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从抗击疫情思考人类应有的哲学三观

田辰山：从抗击疫情思考人类应有的哲学三观

——《人民网》对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抗击疫情中表现巨大差异问题采访

采访提纲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疫情形势迅速好转，中华传统文化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田：是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抗击疫情中起了关键作用。如更确切地说下去，起了关键作用的，是传统哲学文化深层的内核，也即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叫做“三观”：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荣辱观(或曰价值观)。只要是一个人它活着，都有自己“活”的精神的“三观”，都要按照自己“三观”想事、做事和说事。这也是生存的人类的哲学基本问题。追溯到这个层次说，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中华优秀哲学文化彰显的，以“生生为贵关系为本”，以自然宇宙、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大生命体系和大生命过程看待的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它是自古《易经》而始构成与贯穿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哲学源头活水，今天称为“社会主义精神”，已成为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内在神韵。而如果不只是谈“抗疫”，包括中国近现代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一切成功事业和艰苦卓越历程，是决不能不谈在实践历史与现实过程中，同优秀文化传统实现了现代水乳交融、起到最关键作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这一切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正确与坚强领导起的决定性作用。

主题：生命第一，人民至上 ——思维差异：中国战“疫”与“以人为本”

提问一：中西方文化在疫情上应对的异同表明了中国“仁”的思想。中国“仁”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这次抗疫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田：中国“仁”的思想，很简单，就是作为一个人彰显的对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当然洽宜关系的珍重。这种关系是共生关系，是生生不息、健康、繁荣的不可懈怠的生命必然条件。“仁”的思想即是一脉相承体现的、自古中国哲学文化的以“生生为贵关系为本”，反映自然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大生命体系和大生命过程的中国特色生态哲学的“三观”：天下一家观、为生民立命观和立德立功立言观。这是从治国理政各级领导以至各行各业百姓，壹是以将全人类、全社会对待为一个共生存、同命运的生生体系——而无论是平常还是非常时期，——一同奋起呵护、护生、救生的思想文化。这是这次抗疫起到根本作用的、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精神。

它构成中国文化的特色本质，同西方文化主流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哲学三观的区别，是对应于自古希腊始在印欧文化传统中一直作为注脚的“一多二元”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世界由一神创造、主宰;人与人是无联系单子个体，2)人必须听从上帝，或到彼岸天堂去享受，或以一己为至上，于此生争斗，成为人上人;3)单子个体人以物化成功为价值。在这种哲学意义上理解，中西文化在疫情应对异同表现的最大区别在于，这套在西方形成哲学文化传统的主流，直到后现代，恰恰显弱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生生哲学意识。

提问二：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巨大差异，其中对生命的尊重、人人平等充分的体现了中国儒家“仁”的思想。而西方则采用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因此中美两国应对疫情的方式不同。这点您怎么看?

田：从主流文化是不是缺失人类生存生活实践经验形成的生生哲学意识层面看，人们把中西文化在抗疫中表现的巨大差异，归结为儒家“仁”思想的“对生命的尊重、人人平等”和西方采用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就好理解了。这二者背后，深层是两种哲学在起关键性作用。如果从哲学三观层次说，“对生命尊重”应当不只是儒家“仁”思想，而是根植于自《易经》奠定的中国特色生生不已生态哲学，也是道家、释家、墨家等各派的，是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体系属性的。

至于“人人平等”，说它是儒家和中国哲学文化思想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是西方“一多二元”传统结构思想的“一神+单子个体”意识，直接含义是“上帝生出的单子个体一律平等”，这不是原有中国的思想。“人人平等”作为汉语，成为现代词汇，屏蔽了它原来英语的西方语义，在中国环境中被运用为非指单子个体的“平等”(equality),而是指社会不同政治和经济地位人群之间的平等，如领导和群众，知识阶级和工农劳动群众的平等。把“单子个体的均衡一律”在中国变为“不同社会人群”的语义，反映的是哲学三观变化。

在抗疫中中西方表现的差异，一方面彰显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得到珍重和呵护，而另一方面，则是令人唏嘘的只有强大单子个体人生命才有钱财得以医治，还有生命不如个人的赚钱事业(所谓经济)重要。把西方这种表现归结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还不是很确切;因为这种思想只是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那里引申、而后被人们用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只是一以贯之渗透在印欧哲学三观这条线反映出来的一种思潮而已。“一多二元”三观是整个一个哲学体系自始至终文化历史的东西，直到后现代思潮作为西方思想传统自我革命去否定它。西方在抗疫上表现的与中国不同，实际上是其历史文化主流以至其社会政治经济机制一贯的运行。它尤其反映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占统治地位哲学文化三观与社会生活运行机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长期统治。

提问三：国家和个人利益的取舍让中西方政府表现呈现巨大差异，中国与亚洲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针锋相对，中国人民为阻止疫情蔓延牺牲了很多。这两中文化有何不同，应该如何理解、如何看待?

田：在国家和个人利益的取舍表现上，西方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在这次疫情对待表现中空前明确。中国人如果了解西方“一多二元”三观，应对这一点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多二元”哲学三观意义上理解“国家”(nation-state)一词，它决不可与汉语“国家”二字等同理解，这是只有搞比较哲学才能得知的非常重要知识。汉语“国家”就是“家国”或曰“天下一家”;而西语“nation state”被译为中文“国家”，其实含义是启蒙运动思潮所特有的西方政治学概念。它至少有四个重要逻辑点源自“一多二元”哲学文化三观：1)上帝是存在的;2)人是单子个体、相互争斗的;3)为了躲避争斗死亡或安全，订立契约，产生一个协调政府(state);4)政府里也是人性不好个人、也为自己争斗，是必然不可信任、加以戒备的。这是西方现代特有“一多二元”哲学三观炮制的特有“一多二元”政治学，其中有两点人们必须对它清醒：1)整个是一套虚构假设而出的哲学和政治学;2)这套哲学和政治学炮制出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是必然制造冲突的，是必然与生生哲学背道而驰的。

这样理解，就容易明白中国和西方为什么在“个人”和“国家”从三观上就不一样，为什么在日常态度上那么截然不同。这样，亚洲和西方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上的表面二元分叉选择原因，也就清楚了。可以问一问，同样人性不良、也为自己利益理性谋算的单子个体人，在占据全社会的权力地位上搞什么“集体主义”，它不是“独裁”和“腐败”是什么?听从它能不可怕吗?所以西方流行对政府持怀疑态度，是一种价值观，是合乎假设逻辑的。

中国的“家国”含义政府，在“一多二元”哲学三观和西方现代政治学逻辑中，很清楚是不可思议的。对在这样“一多二元”哲学文化熏陶的人，“集体主义”是他仇视的，对他是可怕的。在中国人方面，应当意识到，“集体主义”在西方，只是在形成主流的“自由个人主义”眼中，才是如此可怕。而对一些没有形成主流的思想派别，如在卢梭、黑格尔等一些思想家那里，“国家权力”和“集体主义”是得到提倡的。

中国语境的“集体主义”，也是一个现代词汇，特别是它是伴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现代中国具有积极进步意义和革命性的词汇。不过，它在中国哲学三观和传统“民本”政治思想含义上，同马克思主义是共同“一多不分”哲学结构语义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或世界观，是否定超绝“一神”、自身内在联系的运动变化的。它的“集体主义”正是人与人联合的生命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意义。恰是在这一点上，是与中国传统哲学三观会通的含义。所以，“集体主义”同“一多不分”人与人关系的“个人”，不是必然势不两立、必然冲突的。

“个人”的汉语语义不是西语“individual”(单子一己个体)含义。在学理上，汉语“集体主义”，不是个人自由主义眼里那个可怕的“collectivism”,而是更意味“仁”思想，即“个人与群体之间当然洽宜关系”。在大灾难的非常时期，更突显“个人生命”与大生命体系不分，个人生命更显蕴含于大生命体系之中，大生命体存活是个体生命存活的必然条件。中国人民为阻止疫情蔓延，表现出防止个人感染是防止大生命感染的最大贡献，为减轻大生命感染付出更多贡献与牺牲，也构成个人生命的意义。这充分体现中国生生哲学三观涵义于中华民族成员的个人而言，已是它的人生与政治灵魂。

提问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力量是西方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90 后 00 后群体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西方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上止步不前，固步自封，受到反传统、反权威等冲击。这一点您是如何看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力量是西方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在哲学上看，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三观的没有共生哲学意识。而“共生为贵关系为本”，自然天地、万物被对待为一个有机整体大生命和大生命过程生态哲学的“三观”，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基因。《易经》整个是一部关于天地宇宙大生命生生不已的哲学叙述，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它贯穿在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和组成家、国、天下的想事、做事和说事之中，在日常的人与人关系和行为习惯之中，潜移默化地造就了每一个人，造就了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延续。数十年来，虽然中国年轻一代在思想意识上受到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与老一辈思想意识发生很大变异，但是一旦面临像冠状病毒这样大灾难非常时期，即使受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最严重的90后群体，也显露传统中华哲学文化三观基因精神的自然呈现。

在对现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三观的“一多二元”含义理解上，说西方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上止步不前，故步自封”，不是很恰当，也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应看到它，恰是在西方后现代被批判为哲学谬误文化的“一多二元”三观的，也许是最后的、格外强烈的表现。这种表现不是“反传统、反权威”，而恰是做出的顽强表演的它自己。

我们笼统谈西方文化劣势和中华文化优势显得不是很恰当，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西方和绝对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是人类的，是人类的想法、做法和说法，是不应当笼统说谁优谁劣，以致增加相互隔阂感。不过哲学三观作为人们自己意愿，是可以选择的。西方虽然主流文化是“一多二元”三观，但是已经产生了将来必然扭转趋势的内部哲学批判文化革命，而且传统也并不缺少“一多不分”思想文化成分。中国虽然“一多不分”是哲学文化主流，但是也有相当有害的“一多二元”哲学三观在现实中起作用。中西方文化不是绝对对立冲突的，而是大有走到一起的广阔前途的，全在于中西未来的密切接触，充分互相理解，中西人们要加油努力。

(原撰于2020年4月重新整理于2026年8月7日)

作者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 本文系作者应2020年4月《人民网》以“生命第一，人民至上，中国战‘疫’，以人为本”主题采访所作采访稿。现重新加以整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