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之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一种方法论的启示

毛主义首先引起法国政治哲学家关注的并非是某种与中国传统相关的东方特质，而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这一方面与毛泽东带给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形象有关。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哲学文本的翻译出版，使得毛泽东思想摆脱了某种异质的东方符号(例如孔子之于启蒙政治哲人)，成为了能够直接与现代政治实践衔接的理论。

毛泽东对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新列宁”，是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战略家。另一方面则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需求有关。在理论上，战后受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学者，不论是为了法共的政治宣传，还是为了捍卫唯物主义，都急于对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和《巴黎手稿》译介以来的黑格尔主义进行清算。而毛泽东的矛盾论正好符合了这一理论需求，能够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遗产的断裂”。

在实践上，在与戴高乐政府对抗中处于弱势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理论与策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而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正好符合这一实践需求。如果说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科耶夫和伊波利特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让法国知识分子开始辩证地——而非实证主义地看待政治现象，那么毛泽东的辩证哲学则促使法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方法论到实践指向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在熟练引用《矛盾论》的哲学家当中，阿尔都塞和巴迪欧较为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引用的意图和落脚点。

首先，《矛盾论》介入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激励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实践。在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界，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不仅是一个学术之争，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是生死攸关的”的重大问题。这是因为原先那种黑格尔主义的解读不仅会使得人臣服于冷战之后西欧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理性，更会使人囿于历史规律的教条而畏惧投身于可能“尚未成熟”的革命实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尔都塞借用毛泽东对矛盾的不平衡性的论述，一方面试图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结构的改造——而非“颠倒”，另一方面试图打破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等唯心主义教条——启发马克思主义者去发现矛盾运动的多元决定的本质。

当然，这种借用要在远离中国上万公里的资本主义的法国产生影响，首先需要对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进行有效的澄清和辩护。阿尔都塞尤为关注矛盾的不平衡的发展（développement inégal）。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列宁和毛泽东原创性的概念，正确地解释了社会形成过程中多元决定的特征，并展现了历史真实（historique réel）所呈现的结构中共存着前进、后退、生存、发展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着的各种(发展的、生存的、意识的)不平衡实际上说明了没有一个矛盾可以单独地发展，在不同时空的矛盾不平衡运动促成了多元的社会发展方式。他甚至认为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哲学笔记》和《矛盾论》）“在形式上已经相当完善”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别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特性，以至于当代法国学者只要进一步思考、追根究源和加以发挥就可以了。

当然，时人对外来的毛泽东辩证哲学的责难也对阿尔都塞形成了挑战。针对一些人所批评的毛泽东对一般矛盾运动的忽视，阿尔都塞的辩护是：毛泽东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而是“包括许许多多的矛盾”的整个社会，同时革命实践的情势和时间也不允许脱离具体社会的抽象研究。针对一些人对“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原则的黑格尔主义误判——似乎毛泽东所说的普遍性“需要有一种附加普遍性才能够产生出特殊性”，阿尔都塞的辩护是：毛泽东所说的“特殊性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并非是普遍性的前提，而是针对作为普遍性抽象化或产生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欲念，强迫其回到具有科学特殊性的普遍性地位上来。

阿尔都塞甚至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的断裂，不断地试图将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概念嫁接到社会作为结构的复杂统一体的论述中，并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毛泽东1937年的论文中已经再也找不到黑格尔范畴的“丝毫痕迹”了。

在结构主义兴起的20世纪中期，阿尔都塞的毛主义辩证法及其历史科学几乎逼退了繁荣半个世纪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他对《矛盾论》基本概念的澄清和辩护最终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这主要体现为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和理论辩证关系的理解终于摆脱了第二国际以来的教条特征，离弃了实证主义传统下的实践—理论的二元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阿尔都塞之前也许并不容易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地接受。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某种“异质性”的理论，始终以德国哲学、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形象而成为某种“洋教条”;另一方面，从笛卡尔直至拉美特利、孔德、涂尔干，长达三个世纪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使得法国唯物主义者始终处于一种理论“冒险”之中，即谋求通过激进地运用特定理论来解决实践中复杂的问题。

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一种辩证理解的匮乏，既无法辩证地认识实践—理论的矛盾关系，也无法辩证地对待作为实践对象的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在阿尔都塞看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从盖得主义者（guesdistes）到战后法共始终遭遇着政治实践上的失败，并非由于理论不具有真理性，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正视“具体的现实”和“当时的历史现实”。当“所有的矛盾都受不平衡法则的制约”，那么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而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历史出现断裂的“有利时机”，如果能够认识到矛盾的特殊性，把握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亦即掌握整体结构各环节间相互依存条件的复杂关系，就能够在落后国家或弱势地位实现革命的胜利。

当然，这种“条件”和矛盾特殊性的概念并不能满足具有理论洁癖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认为毛泽东和列宁的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不过是权宜之计，更认为没有必要去解决这些离理论和概念十分遥远的“极端经验主义的问题”。

阿尔都塞认为必须“花九牛二虎之力去阐述一个早已经被认识了的真理”。正如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真理虽然在毛泽东哲学文本中已经十分清晰，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已经被证实，但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其自身的实践中承认这一真理并不等于认识了这个真理（上升成为理论）。结合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与辩证唯物主义浑成一体的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作为平衡论或均衡论的各种教条主义。作为一种以《矛盾论》为奥援的哲学方法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政治哲学通过矛盾主次方面的转化赋予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nion de la Jeunesse Communiste Marxiste-Léniniste，UJC-ML）和“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étarienne）向帝国主义政权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并通过主次矛盾的关系，部分地教会了法国进步学生和工人在实践中把握关键问题。

在十月革命之后不断被动地接受第三国际理论指导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有在阿尔都塞及其毛主义辩证结构之后，才真正开始在本土政治实践中寻求法国理论的努力。各种毛主义政治组织在“五月风暴”前后震撼西方世界的理论和实践，初次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已经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Michel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88, II, Paris: Gallimard, 1994.

Alain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aris: Philo éditions, 2014.

LouisAlthusser, Étienne Balibar, Roger Establet, Pierre Macherey, Jacques Rancière,Lire Le Capit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4.

路易•阿尔都塞：《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1955-1972年高等师范学校讲义》，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作者：包大为，浙江大学

节选自《当代法国激进左翼哲学中的毛泽东思想》，《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