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远：毛主席与“古为今用”

一、“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略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71页。)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了对中国文化遗产应持有的科学态度：“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

1964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来信中又一次批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到毛泽东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重要方针，前后时间为25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重要方针是在反复思考、反复认真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日心动。而是他在“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反复认识、反复实践之后，才明确提出来的。这就是毛泽东曾讲过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也就是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下，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反复认识、反复实践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完全符合学习、继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实际需要并且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指导方针。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为本文主要是阐述“古为今用”，下文中暂不提及“洋为中用”这一方针。—笔者注。)是毛泽东对待学习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一生遵循的科学理念与科学态度，也是我们党继承弘扬和拓展我国绵延几千年优秀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略。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奋斗与具体的实践表明，他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古为今用”的思想主张的提倡者，也是一生在坚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扎扎实实、认认真真这样做的践行者与引领者。

毛泽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党为国为民谋利造福忘我奋斗奉献的一生，也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下苦功夫，发奋读书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古为今用”实践的一生。尽管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才明确公开提出“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与“古为今用”的思想主张和指导方针。实际上，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读书时就已经提出过与此相关联的一些看法、想法与一系列的思想观念主张，并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上一丝不苟、一件一件地行动起来了。

二、《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人生“古为今用”的开篇之作

“徙木立信”是一个成语，最早出自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徙木立信”(徙：迁徙;信：信用)，指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为取信于民，在国都集市南门竖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会重赏将木头搬至集市北门的人，后有人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立刻重赏了他。后比喻说到做到，取信于人。

后人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徙木立信”。

徙木立信：本意是指通过某种行动或事件来树立威信或取得信任。其中，“徙木”指的是移动木头这一具体行为，“立信”则是指树立威信或建立信任的目的。这个成语现在常用来形容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和能力，以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战国时期，秦国在秦孝公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加强国家的法治和信用体系，秦国的相国商鞅决定采取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树立政府的威信，这就是著名的“徙木立信”事件。

商鞅为了推行新法，深知必须首先赢得百姓的信任。于是，他在都城的南门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发布公告：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他十金。

公告发出后，人们纷纷围观，议论纷纷，但没有人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政府在开玩笑或者设下圈套，因此没有人愿意尝试。

看到无人响应，商鞅决定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这一消息再次引起了人们的轰动，但仍然有人持怀疑态度。不过，终于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站出来表示愿意搬这根木头。

在众人的注视下，这个人轻而易举地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承诺，赏给他五十金。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整个都城，乃至全国。

通过“徙木立信”，商鞅成功地树立了政府的威信，让人们看到了政府言出必行、行必果的决心。这一事件为后来商鞅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秦国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同时，“徙木立信”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诚信是立人之本，也是治国之基。只有建立起坚实的信用体系，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参照百度百科)

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今长沙市第一中学)读书时，学校一次作文比赛的题目就叫《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当年写的作文全文是：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昏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本篇作文白话译文是：商鞅变法从立木取信开始，变了几次?意义何在?最终结果是什么?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当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诶呀!我不想说了。

当年毛泽东的这篇作文，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全校作文比赛中夺得头名。作为班主任和国文老师的柳潜，头一个翻出来的便是毛泽东的卷子。举贤不避亲仇的柳潜，写毕评语后破例给了满分。柳潜的同事看了，也一致认为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没有任何疑义。

作文仅500字，柳潜老师阅卷后，作了7个眉批和总评，计150字。“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不难想象，柳潜老师批阅时的快慰与喜不自胜，对这篇见解独到、文笔一流的作文，除了赞美、推崇与激励，竟还有超出尊重的敬畏。

然而，这篇作文却可能会遇到麻烦。除了与800字的高考要求明显不符，容易引发疑义的还有“报笔”。

“报笔”说的是报上文章的笔锋，此处指新闻评论笔锋。当日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嗅觉灵敏，立论锋利、思想广博、议论新颖，行文流利畅达，文思如涌，极富鼓动性。怀揣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想用笔惊醒国人睡梦的梁启超，笔锋无数次打动过毛泽东。

清朝秀才出身的柳潜并不泥古，不喜欢弟子读那些内容老化、与时代脱节的文章，也不让弟子只在“统编”教材里使劲，柳潜有意引导毛泽东学习梁启超的文风。作文比赛前一个时期，毛泽东遵循师命，几乎每天都要交给柳潜一件强化训练的习作。想必这些训练同样得益于“报笔”之深锐观察，同样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向老师符定一打听柳涤庵(柳潜)的下落，得知“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可惜了。袁大胡子(注：毛泽东年轻时的国文老师袁吉六)。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庵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毛泽东19岁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被老师断言，作者是伟大之器。

“报笔”是一种引领，是时代变革的先声，是社会风向的潮涌浪卷。为文终是为人。毛泽东终成文章大家，与其胸襟、抱负、个性及才情等等漠不相关。而在这其中，柳潜激赏的“报笔”磨砺，对毛泽东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导向作用。

柳潜，湖南湘阴县人，前清秀才，酷爱梁启超的著作，学习梁启超的文风。他也热心引导学生学习梁启超的文风、新闻评论家的笔锋。他曾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鼓励毛泽东多读课外书籍。见到毛泽东写得好的作文，常写上评语交全班同学传阅。《商鞅徙木立信论》是其中的一篇，现已被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

该文立论也很有独自观点：以民为本，取信于民。“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法令善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利民。有益于人民的法令，必能为人民谋取更多的幸福，人民唯恐不制定、不公布这样的法令。有益于人民的法令，政府和人民都必须竭力去维护它、执行它，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充实、修改、完善它。这样的法令，人民哪有不相信的呢?法令如果不善，则不只是对人民无幸福可言，而且会危害人民，人民就会起来反对这种法令。

这篇文章紧扣“立信”二字。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强调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出发点、归宿点，要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使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然后，又从执法的视角，阐明执法要严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能取信于民;或对人不对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公正，不透明，也不能取信于民。至于违法不惩治，那天下就会大乱，好人也会变坏。

毛泽东在文中还赞赏商鞅变法。他写道：“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商鞅之法，奖励耕织，能够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能够树立国威;严惩奸邪，能够保护人民的权利;严惩贪官污吏，有利造福人民;统一度量衡，有利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实行郡县制，有益于全国政治统一。“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翻阅四千年我国的历史，“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泽东进而论说道：像这样的好法，最初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为变法前的秦国政府失信于民，“黎民惧焉”。于是，毛泽东将笔锋一转，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凯当局，写道：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的一生果然如柳老师所言，在火热的人生漫漫的革命斗争中终锤炼成为当代中国的最“伟大之器”，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翻身解放、走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康庄大道并不断向前奋进、的最伟大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富有法治意识，《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一个例证。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青年时期密切联系我国社会现实，提出当政者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言必信，行必果;该文从头至尾论述了以民为本、取信于民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一个刚满19岁的中学生能有这样独自的见解，真的不易，人才难得，令人欣慰。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人生最早的“古为今用”的开篇之作，令人称赞，令人敬佩，在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殿堂里熠熠生辉。

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思想一个新的重要举措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我国一个历史典故。

这个典故出自《明史》卷136《朱升传》第3929页：“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

这个典故主要说的意思是：元末明初学者朱升进献给朱元璋的应付时事的九字策略。高筑墙：指巩固后方军事。广积粮：指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要朱元璋讲究实效，不图虚名，以免成为众矢之的。朱升(1299-1370年)，休宁(今属安徽)人，字允升，学者都称他为枫林先生。元末任池州路学正，隐居石门。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攻克徽州(今安徽歙县)，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中心，不断扩大地盘，领导着当时最强大的反元农民起义队伍。这时，朱升以邓愈推荐，被朱元璋召见问时务，于是他就向朱元璋进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对策。朱元璋听后认为他说的意见很有道理，也很正确，就把这九个字奉为他领导的起义部队的战略方针。

1972年，毛泽东根据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的方针。(这里，毛泽东根据我国当时的具体实际情况，将朱升的“高筑墙”三字改为“深挖洞”，将“缓称王”三字改为“不称霸”。这样修改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笔者注)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转述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深挖洞”的直接含义是构筑坚固的地下防空工事，特别是加强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的防护工程建设，防备敌人的大规模战略空袭;其广泛含义是全党、全国和全军要抓紧时间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广积粮”的直接含义是增加粮食储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自然灾害;其广泛含义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厚积国力，搞好战略物资储备。“不称霸”是强调中国抓紧战备、增强国力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中国不搞霸权主义，并坚决反对超级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针的指引下，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了重要战略方向的国防工程建设，在全国各重点防空城市掀起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热潮，构筑了大量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地下工事，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整体防御能力;军队和地方按照布局适当、储存安全、调用方便、经济合理的原则，加强了战略物资储备，形成了国家、军队和地方分级储备的战略储备体系，在应对局部战争和自然灾害以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存在的危机，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并从对内政策延伸到对外政策，对于遏制大规模侵略战争、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和平形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发布者：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实践证明，在毛泽东的号召与当时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之下，全国各地构筑建设起来国防、人防建筑工程对防空、防毒、防原子弹、防核战争等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毛泽东“古为今用”至今还令人难忘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具体事例。

四、创作《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千古绝唱

《沁园春·雪》全文和作者自注与创作背景诠释。

充满无限情怀、文采横溢的《沁园春·雪》这首词的全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作于红一方面军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西部的时候。毛泽东自己写的自注是：“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误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这首词，是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之后，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就要到来的时候写的。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庄严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会后，立即组织了“东征部队”，准备东渡黄河对日寇作战。1936年1月26日(即旧历正月初三)“东征部队”由陕北子长县出发，挺进至清涧县高杰村的袁家沟一带，部队在这里休整了16天，并庄严发布了《东征宣言》。据有关史料记载，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期间，曾下过一场大雪，可看到长城内外，白雪皑皑，隆起的秦晋高原，冰封雪盖。那平日奔腾咆哮的黄河，一经冰封，顿失滔滔。毛泽东《沁园春·雪》就是据此情景写成的。时间约是1936年2月7日。(参见《毛泽东诗词疏证》胡国强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第183—184页。)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千古绝唱。

这首词是毛泽东“古为今用”划时代的杰作，是毛泽东借古想今、借古喻今、借古颂今的绝代佳作。全词仅114个字，把毛泽东对二千多年封建主义的批判之情，对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蔑视之情，对祖国壮丽河山无比热爱之情，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事业忠贞追求之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必将取得胜利的豪迈之情，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必将夺取新的胜利豪情满怀的喜悦之情，等等，都淋漓尽致呈现、表达了出来。短短的114个字，胜过千言万语，胜过鸿篇巨作。

这首词是毛泽东借古咏今、借古颂今的绝代佳作。他借鉴古人的作词风格，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论古则纵贯千古，写人则关秦、汉、唐、宋、元五朝开国、建国功绩卓著、彪炳史册的英雄，写景则横括万里山河，他将千古人事、万里壮丽山河美景、五朝彪炳史册的英雄史事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拯救全民族的远大志向和他本人对党对国对亿万人民的无限情怀融汇为一体，形成仅用114字写成的这首冠绝一世的咏雪词，成为二十世纪时代最强音。当代文化名流郭沫若曾挥笔称赞此词“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这是毛泽东用他的智慧、文采和深似大海的情怀为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写下的“古为今用”的千古典范。

这首词在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写赠枊亚子，因而被重庆《新民报晚刊》在11月14日传抄发表，以后别的报纸陆续转载。1951年1月8日《文汇报附刊》，曾将作者写赠柳亚子的这首词的墨迹制版刊用。这首词最早发表在1957年《诗刊》一月号。

这首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结束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旧时代，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它是引领中国共产党人、亿万中华儿女战胜敌人、战胜困难、战胜各种妖魔鬼怪、不断前进、不断攀登人生新高峰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

这首词从发表以来，一直以无比的革命豪情激励、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这是毛泽东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首词作，也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千古绝唱、千古不朽的佳作词篇。

毛泽东永垂不朽!毛泽东“古为今用”的这首千古绝唱也一定会像毛泽东一样永载中国文化的史册，万代相传，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古今中外华夏儿女子孙因有毛泽东创作出这首《沁园春·雪》词作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作者为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