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卓新平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若干“创新”

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化形态”的话语有两个彼此相关又不完全相同的语境。绝大多数体制内人士曾经和正在使用的是落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语境，笔者称之为“实然”语境。一部分体制内人士(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曾经和正在使用的是在特定范围内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的语境，笔者称之为“应然”语境。

“实然”语境的代表性话语是宪法和“19号文件”等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宗教事务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系列讲话或批示。这些话语在体制内不容质疑，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的任务或责任就是把这些话语落到实处。有关中央文件已经阐明了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本质观、宗教根源观、宗教作用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政策观。作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体系，其首要的研究对象是党的理论和政策，它远非纯粹的学术话语，而是有着特定的路径依赖、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具有鲜明的党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及处理宗教问题的纲领、政策的总和。

“应然”语境的代表性话语笔者认为有朱维群和朱晓明两家。朱维群的最大贡献是坚决捍卫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鲜明的党性，强调共产党员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而应自觉承担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宪法责任。朱晓明的理论亮点是坚决反对把神秘的宗教文化当成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的主体和主流，必须关注宗教与政治的关联和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要防止个别学者以“文化”的名义传播神学思想，个别官员以“文化”的名义发展宗教，国外反华势力以“文化”的名义对我国实施战略遏制。他们的理论创造有一个共性，即描摹当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本来面目。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见解与前述“实然”语境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完全贯通。也就是说，他们持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曾经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担任讲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作为中共党员，理应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或学术研究的指导。就此而言，党的纪律不允许他对“实然”语境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持否定态度，同时要求他在“应然”语境中的相关论述努力贴近宪法、中央有关文件和相关法律，以及党政最高领导人正式表态所包含的观点和立场。然而他却依仗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创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诱人旗号，放肆地攻击“实然”语境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首先，他在各种场合竭力宣扬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并行不悖。[1]这个谬论遭到了朱维群的一再驳斥。很显然，如果加入共产党意味着对于一种“政治信仰”的抉择，那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实然”语境里，这种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就绝对冲突而不是“两者并行不悖、和平共存”。

其次是竭力为宗教“脱敏”[2]，其言说已经到了喋喋不休的程度，这实际上是向党中央挑战。19号文件的标题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和“宗教问题”处在同一个论域的有“政治问题”(主要是“政党问题”)、“经济问题”(主要是“所有制问题”)、“民族问题”、“民主问题”、“民生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哪个不是“敏感问题”?前总书记江泽民有一句名言：“民族、宗教无小事。”[3]鼓吹“宗教‘脱敏’”的结果是不是要把它改成“民族、宗教皆小事”?宗教的“敏感”是与生俱来的，其强烈的“排他性”使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都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扼制。“实然”语境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这些措施在当代中国的集大成。宗教要想“脱敏”，只有在它消亡之后，因为令人敏感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歪曲的反映已经不存在了。

三是片面强调宗教社会作用的“积极”方面，鼓吹“当宗教作为政治力量时，应该成为现实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4]我们知道，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体系里，作为社会团体的“宗教”指的是广大信教群众，他们总体上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现实政治力量”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力量的组成部分。同样应该肯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忽视“宗教对政治关系”的“消极、对立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力量”的“宗教”，指的是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的“三股势力”(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直把他们当做“现实政治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严厉打击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重申了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正是对卓新平谬论的迎头痛击。

第四，片面强调宗教是“社会基层的一个正常因素”，应“使宗教有着积极而正面的存在”，“将宗教精神价值引入我们社会主流精神、核心价值的共同发展。”[5]鼓吹“当宗教作为社会系统时，应该成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有机构建;当宗教作为文化传承时，应该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当宗教作为灵性信仰时，应该成为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6]

宗教是不是“社会基层的一个正常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没有做绝对的论断，否则宪法第36条中的“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就是废话;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明文限制“宗教活动”进入若干公共场所特别是公共教育、军队和国家机关等领域，所以绝不会把它的主体即成建制的或零散的具有结社性质的宗教组织当成或引导成为“社会的有机构(建)【件】”;“作为灵性信仰”的“宗教”是意识形态化的有神论的载体，对于广大信教群众而言，它当然是“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但对于“我们”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它不仅被排斥在“精神家园”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和之外，还是19号文件所规定的党的理论工作的一个批判对象。这些看法对于在基层工作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耳熟能详，不知卓新平为什么要加以颠覆。

最后一点，图穷匕首见，卓新平一再鼓吹“政教关系要变革”[7]，矛头直指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前面提到他要为宗教“脱敏”，那只是个表象，骨子里是要改变当下的政教关系。这正是当今党内外国内外某种势力十分一致的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切入点。目前我国良好的政教关系完全受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制约，它是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成员和宗教工作者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员认真执行该方针的结果，得到了各宗教绝大多数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真诚认可。该方针在十七大进入中共党章并得到十八大的肯定，标志着目前我国的政教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相融无间。这难道是卓新平及其同伙们能够撼动的吗?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第十八届党中央把“实然”语境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给“应然”语境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规定了明确的底线，这就是：“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卓新平把5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的“批判神学”的指示篡改为“研究宗教”，鼓吹“积极弘扬”“神学”[8]，就是“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的典型例子。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创新” 是什么货色了。

2016年6月26日初稿

7月7日修改

注释：

[1]“人们可以将信仰划分为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和民族信仰等，如果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在同一个层面，两者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交叉关系，那么则有可能使两者并行不悖、和平共存。”卓新平：《论“政教关系”——“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1-03-20)。“据香港政治杂志《动向》四月号一篇文章称，中共面临意识形态全面失败问题，主要征兆不在网络方面，而是九成党员有‘第二信仰’。去年未完成的一份内部调研报告称，司局级及以下离退休干部热衷‘含有宗教信仰内容’活动的比例达六成七。”(转引自2016-04-25天亚社中文网：《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于京召开，重申宗教中国化为要务》)卓新平等人企图证明这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

[2]卓新平：《建设和谐社会须为宗教“脱敏”》(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1年7月18日)

[3]《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1993年11月7日)。

[4]卓新平：《从文化战略角度看待我国的宗教存在》(《中国民族报》，2012年9月25日)。

[5]卓新平：《宗教问题应该“拉进来”》(《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03月28日 )

[6]卓新平：《从文化战略角度看待我国的宗教存在》(《中国民族报》，2012年9月25日)。

[7]卓新平：《建设和谐社会须为宗教“脱敏”》(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1年7月18日)

[8]卓新平：《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中国宗教学》(《中国民族报》2013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