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创作与版本：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与手稿

前文链接：《马克思的时代与生平：从工业革命到《资本论》的诞生》

导 言

如果说上一篇文章主要是从马克思的生平与时代背景出发，为阅读《资本论》建立一个基本的时空坐标，那么这一篇则要进一步回答另一个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资本论》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最初并不是以《资本论》为标题展开的，而是围绕“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构想逐步推进。它既包括早期写作计划的提出与搁置，也包括伦敦时期长期笔记积累所形成的过渡阶段;既包括1857—1858年手稿所体现的第一次体系化突破，也包括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公开发表、1861—1863年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的系统展开，以及1863—1867年间《资本论》作为独立著作逐步形成的过程;最后，还包括第一卷出版后的修订、法文版的生成，以及恩格斯对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整理出版。

了解《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与不同版本，并不是单纯的文献学考据，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资本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位置，理解它为何呈现为今天这样的样貌，也理解它为什么始终保留着一种未完成的开放性。

01

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到早期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写作的最初构想，并不是直接完成《资本论》，而是拟定了一项题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两卷本计划。这里标题中的“和”尤其值得注意。按照这一设想，这部书一卷处理国民经济学批判，一卷处理政治批判。这表明，在184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那里，“政治的批判”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仍然被视为两个并行展开的工程，而不是后来那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中逐步吸收和统摄其他问题的结构。换言之，马克思最初还没有把经济学批判组织成后来《资本论》那样一个相对独立、内部结构复杂而高度展开的理论体系。

这一早期计划与巴黎时期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1843年马克思离开德国来到巴黎。在这一时期，他一方面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以及各种激进政治人物广泛接触，另一方面也开始认真阅读英国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经济思想著作。恩格斯在《德法年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启发。

虽然马克思已经就这部书与出版商签过合同，但这部书最终并未完成，目前也没有发现相关手稿。不过，巴黎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被看作这一最初计划的早期草稿之一。它并不是《资本论》的直接前身，但保存了马克思在初次系统接触政治经济学时的一系列核心问题，例如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工资、资本与地租之间的关系等。从思想史角度看，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本;但如果从成熟的经济理论来看，它仍然停留在一个高度哲学化、术语尚未稳定、论证结构尚未定型的阶段。

(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2002)

接下来的几年(布鲁塞尔时期，1845—1848)，马克思并没有沿着原定的经济学写作计划稳定推进，而是在多重理论任务之间往返。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与恩格斯合作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写作并不是放弃原有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计划，而是马克思意识到，如果不先从哲学和历史观层面澄清问题，就难以真正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在1845—1846年间，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原定的经济学写作计划，集中处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问题。

在1846年以后，马克思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并系统梳理了斯密、李嘉图等英法古典经济学著作。这一时期的阅读仍然是为了完成最初那部未竟的大书。但随着研究不断推进，新问题不断出现，现实论战也不断展开，他不得不把原本可能纳入大书的内容以其他形式写出来。例如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年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以及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文本，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共产党宣言》当然是最著名的政治文本，但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哲学的贫困》可能更值得重视。它是在与普鲁东论战的过程中，对经济范畴、历史发展以及抽象理论使用方式的一次重要澄清。《雇佣劳动与资本》虽然曾被当作马克思经济学的入门小册子，但更适合作为思想史材料，而不是理解成熟经济理论的最佳入口，因为其中关于劳动力、资本和工资等概念的处理仍然不够成熟，与后来《资本论》中的术语体系也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1844—1849这一阶段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围绕《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这一未竟计划，形成了一系列彼此相关但功能各异的文本。大书没有完成，但问题不断积累;体系尚未定型，但研究方向已经逐渐明确。

02

伦敦笔记、《大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继续流亡，最终定居伦敦。对其经济学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革命失败意味着直接政治实践路径的暂时中断，也意味着马克思不得不在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下重新组织自己的研究工作。

从1850年到1853年，马克思进行了大量阅读、摘录、评论和资料搜集，这些材料后来在马克思手稿研究中通常被称为“伦敦笔记”(London Notebooks)。与1840年代那些带有强烈哲学色彩和论战性质的文本不同，伦敦时期的笔记显示，马克思已经越来越明确地转向一种以概念分析、历史材料和现实机制相互印证的经济学研究。他阅读了大量关于货币、信用、银行、金融市场、危机与国际贸易的文献，也密切关注当时英国及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经验材料。

因此，伦敦笔记的重要性在于，它构成了从早期经济学研究向体系化理论写作过渡的关键阶段。可以说，从《雇佣劳动与资本》那种尚不成熟的政治经济学表述，到后来1857—1858年手稿中相对系统的理论展开，中间并不存在突然的理论跳跃，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而伦敦笔记正是这一过渡阶段的重要桥梁。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写作计划也发生了变化。大约在1851年前后，他曾向恩格斯和身边朋友透露过一个新的写作设想：他计划写三部书，分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者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视为最核心的部分。从此以后，他的主要研究精力基本都围绕这一部分展开。

(中文全集第二版第30卷，1997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这就是后来在学术史上非常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在这一手稿中，他第一次以较为系统的方式组织了关于价值、货币、资本、生产和流通等问题的分析，并形成了著名的“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即使从今天来看，它仍然是一份内容极为丰富、充满探索性和启发性的手稿，在这份手稿中，《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体系已经清晰显现出来。

马克思首先开始写作第一册“资本”。在这一册内部，他计划依次讨论价值、货币以及资本一般的问题。根据这一安排，他在1858年底整理出版计划，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是这一阶段第一次以公开出版形式出现的成果，只包括“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

(中文全集第二版第31卷，1998年)

在完成这一出版之后，马克思继续准备资本册中最核心的第三章“资本一般”作为第二分册，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1861—1863年手稿”。这批手稿规模庞大(中文全集第二版第32-37卷)，其中核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系统展开，同时还包含了大量思想史评论以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后来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整理而成。

(中文全集第二版第32卷，1998年)

在这一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原本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册核心内容的“资本一般”，其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分册结构能够容纳的范围。大约在1862年年底，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表示，需要对整个写作计划作出调整，不再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册结构继续推进，而是将“资本”这一部分作为一部独立著作来处理。这部独著作以《资本论》作为新的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调整为副标题，计划分为三篇，第一篇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三篇为“资本和利润”。

因此，《资本论》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中的资本册发展而来，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

“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1863年以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资本论》的写作展开。

03

《资本论》手稿、出版与版本历史

从1863到1867年，马克思写下了一系列通常被统称为“1863—1867年《资本论》手稿”的材料(中文全集第二版第38-39卷)。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及第二、三卷的若干原始基础，主要都来自这一时期的写作。换言之，这一阶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准备工作”，而是《资本论》真正生成的核心环节。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卷四册”的结构设想，即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明的：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从这个构想或许可以推测，第二、三册(即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三卷)原本要作为一卷，其计划的篇幅或许与第一册(卷)相当。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汉堡出版。这个版本今天仍然具有独立的版本意义，因为它保存了马克思最初公开呈现《资本论》第一卷时的文本结构与论述方式。随后，马克思又对第一卷进行了系统修订，并在1872年出版了德文第二版。这一修订不仅涉及个别措辞，也包括若干重要段落的调整。例如在商品形式分析以及价值形式展开部分，马克思都作出了较为明显的修改。

紧接着，在1872年至1876年之间，《资本论》第一卷还以分册形式陆续出版了法文版。这个版本尤其值得重视，因为马克思本人深度参与了翻译过程，并在不少地方作出了实质性的改写。因此，法文版不仅是一个翻译版本，同时也是《资本论》修订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在给出版商的信中甚至指出，这一法文版本在某些地方具有独立价值，可以视为一种“经过重新加工的文本”。

在修订第一卷的同时，马克思也在反复修改第二卷手稿，并继续为第三卷相关问题积累材料。理解这一时期的手稿状况(1867-1882年手稿计划收入中文全集第二版第40卷上、中、下三册，2024年出版了上册)，对于理解后来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尤为重要。

(中文全集第二版第40卷上，2024年)

从手稿保存情况来看，1867年至1883年间马克思留下了大量与第二卷相关的文本。后来的编辑者通常将这些材料编号为 I—VIII号手稿。其中，1868—1870年间写成的第二号手稿是最完整的一次系统写作，构成了第二卷前两篇的骨架;而1877—1881年的第八号手稿则包含了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问题的最后修订与说明。这些手稿构成了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的核心基础。

与第二卷不同，《资本论》第三卷的主体理论框架实际上已经体现在1864—1865年的手稿之中。也就是说，在第一卷出版之前，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第三卷主要理论结构的写作。在第一卷出版之后，他并没有重新撰写完整的第三卷手稿，而是持续积累有关信用制度、金融危机、地租以及世界市场等问题的阅读笔记与统计资料(即1870年代的经济学笔记)。这些后期材料为第三卷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背景补充，但并未形成新的系统性论述。

因此，恩格斯在整理第三卷时，主要依据仍是1864—1865年的主要手稿，同时结合1875年关于利润率问题的手稿以及其它散见笔记，对文本结构进行了复杂的整理与编排。

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接管了全部手稿整理工作。同年12月，他根据马克思留下的修改意见和批注，对第一卷进行了整理并出版了德文第三版。

1885年，恩格斯整理第二册并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8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版在伦敦出版。这一译本由英国社会主义者塞缪尔·摩尔(Samuel Moore)和爱德华·艾弗林(Edward Aveling)翻译，恩格斯本人对译稿进行了全面审订，并在必要之处参考德文版和法文版文本进行校订。因此，这一英文版并不仅仅是简单翻译，而是在恩格斯直接参与下形成的重要版本。

1890年，恩格斯又出版了第一卷的德文第四版。这一版本进一步吸收了马克思在法文版中的某些改写，并在个别地方对文本进行了调整，使之成为后来长期通行的德文标准版本。20世纪许多译本，包括多个重要的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实际上都是以这一版本体系为基础完成的。

最后，在1894年，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

就目前常见的阅读版本而言，中文译本中较为通行的《资本论》第一卷，多数是依据德文第四版系统译出。三卷本常用的2004年的绿皮本、2018年的纪念版白皮本，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至46卷完全相同，也与2009年的马恩文集第5-8卷一致。

在英文世界中，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由于流通广、价格亲民且学术引用最为常见，长期成为最方便的参考版本，另外还有英文马恩全集版本(MECW, vol 35) 收录了第一卷1887年的伦敦版英译，可以参考。

202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德文第二版重新翻译的新英译本。该版本的一个特点，是在附录中详细标注了德文版与法文版之间的差异，并对若干关键术语进行了新的译法讨论。

在实际阅读中，不同版本的对照往往具有重要价值。不同语言之间的交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单一语言表述的歧义，也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资本论》中一些关键段落的含义。

04

结语

《资本论》是马克思长期经济学研究的产物，经历了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到《资本论》的多次结构调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论》并不是对早期六册计划的替代。在马克思最初的研究设想中，资本只是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而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问题同样属于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资本”这一部分本身的理论展开已经极为庞大，他最终未能来得及完成其他部分的系统写作。因此，我们不能把《资本论》简单理解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边界。

从《资本论》的手稿与出版过程来看，还可以看到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时间顺序：最晚出版的第三卷，其主体理论实际上形成于1864—1865年的手稿;第一卷在1867年出版，并在1872年德文第二版和1876年法文版中经历了重要修订;而第二卷的主体手稿则主要写作于1868年以后，并一直持续修改到马克思去世前几年，特别是关于社会再生产问题的部分。

关于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是否完全忠于马克思原意，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讨论往往缺乏充分的手稿材料基础。随着更多手稿和原稿逐步公开出版，特别是MEGA版的系统整理，这些问题才逐渐从推测与立场判断，转向更具文本依据的研究，并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学术认识。在后面阅读《资本论》第三卷时，我们还会对这些问题做简要介绍。

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进入《资本论》文本本身，从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开始，看看马克思是如何为这部著作界定研究对象和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