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紫园：儒家“大学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儒家“大学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内容提要]儒家“大学之道”是人的生成之道。通过走上“大学之道”，人们才能最终走出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培育君子人格是历史的终极目标。就像指南针可以为轮船指引方向一样，“大学之道”在为个体指引成长方向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历史发展路径的定位系统。儒家“大学之道”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之道。这个生成过程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那种进化为人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通过引导人们遵道而行，儒学为这一潜能赋予理性的表达方式，使这一潜能上升为人类的自觉行动。人的生成过程需要有社会主义制度与之相配套，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也需要有君子人格理想与之相匹配，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动力。儒家“大学之道”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之道。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我们构建遵道而行的知识体系提供了优越的时代环境，正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发现，儒家“大学之道”的价值就在于为人类提供了超越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成长道路，因而我们认为它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关 键 词]大学之道;君子之道;价值体系;遵道而行
 

我们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精髓结合起来，首先就要找准其中的精华之所在。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所以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何为其中的精华，专家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且都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所以我们就要寻根究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那个把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那就是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它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为完美社会的生成提供人性基础，而要想成为君子，人们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由于儒家“大学之道”在个体成长与社会运行过程中这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儒家“大学之道”是人的生成之道

中华民族有一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位君子，实现人的天命。两千多年来，虽然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经济条件，儒家君子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因为，摆脱动物价值体系，成为一位君子，这不是人们可选可不选的目标，而是人所应当实现的天命，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篇》)。这个追求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个目标，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往和追求这个目标，就像每一粒大树的种子都愿意成长为一棵大树一样。

但要想把人性中的这种潜藏的天性实现出来，人们就需要突破同样存在于人性中的动物本能及社会环境中的私有制价值体系的阻碍。怎样引导人类摆脱动物价值体系的控制和实现人的天命呢，在轴心时代出现的各种宗教哲学学说都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其中的绝大多数解决方案似是而非，唯有儒学找到正解。儒学的优势在于抓住了培养君子人格这个根本，引导人们“大学之道”，通过坚持遵道而行，人们就可以走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控制，把自己培养成君子，在现世生活过程中实现人的天命。人的天命意识的觉醒是最根本的觉醒，有了这个觉醒，人才能开启向上成长的人生之旅。因而我们说，儒家“大学之道”是人的生成之道。

儒学是人学，培养君子人格是整个儒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其终极目标，这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异化。他对异化现象的深刻洞察，源于他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的深刻同情，这其实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孟子认为这是“仁之端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高度契合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仁之端也”。因而我们可以说，儒学是人学，马克思主义也是人学，他们的目标都是引导人类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培育出完美的人性，由于这个共同目标，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就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所以就能优势互补，构建一个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

人的生成过程伴随着人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为人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儒学需要在人的现实生成过程中发展完善，所以就要经历一系列发展环节，它不可能一出世就十全十美。但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其他哲学和宗教学说相比，儒学一出生就与众不同，首先是它摆脱了人格神的纠缠，没有那些繁杂的清规戒律，因而就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其次是它一问世就抓住根本，以培养君子人格为目标，为人类的自我拯救提供了合理的方法与路径——“大学之道”;其三是通过引导人们遵道而行，把君子人格的培养与社会运行状态的改进融为一体，脚踏实地地致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三个特点是中华文明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有了这个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和内驱力，人们一旦觉醒，就会自觉自愿地投身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历代君子也不断深化和完善人学理论体系，针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以博大的胸怀吸纳其他各个文明的成果，包括吸纳马克思主义，从而也就可以发展出一套越来越完善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二、培育君子人格是历史的终极目标

中华君子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命意义的最好解答，同时也为历史进步规定了正确方向。“大学之道”即是人的生成之道，这个生成过程不能由单个人独自完成，而是需要全人类来共同完成，于是乎，培养君子人格不仅是整个儒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历史的终极目标。围绕君子人格的培育，儒学就可以构建一个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从个体的格物致知开始，经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等一系列发展环节，最后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而在最后这个治国平天下的环节，儒学还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夺取执政权力，然后才能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深入认识价值体系在个体生命过程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价值体系的存在与作用，进而运用执政权力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进行文化建设，做好了这件事情，才能把整个社会运行过程都保持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实现儒学的那个终极目标——进化出完美的人性与完美的社会。

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个信马由缰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自觉坚持遵道而行的过程。这是因为，在人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歧路，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而那个把人们引入歧途则正是人们自己身上的动物性本能。人类从动物界进化而来，所以那种动物性本能就一直纠缠着人类，它会自发地在个体的坚持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互相强化的超循环，把文明拉到丛林状态，推向自我毁灭。为了对抗这种来自人类社会本身的自毁机制，所以就需要有一种引导人性向上成长的价值体系，通过人们对它的自觉坚持而形成超循环，把社会运行过程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两种价值体系超循环之间存在着竞争，与之相对应的，就产生了两种制度、两种话语体系的竞争，其力量的对比与消长决定着社会前进与倒退。在这两条道路、两种力量之间，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选择，但这种不选择仍然也是选择，而且往往是最糟糕的选择，因为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是一个先入为主的存在，不选择即是对它的默认。自以为是在坚持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人们，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被一种异己的非理性的力量控制着。此即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平庸之恶”，正是由于无数人的不思考、不选择、随波逐流，社会生活中的那个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才能自动地运行起来，控制社会运行过程，把它推向自我毁灭。

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大船必须有卫星导航来为其定位和规定方向，但在人类在历发展进程中却没有这个定位系统，人类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所以人类就经常地误入歧途，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在错误方向上一旦迈出一小步，就会形成“路径依赖”，越错越远，再也找不到回归正道的机会。回顾历史，各种文明和社会群体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千奇百怪，政治家们也不断总结前人的教训，但人类总是防不胜防，按下葫芦漂起瓢，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发展过程来看，最终都要发展到百病丛生、难以为继的程度。

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历史发展方向的迷茫，才能显示出儒家“大学之道”的重要性。就像指南针可以为轮船指引方向一样，“大学之道”在为个体指引成长方向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历史发展路径的定位系统。一方面，“大学之道”为政治活动提供了目标与评价标准，把社会政治活动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运行;另一方面，在引导人们遵道而行的过程中，为社会带来了一种对抗自我毁灭的正能量。君子人格理想不仅使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具有了崇高的价值，也使中华文明具有了博大开放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正是由于君子人格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和历史首创精神，儒家倡导的大同世界理想也就具有了自我实现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就可以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雾，历经各种艰难曲折而延续下来，最终发展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体系。

儒学需要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发展完善。比如关于人性的认识，马克思有一句被经常引用的名言：“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相比于那些仰望天国与神祇的各种宗教学说来说，这句名言把眼光收回来关注人本身，因而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但它仍然未能深入到人性深处抓住根本。而要想抓住人的根本，靠的不是哲学家在书斋里的慎思明辨，而是要在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世界的百年实践中不断深入，经过“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等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挖旧制度的地基，才能最终发现人的根本就是价值体系，才能最终发现“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进而才能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列入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为什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为什么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实现人的天命这个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培育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代新人。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代新人，也就没有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共产党人才能在社会政治领域进入自由王国，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稳定下来。

当我们发现了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之后，自然也就发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儒家“大学之道”即是一代新人的生成之道，正是在坚持遵道而行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发现，社会主义制度是遵道而行的政治制度，于是我们才能真正的具有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儒家“大学之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之道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目标，为儒家“大学之道”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契机。所谓“新形态”，不仅要有高质量的发展，还要有社会的和谐、人性的进步，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以就必须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培育超越了动物状态的新人性。完美的社会由完美人格组成，而完美人格的生成，则要靠儒家的“大学之道”，只有在人格普遍提升的基础上，一个新制度才能生成。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社会只能继续在现有轨道上下滑，越陷越深。因而我们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传承弘扬儒家“大学之道”。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的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那种进化为人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儒学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可替代，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引导人们遵道而行，儒学为这一潜能赋予理性的表达方式，使这一潜能上升为人类的自觉行动。正是由于有了儒学的这项工作，中华文明也就与其他文明区别了开来，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通过坚持遵道而行，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就可以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宽广，所以我们就可以实现伟大复兴。在看到人性深处存在这种向上成长的潜能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其中也存在动物性的破坏性的潜能，如果放任这种潜能发展起来，人类社会就必然走向自我毁灭。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灭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制度悖道而行，它用一种扭曲片面的价值体系来引导人性。在这种扭曲片面价值体系的控制下，人类虽然也在创造历史，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也在增长，但终究无法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便看到美国霸权正在我们面前衰落，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走向衰败。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其原因就在于能够坚持遵道而行。儒家学说认识和坚持这种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所以就代表了向更高文明形态进化的希望，在追求君子人格的过程中，人们改造自己，也改造社会，同时也按照人的需要改造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由此而带来了整个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人化”。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再来考察这个“人化”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儒家“大学之道”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联系：

首先，人的生成过程需要有社会主义制度与之相配套。完美社会产生于完美人性，这是一条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公理。依据这一公理，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君子人格是完美人性的标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高级社会发展阶段，两者相辅相成，社会主义是与儒家君子人格理想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儒家君子人格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配套的人格理想。由于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就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精髓结合起来。如果忽视了这种有机联系，不管是单独地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还是单独地追求君子人格，都无法摆脱片面性。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儒家君子就无法实现人格完美;如果没有个体生命轨迹的普遍提升，也不可能把社会运行过程稳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需要有君子人格理想与之相匹配。追求君子人格理想的人自然而然地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与之相应的，不知追求君子人格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可有可无，甚至会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必欲把它搞垮而后快。由于儒家君子人格理想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上述有机联系，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某些“共产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他们只需缩手袖间、耐心等待。而对于儒家君子来说，对天命的追求是潜藏在他们内心深处那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当人们的天命意识觉醒之后，不管处在什么时代，也不管科技生产力水平发展如何，把自己训练成君子，都是其至高无上、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目标，因而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他们都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必然要致力于构建一个与之相配套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真正的君子一遇到马克思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同和拥护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这样的人自然也就可以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长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公民。

其三，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动力。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向全社会普及“大学之道”，让闻道君子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出来。我们所要建设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标准蓝图，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事物同改造旧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要新得连一丁点旧事物也没有)的抽象愿望这种矛盾中产生的。”由于这种抽象愿望只能产生于具有家国情怀、关心公共利益的闻道君子，所以我们就必须唤醒人们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在追求君子人格的过程中，人们自然也就要为自己实现君子人格目标营造适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当这样的人大量地产生出来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自然也就具有了发展完善的内在动力。

知道了儒家“大学之道”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我们便可发现，儒学不是自我陶醉的心灵鸡汤，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抽象思辨，而是一个引导人们向上进化的知识体系：通过引导人们遵道而行，儒学就可以为个体提供生命意义的正确解答，指导个体正确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借助于人们对于君子人格的追求，儒学就可以为构建完善的政治组织体系奠定人性基础，完善的政治组织体系反过来又为人性的健全发展提供组织制度和文化环境的保障。于是在不断完美的人性与不断完善的政治组织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超循环。当这个超循环最终稳定地运行起来之后，产生于私有制价值体系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两极分化以及与相伴而来的阶级斗争将逐步淡化消亡，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也就可以逐渐从一盘散沙状态转变为有机融合状态，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也就逐渐生成了。由于这个文明形态产生于人类个体的遵道而行，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称之为遵道而行的文明形态。

恩格斯描述了这种文明形态，他说：“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規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完成了这一飞跃，儒学的“为万世开太平”、老子所期待的“无为而治”也就实现了。

恩格斯接着断言：“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经过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艰难历程之后，我们现在则进一步发现，并非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华君子文化的自觉传承与弘扬者。于是我们便可发现，只有我们这个始终一贯地坚持遵道而行的民族，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创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儒家“大学之道”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之道

人类要彻底走出动物界，就必须坚持儒家“大学之道”。其原因就在于，只有走上“大学之道”，人类才能摆脱动物价值体系的控制，超越私有制政治经济制度为人们所设定的人生目标，此即所谓“闻道”。当人们“闻道”之后，才能遵道而行，成长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一代新人。我们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同样也要走上“大学之道”。这是因为，新的知识体系只能产生于突破了私有制价值体系束缚的新人，只能产生于遵道而行的生命过程。庄子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套用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有新人而后有新知。通过坚持遵道而行，人们才能超越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束缚，认同和接受新的知识体系，进入新的知识体系。

没有新的知识体系，自然也就没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走在正确道路上，引领人类开创文明新形态，其原因就在于中华古代圣贤从轴心期一开始就找到了“大学之道”并坚持遵道而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就可以称之为遵道而行的知识体系。但我们也还要看到，虽然有的人坚持遵道而行的知识体系，也还有很多人不知遵道而行，甚至顽固坚持悖道而行的知识体系，于是在这两种知识体系之间就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在同样坚持遵道而行知识体系的人们中，由于人们在闻道履道水平的高低不同，也会产生很多纷争。要想消除这种纷争，归根结底还是要抓好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走上“大学之道”。当人们在这条大道的攀登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自然就会发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把两者贯通和结合起来，构建起新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在遵道而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消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之后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因而是遵道而行知识体系的更高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更高发展阶段。

必须强调的是，要构建遵道而行的知识体系，不仅需要学者们的努力，同时还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过程的发展进步。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我们构建遵道而行的知识体系提供了优越的时代环境，正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理论家们才能重新发现中华君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君子文化传统的血脉相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其他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构建一个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的知识体系，因为它是从中华文明这棵大树的老根上长出来的知识体系，所以也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必须强调的是，这个知识体系不仅属于中华民族，同时也属于全人类。只要人类存在，它就必然存在，任何知识体系都无法取代它。

社会主义制度为人们坚持遵道而行创造了条件，反过来也对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适应这种制度的要求，人们就应当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控制，按《共产党宣言》的说法，那就是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成员。中国人追求君子人格，其目标就是为完美社会的生成提供人性基础，这是一项漫长的艰巨的任务，我们努力了两千多年，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才遇到适宜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所以我们便可以说，君子人格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人格类型。社会主义制度与君子人格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正是在理论上实现“第二个结合”的物质基础。认识了这种有机联系，我们也就知道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那就是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走上“大学之道”，成长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至诚君子。有了全体社会成员对于君子人格的追求，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也就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也就彻底破灭了。

“大学之道”不仅是人的生成之道，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进化之道。只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才能发现儒家“大学之道”的重要价值和优势，因而才能断言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面对当今人类堆积如山的各种难题，资本主义治理体系已经黔驴技穷，唯有传承了儒学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当今中国社会稳定，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国力蒸蒸日上，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大学之道”，为中华民族构建了一个遵道而行的知识体系，把中华民族保持在正道上。为什么我们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我们能够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都是我们始终坚持遵道而行的必然结果。相比于其他各种悖道而行的知识体系来说，这个遵道而行的知识体系具有如下优势：

首先，从理论上说，这个知识体系抓住了人生与社会运行过程的根本——道，所以它就具有了如下特征，一是精确而简洁，可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二是没有内部矛盾，逻辑自洽;三是具有广阔视野，可以与其他各种理论体系融会贯通，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实现有机融合，也可以包容弗罗伊德和马斯洛的心理学;四是具有与时俱进的潜能，正如《中庸》所说的那样，“致广大而尽精微”，既可以为历代圣贤提供无法穷尽的理论话题，也能够跟随时代的进步，为各种现实难题提供解答。

其次，从实践上来说，这个知识体系引导人们遵道而行，为个体提供一套合理的人生目标和行为法则，引导人们在推动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生命的最大价值。当今人类社会一片混乱，各个国家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大量难题，唯有我们中国一枝独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其原因就在于这里有很多人坚持遵道而行。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普及“大学之道”，中华复兴的步伐就会走得更稳更快。目前我们正处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诞生过程的阵痛之中，遵道而行与悖道而行这两种知识体系激烈交锋，正进行着一场大决战。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各种尖锐矛盾，我们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同时也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从国际环境来看，有垂涎欲滴、虎视眈眈的外部敌对势力，从内部来看，仍然存在不少挑战，诸如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如此等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坚持遵道而行，通过每个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坚持，形成稳定的超循环，才能使这些问题逐步消解。

正胜邪则病退，邪胜正则病进，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人体，也适用于社会有机体。正是由于历代君子对君子人格理想的漫长坚持，中华民族才具有了遵道而行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引导人性与社会健康发展的正气，也为我们现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留下了丰富的理论储备与实践经验。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儒家“大学之道”终于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所以我们才能发现，儒家“大学之道”的价值就在于为人类提供了超越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成长道路，这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珍宝，因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光明日报》2023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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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儒家君子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2024ZT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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