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妇女和自由职业

妇女还应该在思想领域与男子竞争;她们不能等着男子们在他们愿意的时候为她们开发大脑功能，替她们开辟道路。这个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妇女们已经清除了许多障碍，走进了思想的竞技场，在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妇女要求进入大学及高等院校学习，要求允许从事与学业相当的职业的运动越来越引人注目，但由于我们社会情况的性质局限于资产阶级妇女界。无产阶级妇女因为暂时不可能上大学和在这一基础上就业，所以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这个运动及其成功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先前提出的是有关妇女相对于男子世界的一般地位的要求，现在需要证明妇女在目前总的来讲对她们的发展极为不利的环境里能够做些什么。此外，妇女们感兴趣的还有，例如在生病的时候，如果她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让女医生为她们治疗，她们认为女医生比男医生更随和，更值得信赖。对我们的大部分妇女来说，由女医生治疗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因为她们在生病时和身体有各种各样与性有关的不适时不得不向男医生诉说，这种状况妨碍了她们经常及时地就医，或者使她们根本不去求医问药。由此造成了许多烦恼，不仅给妇女而且还给她们的丈夫带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抱怨妇女们这种有时几乎是罪恶的矜持和不愿坦陈病情的态度。可见，男人们，特别是还有许多男医生不能理解让妇女学医合理性和必要性是不明智的。

女医生并非新现象。在大部分古老的民族中，尤其是在古代德国人中，就有妇女从事医疗职业。在9世纪和10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尤其是在阿拉伯人(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都曾经有过很著名的女医生和女手术医生，她们在科尔多瓦大学学习。妇女们还在博洛尼亚和巴勒莫等地的各个意大利大学中学习，这也多亏了摩尔人的影响。后来“异教”的影响在意大利逐渐减弱，妇女被禁止在大学中学习。例如，1377年博洛尼亚大学全体教师宣布：

“由于女子是罪恶之首，是魔鬼的武器，是逐出伊甸园的根源，是败坏古老法律的人，因此应该极力避免与之交谈，所以，我们坚决禁止任何人介绍任何一个女子到我们的教师中来。如果有人仍然这样做，那么他将受到校长的严厉处罚。”

让妇女进入大学学习的主要结果是女性的竞争能大大激发男生的学习热情，正如各个方面所证实的那样，男生在学习热情上还有令人感到不足之处。仅此一点便获益匪浅。男生的品德也将因此得到极大改善;我们在校青年的酗酒、惹事生非、酒会生活也将受到激烈的撞击;在这些输送国家领导者、法官、检察官、高级警官、宗教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场所将充满更加符合办学目的的气氛。据公正专家的一致判断，改善现在这种气氛是十分必要的。

允许妇女到大学和高等院校学习的国家的数量在近几十年内正在迅速增加。任何一个想成为文明国家的国家都不能不理睬这个要求。走在最前面的是美国，紧随其后的是俄国，这两个国家在任何方面都与众不同。在这个北美的合众国中，所有的州都允许妇女上大学;犹他州始于1850年，衣阿华州始于1860年，堪萨斯州始于1866年，威斯康星州始于1868年，明尼苏达州始于1869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苏里州始于1870年，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始于1871年，此后，剩下的所有各州也都纷纷仿效。随着妇女上大学的范围的扩大，妇女在美国也获得了相应的地位。根据190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已经有女医生和女外科医生7399人、女作家5989人、女建筑家1041人、女神职人员3405人、女检察官1010人、女教师327905人。

在欧洲，瑞士首先向妇女敞开了大学校门。包括男女旁听生在内的学生总数为：

1906—1907年冬季学期女生在各个系中分布情况为法律系75人，医学系1181人，哲学系648人。从国籍来看，有172个瑞士人和1732个外国人。在那里学习的德国妇女的数量因德国大学从现在起也招收女生(虽然还有一定限制)而有所减少。1906—1907年注册的正规女生大约占所有注册学生的30%，包括旁听生在内，则占所有学生和旁听生的37%。在英国，妇女允许到大学听课，但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拒绝授予妇女学位。在法国，1905年有33168名在校生，其中有1922名女学生(774名外国女学生)。她们的分布情况是：法律57人，医学386人，自然科学259人，文学838人，其他382人。允许妇女上大学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俄国、德国、奧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法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印度、阿比西尼亚、波斯、摩洛哥、中国等国家允许妇女行医。女医生尤其是在东方各国有着更加广阔的立足之地，在这些国家中宗教和道德强加在妇女身上的限制使女医生看病成为非常令人快慰的事。

德国经过漫长的斗争和付出巨大努力之后，尽管开始还有些迟疑不决，但是也终于踏上了新的道路。根据1899年4月24日联邦参议院的决议，妇女得以与男子在同等条件下自由参加医学考试和牙医考试以及从事药剂师职业的考试。根据1900年7月28日联邦参议院的第二个决议，身为帝国国民的在国外行医的女医生也被允许在德意志帝国行医，女医生在国外开始的学业也被视为有效。早在1898年之前，德国的个别大学就允许妇女就读，如海德堡和格丁根的大学就是如此。在1901—1902年冬季学期，大学名册上就已经登记了1270个女旁听生。在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汉诺威、柯尼斯堡、汉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布雷斯劳、柏林、舍内贝格、曼海姆等一些德国城市还建立了高级女子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直到1902年春天柏林大学评议会才再度拒绝了准许拿到高级中学毕业证书的女生注册入学的请求。在德国很有影响的人士对妇女入学的反对仍未减弱。例如，1902年3月普鲁士文化大臣在普鲁士邦议会中发表了一个演说，他在演说中谈到：高级女子文科中学是一个实验，教学管理部门必须拒绝这种实验;他担心自然赋予的、通过文化发展而形成的男女有别的状况将因妇女进入高级文科中学和大学而遭到破坏。他认为，为了德国的家庭，必须尽可能保持德国妇女的特点。这完全是因循守旧的想法。尽管一些德国教授承认许多被允许入学的妇女都完全达到了对她们的要求，有些妇女甚至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是，大部分德国教授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女子上大学表示反感。至于一部分男学生，也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男学生对妇女入学有何感想，1902年3月哈雷实习医科学生的抗议书便是一个证明。为了得到德国实习医科学生的支持，他们发表了这份抗议书。他们在解释了柏林“妇女教育——妇女学习”协会为允许妇女学医而进行的鼓动宣传是发起这次抗议的原因之后，这样写道：“在通过这个步骤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之后，我们寻求与这个问题的评判息息相关的人们，即德国大学中的实习医科学生的支持，他们或者从亲身体验中了解所提到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情况，或者能够想象得出共同上临床课有时会导致多么尴尬和羞惭不堪的局面，这种局面非常令人厌恶，如果在这里详加描述，必将引起人们的反感。哈雷大学医学系是德国最早尝试允许妇女学医的医学系之一，这一尝试被认为完全失敗了。在这些真诚地追求知识的场所，因妇女的存在而出现了玩世不恭的气氛，使教师、学生及病人都感到反感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里，妇女解放将带来灾祸，在这里，妇女解放与道德发生冲突，因此，在此必须阻挠妇女解放的实现!同事们!鉴于这些事实，谁还能采取反对我们的合理要求的立场!我们要求不让妇女同上临床课，经验告诉我们，男女听讲者共同上临床课既不符合全面学习医学的需要，也不符合礼貌和道德的原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已不再具有地区性。上级机关已经透露，将决定允许妇女学医。你们所有的人现在都和我们一样关注这件事，因此我们要求你们：表明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与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提出抗议。”

这份“抗议书”有力地证明了在校实习医科学生的狭隘和竞争中的忌妒心，他们在道德上的顾虑便由此而来。几十年来大部分文明国家所允许的、并且对学习者的道德和礼貌感未造成任何伤害的事情对于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危险。德国学生并不享有特别一本正经的名声，大可不必开这种玩笑，女护士在有男医生在场时目睹男女患者的各种各样的手术，做大量的辅助工作，难道这就无碍道德和礼貌吗?许多年轻男子为了学习的目的站在产妇床前或者观看女病人的手术，难道这就有道德有礼貌吗?由此看来，不愿意给予女学生平等权利是非常可笑的。

已故比朔夫教授在反对允许妇女学医时提出的理由与哈雷实习医科学生的完全不同，即：男学生是粗野的!他对此当然很有判断力。但是，不管狭隘的、有忌妒心的男人们如何看待妇女上大学，问题的解决还是有利于女性的。1908年8月18日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允许妇女进入普鲁士的大学学习，在此之前，普鲁士的大学只允许妇女旁听。普鲁士的大学在将对男学生的规定用于妇女的同时还附加了一个规定，即本国女子在某些情况下入学时需要得到大臣的批准，外国女子在任何情况下入学时都要得到大臣的批准。1908—1909年冬季学期在德国各大学中注册学习的妇女的总数为1077人，而1908年只有377人，1906年只有254人。其中柏林400人，波恩69人，布雷斯劳50人，埃尔兰根11人，弗赖堡67人，吉森23人，格丁根71人，格赖夫斯瓦尔德5人，哈雷22人，海德堡109人，耶拿13人，基尔2人，柯尼斯堡17人，莱比锡44人，马尔堡27人，慕尼黑134人，蒂宾根6人，维尔茨堡7人。只有斯特拉斯堡、罗斯托克和明斯特的大学尚未接收女生。1908年夏季学期女旁听生的人数为1787人，1908—1909年冬季学期的女旁听生人数为1767人，其中柏林313人，斯特拉斯堡249人，布雷斯劳168人，慕尼黑131人，波恩120人，柯尼斯堡116人，莱比锡95人，吉森93人，格丁根73人，蒂宾根67人，哈雷54人，弗赖堡50人以及其他城市不到50人。在注册入学的妇女中有3人学习神学，有31人学习法律，有334人学习医学，有709人学习哲学。

允许妇女进入大学学习就需要对高级女子学校实行彻底的改革。1899年3月31日的规定将高级女子学校的学制定为9年，在特殊情况下为10年。但是时势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高级女子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固定地设置10年级。根据1901年的统计，在213个公共高级女子学校中九年制学校为90个，十年制学校为54个，然而到了1907年10月，九年制学校的数量从90个减少到69个，十年制学校的数量却从54个增加到132个。1907年10月，私立高级女子学校中除了110个九年制学校之外，十年制学校也已经达到138个。这时，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正式承认这种事实的发展，尽可能地挽救“德国妇女的特点”。自1908年8月18日的改革之后，高级女子中学成为十年制的学校。为了“完善德国妇女未来使命方面的教育”，预计将建立一种一年制或两年制的女子中学。为使上层社会的年轻女子能够为从事教师职业作准备还将计划建立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机构与高级女子学校归同一个领导机构领导。

因此，由于经济发展所迫，1902年3月教学管理部门还拒绝进行的实验6年以后仍然由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让我们听听官方的根据：

“我们文化的高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状况、就业状况和教育状况的变化造成了恰恰是中上阶层的女子没有生活来源的状况，许多对社会整体来说十分宝贵的妇女力量仍然闲置着。女性人口相对于男性人口的过剩，上层社会独身男子的增加迫使较大百分率的有教养的女子放弃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天职。我们应该为她们从事与受教育程度相当的职业开辟道路，同时为了使她们大部分人掌握必要的谋生手段，她们不仅可以有首席教师生涯，而且还可以拥有可以考虑提供给妇女的、以大学学业为基础的其他终身职位。”人们简直会以为这些话出自我的书中!

无论如何，妇女上大学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甚至尚不属于文明国家的国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女医生。已故的李鸿章就曾经聘请一位中国女医生做自己的家庭医生，她在自己家乡福州的一个妇产医院中当医生。已故著名女数学家柯瓦列夫斯卡娅夫人从1889年至1891年去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数学教授。在美国，女教授为数众多，在意大利、瑞士、英国、法国也有个别女教授。法国有著名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她与她的丈夫一起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和钋，现在，她在1906年丈夫去世之后，接替了他在大学中的位置。我们看到，妇女在公共或私人机构从事医生、牙医、法学家、法官、化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高等教师等职业。她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证明她们和男子一样能够出色地认真地完成委托给自己的工作。1899年夏在苏黎世州的公民投票中，多数选民甚至赞成允许妇女担当律师职务。有关决议以21717票对20046票获得通过。在美国，有34个州允许妇女当律师，此外，在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芬兰、俄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允许妇女当律师。

促使许多男子，尤其是有学问的男子反对妇女上大学的原因是他们害怕这样一来会辱没了科学，如果连妇女都能从事科学研究，那么一般说来科学的声誉必然会受到损害。他们视科学研究为只有男性中的佼佼者才可以享有的特权。

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学和整个教育都还处于不完备的状态。公立学校剥夺了孩子们的宝贵时间，向他们灌输一些既不合乎理性又不合乎科学知识的东西，孩子们被加上许多对他们的生活无用的累赘，这些累赘其实阻碍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中学也是如此。在大学预科，人们填鸭式地向学生们教授一大堆枯燥乏味、毫无用处的教材和必须熟记的东西，这些东西占用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最宝贵的脑力。在大学通常继续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们除了学习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之外，还要学习许多传统的、过时的和无用的东西。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大部分教授都是按同一个讲义照本宣科，连插入的诙谐话都不曾有什么改变。高等教师的职业在许多人那里都成了一种平常的手艺，学生们并不需要什么洞察力便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此外，传统的大学生活概念也使年轻人并不认真地对待大学时代，想认真对待的一些人也因为许多教授的迂腐的和令人不堪忍受的教学方法而兴味索然了。学习热情的减退是我们大学和中学中处处可见的事实，这个现象甚至引起了权威界人士的忧虑。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追逐名利、阿谀奉迎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我们这个毫无特色的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越来越盛地在高等学校中蔓延。门第关系和“优良品质”取代了学问和才能而非常吃香;爱国者，即毫无主见、小心谨慎地按照上面的意旨行事、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人比性格刚强的人和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更受人器重。在考试阶段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善于钻营的人便在数月之内迅速地将勉强及格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死记硬背下来。一旦终于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并且获得了一个官位或职位，这类学有所成的人大多数只是纯粹机械地、像手艺人一样地工作。然而，如果哪个“白丁”没有对他们毕恭毕敬，没有把他们当做高人一等的人来对待，他们便会大发雷霆。我们的检察官、法官、医学家、教授、官员、艺术家等高等职业中的大部分人都仅仅是愉快地过着优裕生活的手艺人。只有积极进取的人后来才发现他学了多少无用的东西，而往往是恰恰没有学到那些最有用的东西，于是他才开始学习。在他生命的最美好的时光中，人们用许多无用的或有害的东西困扰着他，在他生命的另一部分时间里，他必须摆脱这些无用的和有害的东西，并且使自己达到时代观念的高度，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许多人不能超越第一个学习阶段，另外一些人滞留在第二个阶段，只有少数人有能力达到第三阶段。

但是，礼仪要求保留中世纪的废物和无用的教材。而以前妇女由于性别的原因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上预备学校或学校的预科，现在往往仍然如此，这种状况便成为大学把妇女拒之门外的方便借口。70年代在莱比锡，一位非常著名的医学教授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一位女士表白：“虽然文科中学教育对于理解医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不损害科学的声誉，它必须是入学的先决条件。”

在德国也逐渐出现了反对学医必须接受古典教育的意见。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及其对整个生活的意义决定了揭示自然科学秘密的必要性;文科中学教育侧重于古典语言，即希腊语和拉丁语，轻视和忽略自然科学。这就造成了未来的大学生们缺乏必需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而这些基础知识对医学等某些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就连教师界也对这种片面的教育提出反对。在国外，例如在瑞士，人们早就把重点放在自然科学的学习上，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所谓的古典基础教育，但是掌握了充分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数学知识，也被允许学医。

俄国、美国等国家也是如此。

在俄国，迫害犹太人，使他们不受法律保护是国家的准则。沙皇1897年的敕令中规定，在新设置的女子医学院中只允许招收5%的非基督教旁听生。而这5%的位置中只有3%可以提供给犹太女子，其余2%留给穆斯林的旁听生。这是俄国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倒退。俄国政府完全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规定，因为一方面俄国这个大国还非常缺少医生，另一方面，俄国的女医生无论其宗教信仰和出身如何都表现得对自己的职业极其富于献身精神。因此，在俄国工作多年的教授埃里斯曼博士在奧尔滕第54次医生协会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最初的这些年里，女医生行医获得了十分有益的经验。这些女医生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在与她们的男同事所进行的高尚竞争中，她们甚至是获胜者;不久结果表明，女医生平均每年比男医生诊治更多的病人，尽管男医生也非常尽职尽力，大量有病的妇女仍然愿意向女医神求医。”

另一方面，令人关注的男人们所十分惧怕的妇女在医生诊所的竞争并没有对他们造成明显的不利。一方面，女医生接诊的都是极少或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找男医生诊治的女病人，另一方面，事实也表明，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大学学习的妇女，后来一旦结了婚，或者根本就没开过诊所;或者在短时间内就关闭了诊所。资产阶级赋予已婚妇女的家庭义务是非常沉重的，尤其是有了孩子时更是如此，许多妇女都不可能身兼两职。尤其是作为一个女医生必须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准备接诊，这对许多妇女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事情。

英国、美国和法国率先使用女性作为工业视察员，情况表明，女工的数量逐年增加，只雇用女工或以雇用女工为主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因此，对女性工业视察员的需要量很大。德国各邦也效法这个榜样。巴登、巴伐利亚、黑森、萨克森王国、魏玛、符滕堡等都为工业视察员配备了女助理，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普鲁士为工业监督配备了女官员，柏林有3名女官员，杜塞尔多夫、布雷斯劳和维斯巴登各有一名女官员。这个事实证明，普鲁士在这个方面也远远地落后于必需状态。在波茨坦(有32229名女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有31971名女工)和利格尼茨(有31798名女工)以及其他许多非常需要女性助手的地方却连一个女助手都没有。在此也可以看到女工更加信任她们的同性代表，女性视察官员能够了解到一些她们的男同事所了解不到的情况。这个制度还存在着缺陷，即这些助理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她们的工作所要求的独立地位，薪金也不尽如人意。大多数邦的政府对这个新的制度只是采取试探性的和犹豫的态度。

在德国，由于军方每年都有许多退伍军官和退役军士成为各邦和城镇中所有空缺职位的候补者，其他方面的劳动力几乎找不到工作，所以，对使用妇女担任公职的怀疑以及对随之而来的竞争的敌视尤为强烈。如果尽管如此仍然雇用了妇女，那么她们的薪水也是很低的，因此，这就使忌妒的男子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她们是低能的，是廉价劳动力。

女子的多才多艺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崭露头角。不仅陈列妇女艺术品和工业品的漂亮建筑是由女建筑师设计建造的，而且完全出自妇女之手的展品也因其美观和精巧的设计而令人赞叹不已。在发明创造领域，妇女也做出了显著的成就，将来还会更加大有作为。例如，美国的一家专业报纸发表了一个妇女发明创造一览表，上面列出了以下几项发明：改良纺织机;是普通织布机效率的三倍的轮转织布机(rotary loom);链式升降机;蒸汽机螺旋桨推进船的曲柄;发生火灾时的救生器;羊毛计量器(是以往发明中最灵敏的仪器，对羊毛工业具有高不可估的价值);用于灭火的便携式水箱;用石油代替木材和煤充当蒸汽机燃料的操作方法;改良火车头的火花档;铁道上过街道路的信号;车厢无火取暖装置;在铁路运行中减少摩擦的润滑毛毡(lubricating felt);一种打字机;海军的信号;深海望远镜;高架铁道的减音系统;电动吸烟器;纸袋制造机械等等。特别是缝纫机械的许多改良都是由妇女完成的，例如，用来缝帆布和厚布的代用品、机器运转中的穿针引线装置、改良缝制皮革的机器等等。最后这项发明是一个在纽约经营马具店多年的妇女完成的。深海望远镜是由马瑟夫人发明的，她的女儿又进行了改良。这项发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们不必让巨大的船只进入干船坞便可检查船的龙骨。借助于这种望远镜，人们可以站在船上察看沉没船只的残骸，发现航行中的障碍物和水雷等等。

纸袋制造机械因其构造复杂设计巧妙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在此之前，许多男子，其中有杰出的机械师都曾经试验生产过这种机器，但是都没有成功。一位名叫玛吉·奈特小姐的妇女发明了这种机器。在那以后，这位妇女又设计了一种可以取代30个人的劳动的纸袋制造机械;她亲自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领导安装了这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