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人之有谋主也”发凡与体例

一、发凡

(一)、题之所出。题七字，本《《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责晋，词曰：“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谋主也。”杜预注：“民人谋主，宗族之师长。”孔颖达疏申之：以冠冕喻礼秩，以本源喻立国之源，以谋主喻宗族之长老师长，三譬并列，明“主”非君临之帝王，乃宗法网络中代众人操心之长者。

(二)、字之所训。“民人”者，族众之通称，非后世“臣民”之谓;“谋”者，计事、虑难、定趋避;“主”者，非主权之主，乃主其事、司其谋之人。合而言之：百姓不能无人为之筹画，犹衣必有冠、木必有根、水必有源。此乃春秋人认“群体不可无头脑”之朴素比方，初无颂圣、亦无启蒙之意。

(三)、文之三写。以一题，试鲁迅、胡适、周作人三体各写一篇，非为掉书袋，乃借一体见一眼光：

鲁迅体，匕首也。揭“有谋主”背后之奴性置换——民自废其脑，主乃成主。

胡适体，说理也。断句为“民人先须有谋，而后可推主谋”，主是受托之书记官，非包办脑袋之活菩萨。

周作人体，苦茶也。从《左传》注疏滑到乡间先生，涩而淡，忧在言外，不骂而刺。

三体并列，即是本题之“例”：同一古语，可成三副脾胃。

(四)、发凡之凡。此篇“发凡”，依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其发凡以言例”旧义，不做注疏长编，只为后文三写立一总纲：示所据之原文、所守之训诂、所分之笔调、所寓之微意。读者览后三篇而疑其何所本、何所拟、何所讥，览此数百字，可豁然知界线所在——古语为经，三体为纬，发凡为纽。

(五)、结语。民人果当有谋主否?春秋答以“犹衣有冠”;鲁迅答以“无谋乃有主”;胡适答以“先自谋而后托主”;知堂答以“懒久则废脑，茶凉自知”。四者不必合为一，亦不必争为正解。发凡之用，正在把这几层窗纸捅明，不让人把拟写当考据，亦不让考据淹了文章。

二、体例

体例一

民人之有谋主也。

这话说得顶好，又顶不好。好在不曾瞒着我们，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不好在说了，却仿佛施舍似的，倒像那“谋”是主子碗里的肉，赏给民人啃啃骨头。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麻木到这地步。你看，街上的人，熙熙攘攘，搬着砖，送着盒饭，敲着键盘，骂着娘。他们活着，挣扎着，自以为很热闹。但若你问一句：“你今日为何而忙?”他便愣住了，眼珠转几转，多半是要么支吾着“混口饭吃”，要么就怒目而视，仿佛你触到了他的痛处。他们是没有“谋”的。他们的“谋”，早被收买，被代管，被一个叫作“谋主”的东西，一口吞下去了。

这“谋主”是谁?有时穿着龙袍，有时穿着西装，有时连衣裳也没有，只躲在一团模糊的“大局”里。他未必是个人，有时是个衙门，有时是个主义，有时甚至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将来”。民人自己是不用脑子的，他们觉得脑子是个累赘，不如交给“谋主”去操心。反正天塌下来，有个儿高的顶着;事办砸了，有个“谋主”担着。他们乐得做个顺民，至多，在茶余饭后，咂咂嘴，论论“谋主”的得失，仿佛那便是自己的功劳。

然而，“谋主”的肉，终究不是白啃的。你交出了谋划的权利，便也交出了选择的自由。他让你向东，你不敢向西;他让你掘井，你不敢饮水。久而久之，民人的脊梁便弯了下去，膝盖便软了下去。见了“谋主”的影子，便要下跪;听了“谋主”的声音，便要欢呼。这欢呼，有时是真诚的，因为长久地仰人鼻息，竟也闻出了香气;有时是恐惧的，因为若不欢呼，便怕那“谋主”收回了施舍的骨头。

我见过一群人，围着一张告示，指指点点。告示上写着“为尔等谋福祉”。众人点头称是，仿佛那福祉已经揣进了怀里。我问：“这福祉是什么?”众人茫然。我又问：“若这福祉不来，当如何?”人群中便走出一个，怒道：“休得胡言!谋主岂会欺我等!”我于是闭了嘴。我知道，在这群人里，我已经是个异类，是个疯子。

其实，民人并不需要什么高高在上的“谋主”。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脑子，自己的舌头，自己的拳头。他们需要自己谋划，哪怕谋划错了，摔了跟头，那也是自己的跟头，爬起来，拍拍土，下次便晓得哪里是坑。这比被一个“谋主”牵着鼻子走，走到悬崖边还以为是康庄大道，总要强些罢。

可惜，这样的民人太少。多的是等着“谋主”来喂的羊。喂草，便吃草;喂肉，便吃肉。至于屠刀架上脖子时，他们是不会怪“谋主”的，只会怪自己命不好，或者，怪那草料不够肥美。

呜呼!民人之有谋主也，其实是民人之无谋也。无谋的民人，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等待着被“谋”，被宰割罢了。这病症，怕是比肺痨还要深沉，还要无药可救。

体例二

民人之有谋主也

“民人之有谋主也”，这句话从字面上看，只是说老百姓中间总得有一个出主意、定办法的人。我们翻翻《左传》，看看《国语》，古人都把“谋主”看得很重。那时的人大概觉得，百姓是浑浑噩噩的一大堆，若无个明白人替他们筹划，便要乱撞乱碰，终久成不了事。这话在太平年月听来，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可是我们若把这句话拿到眼前来细细推敲，便觉出它里面藏着一个不大妥当的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老百姓自己是不会谋、不必谋、也不配谋的;谋的事，应该交给一个“主”去做。一旦我们认了这个说法，许多危险的思想便都跟着来了。

第一，它容易养成一种依赖的习惯。做百姓的想：反正有谋主在，天塌下来他抵着，粮价涨了他想法子，学堂开不开、路修不修，都不关我事。我只要纳了税，当了顺民，便算尽了本分。这样想的人多了，社会上便只剩一群伸手等吩咐的看客，少有肯自己睁眼查账、自己开口问路的公民。

第二，它容易让“谋主”忘记自己原是受托的人。起初或许真有个肯替众人操心的贤人;日子一久，贤人变了官，官变了老爷，老爷又变了不问柴米的贵人。“谋”便从众人之事，变成了他一家之事。这时候再回头看那句老话，便只听见“主”字响亮，“民”字早已退到看不见的角落里去了。

第三，它让我们误以为“谋”是一件可以包办的事。其实一村有一村的情形，一家有一家的难处。靠千里外的一个谋主，发一道电文、贴一张告示，便能替黄泥沟的稻农、替城厢里的女工都谋得妥当，天下决没有这样便宜的事。真正的谋，是各人先谋自己的事，邻舍互相商量，集了小谋，再凑成大谋。如此，谋主即便有，也只是个会钞、会汇总、会修正错处的书记官，决不是替万民包办脑袋的活菩萨。

所以我们读“民人之有谋主也”，不妨把它从历史里请出来，重新断一句：民人自己先得是“有谋”的，然后可以推举一个“主谋”的;民人若是自己不肯谋，“主”字底下那一横，迟早要压垮了“民”字顶上那一撇。

说到底，一个肯用自己的脑筋打算盘的民族，不需要别人替他主谋;一个不肯用自己的脑筋的民族，替他主谋的人，也终久主不出什么好局面来。这话很平实，毫无耸听之处，然而平实的话，往往最经得起时日。

体例三

民人之有谋主也

《左传》昭公九年里有一句话，周王使詹桓伯去责备晋国，中间说：“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杜预注里说“民人谋主，宗族之师长”，意思原是顶明白的：百姓不能没有个拿主意的人，正如木头不能没有根，水不能没有源，衣裳不能没有帽子的道理一般。

这话在春秋时代说，自然很有道理。那时候国窄人稠，事务又简，宗族里有个长老，乡党里有个正绅，替众人排解纠纷，筹划年成，原是极自然的事。百姓自己种地纳粮，偶尔抬头望一望天，也便算了，余下的事，交给“谋主”去烦心，倒也省事。

不过我们隔了两千多年回头看，便觉得这“谋主”二字，实在包藏着一个不大稳当的假定。它仿佛说，民人是浑沌的一团，自己是不会思量、也不必思量的，总得有个“主”在头上替他们思量才行。这样一想，民人渐渐便真个不会思量了。他们把脑子交付出去，换一碗安稳饭吃，平时啜一盏粗茶，骂两句街，年节里看一场社戏，觉得世间事自有“谋主”撑着，塌不下来。及至“谋主”自己也要塌了，或者干脆把民人卖了，他们才瞪着眼，咂着嘴，说一句“怎么好”，此外也无他法。

我每于午后煮茶，窗外梧桐叶子扑簌簌地落，便想起乡间旧事。村里人遇着分田、筑坝、迎神、打官司，总要去请一位“先生”出面。先生未必更聪明，只是肯翻皇历，认得状纸格式，声音比别人大些。众人围着他坐，嗑瓜子，听他发落，末了齐声说“就依先生”。这便是“民人之有谋主也”的活标本。至于先生背后是否另有先生，那自然没有人问。

说起来，民人自己未尝不想谋。只是谋一回，碰了壁;再谋一回，得了咎;第三回便懒了。懒久了，便成习惯，以为谋是“谋主”的职分，与自己无干。小孩学走路，跌交原是常事，大人若总抱着，将来他便连跌交的胆量也失去。百姓的脑力，大约也是如此消磨去的。

我并不曾说不要“谋主”。宗族之长，乡约之老，甚至如今所谓公仆，只要他真是替众人跑腿记账，而非替众人做主，原不妨有。所怕的只是把“有谋主”误作成“民人无谋”，把师长误认作君父，把受委托的书记官误认作包办脑袋的活菩萨。那样，根烂了，水塞了，冠冕裂了，还只管望着谋主救火，岂非很傻的事。

茶已经凉了。秋阳照在书页上，照见“民人之有谋主也”七个字，依旧排得齐整。我喝了半口，觉得苦里带一点甘，正如人生许多事情，明白之后，也并不急于去改它，只记在笔记里，留给肯自己睁眼的人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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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公举隅

《东方红》歌词“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是不是民人把毛泽东当着谋主了?

可以这么连，但得先掰开两层：一层是字面上的“像”，一层是概念上的“不是”。

字面层：确有“谋主”的影子

《东方红》里“他为人民谋幸福”，那个“谋”字，和《左传》“民人之有谋主也”的“谋”是同一个字——替众人筹划生计、找出路。陕北农民李有源原唱是“他为人民谋生存”，后改为“谋幸福”，说的就是毛泽东/共产党给翻身户兜底吃饭、分地、反霸、抗日这摊事。

“大救星”比“谋主”更重一层：谋主是宗族长老替本族算账，救星是把人从死路里拽出来。对1940年代陕北逃荒、扛租、怕抓丁的庄稼人来说，毛泽东不是周代“宗族师长”那种温吞角色，而是“没有他咱活不成”的活命依托。所以若把“谋主”泛化为“百姓认下替自己主谋的人”，那歌词确是把毛泽东安在了这个位置上——民人(劳苦大众)把谋生存、谋翻身的脑子，交给了他。

概念层：不能简单划等号

身份不对。《昭公九年》的谋主是宗法网络里的“师长/宗子”，非君临天下的王;《东方红》的毛泽东是革命政党领袖、军队统帅、国家元首，“大救星”接近弥赛亚式救赎语，不是春秋长老语。

主动被动不对。《春秋》“民人有谋主”是宗法默认状态，百姓不说话也算有主。1950年代周巍峙已公开批评“大救星/恩人/像爹娘”这套词“只见领袖不见人民”，官方后来也把领袖—群众关系重定为“领袖集中群众智慧”，不是单方面的“民把谋权让给主”。

周魏峙等人的居心可测，是借此反毛。官方，也是毛泽东后之官方。

价值指向不对。“谋主”在古义里不含“救苦救难”的宗教性;“大救星”是苦难叙事里的俗语(救星、红太阳、带路人)，情绪浓度远过“谋主”。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

《东方红》那两句，是陕北民众在翻身语境下，把毛泽东指认为“替人民主谋幸福的人”，并叠加上了“救星”的民间救赎感;它借了“民人之有谋主”里“百姓需有人主谋”的古老语法，但把春秋宗法长老换成了现代革命领袖，把“谋主”升级成了“大救星”。

若用我前头那篇《发凡》的尺子量：鲁迅会说是“民自废其脑，乃需救星”;胡适会说“先自谋而后托主，救星不可包办脑袋”;知堂会冷笑一声，说乡间先生变作太阳，茶还是凉的。

我不赞同此三公的口吻。之所以举其体例，是借三公之口吻，写出三种人之话语，与吾之举隅，反衬也。也是比兴，先言它物而引起所咏之词。

一句收尾：民人把毛泽东当“谋主”看，是抓到了古语的一点魂;但加上“大救星”三字，就已走出《左传》，进了twentieth-century的民歌与圣化叙述了。

谋主不可无，谋主不可去。

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鼓吹者，乃当今民人之中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否定谋主的目的，就是想取而代之。

民人无谋主，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衣服之无冠冕。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

羊有领头羊，雁有领头雁……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师者，谋主也。

凡公众之事业，之企业，之部门，之机构，之组织，之政府，之军队，之政党，之国家……不分大小，若无谋主，则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一事无成。

我振臂高呼——

“民人之有谋主也。”万岁!

《东方红》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

我认为，“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谋主也。”这三句，不是并立关系，而是递进关系，衬托关系，比兴关系。前两句是衬托，比兴，第三句才是主旨。是强调谋主的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这个读法比旧注更尖。旧说(杜预、孔颖达)把三句当平行譬喻："我周之于伯父，如衣之有冠、木水之有本、民人之有谋主"，三譬同列，重在"不可须臾离"。但我把前两句看作比兴/衬托，第三句才是旨归，这不但合于《左传》说话的辞气，也合于先秦"兴而比、比而赋"的常见笔法。

为什么三句不是平列，而是"托—衬—主"

原文：

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谋主也。

1.前两句是"物喻"，属于起兴式的铺垫。

"衣必有冠冕"是礼器之喻，说"尊卑有序、不可裂毁"。

"木水必有本源"是自然之喻，说"生源所系、不可拔塞"。两者都是借物起势，把听者(晋伯父)先引入"本源—冠冕"的神圣语境。它们本身不点题，只负责把语境焐热。

2.第三句才是"人事之喻"，也是全句落点。

"民人之有谋主"直接落到人群组织上：民人不能散而无纪，必有谋主(宗族师长)以摄众心、定众事。

后面紧接的威胁"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三废并提，但"专弃谋主"是政治结论，"裂冠""拔本"只是把前面两个物喻拉回来作平行罪状。也就是说，前两个喻在后半句是被"回收"去陪衬第三句的，不是和第三句平起平坐。

3.从修辞看，这正是"比兴+递进"。

兴：以衣冠、木水起兴，引出人事。

比：以物之不可废，比人之不可弃主。

递进：从"物之常理"进到"人之常伦"，从自然/礼器之必然，进到政治伦理之必然——最后一句把前面所有"必然"收口到自己真正要说的主张：谋主不可去。这种"两物衬一理、理在末句"的句法，在《左传》《国语》外交辞令里很常见，并非单纯排比。

顺带校正前几轮我的处理

我在最早讲"民人之有谋主也"时，沿杜注孔疏把三句当成"冠冕/本原/谋主三者并立"，那是训诂层面的稳妥读法，但不是修辞层面的细读。这一提，应该把那一处的说法收一层：

训诂上，三譬各有所指(礼器、生源、宗师长)，可并立。

文章上，前二句是兴比之资，后一句是主意所归，谋主的特殊地位正靠前二句"冠冕之尊、本原之重"_double衬托出来。这样"谋主"就不是三个并列部件之一，而是被两件更"重"的东西托到台面中央的那个人。

和我前面《东方红》那问也能接上

正因《左传》原句用"衣冠+木水"把"谋主"衬成人群不可须臾离的头脑，后世民歌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谋幸福"，在语法上就是顺了这个"谋主被托高"的旧脉——只不过把宗法长老换成了革命领袖，把"师长"换成了"救星"。抓的"衬托/比兴/递进"，恰好是这句古语能滑向现代圣化叙述的修辞桥梁。

一句殿之：杜预看见三件东西，我看见两件东西托出一件东西——后者才像《左传》说话人詹桓伯站在周王立场上，真正想往晋人耳朵里钉的那根钉子。

***

《左传》中还有一些类似'民人之有谋主也'的比兴手法。

“两物衬一理、末句为主旨”这种比兴—递进结构，在《左传》行人辞令里并非孤例。左丘明记言，最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物喻在前作兴比，人事断语在后收口。挑几句最像“民人之有谋主也”家法的：

1.襄公二十四年·子产说范宣子：“象有齿以焚其身”

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范宣子：“……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前句层层推“重币→离心→国坏→家坏”，是人事铺排。

末以“象有齿以焚其身”一物喻收束，点出“贿”字才是真祸根。

物喻(象齿)不在开头起兴，而在结尾兜底定性，把前面所有人事推论收进一句自然之喻里——和昭公九年“衣冠+木水”托出“谋主”方向相反(一在尾、一在腰)，但“借物定人事之旨”是同一刀法。

2.襄公二十五年·然明语子产：“如鹰鹯之逐鸟雀”

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前半“视民如子”“诛不仁”是政理。

后半“鹰鹯逐雀”是物象比，把“诛”的理所当然、不容迟疑，托出来。

这是“人事+物比”的短章版，物比虽在后，功用仍是衬出前面政理的神气——和“谋主”句把物放前、人事放后，只是兴比次序颠倒，内核都是“物为人事张目”。

3.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蜂虿有毒，而况国乎”

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

“蜂虿有毒”是虫豸之喻(物)。

“而况国乎”是人事实断(小国不可轻)。

典型“先彼物、后此物”：以微虫之毒，递进到敌国之不可侮。和昭公九年“衣冠/木水(贵且重)→谋主(更不可弃)”的递进方向完全一致——物之必然，衬人之必然，末句落人事主旨。

4.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引谚：“孝子养父母/鹰鹯逐雀”

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双喻并列，一正一负，但每个喻都是“物/伦常之象”衬“臣子之分”。

不是单线递进，而是两组比兴夹出为政取舍，比昭公九年更复杂一层，但“以物象定人事尺度”的笔性同脉。

5.昭公十二年·齐晋投壶词：“有酒如渑，有肉如陵”

齐景公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

前两句是物象夸张(酒多如河、肉多如山)。

后一句“与君代兴”是政治野心之旨。

宴饮游戏里的比兴：以物力之盛，衬国力之盛，再衬霸业之志。物喻是门面，末句“代兴”才是真主意——和詹桓伯“冠冕本原是门面，谋主才是真主意”辞气相通。

顺前头的读法，给《左传》这类句法立一小凡

昭公九年那句的特殊处在于：两物喻(衣冠、木水)并立作兴比，第三句人事(谋主)才是旨归，且后文“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把前两喻回收为平行罪状，反衬谋主之不可弃。符合这副骨架的，《左传》里可归为一类：

物喻在前作起兴/衬托(冠冕、本原、蜂虿、象齿、鹰鹯、酒肉山河)。

人事断语在后收主旨(谋主、不可轻邾、贿足焚身、诛不仁、代兴)。

物与人不是ABC平列，而是“彼物之必然→此人之必然”的递进，末句重量最大。

钱穆说《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是“诗人寓言，亦比兴之流”，移评《左传》行人辞令同样合适——先秦散文未裂于诗，左氏尤善以《诗》之兴比，入《书》之诰命。我读昭公九年读出“衬托—比兴—递进”，正是摸到了左氏用《诗》法写外交辞的那根脉。