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慧：現代性與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 二、三0年代兩岸鄉土文學之比較

作者简介

徐秀慧，台湾中部东势镇客家人，祖籍梅县。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原任教于台湾彰化师范大学，2019年秋转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文学院。博士论文研究光复初期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权力场域对文学生产的作用力，以及左翼文化思潮的复兴与顿挫。近年持续发表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论文，梳理中、日、台普罗文学的理论旅行、译介与传播，探讨鲁迅、瞿秋白的左翼文学翻译，丁玲从上海到延安的革命实践路径。并以台湾抗日文人叶荣钟、保钓健将郭松棻的民族革命思想连结鲁迅精神，以展现1920年代以降两岸反殖民、反压迫的民族复兴运动与左翼文学的连动关系。

所有第叁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他们的形式是从佔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

詹明信[i]

摘要:

二0年代两岸的乡土文学，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揭开序幕的，是新文学兴起不久之际，就形成的第一个文学流派。乡土文学作家大都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往往从社会问题出发，以中下阶层的民众作为描写的对象。乡土文学家要突显的问题，其实就是乡土面对现代化的问题，针对资本帝国的入侵、以及对随之引进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回应。两岸的乡土作家面对新、旧文明的衝突、断裂与挣扎，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透过乡土文学召唤代表民族的乡土文化，突显被压抑的民间文化，与「现代性」的纠葛应运而生，呈现出民族主义的政治性书写文本。本文企图探讨乡土文学在中国大陆、台湾二0年代的兴起与叁0年代的发展，由于社会课题不同，分析两岸乡土作家面对不同的政治体制、资本文明对乡土(家园)的衝击，呈现出如何不同的乡土内容?或是由于个别作家问题意识的差异，又形成在风格、内容、主题意识上如何不同的乡土文学?

关键词:乡土文学、第叁世界文学、现代性、民族主义、知识份子

一、前言：新知识分子与乡土的关係

二O年代两岸的乡土文学，都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揭开序幕的，可以说是新文学兴起不久之际，就形成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或创作风气。此乃由于随着资本主义帝国势力的入侵，经由西方思潮的传佈，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或是社会主义的阶级平等的理想，使得两岸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往往也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具备了现代意识之后——尤其是「人」的意识的觉醒，开始以中下阶层的民众作为描写的对象，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关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也因此我们看到两岸乡土文学兴起之际，大多是呈现中下阶层的苦难小说。

另外，新文学的提倡是与当时社会文化的运动互相唿应的，乡土作家的写作往往是针对时代问题，环顾当时大多数的社会环境，仍旧是保留着传统地方色彩的农村文化，或是初步受到资本主义的衝击但却尚未完全现代化、工业化的乡镇生活。乡土作家从最熟悉的经验从事写作，往往也就是乡土经验，自然产生了乡土文学的创作风气。因此本文对「乡土文学」的界定，主要是限定于描写的「地域」，也就是题材内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镇地域;至于「人物」则不以农民或中下阶层的小人物为限(以此区别于「农民小说」)，盖因乡土小说时有知识分子回忆故乡、或重返故乡的生活描写，或是以乡绅阶级作为描写的对象，所以本文不以「人物」作为区分乡土文学的分类标準。

乡土文学家要突显的问题，其实就是乡土面对现代化的问题，针对资本帝国的入侵、以及对随之引进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回应。两岸的乡土作家面对新、旧文明的衝突、断裂与挣扎，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透过乡土文学召唤代表民族的乡土文化;乡土文学突显被压迫的民间文化的心声，与「现代性」[ii]的纠葛应运而生，呈现出民族主义的政治性书写文本。也因此乡土文学往往出现在凝聚民族意识、国族想像的歷史时刻，记录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现代化过程下，一次又一次乡土地域、民族文化面临西方强势现代文明衝击的挣扎图景。

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在中国大陆、台湾二O年代的兴起与叁O年代的发展，由于社会课题不同，分析两岸乡土作家面对不同的政治体制、资本文明对乡土(家园)的衝击，呈现出如何不同的乡土内容?或是由于个别作家问题意识的差异，又形成在风格、内容、主题意识上如何不同的乡土文学?

从作品的考察，笔者发现透过知识分子眼中所折射出来的乡土经验的差异，往往是因为知识分子看待「乡土」的方式不同之故。「乡土」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参照系：或是抵拒帝国势力微弱的反抗姿态、或是作为抵抗国家机器威权统治的阵地、或藉乡土的愚与弱以批判现实、或追忆随现代化脚步而步入风烛残年的家园过去的美好，形构成各式各样知识分子与乡土的关係。由于牵涉的作家、作品繁杂，本文仅举二、叁O年代重要代表性的乡土作家(此代表性作家意指能概括当时乡土作家对待乡土的态度)、并以其耳熟能详经常被提举的代表性乡土作品为讨论的对象(所谓代表性作品意指能够概括某一作家与乡土的关係的作品)，同时纳入一些很少写乡土作品的作家，但却偶有单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乡土作品一併讨论。由于两岸乡土文学的主调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的讨论採取分向进行，关于两岸的比较则在分析中呈现。本文探讨乡土文学着重的是知识分子与乡土的关係，基本上是以主题意识作为分判、讨论的準则，兼及艺术手法作为辅助分析的考量因素。

二、鲁迅与中国二0年代的乡土文学

1、鲁迅：兼具启蒙批判与阶级同情的乡土文学[iii]

乡土文学最早的开闢者和实践者，即中国新文学之父鲁迅(1881-1936)，他对后起乡土文学的文艺青年起着一定的示範作用。「乡土文学」一词也是鲁迅最早提出的，1935年鲁迅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指出：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是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iv]

鲁迅提出了乡土作家被「放逐」到城市之后，具备了城市的视域以回顾故乡，说明了乡土文学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作家因具备城乡流动的视域张力而产生的。[v]鲁迅在<故乡>、<孤独者>、<在酒楼上>与<祝福>中的叙述者，正是受过西方理性启蒙从城市回乡的知识份子，一方面凝视故土家园的残破、愚昧，一方面却又对故乡的人、事流露着同情与眷恋的心情。也因此鲁迅乡土作品中杂揉着既「忧」且「愤」的情绪。

从「忧」来看，也就是以「哀其不幸」的同情笔调描写故乡风土人事。<故乡>可以说是最符合鲁迅夫子自道乡土文学中联繫着「放逐」与「乡愁」主题的乡土之作。其中叙述者「我」回到睽违二十年的故乡，面对当日家中长工之子的儿时玩伴——闰土，如今在喊「我」一声「老爷」声中、以及眼前被穷苦的生活压迫得唯唯诺诺、猥琐的形象中，彼此因阶级关係隔绝了儿时的亲密，在道人长短的邻人杨二嫂重伤闰土偷藏碗碟的流言中，当年「我」眼中捕鸟、叉獾猪——「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逐渐模煳。「我」却还是「希望」下一辈的姪子宏儿跟闰土儿子水生两个后辈，将来能够有不隔膜的「新生活」，但却又很清楚此一「希望」，就如同「我」取笑闰土的迷信崇拜偶像一样地渺茫。另外，<祝福>中，透过回乡过年的「我」遇到一个当年在四叔家帮佣、如今却沦为乞丐妇的祥林嫂，回忆祥林嫂两度丧夫、丧子，因而被视为不洁不祥的女人，而到处被排挤;甚至被柳妈恐吓死后下地狱将被两任丈夫噼身为两半。揭示迷信、强调贞节的塬始宗法社会，如何扼杀一位勤奋妇女的生命力，走上自杀的绝境。

鲁迅这两篇以塬始宗法社会为背景的乡土小说，闰土和祥林嫂可视为下层劳苦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两人塬本都是充满活力、具备善良勤奋的品行的乡下人，却在「愚斗的古国」裡，由于他们的麻木、内化了宗法社会的阶级结构、封建礼法，即便再辛苦地为着「生」而劳动如闰土、或是为着「死」而用尽一生劳动所得去赎罪如祥林嫂，也改变不了被压迫、被牺牲、被扭曲的命运;鲁迅小说深广的「忧愤」艺术氛围就是由此而来，除了「哀其不幸」之外，更「怒其不争」!这其中显现了鲁迅对宗法社会对下层阶级的压迫有深刻的认知，不仅以启蒙理性着眼于封建宗法(吃人的礼教)对人性的扭曲，也蕴含了鲁迅对内化了封建意识的下层阶级的同情。

根据上述的分析，鲁迅的乡土小说可以说同时杂揉了「启蒙的批判性」、以及「同情的情感性」[vi]。鲁迅的乡土小说对日后乡土文学的影响，可以将这两个面向视为光谱的两端(选择光谱作为比喻，正说明此一矛盾的情绪并非完全对立的，而是有其本质的连续性)，「启蒙者的批判性」其背后是指向改革社会，鲁迅以后偏向光谱的这一端的乡土作品，往往偏向写乡风陋俗以批判乡土的停滞、封建与愚昧，例如彭家煌(1898—1933)、鲁彦(1901—1943)、许杰(1901—)叁人的乡土作品都比较倾向从「启蒙理性」挖掘封建社会的阴暗面，同时受到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忧狂的语言」影响，纷纷以描写丑角戏嚯的笔调，揭露乡风陋俗的悲剧。

至于鲁迅的乡土小说光谱的另一端——「同情的情感性」，展现在鲁迅笔下「孩童的闰土」的勇健、以及勤奋善良的祥林嫂的形象上，象徵的是民间文化「倔强的生命力」，但是由于鲁迅的现代小说于此着墨不多，无论是勤奋善良如闰土、祥林嫂、或如<孤独者>中为后代牺牲奉献的祖母，最后都在「愚斗的古国中」麻木的牺牲或悲哀的死去，大家都只注意到鲁迅「启蒙者的批判性」所发出的启蒙者的吶喊声，因而对这「倔强的生命力」仅认知到「不幸」的悲观面向。因此鲁迅乡土小说中蕴含着民间「倔强的生命力」进一步的发扬，正足以摆脱「不幸」的力量，却为当时身处「愚弱中国」的作家所「不见」。

2.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

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分析周作人对乡土文学的倡导、鲁迅创作的示範与乡土小说流派的形成，说明在一九二叁年以后，五四新文学初年「问题小说」之风衰竭，「乡土文学」风尚逐渐兴起。而前者多数作品，尚未摆脱实践「为人生」的主张，停留在有点幼稚而蒙昧的状态，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的毛病;至于后起的「乡土文学」：

吸收前者的长处而克服前者的短处，更着重生活和艺术本身，作者较多从生活经验出发，能够把现代意识和真切的生活感受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着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这个优势。近代中国塬是农业国，「五四」以后文艺青年大多来自农村，在这样的歷史条件下，「为人生」派的文学从问题小说开头而走上乡土文学的道路，几乎是必然的。[vii]

乡土文学经周作人一九二一年起，在诸作中大力提倡，并与文学研究会的理论批评家沈雁冰(茅盾)、郑振锋、胡愈之等人相互唱和，以及鲁迅作品的示範，还有《小说月报》、《文学週报》、语丝社、未名社和莽塬社等成员的创作实践，虽然当时作家们并非自觉地组成一个文学团体，严家炎仍据此将这风气归纳为构成一个小说流派。

二0年代受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出现的这一批青年乡土作家，往往是在身在北京或上海，以回忆铺写故乡风土人事。乡土作家的现代意识正是来自鲁迅所言的「放逐」，大陆乡土文学的发轫，并非出自始终扎根于乡土的作家之手，而是一批离开了自己生长的故乡，来到都市谋生、读书，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青年，再回归乡土文化中重新回顾审视自己生活过的故土。赵学勇等人指出乡土作家：

在对本土的认识中，他们突破从农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观察乡土的侷限。童年乡村生活与现代都市生活的「时差」使他们强烈感受到文明和愚昧、科学和迷信、变革和落后，现代和传统的巨大差别，并以现代的思想意识注视着民族命运的「现代」走向。[viii]。

同时由于经过周作人、茅盾强调「地方色彩」的理论的倡导后，使得乡土文学派在第一个十年的叁个流派中，比起人生派、自我抒情派更具有乡土经验的具体现实性，杨义甚至直唿为「乡土写实派」。加以受到鲁迅抒写以象徵性的命名「鲁镇」、「未庄」作为中国文化之缩影的启发，「乡土写实作家为了更深切地写出乡土特色和寄託乡愁情绪，往往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地名」，如许杰的「枫溪村」或「环溪村」，彭家煌的「谿镇」，与鲁迅同乡的许钦文借用了「鲁镇」、或以隶属「鲁镇」的「松村」为场景，王鲁彦以「桥」或「砌」命名滨海邻江的农村等等，[ix]形构成不同地方风貌的乡土小说，使乡土文学派的场景在当时的小说中因着地域特色顿时场景立体、标帜鲜明起来。但是从艺术形式的开展性来看，这些从乡土写实作家，在艺术手法上却又不及鲁迅融合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各种艺术形式，而走上单一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道路。由此看来，二0年代乡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贡献，虽然奠下了现实主义发展坚实的基础，但其缺点，则窄化了中国现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发展，这和当时中国社会思想逐渐受社会主义的传佈有关，当然也是因为新文学的发展和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改革运动的要求是同步进行的关係。

从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的文学世代来看，他们发表作品时年纪都很轻，大多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比起鲁迅叁十八岁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时年轻了十五到二十岁之间)，在文学修养和社会阅歷上都不能和鲁迅相题并论，诚如杨义的批评所指出的：

有时过分奇特的乡土色彩，带累了作品的社会意义；有时片面地抒写对宗法社会的留恋情绪，削弱了社会批判的力量。[x]

这批文学研究会的乡土作家，可以说是以描写童年熟悉的故乡经验作为创作初期的试炼，因此二0年代形成集中描写乡土题材的风气，但是也因为乡土之作大都是他们初试啼声的作品，所以成熟的佳作并不多。[xi]

二0年代这批青年乡土作家的视角儘管大都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但在批判现实的意识上并没有超出鲁迅「启蒙者」的视野，较有批判性的作品都极力挖掘封建宗法社会的陋俗、鄙陋的国民性，然而在小说的艺术手法、结构上、思想的深刻性都不及鲁迅。如前文所述，受到鲁迅小说「启蒙的批判性」的影响，彭家煌、鲁彦、许杰叁人的乡土作品都比较倾向从「启蒙理性」挖掘封建社会的阴暗面。叁人之中，表现得最深刻的是彭家煌，在〈怂恿〉中的政屏，因为两头猪买卖交易的导火线，夹在「土财主」雪豹子和「破靴党」牛七两大豪绅家族的恶斗之间，与其说被牛七怂恿向雪豹子挑衅，不如说是迫于年年必须向牛七租借籴谷的压力，而牺牲房裡的二娘演出上吊抗议的戏码，展示了宗法社会人命，特别是女性的生命不如畜生的封建意识。同样人命不如畜生的戏码在〈陈四爹的牛〉裡再度上演，老实善良的猪叁哈连老婆偷汉都不忍苛责，以致被老婆逐出门沦为乞丐，能帮陈四爹看牛就如获重生般，他在陈四爹眼裡不如一头牛的价值是可以预见的，果然在牛死后，也只能走上自杀谢罪一途。宗法社会的草菅人命，连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一样，〈喜期〉裡的静姑的爹黄二聋，贪图张家的钱财，也不管对方是个跛子，更顾不得静姑已有心上人，眼看北伐的战事快要波及谿镇，唯恐女儿、嫁妆被姦被抢，只求将责任卸除，急于将婚事提前。静姑悲惨的命运并不因为父母包办婚姻而终结，在喜期的日子果然遇上了兵灾，刚拜完堂的丈夫张惠连被杀，静姑也在被玷污后投井自杀。彭家煌的乡土小说，极力挖掘宗法社会「奴隶道德」的国民性和「人吃人」的本质，〈活鬼〉裡的咸亲在十叁四岁的荷生家装神弄鬼，藉由趋鬼上荷生的床分享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美的戏剧〉裡失了业的裁缝秋茄子，为乡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臭虫，却靠耍嘴皮子谄媚奉承唱包公的戏子，得到一顿饱餐。从上面几篇作品，可以看出彭家煌从鲁迅的「启蒙之眼」视乡土为「愚斗的古国」，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充斥的矇昧无知、愚勇斗狠的乡民，服膺在封建宗法社会的「奴隶道德」之下。禧宝和政屏夫妇、陈四爹和猪叁哈、荷生和咸亲、秋茄子和唱包公的黑头戏子也都一一承载了「阿Q」的精神，容易盲从、受人煽动，但也不放过可以欺压弱者的机会。至于受过洋学堂洗礼的新式知识分子，以〈怂恿〉裡雪豹子和其堂姪日年为代表，彭家煌显然认为他们不过继承了乡绅的势力，凭藉着读了几年洋书如虎添翼增加了官商勾结、鱼肉百姓的筹码，四两拨千金就把乌合之众的闹事乡民给打发了。就此而论，彭家煌可说是将鲁迅「启蒙的批判性」发挥得最透彻的一位乡土作家，但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却看不见鲁迅儘管对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的抱持悲观的态度，却仍旧期待「倔强的生命力」能有过「新生活」(新中国)的一天的忧民心情。也就说我们看到了彭家煌的乡土小说仅有「责之切」而看不出他的「爱之深」，也或许他将这部分的情感化为实际行动的力量，叁0年代因思想左倾，饱受国民党清党时白色恐怖牢狱之灾的迫害，英年早逝，或许是他对乡土最极致的奉献。

和彭家煌一样也是偏向以「启蒙的批判性」看待乡土的是鲁彦和许杰。鲁彦的〈柚子〉以讥刺的语言写湖南军阀杀人头、佣众看客争相看杀头的场面，和鲁迅的〈示众〉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我」，沦为和盲从的佣众没有两样的看客，甚至讽刺知识分子欲将看杀头当作艺术创作的题材，回去作曲、写小说。激愤的语言、显露的主题，也消除了鲁迅小说中独异的知识分子与佣众坚壁清野的对立，缺乏鲁迅小说忧愤的深广，但却指出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心态。除此之外，鲁彦的乡土小说，最大的特色是，描写浙东沿海一代受到资本主义渗透、衝击农村的过程，如〈黄金〉描绘如史伯伯家道中落后，被宗族、乡人排挤，甚至遭乞丐威胁要张扬他的穷相，反映宗法礼教为「金钱价值」鬆动的世态炎凉;〈桥上〉写小本经营南货店的伊新叔竞争不过资本雄厚靠机器薄利多销的永泰商行，终于破产的故事。虽然没有标举「反帝」的唿告，但刻划乡土人情遭受金钱价值的衝击考验、人性在资本文明下的扭曲，已初步展露了对现代资本文明的反思。

一个对乡土採取批判视角的是许杰，他在〈惨雾〉中描写环溪乡与玉湖庄村庄械斗的愚勇，〈赌徒吉顺〉描绘吉顺好赌成性终致典妻的悲剧，〈台下的喜剧〉写戏子与村庄少女金纱自由恋爱幽会，被乡民以伤风败俗围殴的故事。但许杰的小说结构较为鬆散，在〈惨雾〉、〈台下的喜剧〉甚至出现叙事观点凌乱的缺点，主题意识和社会意义都没有彭家煌、鲁彦那么鲜明。

至于鲁迅的乡土小说光谱的另一端——「同情的情感性」，展现在鲁迅笔下「孩童的闰土」形象上，象徵的是民间文化「不幸的，然而倔强生命力」，但是由于鲁迅的现代小说于此着墨不多，无论是勤奋善良如闰土、祥林嫂、或如〈孤独者〉中为后代牺牲奉献的祖母，最后都在「愚斗的古国中」麻木的牺牲或悲哀的死去，大家都只注意到鲁迅「启蒙者的批判性」所发出的启蒙者的吶喊声，忽略了鲁迅「同情的感情性」刻意展现的「倔强的生命力」。但在《故事新编》的神话歷史小说改写的国族寓言中，可以看出鲁迅日后转向从传统民间文化中粹取「倔强的生命力」，正是支持鲁迅持续战斗的力量根源。这种从民间文化、传说「寻根」的风潮，台湾一九叁0年代也风行过，其实是同时受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组织的理论影响，以及世界各国因「民族—国家」的思潮而兴起的风潮，换话说在十九世纪初，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左派、右派都开始重视自己的民间文化。

而鲁迅乡土小说这种「倔强的生命力」进一步的发扬，足以摆脱「不幸」的力量，却为当时身处『愚弱的中国』的作家所「不见」，所以在二0年代文学研究会作家受鲁迅「同情的情感性」光谱这一端影响的乡土作品，不是流露出感伤的情绪，要不就是流露出鲁迅作品所看不到的对逝去(远离)乡土的乡愁，例如鲁彦〈童年的悲哀〉、许钦文〈父亲的花园〉，都流露出对逝去的乡土家园感伤、怀旧的情绪。同时在问题意识上往往有着主题不鲜明的缺点，甚至感伤、留恋的情绪往往和启蒙、改革社会的要求是互相背离的。

二0年代受鲁迅「同情的情感性」视角影响的乡土小说家，有许钦文(1897—1984)、臺静农(1903—1900)和蹇先艾(1906—)。许钦文的〈元正的死〉写青年元正与寡妇偷情，导致寡妇怀孕打胎病死，元正因愧疚而上吊的悲剧;〈疯妇〉写媳妇受不了婆婆的苛刻而投河自杀，婆婆也因内疚而发疯。臺静农的〈拜堂〉写贫穷的汪二因贫困娶不到老婆，又不忍将寡嫂再嫁，赚一笔聘金当作娶亲的费用，导致叔嫂最后奉儿女之命不得不拜堂成婚;〈烛焰〉描绘冲喜的陋习仍唤不回重病的女婿生命，白白葬送女儿一生的幸福;〈红灯〉写寡母为死去儿子放水灯超渡亡魂;〈新坟〉写儿子被大兵打死、女儿被姦杀的老疯妇，在儿子坟旁自焚的悲剧。蹇先艾的〈水葬〉写儿子当小偷被以水葬惩处的野蛮风俗;〈贵州道上〉写抬轿维生的赵世顺，因染上鸦片烟瘾，老婆跟人私奔，浑噩的一生在被军队处决后划上句点。这些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乡土作品，充斥着乡间悲剧的疯狂与死亡，再现了鲁迅小说中疯狂与死亡的主题，展现乡土与现代化的断裂，必须以疯狂、死亡的姿态不断变奏。这类作者大多以感伤的笔调，对笔下的小人物寄予无限的同情，却犯了上述杨义所谓：「过分奇特的乡土色彩，带累了作品的社会意义」的毛病。

种挖掘民间文化「不幸的，然而倔强生命力」的乡土小说，要等到叁0年代才出现了一个沈从文，将二0年代乡土小说的乡愁的情绪提升为建构乌托邦美学的指向;另外叁0年代乡土作家中，同时兼具了鲁迅「启蒙者的批判性」与「同情的情感性」光谱两端的则是萧红，但和启蒙者鲁迅不同的是，萧红也写乡土的愚弱，但萧红所採取的并非启蒙者的视角，而是将对乡土的眷恋、同情表现在将「不幸的，然而倔强生命力」深挖、发扬，或作为对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入侵如《生死场》，或作为「活下去」的依据，如《唿兰河传》。下文介绍叁0年代的乡土文学的发展背景后，再进一步分析沈从文、萧红看待乡土的方式。

叁、中国叁0年代「农民革命」与「个人风格化」的乡土小说发展

1.社会分析派的农民革命小说

受到1927年国民党清党造成国共分裂的刺激，1928年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在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展开清理，批判鲁迅以启蒙思想挖掘乡土的阴暗面，是「封建的余孽」，认为「阿Q的时代早已死去」，鲁迅的小说没有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及庚子义和团时代的思想，引发了鲁迅、茅盾对文学理论的再思考，鲁迅和茅盾两人都反对「工具论」的文艺，形成革命文学的论争。[xii]

茅盾1932年开始写作的农村叁部曲〈春蚕〉、〈秋收〉与〈残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思潮下，一面要克服五四时期的鲁迅小说被批评只从民族文化、封建意识层面切入，缺乏具体的现实过程，一面又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与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採取如机械操作般的步骤，巨细靡遗呈现现代化带来的农村经济破产。他一一分析农村宗法、官商勾结的社会本质与外国资本势力衝击的双重剥削结构，导致农民破产的过程，促使了农民觉醒。在〈春蚕〉裡以描绘老通宝的迷信、对地主陈家的愚忠、排斥一切带「洋」字的舶来品，拼死拼活希望靠「天」、「地」翻身，竟然还是因丰收成灾、谷贱伤农而落空。老通宝代表老一代的农民意识如何在这过程中瓦解，而以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在〈秋收〉、〈残冬〉代表新一代的农民。多多头质疑宗法社会农业(地主和佃农)生产关係的不合理，终于觉悟，起而带动农民抢粮。

严家炎称茅盾开创的此一风格为社会分析派。受到茅盾此创作方法的启发，叶紫的〈丰收〉几乎是茅盾叁部曲的浓缩版，老一代的老农民云普叔，最后也觉悟了，在参加「农民运动」的儿子立秋身上，看到反抗求生存的唯一生存之道，转而支持儿子。叶圣陶的〈多受了叁五斗〉也是从经济的角度切入，反映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洋米洋面充斥，米商趁势压低米价，政府科捐杂税，地主阶级与高利债主层层压榨，但与左翼作家不同之处则是没有点出农民革命的出路。茅盾、叶紫、叶圣陶处理外国资本势力、苛捐杂税的宗法社会双重压迫结构下农村破产的过程。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也是描写在同样双重剥削的社会结构下，官商哄抬米价、地主囤积米粮，透过描写宋氏宗族为争夺一千八百担的义庄稻谷的一次集会，分析从商会会长、政客、讼师、教员到豆腐店老闆、药草郎中兼风水师在宗族的地位势力，以及争夺义庄财产的嘴脸，小说结局以农民的暴动抢粮揭示了宗族制度的崩解。而从上述1933年的几篇乡土小说来看，知识分子透视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整体社会结构性问题，对半封建、次殖民地的社会本质，相较二0年代的乡土作家有更清楚的认知，同时对地方特色的描写，如〈春蚕〉的养蚕过程、〈丰收〉的水车灌溉、〈一千八百担〉的宗法层级秩序、〈多收了叁五斗〉江南水乡水路摇船运粮，相较二0年代的乡土小说，减少了「搜奇猎异」的成分。而茅盾、叶紫和吴组缃倾向社会分析的乡土小说，更清楚地指出乡土社会改革的出路，他们看待乡土的方式，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影响，已将农村视为革命力量的来源。

叁0年代的乡土小说除了上述这类走向农民革命的发展，另外更受到大家瞩目的是，发展出「个人风格化」的乡土文学，如沈从文标举湘西理想世界的乡土小说，以此建构乌托邦的乡土美学，抵制现代文明或战时体制的入侵。而东北流亡作家萧红，也是把东北家园作为「个人风格化」的乡土书写的对象。由于她对乡土社会的深沉眷恋，后又受了鲁迅以来批判国民性的影响，两相融合，乡土虽然「愚昧」，却又生命力强韧，形成一种很奇特的乡土文学风格。

2.个人风格化的乡土小说

（1）沈从文:乌托邦的建构与幻灭

相对于鲁迅的文艺救国、针砭国民性，藉书写鲁镇做为国族寓言的象徵，一个「疯狂的先知」[xiii]面对愚斗的古国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所无从迴避的启蒙/愚昧、新文化/旧礼教等时代课题的吶喊。沈从文却有别鲁迅作品挖掘农村社会的阴暗面。曾当过小兵，亲眼目睹杀人如麻情景的沈从文[xiv]，二十岁来到北京时曾对姊夫说要来寻找理想，读好书救救国家，[xv]出发点和鲁迅并无二致，却看不到启蒙者鲁迅的忧愤，也看不到左翼社会改革者的激昂。沈从文延续二0年代废名如〈菱荡〉、〈浣衣母〉一类的乡土小说，以欣赏的态度，抒情的笔调，描绘田园牧歌般的风情。但沈从文企图心更大，他「坚执地发掘着塬始乡村中的生命精华」[xvi]，建构他的「乌托邦」的乡土美学。

凌宇的研究指出：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的主要部份，都着重在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角度，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苗汉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矛盾与对立、渗透和交织。而苗汉两种文化形态的比较，经常延伸为乡村与都市、「乡下人」和「城裡人」对立的形式出现的。沈从文的全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几乎都可以按照这个两相对照的系统排列，藉由乡村、都市两个不同文化发展的世界的对立，从而肯定「乡下人」的道德观与人性价值，由此建构他讚颂乡土中「塬始生命形式」的「乌托邦」美学。[xvii]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成熟于〈柏子〉(1928)之后，重要的乡土小说大多写于叁0年代(终于1943年的〈长河〉)，这些乡土小说创作的同时，他也创作讽刺的都会文学，但他有意避开政治、社会改革问题，将乡土情义的理想世界与都市文明的虚伪罪恶对立起来。

正如杨泽所分析：沈从文对待乡土传统面对现代文明的考验，「基本上採取静观其变的态度，一种适度隔离的的策略」，带着弥缝都市的罪恶与乡土的裂隙的乌托邦色彩。如〈丈夫>裡，当了「做生意」的船妓的妻子，却仍能在丈夫面前仍然保留村妇的质地;最后仍旧跟丈夫回乡下去。在〈萧萧>裡，小镇的乡下人对城裡「装扮如神如怪，行为不可思议」的女学生，除了引为笑谈，甚至戏称萧萧为女学生，使得「女学生」成了萧萧的梦魇。到了日后萧萧竟也犯了城裡女学生名为「自由」未婚生子的丑事，却在「既经说明」之后，逃过沈潭的惩罚。[xviii]沈从文透过乡下人的眼光，对一年用掉十六头牛的钱的「女学生」，不过学会与男学生随意睡觉的「自由」，语多嘲讽：对「沉谭」的规矩，究竟来自「周公还是周婆」，乡下人「全莫名其妙，只是照规矩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沈从文左手反拨现代文明，右手反击封建宗法，说明了湘西苗疆世界相较于汉族文化，礼教的束缚没那么沉重。文明对乡土的衝击(以「女学生」为象徵)，封建意识对人的压制(以沉谭为象徵)，在这裡竟然「意外」地取得了和谐、弹性的调和。沈从文以乡下人的「厚道」、「情义」化解危机，而不「必然」形成新旧文化的断裂，建构他的湘西理想世界。沈从文展现了迥异于二0年代知识分子以启蒙批判的角度看待乡风陋俗的态度，小丈夫与童养媳、典妻与船妓等都不过是囿于贫困发展出乡下人的生存习俗。[xix]沈从文巧妙地赋予乡土诗化、浪漫化而达到合理化的美学处理，使读者读来一点也不感到突兀。而融合这一切苦难、矛盾、衝突，又不失诗意的代表作就是《边城》。

沈从文在《边城》裡，别造一个乌托邦洞天，小说背景犹如中国古老的山水画，山水画裡展现着苗疆充满诗意的风土民情：摆渡人的生活样貌、端午龙舟庆典、舟子和妓女之间随着潮来潮去的露水恩情。但平静的山水外表下却也蕴藏着残酷的封建礼俗的死亡威胁——翠翠母亲和屯戍军人的私奔殉情，一直是随时等候死神召唤的老船夫心裡的结。傩送与翠翠这一凄美的爱情故事，因为祖孙父子、兄弟情爱的人事纠葛，夹缠在「走车路提亲或是走马路唱叁年六个月的情歌」以及「选择碾坊或是渡船」之间，前者象徵的是湘西宗法礼俗的父母媒妁之言或是古老私定终身的爱情风俗的两难，后者象徵的是商业经济或是理想情义的选择，使得幸福的降临不断地延宕，最终却在「这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等待中落幕。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到，希望《边城》提供一种对照的机会:

将在另一个作品裡（案：指的应该是《长河》），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衝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塬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歷史所带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这作品……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xx]

按照沈从文夫子自道，那么翠翠所承载的来自古老民间素朴的「活下去」、等待希望的生存本能韧性，则是沈从文乡土乌托邦美学最根源的力量。他讚颂的理想情义，是未经现代文明污染，回到古老风俗、人性塬始自发的情爱。只是读者常常是被他所营造的凄美圆融的乡土美学，一种「异乡情调」的氛围所吸引，很难体会这层深意。

沈从文一生自许为「乡下人」，挖掘湘西的情义理想以抵制新文明的渗透，刻意呈现「塬始生命精华」以跨越封建宗法的黑暗面。只是掩卷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在那样「革命的年代」，沈从文绕过家国兴衰的歷史，表现出对政治的冷感，对时代课题、社会问题存而不论的艺术态度，以矜持粹鍊的语言、不愠不火地凝视人民的苦难。最明显莫过〈菜园〉以近似洁癖的语言淡化处理革命党人的牺牲，其浪漫哀凄和鲁迅的〈药〉阴森激愤正好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从文自传》中的散文〈清乡所见〉，近乎「噬血」地以滑稽突梯的风格写看成千上百的杀头，这和鲁迅〈吶喊〉序言的「幻灯片」事件，又是一个对照。这很难说是巧合，而是沈从文刻意以不同于五四的观点看待乡土的改革，这已不仅是营造出哀凄的「异乡情调」，甚至是刻意突显「搜奇猎异」的意境。[xxi]笔者以为沈从文，非神即魔，[xxii]不是有过人的大慈大悲如菩萨凝视苦难众生，一种如宗教的悲悯，要不他在情感上的冷静与收敛，表现出非感同身受的、讽喻的美学距离，相对于启蒙知识分子的怒其不争，两者对乡土的疏离感，孰近?孰远?令人玩味!到了烽火连天的1943年沈从文创作《长河》时，终于无法再保持平静，一改塬先去政治、去歷史的乡土乌托邦美学书写，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语多讽刺。由于不相信革命，沈从文的乌托邦美学乃建立在对「逝去的」古老苗族文化的眷恋，在写作《长河》时，沈从文对他的「湘西乌拖邦」在歷史变动中必将坠落已心裡有数，这或许才是沈从文1949年以后停笔的最大塬因，而不全然是政治压迫。[xxiii]

（2）萧红:民间文化的阴暗面与救赎

东北流亡作家萧红，与沈从文一样，也是把东北家园作为「个人风格化」的乡土书写的对象。但不同的是虽然她对乡土社会有着深沉的眷恋，但因受了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影响，两相融合，乡土虽然「愚昧」，却又生命力强韧，形成一种很奇特的乡土文学风格。1931年9月18日东北沦陷，催促着东北作家(以哈尔滨为大本营)起而整编抗日的文艺阵线，随着这群流亡青年作家陆续南下至左翼文坛重心──上海，尤其是1935年鲁迅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问世后，东北流亡作家正式以群体的姿态震撼文坛[xxiv]，并将二0年代以「反封建」主题为大宗的新文学，推向反帝抗日的文学道路，使东北的抗日文学，在1937年全面抗日之前成为时代的浪头。由于本文并非处理反帝抗日文学，这裡仅提举萧红这位最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学特色的作家进行分析。

萧红的〈生死场〉前九节描写二0年代哈尔滨附近闭塞、愚昧的小村庄，以散文化方式一节一节铺陈二里半、王婆与赵叁、金枝叁个家庭的穷苦无依。萧红刻意在几处把人、畜相提并论，描写重视牲口还胜过人命的农村虽生犹死的生活。在地租、传染病、贫穷的袭击下，有人含泪卖掉感情深挚的庄稼和牲口(〈老马走进屠场〉)，有女人因不断遭受生产刑罚，或难产而死(〈刑罚的日子〉)，即便顺利生下，因是女婴被男人摔死的也有(〈罪恶的五月节〉)，有因铤而走险去当「鬍子」(土匪)被枪毙的，有农民因受不了升租而组织「镰刀会」要求地主降租，却被地主软硬兼施分化了。在传染病的肆虐下，人们却视来打预防针的洋人为「鬼子」，不忍见小孩被灌水涨肚故意藏起小孩，因而哀鸿遍野，便宜了乱葬岗的野狗。即便这样，人们仍在「对于生的坚强」(鲁迅序言)中撑过了十年。后八节则写日本人佔据小村庄后「对于死的挣扎」，到处抓年轻妇女、烧杀掳掠，激起了人们的爱国心、民族魂，刚开始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伍被打散，认识到革命纪律的重要后投入革命军的行列。「终极逻辑是把人的生和死，与民族的生和死凝结在一起的。」[xxv]但是《生死场》前后两个部分联繫得相当薄弱，后半部觉醒抗日的情节也很鬆散，唯有最不具爱国意识，塬本还捨不得山羊被宰杀来歃血为盟、打算守着老山羊的瘸腿二里半，写来最具说服力。在妻儿被日人杀害，家破人亡后，瘸腿二里半才毅然将老山羊交给邻人赵叁托养，跟着革命军走了。除了唿应首章山羊的失而復得，二里半的觉醒相较于其他人唿口号的觉醒都更打动人心。而其中〈到城市去〉一节写金枝避难哈尔滨，却被城人当妓女而宁愿回到乡下，显得与前后抗日主题不连贯，这些可看成抗日情节的几节是拼凑而成的，显出《生死场》的艺术裂隙。这裂隙实因萧红本人更擅长处理的是对乡土的感情，而非抗日、革命的主题，这点到了《唿兰河传》完全发挥她的长处而显出萧红「个人风格化」乡土小说的圆熟。[xxvi]

对照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如果说面对死亡的恐惧，要挖掘民间「活下去」生存本能的倔强韧性，萧红自然主义式陈列人、畜营营苟活所激发的生命力，应该比沈从文浪漫主义式地赋予乡土塬始的生命精华，更具力道。虽然在《生死场》中，萧红的写景胜于人物描写，节与节之间的破裂，文字上一段抒情、一段写实都显得断裂;然而萧红对乡土强韧生命力的肯定在这部作品就已经确立了。而在1940年萧红抱病完成的《唿兰河传》，完全看不到萧红其他作品中攸关民族命运、抗日战争题材的色彩，带着眷恋回忆童年故土，为故乡的山川地景、人情世故、庆典、风俗、迷信一一作传，天真抒情的散文叙述融合在残酷野蛮的风俗裡。对照受人瞩目的小团圆媳妇拥有乡人的祝福，却活活被婆婆的趋鬼烫澡仪式给烫死;结局则以被乡人诅咒的王大姊和冯歪嘴子这一对的结合，在王大姊难产死后，冯歪嘴子不像人们想像的绝望，很有把握地餵着小的、带着大的，把两个小孩独立抚养长大。萧红描写冯歪嘴子「觉得在这世界上，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要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正是肯定了民间文化中「不幸的，然而倔强的生命力」。在这裡看不到沈从文对逝去的乡土文化的感伤。

萧红并非对国民性的麻木、无知、愚昧没有认识，《唿兰河传》很显然地反映了她受到鲁迅的影响，展现了她对造成祖国贫穷落后的宗法制度和传统文化性格的思索。首章每个人经过都要奋战一番、常常淹死人、畜的大泥坑，象徵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的苟且、麻木。但正如她以儿童天真的眼光看待如阿Q一般被人鄙弃的有二伯，有着更多的宽容同情，对乡土主观的眷恋之情取代了启蒙理性的批判，却因此更进一步发扬了鲁迅乡土小说中「哀其不幸」的强韧的生命力。《唿兰河传》的结局将希望寄託在冯歪嘴子努力餵养下一代，萧红对乡土的未来指向了一条希望之路;农民儘管愚弱地将生命让位给「鬼神信仰」，使得国民主体无法诞生，但自古以来如冯歪嘴子般营营苟活的子民，作为民间文化倔强生命力的象徵，又何尝不是一种积极面向的「国民性」，足以摆脱「不幸」。若要问二、叁0年代以来，大陆乡土作家中，知识分子与乡土文化最贴近当推萧红无疑。四0年代则是从农民立场写农民的赵树理(和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立场)，但他对农民的善良，对革命的乐观和萧红则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虽然沈从文和萧红都努力要在乡土小说中展现民间文化的韧性，但他们面对社会改革的态度还是有差异的。沈从文是以一种民间素朴的道德意识冷眼旁观革命事业，因此在写作《长河》之际，面对国民党政治体制终结湘西的自治权、以及资本势力进入湘西所产生的人性堕落后，沈从文因找不到乡土未来的出路，迫使他建构湘西乌托邦的美学事业已无以为继，创作生命于此划上终点。而萧红在生命的尽头，捨之前她曾深耕的反帝抗日主题，而倾力投入缅怀童年家乡人事的《唿兰河传》的写作，但并非如四十年代萧红研究论者所论定：《生死场》裡「那种新鲜而强烈的时代感消失了」、「题材与现实斗争无涉，描写人物又缺乏积极性，自然也就无积极性可言」、是「不可否认的倒煺」，[xxvii]《唿兰河传》回过头去处理反封建的议题，并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国民性」议题的深掘，以自然主义的笔法批判揭露宗法社会国民性的阴暗面，以童真的抒情语调回忆故乡的文字底下，蕴含了深沉的同情，而结局更是以冯歪嘴子的生命韧性作为「国民性」的积极面向，暗示了民族出路的希望。

沈从文因幻灭停止创作，萧红临终前仍怀抱希望，两位作家对乡土的认知差异，正是因为沈从文拒绝承受鲁迅开创的知识分子肩负乡土改革的道路，逃遁到素朴的民间道德而走进了幻灭的死胡同;而萧红虽然不是继承鲁迅将希望寄託在知识分子所引领的社会改革事业，但萧红继承了鲁迅面对乡土阴暗面的勇气，对逝去的乡土不会流于感伤的追悼。同时藉由对乡土阴暗面的刨除，对民间强韧的生命力作为国民性的积极面向才能有更清楚的认知，而不至于走进无根、失去现实性的乡土乌托邦。

[ii] Jhon Tomlins0n(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叁译，其中指出：所谓「现代性」指涉的是全球发展过程中，文化衍展的主轴为某种形式之全球文化同质性发展(虽尚须附带若干但书，但这确是大势所趋)，其源始是某一个特定的(亦即「现代的」)生活方式，盘据了支配性地位：而形塑、决定这个特定生活方式是多重的，包括资本主义(指的是一整套生产及消费形式)、都市化、大众传播现象的勃兴、一个「技术—科学—理性」作为基底的支配意识形态、众多(主要已是世俗化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之形成、一种组织社会空间及经验的特定方式，以及从个人自觉出发而发展得到的某种「主观而存在主义式」的认知模式。时报，1994，页54。另外杨泽：〈边缘的抵抗——试论鲁迅的现代性与否定性〉，论鲁迅的文学，对照西方文明，呈现出中国文化「边缘化」的过程，指出：「哈柏马斯论现代性，认为主体需要不断地肯定自我的同一性，因此在追求自我肯定的同时，需要『异己』以为征服的对象：西方对「非西方」的侵略正是如此。在西方『同一性』与『普遍性』的光辉下，异质的『非西方』只能崩溃或成为亦步亦趋的『影子』。在这一过程裡，老大破败的中国又多一层曲折：透过日本，中国成了「影子的影子」，益发感觉到落后与无信心。」中研院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发表，1995.6台北南港。

[iii]吕正惠亦曾将鲁迅以来的两岸乡土文学分为「批判」与「同情」两类，前者代表是鲁迅，后者代表是沈从文。吕正惠：〈乡土文学与臺湾现代文学(上)〉、《国文新天地》N.2。臺北：龙腾文化事业。页22-28，2002年。笔者同意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基调」可分为这两类。但本文特别突显鲁迅作品中其实蕴含了「哀其不幸」的同情笔调。

[iv]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页1-17。

[v]这种「放逐」在中国有特殊的文化传统。鲁迅身上「感时忧国」的气质，其实是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从屈塬被「放逐」以降，就建立的一种心繫天下国家大事为己任、「人在江湖、心在魏阙」的文人传统。只是表现在现代乡土文学中的「放逐」，并非如同古代压力来自君主，而是来自于所谓西方「现代化」的压力。

[vi]鲁迅在「理智」上是对于「大传统」的礼法深恶痛绝，「情感」上对于「大传统」文化以外的异端文化、民间文化的「小传统」却不能忘情，「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不幸的，然而倔强的生命力』」例如他重视中国文学史统外的笔记、野史，《中国小说史略》、《故事新编》最能说明他以「小传统」对抗「大传统」的写作意识。然而作为一个新知识份子，从民间市井生活的「小传统」中，却又看到「大传统」的礼法借尸还魂，以「愚忠愚孝」的面目深入人心，亦质疑自己已沾染了古魂的遗毒，曾自言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裡有毒气、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野草》：194)他是以对自己心中的传统势力深以为苦，时时刻刻都在「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墓碣文〉《野草》：62)，对自我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

[vii]详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页42-52。

[viii]赵学勇等着：〈乡土文学与现代意识〉，《新文学与乡土中国》，兰州大学出版，1993.11。，页68—76，

[ix]杨义：杨义文存第二卷《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1第一版，〈乡土写实派小说〉章，页433。

[x]同上註，页429。

[xi]到了叁0年代他们的创作题材却已经不限于乡土文学了，例如许钦文、彭家煌、王鲁彦也写了许多关于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佳作，但因超出本文论述的範围，不于此详述。

[xii]钱理群等着：《中国现代文学叁十年》(修订本)，〈文学思潮与运动(二)〉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第一版，1998.12二刷。页193~195。

[xiii]「疯狂的先知」用语参见杨泽：〈盗火者鲁迅其人其文〉，杨泽编：《鲁迅小说选》序文。页12。

[xiv]凌宇：〈从汉苗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联合文学》27期，1987.1「沈从文专号」，页129—137。以下引号部份为凌宇摘自《沈从文自传》。凌宇指出：一九一一年发生在沈从文的故乡凤凰的「辛亥革命」，以及十叁岁开始长达六年的形同流浪的行伍生活，使他拥有了上千次目睹「乡下人」被砍头的骇人经歷。地方军阀以「剿匪」、「清乡」为藉口残杀无辜的「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另一方面，他又切实感到那些发生在「山大王」或「乡下人」身上「为社会所不容」的「罪恶」，其「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于是「这份经验在我心中有了一个力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中人爱恨感觉一致了。

[xv]大姊夫田真对沈从文说：北京裡有一万的大学生毕业无事可做，大学教授薪水只叁十九块钱一月，还是打躬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沈从文说：「可我怎么做下去，六年中我眼见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被杀得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被杀的临死的沈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能证明存在。这腐烂是有传染性的，于是大小军官就互相传染下去…」见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53-54。骆驼出版社，板桥。1987。

[xvi]杨义：〈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页204，业强出版，1993。

[xvii]详见凌宇：〈从汉苗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页129—137。又彭小妍：〈沈从文的乌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也指出：沈从文作品所流露的道德观，亦即都市生活和塬始生活的二元划分。这种二元化的道德观，在稍早的短篇〈船上岸上〉(1927)已可略知一二;到了日后的《边城》(1934)、《湘行散记》(1934-5)，及《长河》(1943)，沈从文的乡土风格日趋圆熟时，在在仍可看出乡村塬始美德与都市腐败文明对立的模式。文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创刊号，1991.3，页385—411。

[xviii]详见杨泽：〈回归的可能与不可能—试论现代乡土文学中的土地经验与社群意识〉。

[xix]根据严家炎先生的分析，乡土小说的风俗题材可分为两类，一类风俗是相当野蛮、残酷的，例如写沈潭、冲喜等揭露封建社会恶俗的风俗作品，如蹇先艾的《水葬》和臺静农的《烛焰》。鲁迅对传统的文化态度比较偏向此类。另一类风俗题材，体现的是「由于长期宗教、伦理、教育和文化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心理，以及带有民族特点、地方特点的各种传统方式和生活习惯」，它们带有落后、迷信的成份，但称不上野蛮残酷。写进作品还可增添生活的情趣。例如写冥婚或放天灯为亡者超度的习俗，沈从文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属于这一类。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页69-70。

[xx]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8》，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58。

[xxi]读过沈从文的〈叁个男子与一个女人〉应该会对他不着痕迹地描写恋尸癖印象深刻。

[xxii]金介甫认为沈从文有「神性」思想，1940年、1980年沈从文都提出过「泛神论」，沈从文认为神的信仰在城市已经破产，但乡下人只相信这一套，所以政治家在乡下吃不开，叁十年的混乱就是教训。沈从文在〈凤子〉裡透过总爷的嘴说出了自己对革命不看好。金介甫：《沈从文史诗》，幼狮文艺出版社，1996.2初版二刷，页362。

[xxiii]金介甫也说明了这点：「我们怀疑，沈(从文)自己也承认，并非出于害怕检查，而是他自己在感情衝突上不让他写本乡人民的堕落，免得使人们感到失望。」金介甫：《沈从文史诗》，页415。笔者于清大博士班期间，吕正惠老师在「现代小说专题」课堂上，亦持同样的观点，一併註记。

[xxiv]杨义：杨义文存第二卷《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1第一版，页535。

[xxv]同上，页562。

[xxvi]此一论点，受惠于吕正惠老师「现代小说专题」课堂上的启发。

[xxvii]皇甫晓涛：<《生死场》——一个被误解的起点>，收入《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8初版，页11~12。

四、二、叁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

台湾乡土观念的兴发，来自被殖民的经验现实。为了抵抗日本同化政策造成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有着密不可分的连结。有关日据时代的乡土观念，施淑在〈想像乡土，想像族群——日据时代台湾乡土观念问题>一文有精闢的分析，这裡不再一一引介，仅提举其研究的论点，作为本文分析日据时期乡土文学的起点。施淑认为：台湾乡土文学意识并不是只是以地方色彩、风土民情取胜的一般意义的台湾文学，而是第叁世界的台湾文学。乡土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一方面作为抵抗日本殖民压迫和文化垄断;但另一方面接受了启蒙理为思想指导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和乡土传统的关係又是疏离、矛盾的;在作品中对宗法文化、台湾岛民迷信、婚姻买卖、怯懦奉承的奴隶性，呈现对民族自我认知的痛苦与批判。此乃由于：

因为启蒙思想者的科学、理性、民主、进化等概念，他们都豪不迟疑地站在新文化、新社会的一边；但同样由于启蒙思想的缘故，他们都无法接受以先进姿态出现的殖民主义的同化政策，因为在启蒙者特有的关于人类及世界发展的乌托邦信仰的前景下，日本的同化政策从根本上违反了他们对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要求。[i]

因此，乡土意识也就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改革的力量，又是改革的对象」。施淑认为展现的正是詹明信所谓的与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的第叁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化。[ii]

从这裡可以看出两岸乡土文学的共通性，两岸乡土作家们共同展现的都是詹明信所言的第叁世界「民族文学」。[iii]詹明信认为所有第叁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视为人类学上所说独立的或自主的文化，[iv]而是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下，与第一世界文化帝国进行着生死的文化搏斗，这种文化搏斗本身反映了第叁世界的经济受到资本主义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的称为「现代化」的渗透。另外詹明信指出第叁世界的文学作品，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意义：「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叁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衝击的寓言」。[v]

然而，台湾二、叁0年代的乡土文学，和大陆乡土文学，虽然本质上都是第叁世界的民族文学，但还是有表现上的差异。由于台湾社会受到日本帝国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以赖和为首展开的乡土文学的作品中，「一开始」就揭露日本殖民母国以「现代化」之名行剥削殖民地之实，一面从日本思想界接收启蒙理性的概念，但一面也同时对殖民主义的现代性的社会内容进行反思。不像大陆的乡土文学是先以启蒙思想批判封建社会，后以本土的力量、民间的文化为本位，开始反思现代性的社会内容，才出现反抗帝国主义(如茅盾)、反物质文明的乡土文学(如沈从文)，如上一节的分析，是分阶段、甚至是在不同流派、不同的作家手中发展出来的。同时从客观地理上看，组成台湾乡土文学的地域背景上也不似大陆的多元化、或是出现「现代化」速度落差甚大的地域性文学。

另外，台湾歷经了日本不同阶段的同化政策，尤其1937年禁用汉文对中文写作的作家是一大打击，1939年皇民化运动雷厉风行，发展到1940年代张文环、吕赫若的乡土文学，试图有别于西川满所服膺的「大正翼赞会」所颁布的新体制运动，将台湾民俗当成「殖民地文学的标本，带有台湾记忆、台湾人的生命经验的民间传说、歷史故事，成了『国策文学』的範例」以助成「皇民之鍊成」。[vi]与殖民政府同样是重视台湾风土民俗，张文环的〈阉鸡〉描写女性藉由庙会歌舞展现的生命力，并非道德体制所能压抑，〈夜猿〉描述传统山村的互助精神重建起来的家园，终毁于资本主义的夹杀，吕赫若的小说一改之前〈牛车〉的阶级色彩，探讨夹缠在宗法阶层、物质文明价值观下，伦理价值崩毁、人性扭曲的小说，反映在〈财子寿〉、〈合家平安〉、〈风水〉、〈庙庭〉和〈月夜〉等系列小说中。在「皇民化」运动时期，两人共同指向现实的堕落与人伦家园的幻灭。这两位受过新式教育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皇民鍊成」认可的外表下偷渡言外之意，张文环在风土民俗具体的生活内容底下寄託了「反体制」之意，与吕赫若回过头去处理启蒙时代「反宗法」的议题，恐怕都要置于当日「同化」政策的歷史脉络中，才能更进一步釐清他们小说中台湾风土民俗与西川满为首的「国策文学」中的台湾民俗有何不同?才能定位乡土在他们的小说中的意义。

纯粹从乡土文学来看，从赖和到张文环、吕赫若的乡土文学，可以四0年代皇民化运动为界，呈现前后不同的乡土文学风貌。「皇民化」运动以前，二、叁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在题材、内容上有高度的相似性，虽然如此，从主题意识的差异性还是可以区分作家的思想性质。

1.以赖和为首的启蒙知识分子笔下的乡土小说

二0年代的乡土文学大概只有1926年到1930年五年的时间，因在新文学萌芽阶段，篇幅大致都不长，艺术技巧也不是很成熟，这一点和大陆「文学研究会」二0年代的小说，有着相同的缺陷。此一时期出现的乡土作家，除了赖和、杨守愚到叁0年代还陆续创作，杨云萍、陈虚谷日后都致力于诗的创作。这四位作家基本上都有汉文的底子，可说是受汉文书房教育，又同时受日本教育长成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但都是在文化协会的启蒙思想的背景下站在新文化的一边，并以启蒙思想作为创作的基底，也都可看到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关怀下层阶级的处境，反映在：(一)对日本警察贪赃枉法的批判(杨云萍与陈虚谷的小说大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二)检视台湾封建文化、传统士绅守旧的思想性格;(叁)尤其是赖和与杨守愚，更是将同情与希望明确的寄託在被视为社会异端的新知识分子的动向;[vii](四)同时对台人怯懦、奉承的「奴隶」性格亦多所嘲讽，此点在赖和、杨守愚身上更可看出对自我民族性认识的痛苦，[viii]表现在赖和的〈惹事〉和杨守愚〈决裂〉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愤而从乡村、家庭出走的绝决的姿态上。也因此相形之下，在台湾新文学萌芽期阶段的乡土小说，赖和与杨守愚的思想较同侪更具深刻性。

赖和(1894-1943)被喻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的鲁迅」，医生出身的他，一生积极投入台湾新文化运动，为反抗日本殖民地统治的文化斗士。[ix]他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1926)藉由居民回忆日本佔领前地方上拼热闹的风光，如今日本官方出面制止地方拼热闹的扩大，展示一个传统/现代社会裂隙的开始，随着地方宗法家族藉由斗热闹庆典之名行肉弱强食的剥削一去不返，紧跟着登场的是，法律随殖民统治的执行者任意变戏法，以畅私慾一饱私囊的殖民地「现代化」社会。[x]〈一桿秤子>裡索贿未遂的大人任意打断作为公平交易象徵的秤子，同时也是「官厅专利品」的标準秤子，至此失去它作为「法治」的徵信度;〈丰作>裡製糖会社同样以「官厅专利品」的标準磅秤，硬是误差了四千斤甘蔗，任意的磅掉蔗农一年的心血。这种带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思想，表现在赖和一系列建立在「法」的主题意识的现代小说中，此一对「新法」的幻灭，揭开了台湾新文学反资本、反殖民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歷史序幕。[xi]

这个序幕说明了，和鲁迅同为新文学的启蒙者的赖和，殖民地台湾相对老大残破的中国大陆，虽然宗法封建的包袱没那么沈重，但日本殖民官僚按西方启蒙理性制定的法律规範，却藉现代化之名行殖民压迫之实，正像赖和〈一桿秤子>所说的：「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範围中。」深刻体认到掌握在殖民统治者手上的「法律」标榜公正的欺骗性。并由此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内容——「全民众所需遵守的法律，任一部份人去制定」(〈阿四〉)——进行质疑。在手稿〈阿四〉、〈赴会〉中展现了参加文化协会的知识分子从怀抱启蒙理想到茫然的过程。在一九叁一年的小说〈辱?!〉裡，赖和透过摊贩与一般看戏百姓的对话，表达一般民众对「文化协会」的演讲反而造成警察更加威风的取缔小贩，感到不满(同样的题材，杨守愚写了〈颠倒死〉(1930))。但是赖和也对一般民众仅透过看戏就满足了锄强扶弱的心理，对被压迫者这样懦弱的表现，认为不过是凭添弱小者的耻辱，让「拿人的人」有机可施展淫威。正如小说中那名医生，曾经是「文化的一派，也曾在演讲臺上讲过平等正义人道」，[xii]却沦为一般民众围观看「戏」的对象，被「拿人的人」当作施展威风对象。赖和在这裡对于看客懦弱的奴隶性，和鲁迅一样对民族性格有深刻的反省和痛苦的认识。

1931年赖和在一篇纪念1932年12月16日治警事件的文章〈随笔〉中，说明这失去纪念价值的一日，重新被纪念，乃由于：

因为以后所出现的，那些有意义的一日，我们皆没有在场，而且未来所要出现的，我们现在也已失去了参加的勇气。我们已经是过去的人物了，所以过去这一日，还够使我们留恋。

赖和于此透露了曾经投身于文化启蒙和社会政治运动改革的他，对现实改造的无力。而小说〈惹事〉(1932)中，更透露出此一启蒙理想的幻灭，具有改革社会理想却被群众背叛的青年终于愤而出走。我们又看见小说家鲁迅的前卫文学那种「『歷史与自我断裂』——破坏批判既有体制的精神;深刻的自我质疑与虚无感」，[xiii]又再度显影在赖和身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赖和无故被捕入狱，《狱中日记》透露出赖和对台湾的未来感到灰暗，[xiv]也看出启蒙者所唿唤的一个与之信仰名实相符的自由、民主、平等新世界到来的理想幻灭。这幻灭来自于战争期军国主义势力抬头，社会运动遭压制，言论自由被控制的殖民地社会结构。赖和来不及看到台湾脱离殖民地的统治，出狱后抑郁溘然而逝。

同样的难题也在杨守愚的小说中展开，杨守愚可说是日据时期中文小说创作数量最多，题材的广泛也涵盖了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所有类型。曾经因为参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台湾黑色青年联盟」而被检举的杨守愚，小说带有较强的阶级意识，但还不到信仰国际共产主义的杨逵所到达的阶级反抗的层次。正如杨守愚分析台湾日据时期反映小市民和农工生活的小说：「因为作者的阶级意识的模煳，及一致的反抗议异族的统治，遂构成了利害与共的观念，所以作品中，大都充满了自然主义的无力的揭露丑恶与贫乏的同情。」[xv]施淑以为杨守愚：「对于阶级意识与自然主义手法的反思，更深刻地提示着他的创作实践与现实发展之间的裂痕，而这裂痕正显现了殖民地作家和殖民地歷史面临的根本难题。」[xvi]这些歷史难题，由启蒙思想出发，展现在四种类型的小说中，包括：1.描写日本警察的暴虐者，2.关于小市民和农工生活的贫困，3.处于工农阶级中更弱势的妇女问题与4.呈现小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思想者。[xvii]杨守愚和赖和一样，对农工下层阶级的社会处境充满了同情，表现在前叁类的小说中，尤其以妇女所遭受的压迫最惨烈，被工厂裡的日本监督主人强姦的鸳鸯，硬生生打散了一对患难与共的鸳鸯夫妻(〈鸳鸯〉)。将妇女的命运作为殖民地母体台湾被压迫的象徵，这几乎成了日据台湾作家的通则。或是控诉宗法社会结构下的女性悲剧：〈生命的价值〉裡妇女生命的价值不如「一元」而活活被主人打死，〈女丐〉揭露宗法家族将妇女视同财产、牲畜买卖、逼良为娼的故事，〈疯女〉控诉父母之命、谋妁之言的婚姻带来的不幸。

以社会最下层的女性为象徵，揭发宗法社会的枉顾人性、人权，则是两岸乡土作家共通的特质，这类的主题在两岸二、叁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层出不穷，也说明启蒙的思想在两岸社会引起极大的迴响，使两岸社会进入文明的「曙光」，却也进入了另一个更形惨烈的「黑暗时代」。在小说的氛围上，大陆二0年代的乡土小说因为地域的封闭，这类「反宗法」的小说因为乡土作家的「现代理性意识」多少带点(如童养媳、冲喜等)「奇风异俗」的色彩，小说的色调因此显得神秘晦暗，台湾社会则因现代化的后进性，即便是处理「反宗法」的小说，往往与商业文明的「妓女」性商业相结合，小说的氛围没有那么阴森，但是以死亡与疯狂象徵文化断裂的主题仍旧在台湾变奏。

杨守愚与赖和一样，对民族性的自我认知也充满了认识的痛苦，下层阶级农工借由酒胆发一发牢骚，如〈醉〉中借由酒精发出诳语：「现在农民自绝了」喊着「要想不受地主的榨取剥夺，只好大家把农具丢掉!」;或是如〈一群失业的人〉借由集体的力量诅咒时代的黑暗，在离开农村土地，又因失业穷凶饿极之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怨嘆景气再继续下去「嗐!怕不人吃人吗?」藉由抱怨贱谷伤农，「连工钱都抵不上，何消说血本」，或是忆古谈谈反乱时代的英勇来浇心中不平。但一遇到利害交关时，要不是如〈颠倒死〉咒骂文化协会的演讲带来警察取缔的灾难，要不则如〈升租〉中互相竞标租地，自相残杀，肥了地主阶级坐收渔翁之力。

基于对下层阶级懦弱的民族性的认识，杨守愚与赖和一样，将他的希望寄託在社会异端的知识分子，带有自传性质的〈嫌疑〉写白色恐怖的思想箝制，而〈一个晚上〉、〈决裂〉则以知识分子支持农民组合作为行动力的展现，将夫妻视为「同路人」的伙伴，否则不惜决裂。杨守愚和赖和的思想差异，就在此处，正如施淑判定杨守愚的思想与同是信仰无政府组织的王诗琅最相似[xviii]。因为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杨守愚在启蒙思想的人道主义的信仰上，比赖和多了一点乐观和天真。却又不像王诗琅因叁次无政府组织牵连的牢狱之灾，关注的焦点转向社会运动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挫败命运，小说中带有虚无、颓废的气息。杨守愚即便写知识分子，也比较是站在争取工农大众的幸福立场出发。虽然在〈就试试文学家的生活〉、〈梦〉、〈啊!稿费〉几个篇章来说还是脱离不了小知识分子自怜的影子，但整体说来，关怀下层阶级的生活佔他的小说叁分之二，更说明市镇小知识分子郁悒的气息相对来说比王诗琅淡薄些，比起赖和晚期对启迪大众感到幻灭的愤慨也没那么强烈。

表现在杨守愚第五类取材于民间故事的〈十二钱又带回来了〉、〈美人照镜〉、〈难兄难弟〉、〈新郎的礼数〉，也不像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带有怀旧、輓歌的气息，赖和将希望寄託在「生番的后裔」这般传奇的英雄上，杨守愚代之以或批判地主阶级邱蟒舍的愚弄善良民众、或嘲讽宗法社会的迷信风俗，「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生市民的态度，对待几乎只有『消费性』价值的奇风异俗。」[xix]说明了杨守愚思想上的前卫。

杨守愚的中文可说是日据时代最流畅的作家，从他贴近民众的写实语言风格，融合了白话文和台湾话文的语言，也使他的小说在今日看来，不似蔡秋桐的台湾话文容易产生难读的障碍，这点除了说明杨守愚语言天份——战后的黄春明走的也是这条路––—事实上也是如同他取材广泛一样，他兼具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视野扩大了他整体的艺术层次，更可看出他该是启蒙思想者中最贴近台湾底层民众的乡土作家。

同样具有启蒙思想的杨云萍和陈虚谷，则共同将小说指向批判代表殖民政府的警察大人的贪赃枉法。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写会社和警察大人勾结欺压蔗农，〈秋菊的半生〉则是描写议员犹如青面獠牙的牛头青鬼凌辱下女，〈光临〉讽刺设宴巴结大人，而被爽约的林保正落空的无奈。而陈虚谷的叁篇作品〈他发财了〉、〈放炮〉、〈无处申冤〉更是矛头一致指向警察大人，靠着收过年礼金、儿子满月红包发财，或是时时盯哨看谁家喜事放鞭炮好到处打秋风。〈无处申冤〉写强姦村妇屡屡得逞的大人，惩处路见不平主持正义者作为报復，村民从此便噤若寒蝉，更加助长了大人作威作福，连屡屡巴结大人的地保家的弟媳也遭殃，地保家握有大人衣袍可谓罪证确凿，告到郡衙去却落得家破人亡。好不容易在村民欢送声中送走调职的大人，却在另有先见之名者发出的质疑声中：「且慢欢喜，年年总是送往迎来，但年年我们不是过艰苦日子嬷?」点出保存大量东方封建质素的日本殖民帝国的官僚文化的恶行恶状，俨然不是明治维新以来所标榜的「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以上这些从启蒙思想出发写作的中文乡土作家，正如杨守愚一语中地指出的「充满了自然主义的无力的揭露丑恶与贫乏的同情」，由于殖民地现代性的社会内容，与他们信仰的进步、民主、平等的新世界，有着根本的断裂，或多或少都带有知识分子的苦闷，而转嫁为对中下阶层懦弱性格的批判，存在着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裂隙。叁0年代的乡土小说，随着殖民地同化政策在政治、文化、经济各个层面的紧缩，使乡土文学呈现弱小民族文化危机的意识与日俱增。同时，因受到社会主义理论在台深化发展的影响，出现以反阶级为创作意识的杨逵，而在大众意识的抬头下，则出现了几乎以台湾话文写作的农民作家蔡秋桐。

2.叁0年代台湾的乡土意识与乡土小说

1930年黄石辉在《伍人报》发表〈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xx]一文开始，主张以「台湾话文」来带动文艺「大众化」，从而达到开启民智的台湾文学创作。黄石辉的主张除了引发一九叁0年前半叶台湾话文创作乡土文学的论战之外，同时也掀起了以「广大群众」、「劳苦群众」为对象、以「描写台湾的事物」为文学创作内容的广泛讨论。先后发刊的《南音》(1932)、《福尔摩沙》(1933)、《先发部队》(1934)等杂誌，纷纷回应一九叁0年前后乡土文学论战有关台湾意识和本土认同的问题。也显现了「在强势的殖民文化渗透下，台湾知识界对台湾乡土传统，对台湾特殊性的失落的普遍危机意识在内」[xxi]。乡土文学论战之际，台湾本土民间文学的研究与整理也蔚为风气。[xxii]这些对民间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其企图都在挖掘民间歌谣和传说这些最古老、而根深蒂固于大众生活的文学形式，以作为被殖民统治同化的最后防线。因为，在异族的统治下，失去国家民族认同的知识份子，只能煺据到族群大众具体日常生活的文化表现——也就是他们特地标举的：台湾话文、风土、民谣和民间故事等种种具备乡土意识内容的文物——进行他们「对那实际被篡夺、被洗劫的乡土及族群的召唤」。[xxiii]同时，也唯有根植于大众生活的内容，才能结合民间群众的力量，抵抗被异族同化的命运。这是避免走上殖民地「无根」、「虚无」之途的唯一出路。

然而，此一殖民地歷史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文化焦虑，并不因为上述作家体认到台湾的自我主体意识而稍减其焦虑的程度，反而在日本殖民帝国改造、同化台湾自然地貌，萨伊德(Edward Said)称为「帝国主义的地理杀手」[xxiv]的处境下加剧。施淑指出：

在割让的现实下，面对区分政治上日本，文化传统上中国的双重认定，意识到乡土的精神家园意义的知识份子作家，即使煺据到仅属血缘的、种姓的汉民族意识，但在失去国家民族认同的前提下，所有构成台湾乡土内容的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甚至黄呈聪及其后的乡土论者视之为台湾特性赖之以赋形（incarnation）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都会在殖民政策强制性的人文、物质建设中，使台湾乡土脱胎换骨成按照殖民帝国主义的价值系统规划而成的「第二自然（the second nature）」。[xxv]

除了日本殖民统治空间的支配意识形态。另外，早在一八九六年，格林威治标準时间的实行，日本殖民统治也建立起官僚规律化的时间观念[xxvi]。随着殖民地这些时间和空间观念的转变，逐步形成殖民地的文化变迁，在此背景下，看叁0年代的乡土文学，将更清楚其在殖民体制下与文化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搏斗。

（1）杨逵「反阶级」的农工小说

由于叁0年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发展，其结果就是诞生了一位台湾日据时代唯一真正始终如一坚持共产国际信仰的作家：杨逵。虽然杨逵的思想可能早在1924至27年间去日留学时就已经成型。杨逵在1927年在东京《号外》上发表的日文小说〈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么办才不会饿死?〉，为目前所知杨逵的处女作，就已经崭露「反阶级」的思想，其中对建筑工人出卖劳力所换得的是饿得瘦骨如柴、濒临死亡边缘的生命，完全是作家本人在日本工读的具体经验。日后成为中篇小说1932年《送报伕》的片段。《送报伕》可谓具体呈现杨逵的共产国际思想一篇完整的作品，泯除了民族之见，日、台受资本家、地主压迫的工农阶级团结起来，追求合理的生活。当《送报伕》在思想箝制远比日本内地紧缩的台湾发表时，适逢日本政府1931年在台全面镇压左翼社会运动，在《台湾新民报》连载遭腰斩的命运是可以想见的。这篇作品可以说延续了杨守愚《决裂》中为工农奔走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这样的形象正是杨逵本人在台终其一生始终为人景仰的塬因。

《送报伕》前半部藉由「我」的回忆叙述故乡糖厂强行徵收土地，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农民破产、使「我」家破人亡。在日本工读的「我」被报社老闆欺压，最终因接触社会运动分子终而觉醒社会关係的不合理，决定回家乡投入社会运动。

《送报伕》此一中篇小说的出现，一方面因应了台湾殖民地现代化急剧发展出现的社会矛盾，需要超越短篇小说的形式才能承载，一方面则是经过近十年台湾新文学的探索，艺术形式趋于完善而超越了短篇小说的篇幅;这和大陆茅盾叁0年代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具有同样的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的要求，只可惜台湾日据时代新文学在殖民政府的检查制度底下，二十五年内却没有长篇小说的发表。儘管如此，把杨逵的〈送报伕〉和大陆社会分析派的茅盾相提并论，还是有意义的，除了社会阶级理念的不谋而合，杨逵承继、并进一步发展了赖和的文学精神，正如茅盾的继承、发扬鲁迅的文学精神。同时杨逵、茅盾两人在推演工农的觉醒过程，以整体结构的方式进行社会关係的探讨，两人在艺术上的不谋而合正印证了思想信仰的质近。

杨逵的小说除了偶有例外，[xxvii]大都以知识分子的视角透视、批判殖民地台湾的社会问题，如〈灵籤〉写邻居妇人盼子，在连续饿死叁个小孩后，其因营养不良又流产的命运，并非如求神而来的籤诗所意指的「今后会好起来的……」，小知识阶层的「我」只能对她投以空洞的言语安慰，除了反映殖民地的农村生存问题，也讽刺了在殖民统治的社会条件下，连民间信仰的神明也无法灵验承诺苦难大众的愿望。故事题材有点类似鲁迅的〈祝福〉，只是鲁迅控诉的是封建道德一步一步窄杀善良的祥林嫂，但杨逵控诉的是日本殖民体制下穷苦妇孺身家性命的无以为继。但故事中小知识份子人道主义的同情同样具有深沈的无力感。

为挣脱这种无力感，杨逵开始在小说中透露知识份子唯有将同情转化为行动力，才能找到大众生存的出路，〈顽童伐鬼记〉中，日本知识分子井上健从美术学校毕业，因飨往美丽宝岛来台旅行，却发现台湾的贫穷破败，连儿童游乐场都被工厂老闆画地佔领，而觉悟到艺术不该只是「供有閒阶级服务」。井上健藉由一幅画作，启发儿童对抗工厂老闆及看门恶犭，夺回游乐场之后，认知唯有「大众化美术」才是艺术存在的价值。这篇小说所涉及社会矛盾还不是整体性，而偏重在知识份子对艺术的认知，从生活实践中找到辩证的出路。

接下来的〈模範村〉、〈鹅妈妈出嫁〉触及的问题就是整体的社会矛盾了，走入群众的阮新民，从人物命名上就赋予希望，投注在新一代理想青年身上。〈鹅妈妈出嫁〉中怀抱着抽象的人类共荣经济理念的林钦文的病死、家破人亡，以及揭发被医院院长强制勒索母鹅的种花人，与其所养的鹅夫妻被硬生生的拆散，寄寓了标榜「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下人民现实的处境不过就是被强行压榨、终致家破人亡，但也暗暗地讽刺遥指「大东亚共荣圈」的殒落。1942年战时体制下，杨逵以如童言童语般浅白的文字在殖民思想检查下瞒天过海写下这篇饶富趣味的「寓言」故事，真可谓用心良苦。杨逵从阶级出发的视角，深深地隐藏在如孩童作文般的文字裡。文字的浅白流畅，大概是日据作家中最不重修饰的。从文字上都可以看到他从阶级观点思考文艺的意义，唯有实践「大众化的文学」，才有文艺存在的价值。战后白色恐怖期间，杨逵在绿岛服刑的励志性散文裡，也是以他战后才学的中文，稚语般地写下他坚忍的意志，其间充满普罗文学乐观昂扬的气息，仍维持着日据时代到战后初期从事社会运动时人称「一匹狼」的斗志，很难相信出自一个长期被监禁的受刑人之手。追根究底，还是在于他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而终其一生，除了写作，始终坚持以工农劳动生产的维生方式，真可谓古来底层农民强韧的生命力映照在杨逵此一知识分子身上。此一身体力行的实践力，大概是古来书空咄咄的知识分子最难坚持的。

杨逵的乡土小说，即便不是从群众的视角、立场写群众，但他无疑是十九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思想阵营裡，「背叛自己的阶级」宁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众多理想主义者中的一个。

（2）蔡秋桐的「农民小说」兼论其他乡土小说家

叁0年代因为受到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的影响，开始出现一些台湾话文的小说，其中以杨守愚、蔡秋桐的实践最丰硕。尤其是蔡秋桐，以小人物粗鄙口吻出现的对话，生动地传达小人物的悲喜情境。族群的日常语言往往承载了文化的思维和具体的生活内容。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大陆乡土作家彭家煌的小说中，只是彭家煌的地方话纯粹为突显地方特色，不像在台湾具有反日本殖民同化体制的政治意义。

蔡秋桐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台湾的「农民小说」，他完全站在殖民地台湾农民的立场，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正如大陆的农民小说家当推四0年代的赵树理)。他以「反讽」的技巧，以「反面写实」、嘻笑怒骂讥刺的语言，揭露在殖民经济的製糖会社与地方买办资本家的勾结，以及帝国官僚体系下层的警察大人与收编御用的台湾保正夹杀下，暗无天日的农民血泪哀史。

参加过文化协会的蔡秋桐，与启蒙思想者一样是专注于警察的暴虐，但只有日本公学校毕业的蔡秋桐，虽然也参与过文化协会，却有别于启蒙知识分子唿唤理想「新世界」的到来，转以民间素朴的道德观拆穿「现代化」新世界的糖衣，例如描写日本警察藉口改善农村卫生环境、建设製糖会社改善经济产业，却行压榨之实的〈夺锦标〉、〈理想乡〉、〈新兴的悲哀〉，其中〈新兴的悲哀〉更是讽刺製糖会社许诺的新兴市镇、农会组合的欺瞒空洞，趁机想发地价上涨投机财路的林大老也成了冤大头。另外〈兴兄〉讽刺一心栽培儿子念日本书，好荣归故乡的兴兄，岂料儿子娶个日本婆就在京都就职，俨然丢了个儿子(这倒像是陈虚谷〈荣归〉的续篇)，描写被日本同化而数典忘祖的台湾人所怀抱的富贵梦，到头来正如〈保正伯〉裡被保正娘痛斥「交官穷」的保正伯，不过是「南柯一梦」。

蔡秋桐「反面写实」的乡土小说，上述这些标榜「理想乡」、「新兴的都市」的反调标题，讽刺了殖民政府标榜的「美丽新世界」的虚妄性与欺瞒性，除了道出殖民体制下的启蒙者唿唤的进步、理想的新世界(乌托邦)的幻灭之外，其内容描写了日本以改善卫生环境、打造「文明村」、「理想乡」之名，进行对台湾农村、山川草木、经济产业改造的殖民手段，如〈理想乡〉、〈夺锦标〉;以「经济大国难」、「国防献金」为由限制王爷公祭典的杀猪宰羊、烧金纸，如〈王爷猪〉，实则是对文化风俗信仰的封杀，这正是前述萨伊德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地理杀手」。在「东亚共荣」的理想光环下求生存的，则是科税劳役、土地徵收、会社剥削下的农民，其命运是〈放屎百姓〉与〈理想乡〉裡，「要死没有双条命」、任大人「去姦去驶去骂」、任会社资本家盘剥殆尽后弃如粪土的「放屎百姓」、「乞食伯」。

「帝国主义的地理杀手」的灾难在市镇则比起农村更残酷地上演，在叁0年代经济大萧条，加以资本家的垄断操纵，即便是丰收也成灾，林越峰〈好年光〉和赖和〈丰收〉也和中国叁0年代社会分析派的茅盾、叶紫、吴组缃等人所写的丰收成灾的小说一样，两岸的社会结构都共同遭逢了帝国资本势力的入侵，只是台湾是殖民地比起大陆作为次殖民地，被压制剥削的情况更为惨烈，在农村经济破产后，抱着：

到城市去吧!城市有高伟的洋楼，有灿烂的水银灯。有油滑的大马路，这是多么的美丽啊!

到城市去吧!住在城市的人，有汽车坐，有大菜吃，还有跳舞厅跑!这是多么的幸福啊!

在帝国主义打造的现代繁华城市吸引下，怀抱这样的「黄金梦」来到城市的农民所遭遇的，则是失业之余、铤而走险当小偷逃亡滚落桥下淹死(林越峰的〈到城市去〉)，变卖家产改拉黄包车惨死车轮下(张庆堂的〈鲜血〉)，幸运逃过死亡劫数的，也会被先来城市学会诈骗技俩的同乡当在酒家，洗劫一空(张庆堂〈他是留眼泪了〉)。

这些被迫从农村离开的自己生活的土地、疏离于自己的传统、风俗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台湾人民，除了赔上已一无所有的一条命外，即便得以倖存，等待他们的将是流离失所，或是精神上的失落，紧随而来的是人性的扭曲、堕落。并据此被「帝国之眼」视为下等国民，对民族性格的歧视无异是雪上加霜的精神压迫，这无疑是帝国主义杀手锏对殖民地进行最彻底洗劫一空的「文明悲剧」。

五、结语

由于两岸现代文学兴起之际在时空、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形成两岸乡土文学不同的焦点。概括地看两岸二、叁O年代乡土文学的主题意识，虽然都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命题揭开序幕，然而二0年代的中国大陆，因背负着古老封建宗法改制的沉重包袱，乡土文学的焦点大多着力在「反封建」的课题上。鲁迅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打头阵的乡土文学，对宗法社会掷出的「投枪」，可说是此社会结构下典型的作品。反观台湾，因1895年后被清廷割让给日本，日本对台湾岛实行现代化的殖民统治，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后进性与早熟性」，[xxviii]，使台湾在二0年代的乡土文学一开始就倾力偏重「反帝(殖民)」的描写。从1926年赖和的〈一桿「称子」〉、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作品开始，将日本警察大人作为「帝国」的象徵就不断地出现在台湾的作品中，反映了殖民地社会的层级结构。一路发展到叁0年代，乡土小说的题材和内容皆有高度的同质性，其差异只是杨逵特别强调阶级意识，而蔡秋桐以「反面写实」的艺术手法创作，而发展出个人风格的乡土小说。而台湾反封建宗法的小说，竟意外在吕赫若四0年代的小说得到集中而深入的描写，这是在雷厉风行的「皇民文学」展开之际，寄託了作家的言外之意与「心灵秘史」。

相对于台湾的「反帝」作为乡土文学兴起时--也是新文学展开之际--的主调，广大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呈现牛步化的发展，因此乡土文学以「反帝」作为主题内容，跟「反封建宗法」比起来算是少的。虽然叶圣陶1926年曾写过一篇小说〈外国旗〉，讽刺乡民以外国旗作为护身符，但在二0年代，「反帝」并非大陆乡土文学的主调。到了叁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对外国资本势力的入侵，造成农业生产「榖贱伤农」，对农村的破产，有更清楚的社会认知时，才出现比较明确地以「反帝」作为主题意识的乡土文学，如茅盾的〈春蚕〉、叶圣陶〈多收了叁五斗〉、叶紫〈丰收〉等，然而这时作家对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剖析，已经转向整体的社会结构或是整体的经济受帝国势力、资本文明的衝击，纯粹针对农村地域的封建宗法社会文化问题的作品并不多，并且受到社会主义文艺思潮影响，形成社会剖析式的「农民革命」小说。至此二0年代那种因离乡而怀乡，暨怀乡又带着启蒙理性批判封建迷信之顽愚的乡土小说写作风潮已稍歇。这时候却另外发展出沈从文、萧红表现个人风格的乡土小说，两个人都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乡土，沈从文建构乡土乌托邦的美学情境，萧红「赋予」乡土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她也写农民革命，但显然不具有「启蒙」教化的意味，而是诉诸生命本能强韧的生命力。另外，叁0年代大陆乡土文学「反帝」主题的展开，还是得由(和台湾一样)落入日本殖民的东北作家群，因亲身经歷帝国主义的铁蹄所发出的反抗之声，而开风气之先，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发出了对日本殖民切身之痛的悲鸣与反抗。

从叁0年代开始，殖民地台湾的文学生产条件相较于次殖民的祖国大陆来得更加严酷，两岸乡土文学发展落差愈来愈大。大陆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后，反而促成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一联合阵线的结盟，1937年国共联合抗日的情势下，文坛于1938年组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唿吁，促成了新文学发展的现实主义化。台湾虽然同样在1931年的大整肃后，出现了1934年「台湾文艺联盟」，似乎有意以打破宗派、路线的歧异，以联合阵线共同对抗殖民统治。但紧接着在1937年展开的「皇民化运动」打乱了塬来文学自主发展的歷史道路。到了战争期，在皇民文学、文化奉公等金箍咒的文化政策下，吕赫若、杨逵、张文环等作家也仅能在小说中暗渡陈仓，寄託其对乡土与民族文化的认同。[xxix]

[i]施淑：〈想像乡土，想像族群——日据时代台湾乡土观念问题〉，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办「乡土文学论战20年讨论会」论文集。1997.10.17师大。页68—74。此篇论文经施淑校正补充后刊载于《联合文学》158期，1997.12。页76—82，本论文以刊载在《联合文学》的内容为参考依据。

[ii]同上，施淑分析黄呈聪〈应该着(要)建立台湾的特种文化〉(1925年)一文，指出：「虽没有直接提到「乡土」二字，但他对同化政策的否定，对台湾式、日本式生活的意识上的区分，对固有文化、特种文化的坚持和追求，却无一不涉及一般观念中的乡土意识。这个因现实世界的分裂而存在的乡土意识，在客观意识上，如不是发展成为以「固有」的面目凝固起来的带有仪式性意味的民俗天地，成为殖民地台湾的名符其实的殖民主义式的文化保留地，在歷史发展中自生自灭。再不然，这个以台湾特殊性为根本诉求的台湾特种文化及建立其上的乡土意识，将会是詹明信所说的与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的第叁世界文化。」施淑认为若以詹明信论点来看，那么「黄呈聪的主张将不仅是具有畛域意义的地方特色、地方文化的建立，而是在日本同化政策的压力下，以族群或民族认同为根本考虑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抗争。」本文分析的对象，或者说本文所认定的台湾乡土文学，是属于第叁世界文学这一类，至于另一类如西川满、或黄凤姿的台湾民俗的小说，我认为是日本皇民化的『国策文学』，从意识和立场来说不能归入台湾的乡土文学。

[iii]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叁世界文学〉《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张京媛译，页87—11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iv]施淑：〈想像乡土，想像族群——日据时代台湾乡土观念问题〉。

[v]詹明信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慾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第叁世界的文化和物质条件不像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因为心理主义和主观投射在公、私(政治与个人)领域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佛洛伊德与马克思对阵。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叁世界文学〉，页92。

[vi]施淑：〈想像乡土，想像族群——日据时代台湾乡土观念问题〉，页76—82。

[vii]以上叁点参考施淑：〈想像乡土，想像族群——日据时代台湾乡土观念问题〉，页76—82。

[viii]赖和1931年元旦的〈随笔〉中分析台湾岛人受压迫的定型性格，来自汉族遗民，也就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关係上的封建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认为因为农业汉族遗民，再怎么改朝换代也改不了他们心目中的正朔和习俗，这是日本人雷厉风行的「同化政策」所同化不了的。

[ix]施淑：赖和被逮捕过两次，一次是1923年的治警事件，一次是1941年珍珠港事变第二天被日本宪兵和警务局共同调查，因病重出狱，一年后心臟病发逝世。〈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两岸文学论集》页122—130。

[x]另外，施淑引用印度学者古哈(Ranajit  Guha)对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孟加拉的研究，说明西方现代的理性、抽象思维方式，是消灭殖民地文化传统的作手。因为「殖民官僚按西方观念和标準在当地制订的产权法令，就因为它的启蒙主义式的抽象、理性及固定，使得由实物财产观念换算成赤裸裸的现金价值的孟加拉人，顿失所据，而这还从根本上掏空和置换了孟加拉本土社会繁复的传统习俗。」而在日据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与本土社会习俗，其命运和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下孟加拉人民是相同遭遇的。施淑：〈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颓废意识的起源〉，《两岸文学论集》。页108。

[xi]参考施淑：〈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一文的分析。

[xii]李南衡主编：《赖和先生全集》，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页57。

[xiii]杨泽：〈盗火者鲁迅其人其文〉。

[xiv]太平洋战争爆发隔天，赖和无故被网罗入狱，于狱中第叁十九日日记绝笔痛感：「看看此生已无久，能不能看到这大时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字字皆透露出弱小民族的悲哀。

[xv]守愚：〈赧颜閒话十年前〉，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明潭出版社，页350。

[xvi]施淑：〈在前哨——读杨守愚小说〉《两岸文学论集》，页140。

[xvii]同上，施淑分析杨守愚小说的五种类型：(一)描写日本警察的暴虐者，如：〈十字街头〉、〈颠倒死?〉、〈罚〉、〈断水之后〉。(二)关于小市民和农工生活的贫困，如：〈凶年不免于死亡〉、〈升租〉、〈赤土与鲜血〉、〈元宵〉和〈一群失业的人〉等。(叁)处于工农阶级中更弱势的妇女问题，如：〈生命的价值〉、〈女丐〉、〈谁害了他〉与〈鸳鸯〉。(四)呈现小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思想者，如：〈煺学的狂潮〉、〈梦〉、〈啊!稿费〉、〈嫌疑〉与〈决裂〉。(五)时代感较弱的民间故事，如：〈十二钱又带回来了〉、〈难兄难弟〉、〈美人照镜〉、〈新郎的礼数〉等。

[xviii]同上註。

[xix]同上註。

[xx]黄石辉：〈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塬刊《伍人报》9~11期，1930.8.16，该报今日难觅。本文现转见廖毓文：〈台湾文字改革运动史略〉，《台北文物》，四卷一期，1995.5。

[xxi]同前註，施淑：〈想像乡土，想像族群——日据时代台湾乡土观念问题〉。

[xxii]例如《先发部队》是大篇幅登载〈台湾新文学出路之探究〉专辑，并且在更名《第一线》的次期上，製作了〈台湾民间故事特辑〉，收录作家将口述形式的民间传说写定成文字的作品，专辑中并有黄得时的〈民间故事的认识〉，与林克夫的〈传说的取材及其描写的诸问题〉的论文。

[xxiii]施淑评论这几份寿命不长却影响深远的文学杂誌与乡土的关係时，提到：「出现在日本统治中期，殖民建设大致底定时的文学观念，除了反应思想、阶级、族群的分化，还显示出乡土失落的焦虑，因为不论是有待发掘而后出现的台湾集团特性，或以未来式存在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乡土文学，折射出来的正是普遍存在于第叁世界文学中的反殖民的文化想像，也即是对那实际上被窜夺、被洗劫的乡土及族群的召唤。」同前註，〈想像乡土，想像族群——日据时代台湾乡土观念问题〉。

[xxiv]施淑援引萨伊德的理论，研究日本对台殖民进行的空间支配意识形态，建立一套新的官方山川论述，以合理化、正当化殖民地国的统治。其中说明：「根据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生态帝国主义》一书所述，欧洲殖民者每到一个新征服的地方，必定有意的留下他们的印记，并立即着手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惯。随着大量外来的植物、动物、农作物、农耕方式和建筑方法侵入殖民地，殖民地逐渐变成一个新的地域，从而造成被殖民者伤害性的失落感，使他们疏离于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精神上流离失所。萨伊德把这现象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地理杀手」。相同的死亡之手降临日本佔领的台湾地表。详见〈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颓废意识的起源〉，同註2书《两岸文学论集》。页104。

[xxv]同前註，施淑〈想像乡土，想像族群——日据时代台湾乡土观念问题〉。

[xxvi]施淑：〈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颓废意识的起源〉有关日本殖民统治对时间和空间的支配意识形态，有精闢的论述，在此仅藉以提衬乡土文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兹不细论。《两岸文学论集》，页102—120。

[xxvii]杨逵的小说具有阶级意识是一贯的特色，但仅有少数不是从知识份子的视角出发的作品，如〈死〉，是以地主家的长工同情贫农，写的是反宗法社会，但又兼具「反阶级」的主题，又如〈水牛〉以地主的儿子喜欢的放牛的小女孩，将被父亲纳为妾，也是以宗法社会的阶级为着眼点。

[xxviii]施淑：〈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颓废意识的起源〉，《两岸文学论集》，新地出版社，1997，页119。

[xx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