展规定毫无瓜葛，它不是对于生产关系运动的任何引导，相反是意味着某种抽象关系的彻底实现。

就此而论，“配置”难道不意味着市场或计划的同时实现吗？这要算得上是人类的最后的理性。兰格据此工具理性提出“计算机市场经济”的反驳性意见。他认为，仅就“操作”而论：

计算机无疑有速率大得多的优点。市场是繁琐而动作迟缓的伺服机构。它的叠代过程操作起来有很大时滞和震荡，并且可能完全不收敛……在这个问题上，电子计算机有不容挑战的优越性。它的工作速率极快，在实际经济过程中不产生波动，而它的结构本身保证叠代的收敛性。

为此，兰格吁请社会主义工作者不要因噎废食，甚至可以接纳资产阶级的这种文明工具，考察其可资利用的“优点”，实际运用于社会主义分配工作。他进行了工作鼓动：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作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很知道社会主义经济中有价格制度的必要性。所以，要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和没有提供答案未免太言过其实了。真正的事实是他们看到了问题而只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解决问题，因而受到古典理论的一切限制。但是应当提出，在意大利由于帕累托的影响，社会主义作者们在这个领域内先进得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现代观点之间的区别因而只是所用技术的区别。只有现代边际分析方法提供的技术使我们能满意地解决问题。米塞斯教授的挑战又一个大功劳，诱导社会主义者们寻找更满意的问题答案，并且只是在这个挑战以后，他们中间许多人才觉察到它的存在，这是事实。【注：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8、185页】

 

（经济学家决不是“理中客”，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理解“斗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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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识】沿着康德－斯密“人的自然如何可能”的世纪追问，新古典主义希望判明的问题是：“人的经济自然”如何可能？就整体而言，此乃对“空想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与说明。借着这个追问，研究对象被彻变为“知识逻辑”，所谓理论繁荣之路不过是“知识逻辑优先”这一工作教条。这是彻头彻尾的一种认识宗教、地地道道的理论说教。因此，我们要否决的不是供求，乃是“供求曲线”。所谓“经济自然”，即是用物性诠释人性，使之庸俗肤浅化；此种“唯物理之性”试图扫荡一切历史，到头来则将为自身所倚仗的数学工具所扫荡！这就是特殊的作为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科学以及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理性主义的科学拜物教！！

 

• 列国志《保卫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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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判语·求凰词】惑者学，煞情多；物里物外两张皇，科学理性一张网。陋室空堂，衰草枯杨，巧把合事有限做。纵使对象也虚化，更吹落，星如雨。影影绰绰，当年笏满床；蓦然回首，曾为歌舞场。众里寻他，千百度；灯火阑珊，秦皇岛外打鱼船。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和学术主攻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方法论研究。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9章，载2017年修订版，第214-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