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资本主义下的互联网发展史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0期【学术动态】栏目

内容提要丨本文从互联网发展史出发，对雅莎·莱文的新著《监视谷：互联网的秘密军事史》作了内容上的追溯，在肯定该书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以及对于互联网军事源头和社会监视功能的深入剖析的同时，也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一些不足，最显著的一点是过于关注和强调军事力量介入互联网的影响，从而削弱了对大资本和跨国企业的批判。本文认为，相对于政府/军事情报部门，大资本才是更应引起公众警惕的互联网操控者;应该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对黩武主义、资本主义和信息技术的交叉关系给予更多的反思，并提出应对实际问题的方案。

作者简介丨文森特·莫斯可，加拿大女王大学荣休教授、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

译者简介丨刘佳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

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个新的词用来描述网络世界的状况。从1973年开始，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很快就被“计算机时代”、“信息社会”以及现在的“监视资本主义”所取代。随着肖沙娜•朱伯夫广受好评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新边界为人类未来斗争》一书的出版，监视资本主义成为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报道称，无处不在的监控是大科技公司(尤其是脸谱网和谷歌两家巨头公司)商业计划背后的核心原则，因此在定义这一时期的互联网发展时，监控是不可忽视的时代特征。在《监视谷：互联网的秘密军事史》(以下简称《监视谷》)一书中，雅莎•莱文指出，互联网自创建以来一直都与监视有关。事实上，互联网最初正是由美国军方资助研究而诞生的。过去40年里，我一直在研究黩武主义、资本主义和信息技术的交叉关系，我完全同意莱文的这一结论。然而，鉴于学界和业界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早已不是秘辛。

莱文是一位在美的原苏联调查记者。在出版了关于美国共和党“金主”科赫兄弟和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批判性著作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揭示互联网发展背后的力量，及其对当今网络世界的影响。和他早期作品一样，莱文的书不仅面向学者，也考虑到普通读者、活动家。《监视谷》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网络世界，但二者的关联并不紧密。第一部分显然是最有趣的，主要探究了军事力量对互联网发展的影响。第二部分讨论了互联网的私有化和谷歌的崛起，但似乎又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特别感兴趣，强烈抨击了该运动政治上的失败，以及将电脑作为追求自由的终极工具的行为。他还猛烈抨击黑客和一些另类网络社群，因为他们接受政府的资金，装模作样地支持反政府网络和行动主义。

莱文认为，电脑是冷战的产物，随着它成为信息处理和网络传播的一部分，在面对苏联剧变和全球叛乱运动的威胁时，它是维持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关键工具。对莱文来说，这代表着“一种几乎从历史书中消失的东西”。一些人认为，军事力量在互联网的发展中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声称互联网是由旧金山湾区的工程师、黑客和企业家集体发明创造的。还有一些人意识到了军事介入，但声称这完全是为了建立一个可能在核攻击中幸存下来的通信网络。通过关注计算机和早期网络的使用如何为“美利坚帝国”提供支持，本书对主流叙事做出了有价值的修正。但是，就像这本书中的许多论点一样，这方面的论断也有些言过其实。

这可能不是历史书阐释早期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方式，但莱文的论点既不是秘密，也并非完全脱离前人的研究。40年来，美国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精神领袖赫伯特•席勒从研究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开始，为新型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军事化提供了无数重要的描述。其子丹•席勒和我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了军事—信息综合体的发展，这是军工综合体发展的延续，并且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计算机通信的发展。此外，30年来，安东尼•奥廷格尔在哈佛主持一项有关信息资源政策的科研项目，对军事力量在网络世界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事实上，在公认的计算机发展史中，珍妮特•阿贝特发明互联网时就特别关注军事对网络发展的影响。这一部分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但重要的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莱文并不满足于在已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是选择宣称他的研究是对既有研究的质的飞跃，正在开辟全新的领域。

莱文十分关注五角大楼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ARPA)。1958年原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后，引起了美国政界对于空间核进攻的恐惧，因此美国成立了该机构。莱文援引政府文件，确定其形成背后的军事动机，指出这项研究如何在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规划和反叛乱中得以应用，即推进美国在越南和其他地方的军事利益，例如发展空间武器、间谍卫星，以及在大气层中爆炸会破坏电子系统的小型核武器。所有这些都与信息技术精密地整合在一起，尤其是通过建立具有足够冗余度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来抵御敌人的攻击。ARPA一开始很强大，但随着非军事化的美国宇航局(NASA)建立了一个民用空间计划，该机构逐渐式微，其预算也被大幅削减。然而，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以及人们日益认识到，无论是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是非洲，打击叛乱都需要开展隐秘的、心理层面的、以高科技支持的战争，ARPA才得以存续，并更名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明确其军事使命。该机构制定了强大的研究计划，主要是通过与私营公司、智库和大学合作开展研究。在此，莱文例举了大量为打击第三世界国家叛乱而提出的各种军事干预的动议，并多次引用诸如威廉•戈德尔等激进派对于成功实施互联网军事打击的预测。

问题是，这些行动大多不幸失败，尽管有大量的财政和军备投入，但抵抗力量的非凡军事才华，导致美国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惨败。例如，伊格洛•怀特行动一个耗资50亿美元的项目，试图在丛林战场中嵌入传感器。这些设备被设计用来探测声音、热量，甚至尿液，以追踪敌人的位置和动向，可以看作是当代物联网的前身。正如历史学家保罗•爱德华兹所描述的那样，这种“窃听战场”的昂贵尝试必然惨遭失败，因为游击队会使用录音的声音、人为随机抛洒排泄物和其他诱饵来迷惑美国指挥官，使之发动的轰炸行动徒劳无功，而游击队反而可以随意穿越被轰炸的地区。同样，当时ARPA资助的项目主要通过兰德公司进行，试图通过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了解敌人”，也就是将行为科学武器化，但结果却是所获得的知识只会让越南人民更加坚决地对抗美国。事实证明，这项工作在扩大国内监视范围方面比在海外战场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特别是针对那些对美国军事政策提出挑战的组织和人员。

接下来莱文的叙述又回到了ARPA和约瑟夫•利克莱德的工作中。利克莱德在现代个人计算机的发展中占有突出地位，包括图形用户界面和互联网。1962—1964年期间，利克莱德主管的ARPA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在分时计算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使多人能同时使用一台大型计算机;他还主持了在网络计算方面获得重大进展的项目。由于利克莱德在最终创建互联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莱文试图分析利克莱德与该机构提供的军事应用之间的联系。然而，除了发现利克莱德与一些参与各种反叛乱和战略作战行动的人熟识，偶尔在会议上进行互动，以及民用与国防项目之间的一些研究资金流动之外，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莱文讨论的都是一些军事目标，但计算机网络的形成过程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业、科研和公共利益的因素，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互联网。坦率地说，如果忽略了除军事以外的其他因素，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短视的。此外，正如莱文和其他一些人，特别是肖恩•格林斯坦所记录的，在互联网开始普及后不久，国家科学基金会就将它私有化了。很明显，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解体说明了军方对商业化的态度十分复杂。五角大楼是该公司的最大用户，但在其分崩离析之际却没有施以援手。虽然五角大楼支持计算机和电信业的发展，因为前者相信这会促进对军方有价值的创新，但它也担心网络的去中心化，担心丧失自身在该领域的影响力，甚至是对新技术及其应用的控制权。虽然军方得到了它应得的好处，但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AT&T的解体和互联网的商业化，特别是不受管制的技术发展，这些技术对跨国企业来说越来越重要。总之，这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在军事力量的影响这一维度上，莱文给出了完善的描述。但是，他过分强调了这一点，尤其是在证据不全面的情况下，因此导致将军事力量这一维度本质化。他以一种毫无根据的本质主义削弱了论述的可靠性。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包含了两个特别有力的章节，一是为互联网提供基础的主要网络构成的私有化进程，二是谷歌的崛起。纵观美国的通信史，当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聘请了陆军计算机专家斯蒂芬•沃尔夫建立互联网，使人们在美国的任一地点都能接入互联网，然后将互联网私有化。由于无需对互联网的应用进行公共质询、辩论或研究，网络在短时间内开始为许多大公司和几家收取网络使用费的小公司赚钱。莱文在重述这个事实的时候，大部分内容是正确的，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语境：亚马逊、苹果、脸谱网、谷歌和微软，这五大公司塑造并控制了当今这个悲惨的网络世界。在这些公司中，莱文选择聚焦谷歌的网络监视行为，特别是它对用户搜索及其Gmail邮箱的数据进行搜集并交易。他还记录了这家科技巨头与五角大楼、情报机构的密切关系，利润丰厚的合同帮助谷歌提高了收入，也扩大了服务范围。例如，该公司的谷歌地球绘图应用程序源于谷歌收购了一家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公司，该公司曾为中情局从事地球的三维计算机建模。谷歌并不是唯一一个与军事情报界密切合作的企业。亚马逊从中情局获得了一份6亿美元的合同，该合同涉及当时的云计算业务，为该公司成为全球领先的云数据服务提供商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但这些例子并不能说明这些公司有着特别的黩武主义目标。相反，它们表明硅谷既认识到与政府军事情报部门紧密联系是提高营收的机会，也认识到这种合作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在这方面，它们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以及AT&T没有什么不同。后两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与五角大楼的密切合作。

很遗憾，后半部分的其他章节读起来就像是在批判斯图尔特•布兰德(Stuart Brand，技术领域先锋杂志《全球目录》的创刊人)或《连线》(Wired，当今最重要的信息科技杂志之一)杂志的拥趸，又好像在抨击一些人将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转变为对计算机互联功能的盲目崇拜。这些故事大多是已经被重复了多次的陈年旧事，最著名的是弗雷德•特纳在《从反文化到网络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整个地球网络和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崛起》和约翰•马科夫在《睡鼠说的话》中讲述的故事。莱文也在追捧全球最著名的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特别是他对洋葱浏览器的支持。长期以来，该浏览器一直被认为是比谷歌这样的网络社交服务更安全的替代品。这部分内容充满了黑客社群内部关于洋葱浏览器的可信度的激烈辩论，以及该浏览器的研发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这是否必然导致人们质疑网络的独立性和阻止国家监视的能力。然而，即便没有以上这些争论，人们照样对任何服务都能保证完全安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无论该服务的发展历史和支持者的声誉如何。

关于未来的发展，则需要密切关注这本书的开场白，其中详细介绍了2014年加州奥克兰市建设一个耗资1100万美元的警察监控中心的提议。它被称为“领域感知计划”，即收集和分析全城数千个摄像头的实时视频信息，并广泛使用面部识别和车辆跟踪软件。所有数据将集中在一个点上，大大加强整个城市的警察监视能力。军方承包商和谷歌都渴望从这个项目中分得一杯羹。然而，当消息传出后，奥克兰几乎所有的社会运动组织都发起了抗议活动，该项目最终被取消。

这个故事表明，在“智慧城市”运动的幌子下，世界各大城市的军事化进程正在加速，奥克兰事件在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也有发生。里约热内卢的IBM公司和新加坡的西门子公司主导研发这些监控中心，这些中心使警方能够对大多数公共场所和许多私人场所进行几乎全覆盖的监视，这些地方安装了微型传感器，包括在街道照明设备中安装的微型感应器，可以实现24小时监控。这些物联网设备的结合，大数据应用产生的决策算法，以及与云存储设施近乎瞬时的通信，使奥克兰项目相形见绌。每一家大型科技公司都在投资这些城市技术项目，以加深对世界城市的控制。

这些事实影响深远，足以揭示我提出的“下一代互联网”(the Next Internet)的秘辛。尽管如此，这些系统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还远未确定，因为传感器本来是为了保证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新的通信技术对基于其之上而产生的互联网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仅仅是揭露秘密历史，因为这些秘密历史无论多么引人入胜，都不能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来解决这些技术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考虑新技术对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一个更加平等社会的能力的影响。“下一代互联网”要是为了促进监视资本主义的商业利益，还是公民能够收回控制权以确保它服务于民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加强对新通信技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了解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发生的反监视资本主义运动，这些反对者正在努力设计出满足世界公民需求的全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