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科学：中医现代化与钱学森的第二次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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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一封来自中医局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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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夏天，钱学森收到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是吕炳奎，原卫生部中医局局长，一位老中医。吕炳奎在信里谈了中医学研究的困境——中医不被主流科学界认可，研究方法缺失，年轻人才流失。他想听听这位大科学家的看法。

钱学森那年69岁。两弹一星已经打完。他正在把自己的精力从工程管理转向更基础的学科建设——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些框架在1977到1979年之间陆续成形。吕炳奎的信来得正是时候。它碰到了一个钱学森已经在思考的问题：人体这样一个极度复杂的对象，现代科学到底应该怎么研究?

1980年8月，钱学森写了回信。这封信后来被反复引用。信里有一句话，语气确定得像一条定理：“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现代化，而不存在什么其他途径。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一个造导弹的系统科学家，对卫生部的官员说——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这话要是别人说，大概会被当成立场表态。他说的，得认真听他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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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论看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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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看中医的方式很特别。他从系统结构出发——

在他看来，中医理论有一个现代医学至今没有完全做到的东西：整体观。中医不把人体切成一堆独立的零件。它讲阴阳五行、经络气血——解剖刀底下找不到这些东西。它们描述的是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动态平衡。钱学森后来说：“中医理论就是自然哲学式的东西。这个理论是很好的，很完整的一个系统。”

他也很清醒。这套理论的问题在于表述方式。它用的是两千年前的哲学语言——阴阳、五行、虚实、寒热——离现代科学可以操作的概念还隔着很远的距离。钱学森说了一句很坦率的话：“但里面包括了很多想象的联系，实际上是不是那么回事?”

这话的分量在于，它是钱学森自己在1986年1月7日——系统学讨论班第一次活动上——对着台下的科学家们讲的。他替中医问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它有价值，能不能把它翻译成现代科学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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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人体科学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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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炳奎的信是一个契机。之后的一年里，钱学森把中医话题推进到了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

1981年1月，他正式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这个学科在他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里占据一个独立的部门——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平级。一个研究人体的学科，为什么要跟物理学平级?

因为钱学森认为人体远不止一个普通的物理系统。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有几十万亿个细胞，有意识参与，跟环境持续交换能量和信息。还原论的方法——把它拆成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是必要的。走到分子层面之后，把人重新组装起来，把整体功能解释清楚——还原论做不到这一步。

他要找的是一套新的方法论。1981年5月，在四川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钱学森作了题为《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人体功能态”。大意是——人体这个系统在各种条件下会呈现不同的功能状态。清醒是一种功能态，睡眠是另一种，气功态是又一种。中医说的“证”——阴虚、阳虚、气虚、血瘀——本质上也是不同的功能态。

这个框架的好处是，它把中医的辨证论治放到了一个可以用系统科学处理的平面上。“证”——阴虚、阳虚、气虚——对应的是身体系统所处的功能态。治疗的目标不瞄着某一个病原体。它要做的，是把整个系统的功能态调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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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所的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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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起，钱学森做了一件让很多人不理解的事。

他开始每周去一趟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代号507所。这里不给人看病。它的主业是航天医学——研究人在太空环境下的生理反应。钱学森在这里讲系统科学，讲人体功能态，讲中医和气功。

他坚持了六年。每周一次。

507所的研究人员后来回忆，钱学森在他们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言，话题从系统科学跳到中医理论，从人机环境系统工程跳到气功态。他指导他们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对人体功能态进行定量研究——测脑电、测皮电、测心率变异性——给这个一直被认为“说不清楚”的领域装上客观指标。

1985年10月，他在507所的一次讲话中说：“接前两次讲过的，我在这儿一直宣传，就是同志们的工作对今后科学的发展以至国家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段话的口吻跟他谈导弹和卫星的时候一样。他在507所投入的时间精力，不亚于他投入任何一个国家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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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东西，一个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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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晚年有一句话，把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捆在了一起。这句话引发的争议，到今天都没有平息。

他说：“我认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

这是他写进《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里的。三个东西——一个是两千年的医学传统，一个是养生修炼方法，一个是连存在性都还没有被主流科学确认的现象——他说它们本质相同。

在钱学森的逻辑里，这句话推起来是这样的：人体的功能态是一个连续谱。西医研究的是常规功能态——清醒、睡眠、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识别的是偏离正常的功能态——各种“证”。气功通过调息和意念把人体推入一种特殊的低代谢高协调状态——气功态。特异功能如果存在，那就是人体功能态的某种极限表现——可能是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涌现出来的、目前还无法用常规生理学解释的能力。

三条路通向同一个目标：理解人体这个系统到底能干什么。

这个推理链在当时受到了猛烈的批评。特异功能研究本身就是科学界的雷区。钱学森把它跟中医和气功放在同一个框架里讨论，被很多人看作是把中医“拉下水”。钱学森的回应很简单。1980年6月，他去《自然杂志》编辑部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

他没有把话说完。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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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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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谈中医，终极目标不在中医。他盯着的是科学本身。

他认为现代科学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把东西拆开，研究每一个零件，然后相信把零件拼回去就能理解整体。这套方法论在物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对象变成人体、变成生态系统、变成社会的时候，它的天花板就出现了。零件都搞清楚了。拼回去的时候，整体不见了。

钱学森管这个叫“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是从整体印象走向分析——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从分析走回整体——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中医在这个框架里的角色很特殊。它是少数在还原论科学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关于人体的系统性知识传统。它保存了一种整体理解人体的方式，只是用的语言不够现代。

“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21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写的信、做的报告、组织的讨论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在讲这件事。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三个部门，同一个方向：帮科学越过还原论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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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超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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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钱学森在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把人体科学的研究范围划成了七个方面：临床医学、西医、中西医结合、民间医学、心理治疗、气功、特异功能。他把一个造导弹时用过的系统工程框架，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一个最“软”的领域。

有人觉得这是大科学家晚年的“失误”。

在507所跟钱学森共事过的研究人员不这么看。他们是看着他怎样用同一套方法论——提概念、建模型、找指标、做实验——把一个谁都觉得说不清楚的领域，一层一层地推到可以定量研究的层面。人体功能态的理论框架，后来被用在航天员的医学监测和对抗措施设计里，实实在在地支撑了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他在507所推动的另一个方向——成了航天医学工程学的理论基础。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篇发表的文章，谈的是系统科学。他留下的最后一个没有完成的构想——大成智慧——把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系统科学合在一起，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人的智慧和机器的计算能力同时达到极致，会发生什么?

那个问题，他花了一辈子去问。到最后也没有给答案。他只是指了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