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阶级矛盾的激化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生存斗争日益艰难。人人为己而战，爆发的方式是激烈的，而且往往冷酷无情，不择手段。“走开，让我坐下”，这句话在生活实践中以猛烈的拳打脚踢的方式得以兌现。弱者必须让位于强者。在物力、金钱和财力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候，人们动用了最狡诈、最卑劣的手段。撒谎、捏造、欺骗、伪造票据、作伪证，人们不惜进行严重的犯罪，以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在这场斗争中，不仅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而且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一个性别反对另一个性别，一个年龄层次的人反对另一个年龄层次的人。人类关系的唯一调节因素就是利益，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只要有利可图，人们可以解雇成千上万的男工和女工，使他们在耗尽其最后所有之后，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生活和被迫去流浪。工人们可以说是成群结队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在全国各地到处闯荡，长期失业使他们从外表上看形容憔悴、衣衫褴褛，进而导致他们内心的堕落，社会对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深深的厌恶。数月之久得不到起码的整洁，饥肠辘辘地四处漫游，而且往往遭到被称作这个制度的支柱的人们不加掩饰的厌恶和轻视，体面的人们全然不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些穷人的家庭忍受着极其深重的苦难，依靠公共贫民救济度日。父母因绝望而对自己和对孩子犯下谋杀和自杀的可怕罪行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危机时期，这种绝望的行为更是多得惊人。但是统治阶级却视若无睹。在同一张报纸上，一边是对因贫困和绝望而导致这类行为的报道，一边是有关喧闹的欢宴和盛大的官方庆典的消息，似乎到处是欢乐富足的景象。

普遍贫困和日益艰难的生存斗争驱使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少女以卖淫为业，走向沉沦。堕落行为、野蛮行为和犯罪层出不穷。只有监狱、牢房和所谓的教养所空前繁荣，人满为患。

犯罪与社会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社会并不承认这一点。它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正视令人抱怨的状况，并且自欺欺人地将这种状况归咎于工人的“懒惰”和“游手好闲”以及缺乏“宗教信仰”。这是最严重的自欺欺人和最卑劣的伪善。社会状况于多数人越是不利，犯罪的数量就越多，犯罪的严重程度就越大。生存斗争采取了粗暴的和残忍的形式，它导致人人以他人为敌的状况。

统治阶级不会或不愿从根本上看问题，它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对付这些弊端。贫困、苦难和因此产生的堕落和犯罪日益增长，人们不是去探究这些弊端的根源，找出阻止的办法，而是去惩罚这种状况的产物。他们认为弊端在扩大，犯罪人数在增加，因而必须使用更加严厉的刑罚。他们相信可以召魔驱鬼。甚至海克尔教授也认为以极其厉的刑罚对付犯罪、坚决采用死刑是可行的。在这一点上，他与一向与他的观点水火不能相容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一拍即合。海克尔认为，不可救药的罪犯和无用的人必须像清除杂草一样被清除掉，不能让这些杂草夺去植物的阳光、空气和土地。如果海克尔不是单纯地研究自然科学，而是同时也涉猎一下社会科学的话，那么，他将会知道，只要社会为这些罪犯提供相应的生存条件，他们是可以转变为对人类社会有用的人的。他将会发现，正像人们除去地里的杂草时忽略了清除根和种子一样，除掉个别的罪犯，使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并不能阻止新的犯罪的产生。人类永远不能绝对防止自然界中有害有机体的产生，但是，改造自己的、由它亲自创造的社会组织，使之具备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生存条件，使人人享有自由发展的平等权利，使一个人不需要牺牲他人的利益便可解除自己的饥饿、满足自己的财产欲望和野心，这是能够办到的事情。人们应该探究并清除犯罪的根源，只有这祥才能杜绝犯罪。

主张通过消除犯罪根源杜绝犯罪的人当然不会赞成采用暴力镇压手段。他们不会阻止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对罪犯采取自卫行为，社会不能任罪犯为所欲为，但是，他们非常迫切地要求社会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消除犯罪的根源。

统计学家与社会政治家已多次证明违法犯罪与社会状况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在不景气时期，最常见的犯罪是乞讨，我们的社会无视基督教关于行善的所有教义将乞讨视为犯罪。萨克森王国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德国始于1890年、1892年至1893年达到高峰的严重的倾销危机中，随着危机程度的加深，因乞讨受到法庭惩罚的人数也在增加。因此罪受罚的人1890年为8815人，1891年为10075人，1892年为13120人。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奥地利因流浪和乞讨而被判刑的人1891年为90926人，1892年为98998人。增加的幅度很大。

一方面大批的人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财富在不断增加，这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时期的标志。在美国，J.D.洛克菲勒、不久前去世的哈里曼、J.皮尔庞特·摩根、W.K.范德比尔特和J.古尔德5人1900年共有资产32亿多马克，他们的影响足以控制美国的经济生活和欧洲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表明了我们所处的发展方向。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大资本家联合成为近代令人瞩目的现象，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