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至暗时代的奴才训化书

在当前中国社会，在文化领域上几近废墟，而在这废墟之上，妖魔鬼怪频出，各种群魔乱舞……

古圣先贤的至道文化，在我们这一代几近全部毁灭，为此文化溯源，文化正本清源的工作，应该是我辈当前最为急切的重要任务。

不然，道不兴，国不正，正统文化不能全面回归，我们拿什么支撑起世界大国的文化自信?

为此，国家层面在近几年，不断呼吁要多关注传统文化，很多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溯流而上，回头探寻我们文化源头。

于是，他们找到了答案，名字叫“国学”。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精明的商业机构，却不失时机地加了一把把大火，最终成就了热闹非凡的“国学热”。

然而热闹的只是市场，市场的方向是盈利，市场的标准是有利可图，而这回归“国学”的热潮中，热闹的真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么?

为此，我们不仿看一下，就在当前，市场上有一本非常热闹的书，书名叫《弟子规》。

一、好一锅迷魂汤

那么，《弟子规》是一本什么书呢?从书名来看，这是一本童蒙书，一本读书人、士家子弟的行为规范。

《弟子规》全文1080字，以“三字经”的形式讲了七件事：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可以简单理解为读书人在家、出外、待人、接物、学习诸项的行为说明书。

乍一看，这是再标准不过的“儒家行为规范”，没有哪里不对，也没哪里不好啊。

然而，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特性，让世人深受其迷惑而不自知，日积月行而堕入彀中。

纵观《弟子规》全篇，无一不是行为法则，处世规范，这种法则与规范的指向，是对内自觉的自我约束，服务的对象，是父母、兄弟、长辈、世人。

而规范的内容，是行为、仪容、恩怨、名誉、勤学，学习的内容则是“非圣书，屏勿视”等等。

如此多的约束，如此多的形式的庄严，要承载怎样宏大的使命呢?这圣徒般的所谓“自我修养”，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书中没有给出答案，也许书名就是答案，形式的修炼便是目的，通过诸多个体谨小慎微的修行，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的目的。

成书于所谓“康乾盛世”时期的《弟子规》，是满清当局推崇的启蒙教材，自当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立场和文化态度，也是统治者推行“儒家”教育的重要工具。

他们这种所谓的儒学教育，不过是借儒家的皮，行邪恶奴化教育之实。我们不妨重新回溯历史，看看原版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

孔子周游列国，孟子交游诸侯，荀子经营稷下学宫。儒家先哲所言所行，从来不曾远离自己的使命——天下。以行践言，致用天下。

《礼记大学》体现的是孔子的“天下”思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孟子离娄上》体现了孟子的“天下”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在《荀子正率》中，荀子也有自己的观点：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在以后的儒家诸圣中，也有不少关于天下的精彩表述，如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为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经过对比，一个事实跃然纸上：儒家努力践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完全阉割了。

《弟子规》的所谓个人修行，在“修身、齐家”之间模棱两可，并且在“治国”和“平天下”这两个功业平空消失。

何以如此?难道读书人关心国家天下会危及朝廷的安危?疑惑之中，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

对于满清朝廷而言，孔孟诸圣对于“天下”的表述，字字都是诛心之论，自然要删个干净，以防患于未然。至于为什么要防，防的又是谁?答案不言自明。

拿儒家先哲与满清启蒙读物相比，貌似有以大欺小的嫌疑。那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量相当的同级别选手来比较---《千字文》

《千字文》由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纂，是一篇千个汉字组成的四字韵文。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千字文以天地宇宙开篇，气度恢宏，包罗万象，四字成句，连句成韵，并且千字不同。整篇既有诗经的意境之美，又有整篇的开阖之美，灵动之美，气象之美。

它们篇幅相同，形式相似，而在《弟子规》千年之前问世的《千字文》说了什么呢?

千字文以天地开篇，从天地自然讲到农业气象，从矿产特产讲到国家历史，从道德修养讲到田园生活，从百姓生活讲到修养为学。

《千字文》秉承华夏文化的观想模式，“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千字雄文，讲的是天地自然之道，国家运行之道。

当然，千字文也讲道德伦理，人文修养，“以道处，以礼合”，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这篇浸透生命哲思的千字文，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一本启蒙书。

一个讲天地自然、国家运行之道，一个讲谨小慎微的所谓修身模式。两篇高下相较，不可以道里计。

正统儒家圣贤之书，教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

成书于萧梁的童蒙书《千字文》，教人的是天地万物，历史家国，人活在天地中，生活在历史中，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文化中，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之道和国家社会之道。

而成书于“康乾盛世”的《弟子规》教人的是什么呢?

好好地做一个乖宝宝，在划定的笼子里玩，恪守成规，不可逾矩，别想什么国家，别想什么天下。

在这种设定下，读书人的世界，从天下退守到自我，从观想世界到退修仪礼，从社会自然退守到书桌一隅，从历史当下未来退守到日常琐事。

自此，世界的宏大与历史的纵深被压缩截取，精致的书房文化与个体礼仪修养成了努力的方向。而统治者以所谓的文化形式，文明的方式，完成了对读书人风骨抽取与精神阉割!

随着时间流逝与代际传承，家国天下的使命感逐渐淡去，书桌砚台、日常修为日渐精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被“工匠精神”般的修身方式所取代。

自此，千里马蒙上了眼睛，戴上了笼头，在磨坊里孜孜不倦。

《弟子规》这锅迷魂汤，读书人越品越有滋味，浑不知积年之下，骨头越泡越软，功业越修越浅，眼光越浸越短。

二、一叶索秋，斑斑血泪

《弟子规》不是孤立的存在，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只是历史行为系统的一小部分。

我们先从《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说起，引一段百度百科的文字：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人，生于清代顺治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从师党冰壑游历，平生只考中秀才，主要活动是教书。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

这段文字大致交代了李毓秀的生平与成就，历四朝而不仕，以秀才之身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终成大家。观其一生，一个典型的草根励志模范。

而如果把目光投回那个时代，历史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图景：在李毓秀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1648年，他的故乡山西爆发了反清大起义。

也就是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姜瓖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

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随后，山西、陕西全省响应，反清起义的烈火越烧越大。

由于反抗势力各自为战，在满清政权与反动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山陕两省的反清大起义一年之后被扑灭。清军在镇压山西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老弱，表现得极度野蛮与残酷，所行所为令人发指。

清代官书虽然尽力遮盖真相，但从一些档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窥见，里面一页页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

大同城破以后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题请销结案件。

然后，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

《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

在野蛮的屠戮面前，英雄的血性随着鲜血流尽而归于死寂，而苟活下来的选择了顺从与卑服。

李毓秀显然不是什么英雄，作为人间地狱亲历者与见证者，终其一生都在接受奴化教育，传播奴化教育。

《弟子规》一卷千言，不谈天下，不及国家，更看不到一丝血性，终篇写的都是卑服与顺从。

《弟子规》的真相，深深地隐藏在历史中，并且《弟子规》并非是历史唯一的见证者。

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涉及明朝的不利清朝的文献全部被禁毁，查缴的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

在种种努力之下，有关明朝的资料典籍，被系统地从历史中抹去了。

为此，我们今天只能看到徒有虚名，而无真实的各类明朝史书，像《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

三、血色黄昏

《弟子规》不过是满清奴化教育结出的邪恶果实。它是一把钥匙，用它可以打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读书人的桃花源，而是华夏民族的血色黄昏。

无论大同、扬州、嘉庆的屠城，还是戴名世的死难，方孝儒的流放。这些血腥的手段既不是目的，也不是全部。

满清的目的是统治权，要以不到百万的小族，统治上亿人的天下;要凭关外的一隅之地，占据关内的锦绣河山。

作为野蛮落后的少数派，要达到占领大多数，统治大多数的目的，如果没有汉奸卖国贼的帮助，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在范文程、宁完我、吴三桂等汉奸投机派的辅佐帮助下，满清贵族凭借其军事优势，为攻取天下，先后实施了种族灭绝、科技灭绝和文化灭绝策略：

1、种族灭绝政策

早在入关之前，为巩固其在辽东的统治，满清贵族先后屠杀了100多万辽东汉人。

他们入关之后，畿南、潼关、济南、扬州、嘉定、昆山、江阴、常熟、四川、金华、泾县、赣州、同安、平海、南昌、邵武、湘潭、南雄、蒲城、曹州、汾州、大同、广州、潮州、永昌……血路绵延、血河流淌，从东到西，从北向南。神州陆沉，黎民鬼哭。

历史学专家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史》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国全国有人口约六千零六十九万，但是当时的中国还需要缴纳人头税，所以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

当时许多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的时候在一亿以上，葛剑雄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

由于大量的“屠城”、“屠村”，真相也因为缺少见证者而湮灭在历史深处。根据后人的推测，被满清屠戮的各族人口数量在4000万到8000万人之间。

这与同时代印地安人在美洲的遭遇，何其相似!再也不要说什么人多力量大，没有骨气与血性，再多的人口，与猪羊何异!

满清整整用了37年的时间，淫掠烧杀，方才平定了全国。此时的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经此之后，有思想，勇于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顺服的“奴才”。

在屠戮面前，顺我者为奴，逆我者为鬼。天下噤若寒蝉……

2、科技灭绝政策

1637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天工开物》出版发行。

这部足以改变历史，改变世界的伟大著作生不逢时，在晚明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中无从传播与应用，七年之后，明朝灭亡。

无论是流民组成的大顺政权，还是风雨飘零的南明朝廷，都无法提供发展科学技术的稳定环境。

晚明科技仿佛一颗璀璨的流星，它以耀眼的光芒划过天空，然后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1773年，满清政府借修《四库全书》的名义毁禁科技文化，因为发现宋应星哥哥及友人的著作有反清思想，提倡“华夷之辨”，因此借收书之名尽可能地销毁《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在清代基本绝版。

《天工开物》不是孤例，诸如《武备志》、《战守全书》、《百将兵法》、《边略》、《古今兵鉴》等大量政治、军事、武备、边防等著作或毁或禁。

满清以武立国，在侵掠扩张的过程中多次失利于先进的兵略与兵器。出于恐惧与统治的需要，不遗余力地捕灭东方大地上的刚刚燃起的科技之焰，用暴力与恐怖让世界重回黑暗。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为未来的远东政策打算，借着祝寿的名义，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为代表的使团来华考察。

在马戛尔尼眼中，当时贫苦的中国人生活质量相当掩蔽，饭食不但粗，而且做饭的地方相当脏;中国人对陈规陋习顶礼膜拜，对机械工艺一无所知。

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做工粗糙，镀金不匀;制革技术和远航技术都比西方落后;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

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写道：“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而在此360年前的1433年，中国人率领的船队正在印度洋的披波斩浪。

1578年，《本草纲目》出版;1607年，汉译《几何原本》完成;1637年，《天工开物》问世;1639年，《农政全书》付印……

所有为崭新时代准备的一切，在野蛮与杀戮面前，文明成了泡影，一个伟大民族全新的梦想，还未起飞，便已折翼。

从利马窦同朝为官，到马戛尔尼须行跪礼的的天朝上国，这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真实地诠释了当政者对文明与力量的理解。

1410年，明成祖组建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全营官兵5000人，装备步兵火铳3600支、专用枪药9000斤、八钱铅子90万枚、多管火铳200支、专用枪药675斤、炮兵专用手铳400支、野战重炮160尊……这比欧洲最早的成建制西班牙火枪兵早了整整一个世纪。

而在1900年，义和团最主要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同年，满清武力的精锐，僧格林沁的骑兵们在八国联军的机关枪下完成了轮回。

从17世纪的杀戮者，到20世纪被杀戮者杀戮，野蛮者的本性未曾改变，只是在时间的交点上，一方借助坚船利炮完成了起飞，另一方则在杀戮天下的同时也自废武功。

3、文化灭绝政策

首先，篡改经典，实行奴化教育。儒家正统文化肯定人的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而在满清统治者这里，这种正统文化是危险的。如果任由这种“以天为道，以人为本”的思想蔓延发展，满清统治者迟早会失去这个由阴谋、杀戮得来的世界。

基于这种需求，御用文人只有“赋于传统经典以新的时代内涵”，让圣哲先贤为政权服务，用变了味儿的“文化经典”，为野蛮统治注入合法性。

在《论语·颜渊》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而到了纪晓岚这里，就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孝。”

孔子讲的是秩序与责任，天地万物有秩序才能运行，朝野家国也要遵循运行的秩序，君王有君王的权威，君王有君王的责任。臣下有臣下的位置，臣下也要有臣下的担当。君臣父子，都要遵从秩序，国家社会才能健康运行。

而在纪晓岚嘴里，君臣父子成了一级压一级的隶属关系，自强不息的君子消失了，代之以卑躬屈膝的奴才。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统治者歪解《孟子》，让天下黎民各安其分，各安其命。话是原话，却变了味儿。

《孟子》全篇讲的是仁爱，讲“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治人、治于人的前提是德配其位，才配其位，君王与臣民都要遵从天道，都不能为所欲为。

而到了满清这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了君权神授的先验论与宿命论。君王可以暴虐，但奴才不可以反抗，反抗就是违反上天的意志，就是逆天而行。

通过对经典的篡改，满清统治者屏蔽了儒家经典的天地、庙堂、人伦“天人合一”的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屏蔽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轻民贵”、“道远人则不仁”、“生命至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屏蔽了士人积极有为、主动思考、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而以经过篡改的，适合统治的奴化思想取而代之，从幼童开始，灌注奴才思想与行为标准。

其次，大兴文字狱。文字狱由来已久，但一般表现为巩固皇权与打击权臣，范围与影响都较小。

满清一朝，出于民族压迫与政权稳固的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极端野蛮残暴的文化恐怖政策，范围广，烈度大，时间长，形成了世界罕见、中国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文字狱贯穿整个满清王朝200多年，其中为祸尤烈的时间约为一个半世纪，自顺治始，经康熙、雍正至乾隆四朝，而在这四朝当中，以顺治、乾隆两朝最为暴戾。

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一族全部被屠戳。

后来，戴名世编了一本《南山集》，记录了一些比较真实的明朝史料。康熙知道后勃然大怒，就把戴名世也杀了。

《南山集》里收录了方孝标留下的一些明朝史料，方家的人也全部被流放黑龙江。

按保守估计，清代文字狱有200余起，文人学士在文章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讽满清的内容，即兴大狱，广事诛连。除极个别事出有因外，多是捕风捉影，滥杀无辜。以文人颈上之血，杜天下黎民之口。

而李毓秀生于顺治年间，卒于乾隆年间，正是满清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他不可能不耳有所闻，目有所睹。在十室九空、白骨如山的山西土地上，在浸透鲜血的文化天空下，他不会不知道，自己写出怎样的教材、怎么的编者能让统治者欢心并采纳推广，而不是用他自己的血，去祭奠他的作品。

如果历史过于久远，我们不难从相似的历史中找到答案。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德语取代法语成为占领区的合法语言，语言所承载的，除表达工具之外，还有话语权与价值观。

更近一点的历史，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的伪满州国，以日语为官方语言，以倭皇为政府代表，以大东亚共荣为其民族政策。当然这个“共荣”的解释权是胜利者享有的。

对日本人而言，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东亚一体，共存共荣”。

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康乾盛世”则是他们创造的伟大时代，前追尧舜，后逾汉唐。

通过展示所谓“康乾盛世”，推行奴化教育，满清试图建立天朝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华气象。

马戛尔尼戳破了这层画皮，他眼中的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当时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

再者，毁灭文化载体。满清的制度上的文化灭绝政策表现为科技、教育的反动政策与措施，在思想领域主要表现为“文字狱”和人为阻碍人文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传播。

体现在具体行为，借修“四库全书”和“文字狱”为名，收集、毁弃图书，把一些重要著作列为“禁书”。因上文有所涉及，此处不再展开。

从明朝中国人意气风发地走向世界，到“胆怯、肮脏并残酷”的“康乾盛世”。1644年是一个分水岭。

18世纪末的中国，科技的希望之火已然死寂。

18世纪末的中国，人文的希望之火已然死寂。

18世纪末的中国，不屈的抗争之火已渐燃渐熄，失去了科技和人文思想的双翼，仅凭血气之勇的抗争难以产生超越自身的意义。

………… ……

此时，李秀毓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他所编纂的《弟子规》已经深刻影响了这个民族的几代人。

当光明消散，黑暗再次笼罩大地，暴力、宗教、蒙昧……这是神州大地漫长黑暗的中世纪。

最终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满清的文化灭绝政策成果显著。读书人的目光不再关注九州四海，不再游历天下。他们从大航海时代的世界抽身而回，在豆棚里闲话，在聊斋里鬼语，在古书中勾陈……

四、国学热，迎合了谁?

近年来，社会各界都在倡导和践行提出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而“文化自信”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天人关系”、“社会关系”、“人伦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背后的和谐、平等、自强、进取等文化精神。

在弘扬社会正气的舆论环境的情况下，《弟子规》重新走红，成为教育市场的宠儿，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经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弟子规》作为一本实行奴化教育的童蒙书，不具有文化正能量，它是封建野蛮恐怖统治下的精神统治工具，是邪恶与蒙昧的产物。

近年来的国学热是由一批“教育机构”炒作起来的。这些所谓的国学机构是真的在传播国学么?

张载评价佛教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夏虫疑冰，以其不识。

讲《弟子规》的国学机构是真的不知道《弟子规》在讲什么，还是原本就知道还要讲呢?

如果机构不明所以，那就是“夏虫不知冰”，这样的国学机构，以已之昏昏，如何使人之昭昭，还有必要办下去么?

如果机构明明知道《弟子规》在讲些什么，而广为传播，其居心就不是谋利可以解释的了。

国学机构，无非两个目的，一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二是追求商业利益。如果不是出于这两点，也许就只剩下一种可能，见不得人的目的。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与获得商业收益并不矛盾，而且应该获得支持与鼓劲，这样才能让优势传统文化更好地造福国家与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这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总有一些例外，“公知”和“大V”传播“新颖观点”由来已久，在长期的斗智斗勇中，人民群众早已认清他们的画皮，知道谁在背后操纵着这些人。

如今，“看不见的手”打着“国学”的名义招摇撞骗、混淆视听、毒化文化环境，是时候擦亮双眼，揭穿他们画皮了。

长满庄稼的田野才不会野草从生。伪文化和反文化的繁荣，产生于正统文化孱弱的环境。商品社会的评判和衡量标准，不能简单套用于文化领域，物化与量化会锈蚀文化的底色。

文化不是物质的附庸，不是生活的装饰品，它是人的精神家园，它是历史土壤蕴育的人与社会的运转程序与审美基础。

一个稳定与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社会，而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树立正统文化。

这种文化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君子自强文化。

这种文化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天道文化。

这种文化是“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的诗意文化。

这种文化是“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尚武文化。

………… ……

正统文化是衡量社会流行文化的标准，有了这正统文化这个标准，就不难看出流行文化所持的立场以及所代表的利益。

树立正统文化的标准，有助于让社会群众有学习的基础，判别的依据，并据此加强内功，增强甄别能力，让伪文化无所遁形，让伪国学失去市场。

四百年前，各族人民反抗蛮族统治血与火归于冷寂，为奴三百年的历史也终于在上世纪得以清洗。然而，洗去的只是躯体上血与火的痕迹。

灵魂深处的污浊，唯有用强健的灵魂方能清洗……

如今，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伪国学、伪文化再度沉渣泛起，并在市场上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繁荣还是荒芜?

野草的繁荣，是田野的荒芜。

邪教的繁荣，是社会文明的荒芜。

伪国学的繁荣，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荒芜。

我们或许为拥有人类唯一不曾中断的伟大文明而自豪，但又有多少人认识到，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有邪恶的力量在意图消灭这个文明，他们通过篡改历史、歪曲经典、以伪乱真的方式在虚无历史，抹黑文化。

《弟子规》不过是这些污水中的一滴。

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事实：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新世纪的起点，一直有一些力量，要把这个伟大的文明，要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再一次推进黑暗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