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洪范》的社会分工问题

关于《洪范》中的社会分工，洪范中说：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这里的五行，八政，以及所谓的五事都是最早的社会分工在先秦诸子中的反应。

作者看到了水、火，木，金，土五种事物的不同作用，这反应在生产中当然就是生产上的分工不同，分工不过是劳动和生产资料各自有自己的独特属性和作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金的属性，金从革，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解释为金属会发生变化，也就是变革。这分明是金属遇到不同的温度发生变形，比如黄金或者青铜在一定情况下会是液体状，而后温度降下来就形成固态。这需要长期的生产实践才能看到，可以说是这五行中观察的最为深刻，最为有社会历史价值的一个。这里无疑是反应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出现。

从这里可以看到，先秦古人还没有什么拜金主义。金在这里是代表变化，变革。

上面是生产上的分工，而后面的八政是社会分工。特别是前两个食货分为两个事物，说明先秦诸子已经把农业和实物贸易看做是两码事了，也就是农业和商业分开了。这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按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面首先提到的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开是第一次大分工。这可能是欧洲的情况，在我们这里似乎不是这样的。

如果从历史看，农牧业分工，被社会所认识到，是西汉初期，是刘邦白登之围后汉王朝才意识到草原和中原的不同，实际上就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大分工。如果我们看《史记-匈奴列传》开篇介绍匈奴的情况，比如什么“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等等，无不是对畜牧业地区的描述。

社会分工从《洪范》、《匈奴列传》看，其实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客观上存在了社会分工，但是此时还没有被社会意识到，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反应，这个时期是社会分工存在但是不发达，不成熟的时期。而后进入了成熟期，这就被人们所认识到了，所反应了出来了。也就是写在著作中，称为人民普遍的思想认识。

当然，这个时期的社会分工依然是比较初级的。

也就是在《洪范》中就明确提到了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商业贸易的两大分工。当然，事实上我们该知道先秦肯定是农业和畜牧业混在一起的，不是说就不放羊了，比如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就是用五张黑羊皮换来的。只是说明中原此时是以农业为主，对于畜牧业并不作为另类看。

如果加上《周礼·考工记》中对于建筑，宫殿，城市规划，那么先秦时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工也是出现了，而且被社会认识到了。

但是这种社会分工背后是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说过分工不等于必然是私有制，但是必然导致私有制。从我们的《洪范》看，分工会发生私有制的节点就是分工被社会认识到这个时期。此时分工就有利于为私有制做辩护了，称为发展私有制最好的，最有力的护身符。

而先秦时期，也就是战国时期，是我国土地开始家庭私有化的重要节点，是土地从原始公社分化，瓦解产生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在战国时期出现关于分工的记录和思考就不奇怪了。

这当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能把问题全都归属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为本阶级辩护。

这种利用分工为私有制辩护，我们改开以后在社会舆论上是有重复的，可以说再次印证了我上面提到的先秦出现社会分工的观点不仅有客观因素——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也有主观因素——维护私有制的因素。是两个因素的结合。

在有了经济方面的分工之后，再有什么祭祀，什么司寇，司徒，司空等等职业的分类，就是上层建筑的分工，是奴隶主们的社会分工了。可见，从官制发展看，这些职务，以及对应的事务是更为原始的时期向我国国家专门机构出现，也就是向国家出现的一个过渡阶段。

这个过渡阶段是原始社会的尾巴还在，但是社会分工，以及基于社会分工发展的私有制也出现了，但是还没有彻底取得家庭土地所有制的胜利。

从社会分工，到上层职务的分工，最终发展到了人自身的各种五官的机能的分工，也就是这里说的什么“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这一套也就出现了。

这套五官的分工，如果我们看看《庄子》中关于混沌的故事，就知道庄子是反对社会分工的，而反对社会分工，就是反对社会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看，也就只能这么定性。

自然，当五官发生了分工，所谓的聪明等等的出现，就为后来的天才说提供了基础。没有五官的分工，是不可能有什么天才的。而我们今天也依然说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天才不过是社会分工的另外的一个说法。

马克思曾经说过：

关于环境的改变和教育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种五官的分工，造成了一部分人聪明，一部分人蠢笨的社会分层现象。似乎就成了天成的。而这背后就是社会阶级的出现。一部分人天然适合称为统治者，一部分人则因为蠢笨适合当奴隶。这种毒化奴隶的学说在今天还在我们的社会上流传着。

这也就说明，原始社会人人平等的时代过去了，社会出现了阶级。

而马克思这里还提别提到了欧洲的旧唯物主义。而我们的儒家思想其实也是旧唯物主义的范畴。既然五官分工，那么有的人就适合读书习字，所谓劳心者，有的人就只好劳力当奴隶。而这种分工的背后需要统治阶级进行学习知识，这就与儒家强调学习，把教学，作为第一要务的理由。我们的儒家重视教育和马克思上面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论语》第一句话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原因，你虽然整天学习，而且反复学习，可是你学的是统治别人的方法、本领，你怎么能不高兴呢?更何况这些东西本来是少数奴隶主才能学到，现在孔夫子有教无类，很多破落户奴隶主子弟也可以学到，上升到地主阶级的部分人也可以学到，这当然是高兴的事情，如果想想我们的老歌曲《夫妻识字》就知道，学习为什么令人快乐了!

但是随之而必须认识到的是这一切都基于唯物主义，旧的唯物主义。所以，儒家思想始终是反对鬼神的，反对迷信的。

这里的唯物主义就是环境决定论，一部分人高于另外一部分人，而那些低水平的就需要学习，被外界的环境所感染、影响。这样，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古代就具有极为高的地位。所谓天地君亲师是古代最高的五个对象。

而这就必然要归结到所谓的天才说，而天才说则归结到五官的分工上，五官的分工不过是社会分工出现的表现，是社会出现阶级的表现。

也正因为社会出现阶级，所以统治者才要凌驾于社会之上，把自己装扮成貌似公允的最高统治者，这才有了《洪范》中下面的箴言：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翻译成白话是：

不要偏颇，不要不平，要遵循君主的正义;不要只顾私好，要遵循君主的正道;不要行恶，要遵循君主的正路。不偏不倚，不结党营私，王道就会坦荡;不结党营私，不偏不倚，王道就会平正;不反侧邪曲，王道就会正直。使大家共同归向最高准则。

也就是说这套东西是最高统治者的治国之术，治国之术就是公平的，平衡的。不偏向任何一方面，自己始终是最为公正的。

看看和我们现在的那些价值观是多么的一致啊!

这套貌似公平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明确提到的。这是社会分为阶级，但是又不能让社会陷入无尽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作为貌似公允的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就出现了。马克思早年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是《批判导言》)中提到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私事当做公事来办而已。

可以说，只有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才能知道《洪范》这里的帝王大法的秘密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把分工和帝王大法放在一篇文章中，虽然古人认为里面的部分段落有错简，但是有价值的部分却是符合辩证法的，是有内在联系的。

这样，我们就在《洪范》中发现古人偷偷安装了一个对立统一的规律在这篇传世大法之中。社会分工是对立，而帝王的不偏不倚的帝王术则是统一的。

由于阶级的存在，这套方法到现在依然有效。

儒家在先秦就达到了旧唯物主义，或者说我们先秦思想家就达到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旧唯物主义，这点不只是儒家，庄子的《秋水》对于物的定义和笛卡尔的一样：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

意思是说：万物的量是不可穷尽的，时间的推移是没有止境的，得与失的禀分没有不变的常规，事物的终结和起始也没有定因。

当然总体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是高于西方人的，就唯物主义来说也高于法国的旧唯物主义，达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水平。这点《庄子-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后代我们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宋代张载提出“民胞物与”，都达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必须有对象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引用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没有对象的东西就是无。就是不可理解的抽象，就是大忽悠。

儒家这种从分工开始研究世界的思路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关于西方近代思想从机械唯物主义到辩证法的过程中论述旧唯物主义产生的必然性是一致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第二部分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结合这里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儒家恰恰是先秦时代的文化开拓者，他们首先第一步当然是要看清面前的对象是什么，而后才能一步步展开，发展出辩证思维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老庄哲学必然是在儒家后面的，所谓的批判儒家思想，当然是要在儒家思想发展出来之后才能批判。

先秦儒家和旧唯物主义者具有相似的文化特点，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就是他们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开端之上。

当然，就《洪范》本身来说，其成文肯定是战国时期，甚至是战国中晚期，比孔子的《论语》要晚得多，理由也是一个，就是里面的辩证法思想肯定是后出的，这么成熟的思想只能是后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